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白话诗人的个性化写作——论胡适、刘半农和周作人诗歌的精神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白话论文,初期论文,诗人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3)06-0071-07
过去，无论是权威的文学史教材，还是代表性的诗歌研究专著，大多数指出初期白话新诗只重“白话”不重“诗”的倾向，并且认为其内容上所表现的新思想，不少体现为浅薄的人道主义，未能普遍地运用个性主义去深化诗歌的主题；诗人作为抒情主人公的自我，还没有从描摹事物的圈子里跳出来，形成鲜明独立的自我性格，因而能显示诗人独特风格的创作并不多见。不可否认，初期白话诗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白话轻诗艺的倾向，致使不少白话新诗艺术性较差。但也要看到，大多数白话诗人是十分重视艺术探索的，他们在白话新诗的艺术建构上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的，特别在白话新诗的精神层面上作了更大的开拓，所以，其白话新诗不但革新了语言形式，而且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精神内涵，表现出十分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本文仅以胡适、刘半农和周作人等三位重要的白话诗人为例，具体分析他们不同的创作倾向和个性化的精神表现，从而更加深入地揭示初期白话新诗的精神特征与历史意义。
胡适：大时代里寂寞的心声
胡适的诗，以并不成熟的外形折射出了一个时代先行者灵魂挣扎的痕迹。个人情感与时代要求之间的冲突，在他的诗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其乐观明朗的调子里隐含着其实非常寂寞和孤独的情绪。
在一个文化急剧变革的大时代里，胡适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作为“五四”文学革命最积极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之一，他对于革命的困难和“尝试”的艰辛有着较之常人更深刻的体会。但同时，我们从《尝试集》可以看出，胡适还有着他无法摆脱的内在精神困境，这种困境源于其社会文化理想与个人情感之间的巨大矛盾张力。个人情感在这里并不是儿女恋情，而主要指胡适与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在其人生与文学道路上，朋友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他曾经与朋友朝夕相处，挥洒青春，畅饮人生，快意无比。然而，昔日那些过从甚密的友人，因为文化理想之不同，后来却纷纷分道扬镳，甚至互相背道而驰，这对于生性宽厚、重情重义的胡适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和伤痛。当胡适以披荆斩棘的气魄投入到文学革命时，其内心深处却无法不被那样一种复杂的情感因素困扰和纠缠。一方面，他怀念与友人一起意气风发的日子，缅怀相互真挚深厚的情谊，而另一方面，在变革现实的主张上，朋友的保守和反对无疑又成为他的沉重压力。
《尝试集》中的《蝴蝶》一诗，是透视其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参看作者自述可能更利于理解：
“有一天，我坐在窗口吃我自做的午餐，窗下就是一大片长林乱草，远望着赫贞。忽然看见一对黄蝴蝶从树梢飞上来；一会儿，一只蝴蝶飞下去了；还有一只蝴蝶独自飞了一会，也慢慢的飞下去，去寻它的同伴去了，我心里颇有点感触，感触到一种寂寞的难受，所以我写了一首白话小诗，题目就叫做《朋友》(后来才改作《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种孤单的情绪，决不含有怨望我的朋友的意思。我回想起来，若没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讨论，若没有那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朋友切磋的乐趣，我自己的文学主张决不会经过那几层大变化，决不会渐渐结晶成一个有一系统的方案，决不会慢慢的寻出一条光明的大路来。……”(注：胡适：《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第3页。)
从中我们至少可以感到，《蝴蝶》并非无病呻吟、为文造情，而是有感而发，甚至是诗人“感触到一种寂寞的难受”后不得不发的产物。一旦回溯到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去体悟这首诗，我们是可以感觉到诗人的真性情和大寂寞的。它不是表层文字“孤单”、“可怜”等所透露的一点惆怅之感，而隐含着一种更为深沉浩淼的孤寂之情，个人情感在大时代里无处归依的精神困境以“蝴蝶”意象影射出来了。蝴蝶是起兴之物，也是象征之物，诗人写蝴蝶，实则是写自我。自我情绪经由蝴蝶诱发，似乎只是当下和瞬间，实则由来已久，只是在某个特定的情境下得到宣泄而已。昏黄的午后、芜杂的林草、浩淼的江水，若隐若现的两只蝴蝶，置身于这样一个荒芜暗淡的背景，诗人潜藏的寂寞和孤独，经由那飞去飞来的蝴蝶的牵动，便一点点蔓延和阔大，直到与那个苍凉的背景融为一体。
诗人在大时代里挣扎的艰辛、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眷恋、失去朋友慰藉的深深怅惘等复杂的情绪体验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诗中独特的精神世界。《蝴蝶》原题为《朋友》，《尝试集》以“蝴蝶”或说以“朋友”为主题的诗非常多。除《蝴蝶》较含蓄、隐晦外，其它作品几乎都是直接抒写对于友人的感激怀念或失去朋友的悲伤痛楚，如《赠朱经农》、《虞美人·戏朱经农》、《“赫贞旦”答叔永》、《朋友篇——寄怡荪、经农》、《文学篇——别叔永、杏佛、观庄》、《送叔永回四川》、《许怡荪》、《我们三个朋友》和《晨星篇》等。这些诗，大多缺乏娴熟的技巧，也少有深刻的思想，仅一些简单的白描或叙事，甚至还不乏一些唠叨的说理，但因其中蕴涵着真切朴实的感情，所以仍然能够显示诗人的个性精神。其中《许怡荪》的情绪最为悲痛伤感，它是一首悼念友人的作品。故地重游，景物依旧，友人却已诀别，“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伤感惆怅至极不觉“凄然堕泪”。诗人以想象起笔，“怡荪!/我想像你此时还在此!你跑出门来接我”。在展开想象、极力铺成与友人相见的种种美好情形后笔峰突然一转，将想象拉回现实，“车子忽然转了弯，/打断了我的梦想。”一切美好的想象如同梦一般顷刻间悄然逝去，逝不去的依然是现实的伤痛和悲凉。再如《一笑》，呈现的不是佳人的“巧笑倩兮”或情人的“回眸一笑”，而是多年前一个陌生人的“偶然一笑”。生活中偶然邂逅的人，无意间碰到的事，或许会永久定格在记忆的河床里。“欢喜也罢，伤心也罢，/其实只是那一笑/我也许不会再见着那笑的人，但我很感谢他笑的真好。”表明诗人的纤细与敏感，也透露出诗人灵魂波动震颤的音符。萍水相逢之人，一个淡淡的微笑，便永远挥之不去，由此可看出诗人易感于人生的聚散离合，而对于因人生方向和文学理想之不同所导致的朋友间的分分散散，诗人难免不会有更多的遗憾、更深的惆怅，这就是《尝试集》里时有流露的寂寞和悲凉。
《尝试集》中与“蝴蝶”占据同等重要地位的是“星儿”或“月儿”的意象。涉及“蝴蝶”即表现“朋友”主题的大多是叙事诗，而有关“星儿”或“月儿”的主要是写景诗，这两类作品构成了《尝试集》的主体。“蝴蝶”意象偏重于表现诗人对过去时光的追忆和对昔日友人的怀念，“星、月”意象偏重于表达诗人在现实中的朦胧期待和渺远希望，其实两类意象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共同表现了诗人个体生命在空旷的大时代里所遭遇的孤独与寂寞。“星星”、“月亮”如同“蝴蝶”一样，不仅是作为自然物象存在，更是作为诗人情思对应物而存在，它们共同折射出诗人在变革时代里独特的精神状态。
《四月二十五夜》被称作“胡适之体诗”。废名感叹：“这首诗真是写得很好。句子也好，才情也好”，“‘放进月光满地’的句子真是写得同水银一样。‘推出月光’一句也美丽得很。最后的‘直到月落天明，也甘心愿意’来得响亮明净”。(注：冯文炳：《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8页。)此诗不在于营造月夜朦胧婉约的意境，而有意于表现“月亮”这个自然造化之物的性灵，从而烘托出诗人孤独寂寥的心境。诗中不仅有形象还有动作，如“放进”、“推出”等几个动词暗示出月亮的多情，月仿佛有殷殷情意，知道灯下人儿的寂寞，一定要进来宽言相慰，一句“多谢你殷勤好月”道出了月亮的深切情谊和诗人的诚挚谢意。“怕明朝，云密遮天，风狂打屋，何处能寻你”更是点出了诗人的怅惘和忧虑，空旷寂寥的夜晚，惟有星儿月儿带给诗人一声问候和慰藉，又如何不担心它们悄然逝去呢?诗人几乎时刻关注着它们的消息，于是在《一颗星儿》里我们又聆听到了这样的惊喜：“我望遍天边，寻不见一点半点光明，/回转头来，/只有你在那杨柳高头依旧亮晶晶地。”此句写得晶莹剔透，其峰回路转之境直与“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相媲美。诗人的担忧在此已释然，无论天晴还是雨后，无论清凉还是沉闷，“这颗顶大的星”总执著的亮在天边，给孤独的行路人带来温暖和希望。废名说：“我读《一颗星儿》，总仿佛在这里感觉着一种灵魂的气息似的”，(注：冯文炳：《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8页。)这种灵魂的气息又弥漫在《一颗遭劫的星》里。诗人解释：“北京《国民公报》响应新思潮最早，遭忌也最深。今年十一月被封，主笔孙几伊君被捕。十二月四日判决，孙君定监禁十四个月的罪。我为这事做诗”。看似一个抽象说理的题材，诗人以“一颗星”作为象征载体，却将诗情表现得具体而深入。从这里我们又获悉了“一颗星儿”的踪迹，它在人们躁热不安中出现；继而被乌云遮蔽；又被雨点打退；大雨过后终于又重现光明。这些诗中“月儿”、“星儿”的隐喻色彩非常浓郁，如同“蝴蝶”一样，它们既是大时代背景里诗人个体生命的自喻，同时也是那些与他一起挣扎、沉浮于大时代中的朋友和同人的象征。
“蝴蝶”和“星、月”这两类意象，在《尝试集》的最后一首诗《晨星篇》中遇合了，它再次表明，这两类意象有着共同的指向，无论是独自飞翔在浩淼天宇中的“蝴蝶”，还是独自闪烁在飘渺夜色中的“星儿”和“月儿”，它们指向的都是诗人孤独寂寞的精神世界。胡适的《尝试集》不仅是作为白话新诗实践的产物而存在，更是作为寄托个人在大时代里的寂寞情思而存在，它在记录时代变革足迹的同时，也获得了自己个性的声音。
刘半农：人间情怀的表达
刘半农的诗，朴素而真纯，精细的描摹和娴熟的叙事依靠一种沉稳的精神做底色，从而给人“结实”的感觉。他将自己融入芸芸众生，融入自然的精微处，平静温暖地注视着一切人、事、景、物，其诗由此表现出一种深厚的人间情怀。胡适是站在高处的孤独，刘半农则以他的纤细与平和，看到了人间的世界——一个恒常的世界。
一些文学史或诗歌史对刘半农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其实，刘半农在中国新诗史上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最早发表新诗，更在于他创作了不少优秀的白话新诗。如朱自清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收入其诗8首；废名《谈新诗》将其诗19首一一分析评定。苏雪林说：“刘半农先生在‘五四’时代新诗标准尚在渺茫之时，他居然能够打破藩篱绝去町畦，贡献一种活泼新鲜的风格，而且从容挥洒，谈笑自如，没有半点矫揉之态，不是天分过人，何能如此?”(注：苏雪林：《<扬鞭集>读后感》，鲍晶编《刘半农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6页。)
鲁迅曾针对指责刘半农诗歌思想浅薄的人说道：“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他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注：鲁迅：《忆刘半农君》，鲍晶编《刘半农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3页。)其诗虽浅、却清，清澈明净之中有着真挚沉稳的人间关怀作底色。如果说鲁迅是站在高处，以深邃的目光俯瞰人间一切苦难和剖析人类灵魂的隐秘，关注现实的同时又有超越性追求的话，那么刘半农则是站在地上行走在人间的，他以清明的眼、从容的心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一路上的人和事、物和景。他不同于胡适和周作人，胡适以看似乐观的调子掩藏着其实很寂寞的心；周作人更多地沉浸于自我生命的赏玩品味；他则仿佛鲁迅所比喻的小溪，一路活泼欢畅地流着，所到之处有早霞、暮色、炊烟和人家，即那样一个弥漫着烟火味的人间世界，这个世界可能没有鲁迅的深沉博大，却也真实自然、亲切温暖。“五四”新文学提倡“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要求打倒一切“瞒和骗”的文学，刘半农以其诗歌创作实现着这一精神。他以平常人的姿态看待一切人与物，细心体味着人间一切悲苦与温情，从平凡的生活中捕捉动人的诗情。其诗最可贵之处不在于《相隔一层纸》所表现的那种知识分子的泛人道精神，而在于更普遍地表现于《扬鞭集》中的那种平民的精神，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人间的精神。
诗人生于江南水乡，对故乡农村生活怀有深情。暮色里的小小农家、烧饭的妇人、夜色中归来的农人和嬉戏玩闹的孩童等这些故乡生活中的人和事，便构成诗人笔下那个人间世界的一角。比如《一个小农家的暮》以清新自然的语言勾勒出具有浓厚生活情趣的三幅画面：“农家妇人烧饭图”、“暮色人归家中景”和“场院孩儿数星星”，它没有抽象的说理和唠叨的叙事，仅以画一样的笔致淡淡地叙述和简约地描写，但从这清淡客观的调子里依然可以感受到诗人主体的情绪色彩，可以感受到某种温暖的回忆和惆怅的思念在流淌、漫延。此诗写于1921年诗人旅居伦敦之时，可以想象那时诗人隔着时空的距离，遥望着祖国一户小小农家沉浸在暮色温馨祥和之中，浓浓的乡情便随着回忆和遥想慢慢扩散开来。《稻棚》也是写于伦敦的怀乡之作。诗人说：“记得八九岁时，曾在稻棚中住过一夜。这情景是不能再得的了，所以把它追记了下来。”这种不能再得的情景的确美妙无比，“棚角里琐琐屑屑的，/透进些银白的月亮光”，诗人没有深切体验是不可能获得如此形象贴切富有生气的句子的。故乡江南一片秋虫唧唧，一片稻香甜甜，童年的“我”躺在稻棚里，将“幼稚的梦”托着“翻到天上”。如果说这几首诗还主要在于表现江南农村生活的美好图景，其中的思念色彩还比较清淡的话，那么《叫我如何不想她》则以类似情歌的缠绵调子，热切地传达了思念祖国和故乡的情怀。它是刘半农为数不多的抒情诗之一，后来由赵元任谱成曲在当时青年中广为传唱。全诗以“微云”与“微风”、“月光”与“海洋”、“落花”与“鱼儿”等的相互眷念起兴，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深切眷念。诗人站在遥远世界的一角，遥望祖国故乡所在的那片天空，这样一种观照视角，使其诗获得了独特的审美空间。
俗世生活中的人一旦摄入诗人的视野，总有画一般的情致。如《母亲》一诗，仅三行便托出一幅静谧动人的画卷。“黄昏时孩子们倦着睡着了，/后院月光下，静静的水声，/是母亲替他们在洗衣裳。”淡淡的黄昏、清清的月光和静静的水声衬托着母亲浑厚的身影，无限慈爱和温暖蕴涵其中。“这首诗表现着一个深厚的感情，又难得写得一清如许”(注：冯文炳：《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0-11页。)，简直成为《扬鞭集》的压卷之作。“五四”前后表现母爱的作品很多，但许多限于抽象说理和粗泛抒情，难得有如此细致的观察和真挚的描写。《奶娘》也写到了母爱，它以奶娘自言自语展开叙述。当奶娘拍着别人的孩子睡着时，却梦见正拍着自己的孩子入星，辛酸之情溢于言表。《铁匠》中那“裸着的，宽阔的胸膛”的铁匠，简直是一幅刚劲雄浑的雕塑，或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诗人的视野里不仅有日常生活中熟悉的身影，还有一些常人不曾发现的寂寞的影子。如战败了归来的“战败者形象”(《战败了归来》)在平静之中展示出人间苦难。《两个失败的化学家》像一幅素描，没有浓艳的字句和蓊郁的诗意，却深藏着对失败者理解的同情。
刘半农的世界中最惹人爱怜最有情致的是孩童的形象，如《题小蕙周岁日造象》、《一个失路归来的小孩》和《雨》等诗几乎都是诗人为女儿小蕙而作，表现着父亲对女儿的娇宠挚爱之心。《题小蕙周岁日造象》写女儿周岁时的各种娇酣之态，“你饿了便啼，饱了便嬉，/倦了思眠，冷了缩衣”，尽管形式上套用了新诗初起时的一个公式，读来仍然趣味横生。《一个失路归来的小孩》写女儿迷路归来见到爹妈后的委屈和伤心，小蕙的神态、语言和动作刻画得惟妙惟肖，尤其是那些富有童趣的语言更见精彩。《雨》中“小蕙的话，是成人做不出来的诗。”(注：赵景深原评、扬扬辑补《半农诗集评》，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第25、17页。)例如“只是那叮叮咚咚的雨，为什么还在那时叮叮咚咚的响”和“它为什么不回去呢?它为什么不靠着它的妈，早些睡呢?”特别是“你就把我的小雨衣借给雨，不要让雨打湿了雨的衣裳”，这样一些具有想象力和孩子气的语言也许只有诗人刘半农才能捕捉得到。
诗人看到的不仅是故乡的世界、母爱的世界和童真的世界，对于自然生命的世界，他也同样用心去观察和体味。如《无聊》看似闲来无聊，实则是诗人有心领略自然生命的神奇微妙。小院里杨花满天，榆钱满地，紫藤串串，蜜蜂嗡嗡，风铃叮当，这些自然的形象与音响相互交织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在这样一种春的氛围中，即便苦闷无聊的心境也会闲适恬静起来。再如《晓》，写透过车窗注视天将拂晓时自然的种种奇观，诗人以纤巧细腻的心细致入微地贴近自然的变化，捕捉那瞬间的美丽，云、霞、烟、雾等一切飘渺与微小处尽收眼底。《桂》以雨打桂花的景象传达诗人对自然生命的怜惜之情。“这是诗人嫩弱心情的表现，这是诗人博大同情心的表现”。(注：赵景深原评、扬扬辑补《半农诗集评》，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第25、17页。)从这些写景诗中，仍然可以感受到诗人的情思与意趣，自然景象经其人间情怀的观照，也具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
周作人：生命悲哀的咏叹
周作人的诗，以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传达出了生命最为复杂的情绪体验，安宁平静的诗歌外衣下潜藏着一颗悲悯不安的灵魂。较之胡适与刘半农，其诗中的说理和叙事的成分少而意象抒情的成分多，语言洗尽铅华不事雕琢而自成格调。最为突出的是他执著于自己内在生命的律动，对于内面世界的挖掘、对于生命幽微深邃处的表达，使其诗呈现出深刻的个性化内涵。
周作人的诗集《过去的生命》出版后几乎是寂寞地存在着。虽然其《小河》令初做白话新诗的人耳目一新，还被胡适誉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注：胡适：《谈新诗》，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花城出版社，1985年。)但它却不能为当时的青年喜欢与接受。诗人在《过去的生命》序言中说：“这些‘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所以拿去当真正的诗看当然要很失望，但如算它是别种的散文小品，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亦即是过去的生命，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注：周作人：《<过去的生命>序》，《过去的生命》，北新书局，1929年。)诗人明确道出这部诗集与其生命有着深刻的关联。
诗集封面上，附有一幅库普加(Frank Kupka)的画，其名为《生命》。周作人说：“我是不懂美术的，只听说他的画是神秘派的，叫做什么Orphism，也不知道他是那里人。”(注：周作人：《<过去的生命>序》，《过去的生命》，北新书局，1929年。)周作人挑选此画无外乎看中了其所表达的生命主题或所兼具的神秘色彩。诗集中《过去的生命》一诗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与朱自清的散文《匆匆》相比较，《匆匆》也同样表达了岁月匆匆、生命无法挽留的惆怅，但它更多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感叹；《过去的生命》关注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生命，而是个体的生命、诗人自我的生命。诗中两处用了“亲自”一词，这两处都有主语“我”，却又加以反身代词“亲自”修饰，就诗人一贯简练的语言风格而言，似乎有些多余，然而之所以如此，正是为了更加突出自我，突出是“自己”听见的“自我的生命”。生命若在不经意间逝去而没来得及挽留时，也许只有淡淡的遗憾和惆怅，如《匆匆》所表达的。可是《过去的生命》里，诗人真真切切地谛听到了生命离去的声音，却无力挽留，其遗憾和惆怅的程度则更甚之，同时也不难想象，一个能够聆听到自己生命足音的人，该是多么执著和痴迷于自己的内在生命世界。这首诗写于医院的病床上，其压抑郁闷的调子可能与医院的环境以及诗人的病体有关，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诗人真实生命的咏叹。在整个《过去的生命》集子里，周作人似乎都在咏叹着这样一种生命的悲哀与沉重。
不论散文还是诗，周作人以平和冲淡的外形表现出来的，似乎是一个不问世事、性情温和、闲适恬静之人，然而透过这层外衣往里看，我们却发现了一个脆弱不堪和悲悯不安的生命。他在《书梦》中说：“我是怯弱的人，常感到人间的悲哀与惊恐”。当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走过时，诗人觉得她“正如冰里的花片，过于清寒了”，于是感到近乎神圣的悲哀；而在冷风中看到一个粗麻布手巾包头的车夫时，诗人的心又有“似乎炙的寒颤了”的悲悯感觉。《西山小品》里，当一个乡民寂寞地病死时，他觉得惊恐和悲哀；当一个卖汽水的小伙子被老板赶走时，他也觉得寂寞和哀伤。冲淡平和之人是不会经常体会到这许多人间的悲哀与惊恐的，从这些诗可以看到，周作人并非无感于人间悲苦，反倒对此有着较常人更深切的体察。他觉察到的不仅是人间一切有形的苦难，甚至还有生命中一切无形的悲苦。如《寻路的人》中写道：“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单独意识着罢了。/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这里表现出诗人悲观得近乎颓废的思想，人生只不过在悲哀中挣扎着，这挣扎着的终点却只是死亡，悲哀布满人生之旅，渗透整个生命历程。
诗人时刻感到悲哀对于生命的侵袭，却又无力抵挡，无法逃脱。当他听说一些老婆子为病死的乡民烧纸钱时，只是“像平常一样的，说这是迷信，笑着将它抹杀的勇气，也没有了”(《一个乡民的死》)。他还时常觉得自己的虚弱和衰老，“我曾试我的力量，却还不能把院子里的草麻连根拔起。/我在山上叫喊，却只有返响回来，告诉我的声音的可痛地微弱。”(《书梦》)。力量如此微薄，声音如此微弱，又如何企求获救呢，诗人信心丧失殆尽，精神趋于枯萎衰竭，甚至对爱、憎也已麻木。“你有恋爱的鲜红的酒么，你有憎恶的墨黑的酒么?/那是上好的酒。/只怕是——我的心老了钝了，/喝着上好的酒，/也只如喝那无味的白水”(《饮酒》)。因为时常感到自己的衰弱和苍老，所以他由衷地羡慕孩童的自由与生气，“小孩”这一意象，反复出现于《画家》、《荆棘》、《所见》和《小孩》等诗中。一方面，小孩的天真单纯和稚嫩可爱让人怜惜，诗人袒护之切，爱怜之深，萌发一种近乎神圣的悲悯；另一方面，这悲哀也源于诗人对自我生命衰朽的顾影之怜。如《对于小孩的祈祷》中所透露的，诗人在为小孩祈祷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祈祷。在孩子的天真无邪面前，诗人更加感到自己生命的腐朽和脆弱。
诗人既无力与外在世界的苦难抗衡，又无法逃脱出内在世界的悲凉，就只能徘徊于人生的路口，困顿茫然不知所措，因而“歧路”成为诗人表达生命困境的另一重要意象。诗人“站在歧路的中间”(《歧路》)，看着荒野上的许多足迹，不知该向何处去，因无从选择而自怨自怜：“我如果有力量，我必然跟耶稣背十字架去了。/我如果有较小的力量，我也跟摩西做士师去了。/但是懦弱的人，你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能做，也就什么都不做，“无为而为”由此成为诗人最好的处世哲学。无力拯救，便乐得逍遥，诗人从而企图瓦解“歧路”困境的复杂性，以“此亦可彼亦可”的含混兼容取代“非此即彼”的选择决断。如同鲁迅借用“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的句式来表达其生命的苦闷压抑一样，周作人也借用另一句式来抒发自己的生命况味，其诗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句式与他的处世哲学也不无关系。如《山居杂诗之二》：“白果也罢，梅子也罢”；《爱与憎》：“我们爱蔷薇，也能爱蝴蝶”《秋风》：“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称他是白的菊花，黄的菊花”等等，这些“某某罢，某某也罢”、“某某是，某某也是”、“能某某，也能某某”、“是某某，也是某某”等的句式在诗中反复出现，其实隐含着诗人的某种生活立场与价值取向，它表明，诗人在一切物、事、人的区分看待上，只保持含混暧昧的态度，而没有明晰的区分辨别或判断选择，“即此即彼”、“此亦可彼亦可”成为他在事物复杂性面前的退守策略。人生的种种歧路，生命的诸多艰难，诗人都无法以明确的态度和强硬的精神去面对，因此只好采取退避的姿态或逍遥的哲学。一个对人生苦难和世事悲哀异常敏感的人，却没有力量去担当和拯救，其生命又如何能真正洒脱和逍遥，诗中许多看似平和圆通处，实则是诗人最无可奈何悲凉心境的体现。再如《小河》，人们往往注意到的只是“小河”的意象，它虽然是全诗的中心意象，但“田里的稻”、“田边的桑树”、“田里的草和虾蟆”等意象也不可忽视，它们在衬托中心意象的同时，也获得了主体的意味，甚至还反客为主，有被诗人摧置前台的效果。当“小河”被农夫所筑的堰挡住不能动弹时，它们虽然同情“小河”的不幸，但想得更多的还是自己的命运。它们各怀心事，忧虑重重，担心着自己即将遭遇的不幸。这些意象较“小河”刻画得更为生动形象、丰满细腻，诗人将它们分别以第一人称“我”进行主体叙述，而“小河”则以第三人称“他”被客观描述。不难想象，诗人要着重表现的不是“小河”所象征的变革力量，而是“稻”、“桑树”、“草”等所反映出来的那种在变革时代里人人自危、惊恐不安的精神状态。自我生命状态的剖析与揭示似乎是《小河》更为深刻的主题，这一主题在《过去的生命》集中已得到普遍印证。
胡适、刘半农和周作人，作为初期白话诗人的代表，他们在诗歌形式的革新和艺术精神的探索上，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无论是胡适《尝试集》里所流露的那种个人在大时代里孤独寂寞的情绪，还是刘半农《扬鞭集》里渗透的深厚丰富的人间情怀，亦或是周作人《过去的生命》里传达的悲哀惊恐的生命况味，都表现出诗人强烈的个性化精神特征。作为同是文化转型期的诗人，他们的创作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是发扬“五四”个性主义精神，反对“文以载道”，让诗歌真正回到“言志”和“抒情”的道路上来。尽管他们的创作还处于新诗的尝试阶段，在艺术形式上难免有些幼稚和不成熟，但在精神内质上，已经超越了一些旧诗词“为文造情”的无病呻吟，表现出真纯朴实的情感内容和个性化的思想内涵。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可以说，初期白话诗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存在价值，作为新诗的开篇之作，它是无愧于诗的殊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