论孟子“好辩”的话语依据及来源
刘全志
孟子把自己“好辩”的原因归结为对杨朱、墨翟等人的批判，这使他为战国儒家赢得了“好辩”的名声，但孟子的这种解释无法回答为什么他在儒家内部以及与时人经常辩论。因此，孟子的“好辩”来源于多个方面：其中有对杨朱、墨翟之言的反攻，也有对当时知识界特别是稷下学宫论辩之风的吸纳，更有齐地“好辩”风俗的影响。与稷下学宫的“利口善辩者”相比，孟子的“善辩”在方法上还稍显逊色。当然，孟子的“好辩”并非仅仅为了取胜，其中更要受到儒家学说的制约。孟子对辩论的“不得已”态度，源于孔子对言辞功能的怀疑，而孟子对于辩论的开拓影响了荀子的立论方式。
［关键词］ 孟子；好辩；话语依据；孔子；荀子
在分析《孟子》文章风格时，许多论者都会关注孟子的论辩特色，如运用譬喻、寓言等方法循序推进，使对方进入圈套而不知。结合孟子的辩论事例，边家珍总结出“孟子论辩六法”：明以利害、启发诱导、事理辩驳、引人入毂、谐笑讽刺、喻以明理。［1］在论辩技巧方面，刘生良认为孟子采用的技巧主要有“回避术、转换术，求同术、擒纵术，圈套术、包抄术，比附术、诡辩术，追问术、反话术，铺陈术、排比术，等等”。［2］这些分析和总结虽不尽相同，但都无疑说明了孟子的论辩特征引人注目。如果单一地以《孟子》来分析孟子的论辩技巧，我们还可以梳理出学界更多的观点和分析。但这一研究视野较少涉及孟子论辩风格形成的原因，而且只根据《孟子》所记的内容来呈现，较少结合其他文本来展示孟子论辩所处的历史语境。而这种历史语境不但可以说明孟子论辩风格形成的真正原因，更可以呈现他在论辩方面与众不同的核心特征。为此，笔者将结合孟子的个人经历、与知识界其他诸子的交往以及儒家思想传承的脉络，来分析其论辩风格形成的依据及其核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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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学生可以将之前所学的内容融合到本课的写作之中，学生既复习了之前的知识，又有了写作的方向，写作的难度就得到了分解，有利于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
一、孟子的“好辩”与“不得已”
对于孟子为什么热衷于辩论，孟子自己有明确的解释：“予不得已而辩”，因为“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而在这种情况下要“著”孔子之道、扬仁义之说，必须“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所以他明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3］（P154-155）所谓“三圣”即大禹、周公、孔子，在孟子眼里，他们的功绩是“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3］（P155）。也就是说，“三圣”的作为虽然不同，但是他们都起到了规范或约束世人行为的功能。为此，“上承三圣”承担起“正人心，息邪说”的重任，这在孟子看来是“圣人之徒”的责任和义务。对于孟子来说，他认为的“邪说淫辞”便是杨朱、墨翟之言，但在《孟子》中只见他和墨者之徒辩论，并不见他与杨朱之徒辩论。
无论孟子如何看待辩论，他的话语特色不仅在儒家内部流传，进而影响到荀子对于论辩的态度，而且他的论辩话语也与整个战国知识界形成良好的互动。如果说孟子的论辩在当时的战国知识界占有多大分量还属争议的话，那么毋庸置疑的是，正是孟子“息邪说，放淫辞”的勇气使他赢得了“好辩”的名声，尽管他认为自己“不得已而辩”。
另外，据两汉典籍所记齐国民俗一直以来都以“善辩”“好议论”著称，如《淮南子·要略》说齐国“民多智巧”［17］（P710），《史记·货殖列传》说齐地“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5］（P3963），《汉书·邹阳传》云“齐楚多辩知”［18］（P2353)，《汉书·地理志》则指出齐人言辞多为“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18］（P1661）等。东汉末年的徐干在《中论·核辩》中更是把齐人看作“利口善辩”的代表：“俗之所谓辩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声气，繁其辞令，如激风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论是非之性，不识曲直之理，期于不穷，务于必胜。”［19］（P97）齐地这种“利口善辩”的民俗，可以说是战国时期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遗泽，也可以说是稷下学宫论辩争鸣的群众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孟子在涉及自己的“好辩”话题时，总以“不得已”来加以言说，这种被迫而非主动的态度展示，其中无疑暗藏着孟子的心理症结，而这种心理症结又与先秦儒家知识观念的传承和变化密切相关。
“不得已”除了见于《孟子》，相同的用法还见于同时或稍前的其他文献，如《论语·颜渊》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7］（P126)；《庄子·人世间》“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8］（P148）等。这些用例可证至迟在孟子时代，“不得已”已经完成了词汇化，即完成了由表达“事件的延续”到表达“事件的原因或状态”的转变［9］。与这些文本表达的意义相同，孟子使用“不得已”同样也是重在说明自己对墨子、杨朱的辩论是被迫的、被动的。这里的问题是，面对时人、弟子的“好辩”视之，孟子为什么这么坚定地使用表示无可奈何之义的“不得已”来回复呢？其实，孟子采用设问句式以“不得已”来回答“好辩”之评时，已经是在着力否定自己被视之为“好辩”的代表了。换言之，无论时人或弟子怎么看待孟子的言辞风格，而孟子从内心深处是排斥辩论的，至少辩论的言辞及风格在他自己看来是被迫采用的。显然，孟子对辩论的这一态度，并非来自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因为如前所言，无论孟子是否为稷下学者，他均受到齐国乃至整个战国社会“好辩”风气的影响。所以，孟子否定辩论的态度，与他所生活的时代关系不大，而是与之前的儒家知识观念密切相关。
就战国中期的知识界而言，“好辩”的学者绝不仅仅庄子所说的儒、墨、杨、秉、惠施五家，还应有邹忌、邹衍、邹奭、淳于髡等一批稷下学宫的学者。而稷下学宫的辩论争鸣，通常被认为是战国“百家争鸣”最为典型的代表。据张秉楠考证，在孟子前后，游历于稷下的学者姓名可考者有“淳于髡、彭蒙、宋鴹、尹文、倪说、告子、孟轲、季真、接予、田骈、慎到、环渊、王斗、荀况、田巴、徐劫、鲁仲连、邹衍、邹奭共19人。［15］（P1）限定于孟子生活的时代，这个名单尽管应该缩减，但“盛于威、宣之际”的稷下学宫总体人数显然要比19人更多。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倪说“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16］（P674），《史记正义·鲁仲连邹阳列传》记载田巴“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5］（P2981）。而据刘向所言“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看来稷下学宫本身就有集会辩论的制度或规约。如此看来，“好辩”实为当时知识界的普遍风尚。
对孔子而言，言辞的巧辩程度与德行正好成反比关系：言辞越巧，离道德越远；相反，“刚、毅、木、讷近仁”［7］（P143）。所以，孔子虽然没有像老子一样明言“善者不辩，辩者不善”［10］（P191），但他对相关的言辩行为显然是否定的，这也是他一再言说“巧言乱德”［7］（P167)、“巧言令色，鲜矣仁”［7］（P187)、“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7］（P52）的原因。在孔子看来，言辩不但是“佞者”的表现［7］（P118），而且还有可能颠覆国家，所以孔子将“利口之覆邦家者”与“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并提［7］（P187），是孔子“三恶”之一。由于认为“巧言”与“乱德”对应，孔子在面对言辞时往往采取怀疑的态度，如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7］（P45）。按照孔子所言，他由“听其言信其行”到“听其言观其行”的转变，是拜宰我所赐。其实，结合孔子对于“巧言”“利口”的态度可知，他的这一转变只是对自己一贯主张的再次确认，即宰我的行为让他再次确证了言辞的不可靠。与“巧言”“利口”相对，孔子十分提倡“慎言”，如“敏于事而慎于言”“慎言其余”等［7］（P9-19）。当然，与“讷言”相比，“慎言”还属中等，在孔子看来，真正的君子仅仅做到“慎言”还不够，应该走向“讷言”，这就是他所说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7］（P41)“刚、毅、木、讷近仁”［7］（P143）。这种“讷言”达到极致状态便是“无言”，如孔子对子贡说“予欲无言”，对于子贡的疑问，他又以天道来解释，即“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以看出，在言辞与德行方面，孔子追求的是不需要任何言语的道德浑融状态，就像天之大德一样天无言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7］（P187-188）从“利口”“巧言”到“慎言”“讷言”以至“无言”，可以看出孔子对言语的基本态度。相对于《论语》，《左传》倒是记载了孔子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之语［11］（P1106），其实这里的“言之要文”主要强调的是言语的合理、充分，而非言辞之辩，这一点可以从《左传》所记子产回答晋国之问的内容得到证明［11］（P1106）。与《孟子》相比，《论语》中没有十分明显的辩论场景，比如关于“三年之丧”的话题本可以引发一次激烈的辩论①，然而孔子答非所问，他“似乎从一开始即放弃了与宰我进行深入全面的论辩的欲望”［12］。显然，孔子之所以采用如此态度对待辩论，源于他对言语可靠性的怀疑和不安：因为在孔子看来，宰我对“三年之丧”的态度并非因为一场辩论所能扭转的。
生活在孔子之后、又以发扬孔子之道为己任的孟子，对于孔子的言辞主张应该十分熟悉，这也决定了他在面对新形势时，一方面必须“好辩”，另一方面又否定自己的“好辩”，只能采用一种“不得已而辩”的矛盾态度。孟子对辩论的“闪烁其词”源于孔子对于言辞的态度，换言之，在孟子看来，想要“著”孔子之道、扬仁义之说，必须辩论，然而这一行为又非孔子所认可，所以只能表述为“不得已”。无论时人、弟子是否理解孟子的“不得已”，从他自己的表述中可以明显看出，对于辩论，孟子内心是充满矛盾的，至少是模棱两可的。他的这种“不得已”到了荀子时代已没有了任何踪影，因为“不得已”之辩衍变成了“君子必辩”［13］（P87）。与孟子相比，荀子不但明确把辩论区分为圣人之辩、小人之辩、士君子之辩［13］（P88），而且更把辩论付诸著述行为，《荀子》的文章风格可资证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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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当代学者中，孟子是否做过稷下学宫的“先生”一直存在争议。如钱穆认为孟子虽游于齐而不列于稷下，他的主要依据是：“孟子在齐为卿，有官爵，明不与稷下为类。致为臣而归，则非不仕。宣王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此《史记》所谓开第康庄之衢，欲以稷下之礼敬孟子。孟子曰：是贱丈夫登垄断网利者。而淳于髡又讥之曰：‘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人而去，仁者果如是乎？’凡以见其出处行谊之不同。”（《孟子不列稷下考》）［20］（P272-274）钱穆的这一观点被白奚所承继，他通过比较孟子与稷下先生行为、持论的差异，认为孟子确实“不与稷下先生为类，他不属于稷下先生是很明显的”。［21］而孙开太认为孟子两次游齐，“都在稷下学宫，而且时间相当长”。［22］《公孙丑下》记载孟子指责蚔蛙身为“士师”而没有进谏于齐王，于是“蚔蛙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对孟子的主观意图表示怀疑，孟子便说：“我无官守，我无言责，则吾之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3］（P96）其中的“无官守”“无言责”，即《史记》的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5］（P2296），以此来看孟子为稷下先生的可能性很大。
二、孟子“好辩”与当时的社会风气
就当时的社会形势而言，时人推崇的也并非杨朱、墨家之学，而是张仪、公孙衍的纵横之学［3］（P140）：因为杨朱“为我”主张隐逸“贵己”，墨家“兼爱”主张“自苦以教人”，这些学说显然与“世之走利”（《吕氏春秋·审为》）［4］（P8）的社会风气并不相符。梁惠王之所以问孟子“何以利吾国”［3］（P1)，宋牼想让秦楚罢兵也将“说之以不利”［3］（P180)，齐宣王攻燕而不退兵也是求“齐国之利”［3］（P45）。至于孟子自己所说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在儒家的价值观念上无疑是“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但在各国诸侯看来是“辟草莱、任土地”必需的手段。［3］（P175）因此，“世之走利”的风尚使那些纵横策士在各国的政治舞台上极为活跃，以致有“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的重要作用。张仪、公孙衍在一般的士人眼中也是无法匹及的“大丈夫”，因为他们纵横捭阖，“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滕文公下》）。这些情形无疑证明从事纵横的策士之学在孟子时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杨朱、墨翟之学，成为真正的“盈天下”之学。然而，孟子的矛头为什么指向杨朱、墨翟，而不指向张仪、公孙衍呢？这应该与杨朱、墨翟之学直接与儒家学说的对抗有关，墨子、杨朱之学均后起于儒家，他们为了争夺“话语权”，强调自家学说的合理合法性，必须“非儒”，进而使自家的学说广播于世。孟子所说的“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尽管不尽符合当时的社会形势［3］（P154-155），但对于儒家学说来言，却有一种深沉的危机感，因为杨朱、墨者对儒家的直接攻击不但动摇了儒家学说的合理合法性，还有可能使儒家学说进一步走向深渊，成为“邪说淫辞”。对于这种危机，至少孟子已有深刻的体会，所以他要拈出杨朱、墨翟之言进行“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3］（P155）。
孟子是邹鲁儒生的代表，又以好辩著称，所以在世人眼中，儒家便有了“好辩”的称谓。庄子在与惠施对话时说“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8］（P838），其中的“儒”显然已与善辩的墨家、惠施、杨朱、公孙龙相提并论了。当然，在天下“善辩”的五家之中，最负盛名的便是“儒墨相辩”，这一点在《庄子》中反映得极为明显。如《列御寇》郑人缓一事的寓言：郑缓学儒，其弟学墨，“儒墨相与辩，其父助墨”，进而导致了郑缓的自杀。［8］（P1042）此事虽是寓言，但足可见孟子的时代，儒墨相辩的激烈程度。至于《齐物论》“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8］（P63)；《在宥》“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8］（P373)；《天运》“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8］（P527)；《徐无鬼》“知之所不能知者，辩不能举也，名若儒墨而凶矣”［8］（P852）等，这些语句尽管借助不同的人物以各样的方式加以表述，但它们无疑都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与墨家“相与辩”的时代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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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言，据孟子自己透露，孟子的“好辩”是对杨朱、墨翟“非儒”的反攻，即对儒家学说生存危机的激发。然而，孟子的这种解释无法应对他在儒家内部以及与时人的辩论。就《孟子》所反映的情形来看，他与墨者的辩论仅有一次，还是间接问对，这种频率显然无法与孟子和他人的辩论相比：经常与孟子一起切磋学问的是儒家的告子、高子、孟季子等人，此外孟子与农家的陈相以及富有黄老特色的宋牼也各有一次问对；至于孟子与时人如陈贾、淳于髡、景丑氏以及不知名的齐客、齐人、任人等辩论次数最多，如果时人加上诸如齐宣王、梁惠王之类的诸侯王或执政大臣，孟子与时人辩论的场面可谓遍布《孟子》全书。而这些时人我们都很难把他们归于杨朱、墨家或其他学派之中，所以孟子的“好辩”固然存在针对杨朱、墨翟之言而发的一面，但也并非仅此而已。换言之，孟子的“好辩”来源于多个方面：其中有对杨朱、墨翟之言的反攻，也有对当时知识界特别是稷下学宫论辩之风的吸纳，更有齐地“好辩”风俗的影响。
对于孟子来说，他最为崇拜的儒家学者无疑就是孔子，他不仅时常表达自己“不得为孔子徒”的遗憾，而且还借孔门弟子之口高度评价了孔子对于世间的贡献。即使是否定自己的“好辩”，孟子也重在强调自己“不得已而辩”“著孔子之道”。于此，孟子否定辩论的态度应该也与孔子的言行密切相关。
当然，孟子的主张只代表他的思想观念，至多能够指导儒家士人的主观努力，但现实社会的实际效果却非孟子的主观努力所决定的。《史记·孟荀列传》云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至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5］（P2847）以孟子的生平事迹来看，司马迁的叙述缺乏时间顺序：孟子应先见梁惠王，后事齐宣王。不过，司马迁在这里强调的是孟子学说的社会效果，即“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反映齐宣王一度让孟子担任齐国卿相，但在任职中，齐宣王一直要求孟子“姑舍汝所学而从我”（《梁惠王下》）［3］（P45），看来孟子的治国方法与大政方针在齐宣王看来均“不能用”。对于孟子的“不遇”，司马迁也说得很明确：“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5］（P2847）就当时的社会形势而言，孟子的知名度是非常有限的，他游于齐梁、受邹滕鲁等国咨询，并且可能一度“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滕文公下》）［3］（P145），但梁惠王见面直呼为“叟”，齐宣王想“召而见之”，鲁平公因嬖人的一言而放弃了对孟子的拜访，至于梁襄王更是对孟子不加礼遇。这些情形不要说与纵横家张仪、公孙衍无法相比，更不可与邹忌、淳于髡、邹衍、惠施等人相比。同是《孟荀列传》，司马迁叙述了孟子的“不遇”，同时又叙述了邹忌、淳于髡、邹衍等人的风光排场：邹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国政，封为成侯而受相印”；淳于髡见梁惠王“壹语连三日三夜无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谢去，于是送以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邹衍“重于齐；至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至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5］（P2848-2849）至于惠施长期担任魏相，且推动齐梁“徐州相王”，至楚，楚王郊迎（《战国策·魏二·魏王令惠施之楚》）［6］（P1334-1335）。这些知识界的贤达人物受诸侯“尊礼如此”，显然非孟子所能比，以致生活于200年之后的司马迁也不得不借助邹衍的风光感叹道：“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5］（P2849）所以，以这种情形来看，我们与其说孟子是当时天下的“名儒”，还不如说他是邹鲁儒生中的“名世者”，至于他要“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等正说明他拥有这样的主观目的和主观愿望，至于实际的社会效果却是值得商榷的。
农村地区还需要根据各自的历史文化、地域特色、产业基础等不断挖掘非农产业的发展资源。随着国民经济水平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部分具有旅游资源的乡村开始走以农业旅游业为主的产业发展道路，带动了以旅游业为基础的就地就近城镇化。调研发现，丰县赵庄镇主要以汉文化为主要特色发展乡村旅游，而大沙河镇则是丰县重要的果品产区、水源保护地和生态旅游区。农村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加有助于形成科学、合理并具有地区特色的产业结构布局，更好地为就地就近城镇化提供驱动力。
从孟子到荀子的转变，其中固然有两人学术旨向的不同，但更多的是先秦儒家对于辩论观念传承和延续的发展：从孔子到孟子，言辞之辩由否定到“不得已”，虽然其中包含着诸多的无可奈何，但儒家之辩无疑已付诸实践，并由此在社会上赢得了“好辩”的名声，这一风气以及知识界对于儒家的印象必然影响到荀子；从孟子到荀子，辩论由“不得已”到“君子必辩”，不但完全没有了被动、被迫的气息，而且变得更加刚正和理直气壮。另外，荀子对于孟子的学术观点多有批评②，但并未指责其“好辩”的风格。从荀子的这一行为可以看出，他在批评孟子的学术观点的同时，也延续和发展了孟子关于辩论的知识观念。所以，结合孟子的“不得已”之辩，可以较为清晰地呈现出先秦儒家知识观念传承与新变的过程。
从分布区域来看，秸秆直燃发电机组大部分集中在华东地区，居全国首位。其次是华北地区和华中地区。按省份排名，山东和江苏秸秆发电累计核准容量分别居全国第一名和第二名，其次是湖北、浙江、黑龙江、吉林。上述6省累计核准容量占全国总核准容量的47%左右。目前，在建容量上，江苏、吉林、湖南3省较高。
无论如何，稷下学宫的“论辩争鸣”风气显然已经影响到了孟子。有论者指出，稷下学宫“对谈辩的水平和能力非常重视，甚至谈辩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到一个士人在稷下学宫的地位高低”，并以《新序·杂事》所记“齐有稷下先生，喜议政事”，淳于髡与邹忌辩论一事为证。［23］淳于髡与邹忌的辩论也见于《史记·田完世家》，两书所记二人的问对都是问以隐语、答以明言，《史记》记载淳于髡最后说“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是人必封不久矣”［5］（P2291），而《新序》的记载是“淳于髡等三称，邹忌三知之如应响，淳于髡等辞屈而去。邹忌之礼倨，淳于髡等之礼卑”（《杂事》）［24］（P46）。两部典籍记载尽管存在些许差异，但淳于髡与邹忌都善于“辩论”却是毋庸置疑的。
三、孟子“好辩”的儒者之风
与淳于髡、邹忌、田巴、倪说等人的“利口善辩”相比，孟子的“善辩”稍嫌逊色，如《孟子》记载两次淳于髡与孟子的问对，其中一次是两人讨论礼与权的问题。淳于髡提出“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随后孟子便说：“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3］（P177-178）从淳于髡提出问题的语境来看，他是想让孟子“出仕”以“援天下之所溺”，孟子“天下溺，援之以道”的回答显然也有“借势行道”的意思，至于孟子的反问“子欲手援天下乎”显然也不是淳于髡的论点。如果说这一次辩论分不出两人胜负的话，那么第二次的问对淳于髡则占据了上风：淳于髡首先发难，指责孟子身为齐国“三卿”但“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这样做实在不是“仁者”的行为；对此，孟子回答“仁”的行为有多种，君子的“仁”没有必要都相同，这种回答显然认可了自己从政的“无功”。紧接着，淳于髡又举出鲁穆公用公仪休、泄柳、子思等儒者为臣，但鲁国削弱得更甚，这说明儒家的“贤者”并非都“有益于国”；对此，孟子以百里奚不用于虞而用于秦来说明，“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但百里奚并非以“儒学”治理秦国。随后，淳于髡又举王豹、绵驹、华周杞以己变俗的事例，说明“有诸内，必形诸外”，所以真正的贤者应该“为其事而有其功”；对此，孟子举出孔子离开鲁国之事，来说明“君子所为，众人固不识也”。［3］（P283-284）从两人问对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孟子已经认可了淳于髡的前提，即自己出任齐国卿相并没有“名实加于上”，即“为其事而无其功”。对于产生如此结果的原因，孟子认为是齐王没有真正地任用他，然而当淳于髡指出真正的贤者应该像王豹、绵驹一样“有诸内，必形诸外”，即无势无位一样能够变风易俗的时候，孟子只好用“众人不识”君子之所为来搪塞，可见他已经无法反驳淳于髡“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论点了。
当然，与稷下学宫的“利口善辩者”相比，孟子的“好辩”并非仅仅为了取胜，他的辩论更要受到儒家学说的指导或制约。这一点也许是他不愿意接受齐宣王“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的内在原因，即他不想像那些“利口善辩者”一样“必求垄断而登之”，进而欣然“而罔市利”。毋庸置疑，孟子的辩论是“儒者之辩”，从其辩论的主题最能证明，如与齐宣王问对讨论的主题是“保民而王”，与陈相问对的主题是“治天下不可耕且为”，与墨家夷之辩论的主题是“爱有等差”，与宋牼辩论的主题是“以仁义悦王侯”等。其实，针对论辩主题的重要性，孟子本人已有很深的体悟，他说“言无实不祥”，即强调言语不能空洞无物，要切实而发、诚实而言，这样才能称之为贤人君子。他又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离娄下》）［3］（P190）。孙奭云：“孟子言人之学道，当先广博而学之，又当详悉其微言而辩说之，其相将又当以还反说其至要者也。以得其至要之义而说之者，如非广博寻学，详悉辩说之，则是非可否，未能决断，故未有能反其要也。是必将先有以博学详说，然后斯可以反说其约而已。”［25］（P2727）简而言之，孟子的意思是要将广博的学习与详细的辩说结合起来，通过融会贯通进而掌握学问的要义，于此“详说”也会变得简约。可见，孟子于此强调的还是儒家学问的“至要之义”。
至于孟子围绕主题而采取的论辩方法更是多种多样，对此学界已有诸多的分析，如前引边家珍、刘生良等人的论述。然而对于孟子来说，论辩的方法固然重要，但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无疑是“知言”，即“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3］（P62）。“四辞”之义，大体如赵岐所云：“人有险诐之言，引事以褒人，若宾孟言雄鸡自断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誉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辞，若骊姬劝晋献公与申生之事，能知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辞，若竖牛观仲壬赐环之事，能知其欲行谮毁，以离之于叔孙也。有隐遁之辞，若秦客之廋辞朝，能知其欲以穷晋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类，我闻能知其所趋也。”［26］（P209）能知人之言辞的各种缺点，可见孟子所处位置之高，这正如程子所云：“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犹未免杂于堂下众人之中，则不能辨决矣。”［27］（P233）有了这种高度，所以孟子在与人辩论时显得自信万分而又从容不迫。
四、结 语
《孟子》的文本内容显示，孟子把自己“好辩”的原因归结为对杨朱、墨翟等人的批判，这种归因在呈现出孟子捍卫儒家学说使命感的同时，也折射出内在的悖论，即孟子的这种解释无法回答他在儒家内部以及与时人的辩论。结合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孟子的“好辩”来源于多个方面：其中有对杨朱、墨翟之言的反攻，也有对当时知识界特别是稷下学宫论辩之风的吸纳，更有齐地“好辩”风俗的影响。与稷下学宫的“利口善辩者”相比，孟子的“善辩”在方法上还稍显逊色，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孟子与淳于髡等人的论辩中。
当然，与同时代的其他学派相比，孟子的“好辩”并非仅仅为了利口、取胜，其主观目的在于宣扬儒家的学说，而客观之中又受到儒家学说的制约。孟子对辩论的“不得已”态度，源于孔子对言辞功能的怀疑，而孟子对于辩论话语的开拓，不仅直接影响了荀子的立论方式，而且更为战国时期的儒家在社会上赢得了“好辩”的名声，《庄子》《韩非子》《墨子》等文本对儒者形象的描述，正是这一现象的反映。换言之，从孟子的“不得已”到荀子的“君子必辩”，不但表现出儒家知识观念转换、新变的过程，更折射出先秦儒家士人与整个知识界的交流、互动、吸收以及磨合的复杂过程。
注释：
①除了三年之丧，“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季氏将伐颛臾”也有可能激发论辩的场景，但最终均以孔子的评论结束。
②如性善论、五行学说等，详见《荀子·非十二子》《荀子·性恶》。
［参考文献］
［1］边家珍.孟子论辩六法［J］.孔子研究，1999，(2).
［2］刘生良.《孟子》论辩艺术技巧探微［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4］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国书店，1985.
［5］（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6］范祥雍.战国策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
［9］陈佳佳.“不得已”的词汇化及其历时发展［J］.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16，(4).
［10］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2］伍晓明.《论语》中的“论辩”与孔子对言的态度［J］.中国文化研究，2008，(1).
［13］（清）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4］刘顺.荀子“辩”论刍议［J］.绥化学院学报，2009，(6).
［15］张秉楠.稷下钩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6］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7］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8］（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9］林家骊.徐干集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
［20］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孟子不列稷下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1］白奚.孟子非稷下先生辨［J］.管子学刊，1993，(2).
［22］孙开太.稷下学研究（三）——孟子与稷下学宫的关系［J］.齐鲁学刊，1983，(3).
［23］李华.稷下学风与孟子之“辩”［J］.东方论坛，2010，(4).
［24］赵仲邑.新序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5］（宋）孙奭.孟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6］（清）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19）06－0150-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及相关文献研究”（18ZDA237）、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项目“战国时期六经文本的衍生与定型研究”（17GZGX25）
刘全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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