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社与建党——民初浙江第一师范文人文学与政治活动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浙江论文,文人论文,师范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叶，新知识界社团以“开智”、“合群”两大主义作为目标与意愿相凝聚，从某种角度而言，1920年在上海筹建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便是由文人结社而渐次演变成的君子群而党之。
细考宣传社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思想与组织基础的先驱者谱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师与学生，无疑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力量：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陈独秀、杨明斋、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八人；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参加会议的除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外，其余十人分别是：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陈公培、杨明斋、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而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于1947年编撰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则称：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华，“首先找到了陈独秀，遂于一九二○年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当时，首先加入组织的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施存统、陈望道、俞秀松、李达、沈玄庐等八人”①。其中沈玄庐、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叶天底皆系一师师生。
自从近代中国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教育以来，学校便具有了某种不完全依附于国家建制的独立性，并渐次孕育构建出一种替代昔日士林交谊中同门、同年关系的人际网络。同一学校背景所赋予的校园文化、人格教育、师生关系②，天然地成为近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归属认同、情感投向汇合的先决意识。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斯时南方天幕中引人注目的星座，连接起无数闪耀的星辰交相辉映。值得注意的是，创校时期担任教师的鲁迅、许寿裳、经亨颐、沈玄庐、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等都曾负笈日本。甲午战争之后，国人被有着相似背景的近邻强敌的崛起震撼，赴日留学生数量激增。浙江省更以“百人师范”之规模派遣留学生赴日求学。日本向来被视为师法天朝的臣属，却因“脱亚入欧”而船坚炮利，这不能不使留日学生肃然，而日本国人对于中国留学生不无歧视的态度更是令弱国子民羞愤痛切。这便使得留日学生较之留学英美学生姿态更为激进。此外，革命派孙中山，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曾流亡日本，留日学生即便未曾加入其政治组织，也多少受到影响。故而，尽管一师师长中的大多数并非一开始就抱持从事教育的职业志愿，却丝毫不影响他们以强烈的使命感投入启蒙觉世的角色。这便是校长经亨颐之所以能不屑斯时兴起的为工业生产输送技术人才的职业教育，而倡导人格教育的重要资源。一师的人格教育不仅在艺术层面同时亦在生存层面激扬“文学审美主义”，其立人的核心在于标立新道德。这一辈的教师们在思想意识的深处永远有着新旧二者的颉颃。摒弃儒家道统与伦理，却不能将植根于人格深处的某些传统道德禀赋一并弃绝。可以不忠君不缛节，但是岂能不孝不义？事实上，承担家庭的责任或履行包办婚姻的义务正是他们归国返乡的一部分原因，如鲁迅、夏丏尊。
这才是那一辈知识分子以“疯狂”为契机为缘由觉醒，最终每每昏睡去的苦痛与无奈，于是裹足寄望，发出“救救孩子”心声，努力肩住黑暗的闸门。正是由于先生们用自身的牺牲积垫起来的平台，在泥沼里托起学生，使其不复因深陷被根缚，更欣然地迎向各种价值与世界观，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方才得以少去“弑父”的苦痛挣扎，得以惊世骇俗地直陈——“非孝”。
为着施存统《非孝》买单的便是其精神父亲——《浙江新潮》社的幕后支持者、一师的教师与掌校者。施存统等学生写出如此“不伦”文章、做出这般“离经叛道”举动，即是一师力主各项教育改革的自然之果；特别应归结于时任国文主任教员的“四大金刚”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所推行的国文改革，热衷于将文学课上成社会问题讨论会，指点江山，放言无忌，时文兴趣与济世激情同其升腾。“四大金刚”中被陈望道称之为最为温和的夏丏尊，正是《非孝》的审阅者与保护伞，施存统回忆称在教职员会议上，夏丏尊挺身替他辩护受了不少气，被责备说施存统桀骜不驯的态度，是由夏惯成③；而沈玄庐虽则认为《非孝》观点“没有锻炼成熟”，却仍将其视为一篇“雷霆风雨的文章”④。
沈玄庐在1916年任浙江省议会议长之前，曾接浙一师聘；任议长后，依然给予一师相当的支持与关注。在“一师风潮”时期，他不仅是学生背后“有力的策士”，更难得的是俨若“最勇敢的炮手”⑤。而之后一直追随沈玄庐直至国共分裂的一师学生宣中华对其异常崇拜亲近，同学称：“宣中华和沈玄庐先生两个人就像一个人一样，仿佛是用的同一个脑子。”⑥
当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话语遭遇言论禁锢，当社会矛盾益趋尖锐，启蒙话语不得不向更大的半径辐射，师长们便开始考虑介入社会改造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以大致的脉络而言，师长们多受传统教育的陶养，之后又留学海外，虽然有着两厢都无法彻底认同的苦楚，但这痛苦的迎拒却令其获得不在任何一山中的视野，带着精英自我的审慎，“任个人而排众数”。学生们则青春昂扬，在急进的社会实践中将“个人”的相加诠释为“大我”。然而血脉相亲的牵引与对于“进步”伦理的无法抗拒，师长辈的启蒙者亦被裹挟进了“革命者”的“群”中。除却因“一师风潮”被迫离校与先生们在上海汇合的施存统、俞秀松，1920年至1921年间，叶天底、宣中华等亦跟随而至，加入上海外国语学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者与成员。
师长也好，学生也罢，作为知识分子最初的社会构想都别无二致充满了理想主义，甚至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施存统与俞秀松曾北上参加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联合发起的工读互助团，希望达到“工即是学，学即是工”、教育与职业工作合一的理想。而沈玄庐早在“一师风潮”时便提出，倘若当局要就此解散一师，便请师生们去萧山衙前他的家乡另起炉灶，为此他甘愿献出田产房子。之后一师部分师生云集于衙前发起的农民运动，确是含有玄庐力倡的“组织农学互助团”的实验性质⑦。
“风潮”后，曾“帮着第一师范学生自治会跟政府当局斗争的前驱战士”沈玄庐会同弃职去萧山的刘大白等筹办衙前小学⑧。风潮中的学生领袖宣中华、俞秀松也相继加入。兴学之所以成为衙前农民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则归结于运动的领导者们，对于农民之所以被压迫被奴役缘由的思考与认定。启蒙，这一带着知识分子精英色彩的旨归揭开了现代农民运动的帷幕。沈玄庐斯时发表的诗文频频提到了“愚民”这一概念，在其与刘大白直接以《愚》为题完成的组诗中便有“智人吃尽愚人饭”的指认⑨。“愚”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症结所在，开启民智是疗救之方，而兴办教育则是具体施救的途径。
耐人寻味的是，沈玄庐的启蒙意识并非仅仅停留于此。他在诗中进一步反诘：“受人鱼肉自然愚——鱼肉他人便不愚？”“农愚”被愚弄是基于未被启蒙的愚昧，而鱼肉乡间的人何尝不是愚人，亟待启蒙？作为精英型启蒙者，玄庐将这矛盾的双方并置于同样需要开蒙的彼面，试图藉此促成非暴力解决社会矛盾的可能性。而他提出的“非地主不能组织新村”正是这一中间途径社会改良的体现⑩。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同样体现在沈玄庐对于“精神劳工”价值的反复肯定，认定精神劳工同样适用于“劳工神圣”口号的标举。
“农学互助”式的社会主义改良，虽然与施存统等北上参加的“工读互助团”带有同质的知识分子理想化色彩，然而正如沈玄庐在混沌经验间日益认识、醒悟的：“中国最大多数的生产者就是农民”，在以农民为基础人口、以农业为基础产业的中国，由“农作劳动的组织”入手进行社会改良，较之工读互助，显然具有更为现实、更为重要的意义。而衙前小学便是“农读互助”的标志性所在。它不仅成了重新集合“一师风潮”后部分离散师生的或一结社形式，更衍为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这一实践的必要中介与纽带。
与此适可并读，在此期间刘大白写下新诗《成虎不死》以及《卖布谣》、《收成好》、《田主来》、《挂挂红灯》、《渴杀苦》、《布谷》、《割麦插禾》、《脱却布裤》、《驾犁》、《各各作工》、《割麦过荒》、《泥滑滑》等《新禽言》一组；沈玄庐亦写下了《种田人》、《哀湘江》、《忙煞！苦煞！快活煞！》、《除夕》、《年初一》、《各人自扫门前雪》、《钱》、《农家》、《雨》、《你嫌龌龊么？》、《答俍工“工具”》、《十五娘》、《吃饭》、《纤夫》、《水车》、《愚》、《衙前农民协会解散后》等诗作。
上述诗歌上承黄遵宪、梁启超等所力倡的“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余韵(如《新禽言》组诗恰是黄遵宪《五禽言》的翻新重构)；下启新文学乡村写实主义风格的创作精神。
五四同侪中，“康白情氏和周启明氏都说诗是贵族的”；而沈玄庐、刘大白的诗作却力倡别一向度的平民化形式追求，以其俗白浅易的风格呼应了“白话诗”反拨“旧体诗”的语言革新：从乐府词曲化出，偏能冲破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虽处转型时期，在白话、口语化与文言、大众化与文人化、革命与改良的相搏相融中，生成了雅俗兼备左右逢源的特定状貌，自然毋须讳言也包含了半文不白、亦新亦旧的局限；但内容多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着实让人耳目一新。
其反映农民痛苦的数量之巨、同情之深切，其表现阶级意识的启蒙意旨，在新诗主题开拓意义上引人瞩目。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新诗史上，第一次笔涉农民运动，赫然为反抗地主压迫而壮烈牺牲的农运领袖树碑立传。
作为“20世纪中国第一个号召农民起来与地主精英斗争的政治领导人”(11)，沈玄庐虽首开发起农民运动的先河，却仅止于“扶助农工”的站位，而无意如中共二大党章所倡，达臻“建立劳农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标。这便是当萧山绍兴各县八十多个农民协会成立，农民运动如火如荼之际，玄庐的姿态却略带叶公好龙式暧昧的原因。更耐人寻味的是，后来他在撰写农运领袖李成虎的传记时，还藉成虎之口，不无微妙地撇清了自己幕后农运鼓动者的身份。以上史实，已然彰显此后玄庐等与其他政治家在建党思想方式范畴，是旨在创建一个以知识阶级为主体、更多地体现其自身利益要求的组织，还是建立一个以农工为主体、“劳农专政”的政党的深刻分歧。
忆及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一些状况，陈望道说：“我于一九二○年四、五月间到上海，在此以前，我被一师赶出来，在家翻译《共产党宣言》”，“我们几个人，是被赶拢来的”(12)。“一师风潮”之后，沈玄庐、刘大白及陈望道几经周折最终都来到上海；1919年3月，施存统、俞秀松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失败，也辗转来到上海。
对于中国文人而言，结社是一项比较自然随性的事情，兴之所至便可与三五同道结成一社，诗文唱和，思辨互见。即便是同一刊物的同人，其组合仍具有一定的自由性。前述被打散了的一师文人彼时大都汇聚在《新青年》、《星期评论》、《民国日报》社以待重整旗鼓；在此前后，他们还曾组建、参加过另外一些文学、社会团体。如1920年11月，沈玄庐与刘大白、俞秀松一起在杭州创办了“悟社”；1922年11月，沈玄庐又与宣中华等一道组织“任社”，创办《责任》周刊，反省衙前农民运动失败的原因，鼓动革命。
创刊于1919年6月8日的《星期评论》周刊在五四时期曾是与《新青年》齐名的致力于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的重要阵地，一度却因其国共杂陈、多元复义的政治色彩为既有文学史叙事隐而不彰。该刊由沈玄庐等主编与主撰，辟有纪事、评论、小说、诗等栏目，除单独发行外，还随《民国日报》赠送。
该刊开宗明义，其任务之一便是通过“对于哲学、文艺、社会、政治的自由批判”，“发挥五四、六五两大运动的精神”(“六五”概指是年6月5日上海工人举行罢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13)。此外，沈玄庐还以《新旧文学一个大战场》为题，高张刊物倡导文学革命的宗旨：“这一片干净土上，已经被旧思想的旧文学占领许多年了。现在我们要在这片土地上下种子”，“要散布新种子，就该用新思想新文体的文学”。为此，先驱者不但应“似马克思几个大著作家”传播思想革命的火种(14)，也理当以诗人的姿态撒下文学革命的种子。沈玄庐更是身体力行，常在同一期上发表多篇新诗或杂文。与前述玄庐发起农民运动并率先在新诗史上为农运领袖树碑立传相呼应；刊物不仅以殷殷探讨劳工问题为特色，而且发表了大量为工人境遇鼓与呼的诗文。沈玄庐的《爱》、《工人乐》、《富翁哭》、《工读互组团》、《起劲》、《三色花》、《怎么样？》诸诗堪称典范。《爱》憧憬将来世界，“工场”“学校”“中间涌现一个极大的字——爱”，工学合一(15)；而《起劲》则疾呼“切断工人颈上的锁链，打破资本家所建筑的牢笼”(16)。
值得注意的是，沈玄庐在摈弃传统文学观念的同时，却未能尽然摆脱文以载道与宣导之志。他无视作为新文化运动之两翼的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各有其独立价值与意义，而自觉非自觉地将文化运动等同于社会改造运动。他的诗作自觉贴近现实政治与社会问题，甚至直接从中汲取灵感与诗情：陈独秀入狱，他即占《入狱》诗一首，激赏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精神；《湘江评论》被封，他做了一首《哀湘江》的诗；《每周评论》被禁，他又以“光”字为诗题，取其光明犹在遮不住的含义……如此热烈激切的社会参与意识乃至功利色彩，其实亦是《新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刊文学创作的共同征候。恰是上述社团刊物在新文化运动中“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的急进政治倾向，引起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关注。
1920年，维经斯基在考察、访问了上海的一些社团媒体之后，提出了以《新青年》、《星期评论》、《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社为基础，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思路(17)。他不苛求这个基础联盟绝对纯粹；而看重其无论派系归属，均对五四新文化思潮及新文学运动表示了支持，均引进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之特点。自然，虽是同一刊物的同人，其思想理念也不尽相同，遑论这几个本就各有背景的群体。随着新文化运动渐行渐远，各方政治力量重又占据舞台抢夺话语权，分歧随即暴露出来。
而随着中共建党的推进更使得这一同人群重新组合：从最初始的报刊联合体，进一步衍变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升到关涉党派信仰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直至中共一大。这一线路的演进日渐见其大势。这同样属于现代的职业分化，表明仕文一体的文人形象的崩解，出现了职业革命家，半吊子的业余者很难再侧身其中。在政言政，任何的言行现象都需要从政治角度给出相应的解释与维护。然而，事实上诸多浙一师同人们似乎具有更为明显的“文人面目”与名士脾性。翩跹不定如沈玄庐，传奇色彩的一生可以被冠以各种身份或政治头衔，然而似乎如何定义都不能将其纳入彀中。其诗作适是夫子自道：“镜中一个我，/镜外一个我。/打破了这镜，/我不见了我。/破镜碎纷纷，/生出纷纷我。/我把我打破，/一切镜无我。/我把镜打破，/还有破的我。/破的我也破，/不知多少我。”(18)这分裂的镜像令人莫衷一是。
文人始终崇尚特立独行，结社却需要一定的妥协与忍让；上升为党派更意味着要放弃自由主义行事，增强自我约束的能力，要求对权力中心绝对服从。众口无二、众行一致是规范是纪律，每一步的言行除了显示对其权威的服从外，还必须成为对于权力中心运行范式的合理阐释。由此标尺衡之，便不难理解“个人英雄主义较强，不大接受领导”，后来“在国民党时，也不大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领导”(19)；“并不相信无政府主义”，却“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沈玄庐(20)，何以会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之一”身份，沦落至众叛亲离、左右皆欲杀的孑然一身境地。1925年，刚参加过中共第四次党代会的沈玄庐，却又去参加了国民党的西山会议(21)；1928年，已从共产党、国民党左翼演变为极右翼的西山派身份的沈玄庐，又辞去了其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一切职务，独自个在萧山衙前进行农村自治实验，以一种让人欲笑不忍、欲哭不能的堂吉诃德式的孤军奋战姿态，完成了其政治生命的最后定格。
无独有偶，建党过程中，在面对是否“建立严密的组织，过组织生活”等一系列问题时，“好静，喜欢搞研究工作”的陈望道亦“不习惯于经常过组织生活”(22)。关于陈望道离开党组织的原因，史学界每每归因于其“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23)，遂提出脱离组织的请求，并因此未去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实质上，这只是他退党事件的一个导火索，根本原因还在于不认同党组织的集权制领导方式(24)。1927年经时任复旦大学文科主任的陈望道帮助进入复旦中文系学习、后又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得到过陈救援的中共早期党人夏征农，当谈及陈望道退党原因时却并不为尊者讳，直陈“因主张不要发动斗争，研究研究”。
由陈望道、沈玄庐等一师师长引领而参与建党宏业的施存统，曾有志将“学问家”与“革命家”合一，但这在日益专业政治化的道路上是注定无法走通的。1927年施存统因对迷失于血雨腥风中一时晦暗不明的革命前途作出错误判断以至悲观迷惘的情景下，发表了《悲痛中的自白》，声明脱党，于1928至1936年间潜心学问，著译有《中国革命底理论问题》、《日本无产政党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会运动的理论与实际》等。比诸当年从北京工读失败后回到上海，称“学问”与“革命”不可兼得，从此要专心投身革命的情境，这又是怎样的激流勇退？
而宣中华虽一向追随沈玄庐如影随形，但在关键时刻却能信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精神，他说：“沈玄庐能劝我加入共产党，但决不能拉我退出共产党”(25)。终在沈玄庐转向后与其势不两立。后沈玄庐在浙江主持清党，宣中华便逃亡至上海，被捕后英勇就义。
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非但政治、军事层面的阵线急剧变动；知识分子内部也因为重新思考、站位，使得各种阵营产生新一轮的聚散离合。
大江书铺遂于1928年9月开业，陈望道自任为经理，施存统则担任编辑部主任。
陈望道筹建大江书铺，主要是缘于斯时左翼思潮运动的低迷。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早期成员，《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译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即便此时他已因文人的自由态度与集权体制的扞格而脱党，但以思想启蒙为己任的初衷，却从未改变。即便不再介身其中，或者说正是因着不再介身其中，他才纯然以文人本色，采用了著译、出版这样的手段“播火”。除修辞专著外，他另有文学、美学方面的著译多种。谈到书店的志向时，他说“最好范围略宽，为科学、思想、文艺的传播机关”(26)。
与老师陈望道相类，以“非孝”之石破天惊姿态横空出世的少年斗士施存统，在这1927年分叉丛生的思想路径里开始彷徨。曾经何等忘我地投入实际的组织工作之中，作为中共日本小组的创建者、亦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中央书记的他，此刻却面临不厘清自己的思绪、不明晰自己的理论支撑就无法前进的困境。关于这样的“不切实际”，他坦承自己是个“书呆子”，那么，退回书斋，看书译书出书，则是他展现自己努力的选择。
所以，大江书铺的创办，从某种意义而言绝不止是退守，而不失为陈望道、施存统以文人身份所作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进击。明白这一点，方能体味了解同是一师出身的曹聚仁对于昔日的老师、学长筹建大江书铺的如是表述：“陈望道和施存统二先生，以万丈雄心”，“要办一家像像样样的书店”，“他们不重念生意经，而注重译著的内容”(27)。
大江书铺还创办了《大江月刊》、《文艺研究》等刊物。《大江月刊》由陈望道编辑，1928年10月创刊。主要撰稿人中陈望道、鲁迅、刘大白、叶圣陶、施存统、汪静之、张维祺、丰子恺等皆为一师校友；其余作者也与一师多有关联。
《文艺研究》为季刊，1930年2月发行，鲁迅编辑，仅出一期，皆为译文。在刊首例言中鲁迅开宗明义地指出刊物的倾向即“在究明文艺与社会之关系”(28)。
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大江书铺以丛书的形式——《文艺理论小丛书》、《艺术理论丛书》对域外文艺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绍介。1928年至1929年间，鲁迅相继译出日本片上伸著《北欧文学的原理》、《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苏联卢那卡尔斯基著《艺术论》；1930年，雪峰译匈牙利弗理契著《艺术社会学底任务及问题》、玛察著《现代欧洲的艺术》，陈望道译日本冈译秀虎著《苏俄文学理论》，均由大江书铺印行。
大江书铺的主事者陈望道与鲁迅同为一师校友，关系甚为密切。1920年春，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一出版，即托周作人赠送鲁迅。据作人回忆，鲁迅收到译著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说：“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29)。同年其出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又曾去信约请鲁迅写小说。陈任教复旦大学后，曾两次登门邀请鲁迅去复旦大学及附属江湾实验中学校演讲；1928年至1930年间，为大江书铺事宜，更是与鲁迅频繁往来。查阅这一时期的鲁迅日记，其中有记载的与陈望道的交往多达二十余则，内容大多牵涉创办大江书铺及编辑《文艺理论小丛书》诸事。
鲁迅十分珍视、用心翻译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名作《毁灭》，译成之后一度因被官方严行查禁，出版计划屡屡胎死腹中，而终于在1931年9月，经陈望道等人的多方努力由大江书铺首次出版面世，译者所称这“新文学中的大炬火”因是才得以光扬播撒；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可谓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又一重要源泉，当时也是由陈望道约请鲁迅翻译的。因此书的学术视野除关涉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还兼及“生物，生理，心理，物理，化学，哲学”诸范畴，鲁迅曾有所顾虑，陈望道为之激励：“我们把它译出来，就是一个胜利”。鲁迅遂知难而进，“他采取直译的方法，极其慎重、认真和精心”(30)。
施存统在一师读书期间，虽因鲁迅早已辞去教职而无缘亲聆一代宗师授课，却有幸在其思想彷徨之际结识前辈师长。鲁迅1928年9月15日日记中有如是记载：“雨，下午陈望道来。晚存统来并赠《目前中国革命问题》一本”(31)。身为大江书铺编辑部主任，施存统此行的目的大抵是邀稿编辑事务，然而特别呈上所著《目前中国革命问题》一书，却显然带有某种迫切寻求认同理解的深意。《问题》收录其发表在《现代中国》、《革命评论》上的《对于今后革命的意见》等十一篇文章，包含了施存统对于既往革命的种种困惑与反思。施存统投石问路，鲁迅却默然以对，这是否意味着鲁迅对此一系列政治问题也未及深思熟虑故一时无从作答，抑或可视为一种有所保留的态度甚或针砭？
有意思的是，鲁迅此后不久在给施存统的一师同学柔石的作品《二月》作序时(32)，含而不露地兼及施存统一类文人的尴尬处境：
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这从上述的两类人们看来，是都觉得诧异的。但我们书中的青年萧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
然而，较之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萧涧秋，曾经的革命弄潮儿施存统的站位却更其复杂。借用鲁迅的喻象描述，他于共产革命的风口浪尖激流勇退后，一度“徘徊海滨”——在短短的数年间历经了赴广州作说客未果，成立走“中间道路”的“本社”，加入国民党改组派，因“打右不打左”的中间路线招致左右夹攻，而终于幡然悔悟，发见自己“一九二八年所发表的政治见解和经济认识底错误及参加‘中间运动’的失败”(33)，宣布从此不再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直接发言如是一波三折。而他又并未成为纯粹的“站在山冈上者”，与其隔岸观火，临渊羡鱼，不如选择退而结网这一姿态。
面对施存统(亦包括陈望道)这样一类坦承政治运作的复杂性，“认定自己底性格和能力不够做一个革命的政治家，决定永远做一个‘书呆子’，希望从学术上有所贡献于社会”的知识分子(34)，自况是“落伍者”的鲁迅给予了同情的理解。因为显然区别于栖身“革命咖啡店”里大而化之地空谈主义的“沙龙社会主义者”，施存统、陈望道这些“书斋社会主义者”(姑且如是命名)那更其切切实实的“纸上谈兵”不无意义。适如鲁迅所称：“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35)文艺思潮如是，政治思潮亦然。在这主义盛行、理论匮乏的时代，难得陈望道、施存统这样几个书呆子，既取相对低调的政治姿态，又不失致力理论准备的“万丈雄心”，锲而不舍，渐次“用马克思主义的锄锹”，掘通了文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为不无浮躁峻急的左翼文学与文化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注释：
①原载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主编《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7年7月版；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第45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下同)。
②许纪霖等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第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③施存统《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9月23日。
④转引自宋亚文《施复亮政治思想研究》第29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⑤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第1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⑥(11)(25)[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第102页，第107页，第16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⑦⑨(15)(16)陶水木编《沈定一集》，第234、269页，第543页，第150页，第281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⑧参阅张直心《“一师风潮”论衡》，《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本文作为笔者新近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初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的互动共生》(编号11YJA751100)的阶段性成果，对衙前农民运动做了更其深入的论述。
⑩沈玄庐《新村底我见》，载于《民国日报》“批评”第5号，1920年12月26日。
(12)(20)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第20页，第23页。
(13)《星期评论半年来的努力》，《星期评论》第26号，1919年11月30日。
(14)《新旧文学一个大战场》，《星期评论》第24号，1919年11月16日。
(17)《包惠僧谈维经斯基》，收入《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4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18)《读大白的〈对镜〉》，载于《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9月20日。
(19)(22)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第69页，第69页。
(21)《杨之华的回忆》，《“一大”前后(二)》第28页。
(23)《我走过的道路》，《茅盾全集》第34卷第2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24)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大”前后(三)》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6)陈望道1928年3月4日致汪馥泉的信，转引自邓明以《陈望道传》第10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7)《大江书铺》，《曹聚仁书话》，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28)《〈文艺研究〉例言》，《鲁迅全集》第8卷第3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
(29)余延石《鲁迅与〈共产党宣言〉》，《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第300页，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30)陈望道《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收入孙郁主编《编辑生涯忆鲁迅》第25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1)施存统《目前中国革命问题》，复旦书店1928年版。
(32)《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第149页。
(33)施存统《中国现代经济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2年版。
(34)施存统《一个诚实的声明》，收入《民主抗战论》，进化书局1937年版。
(35)鲁迅《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鲁迅全集》第10卷第291页。
标签：政治论文; 上海活动论文; 共产党宣言论文; 结社自由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鲁迅论文; 陈望道论文; 新青年论文; 民国日报论文; 施存统论文; 刘大白论文; 大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