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与情报学（LIS）的使命与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视域论文,使命论文,图书馆论文,LIS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50
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等的推动下，国外图书馆学的课程体系、研究兴趣和交流媒介（特别是学术期刊）都开始大量吸收新兴的情报学内容，促成了当时的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逐渐融合，形成了被称为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缩写LIS）的学科领域[1]。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融合趋势，但受教育主管部门学科目录的影响，情报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仅与图书馆学渐行渐远，而且与其70年代的前身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些变化事实上终止了这两个学科在我国的融合，也使我国从未出现过与国外LIS完全对应的学科内容、课程体系、课题资助范围及交流媒介。可以说，我国的图书馆与情报科学不过是国外LIS投射的影子，它缺少课程体系、交流媒介、研究社区的实际支撑，一直没有形成实实在在的存在。
这篇短文的目的不是批评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现状，它只是希望利用《图书情报工作》“专家视点”栏目提供的“漫谈”机会，谈谈作者对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作为一个实在的学科的理解，特别是对以下问题的见解：在这个学科中，and（“与”字）两边的成分是否具有同样的使命和视域？导致这两种成分走向融合的内在共性是否足以保证LIS成为一个融贯的、统一的学科？
对于什么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使命，不少人曾给予回答，例如，图书馆学家谢拉[2]、情报学家萨拉塞维克[3]以及我国各时期的学科目录，都直接或间接地回答过这个问题。但今天我们有很多理由不满足于这些解答。首先，这些解答大都源于或沿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阐释，反映的是图书馆职业和情报工作者在那个时代的职业定位与分工。随着信息职业的日益细化和多样化，那时的界定已过于笼统，不能准确揭示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新兴的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和区分。只要我们看看今天的情报学与信息管理、信息系统之间模糊不清的关系，或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目标的迷失[4]，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以往的界定已经无法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学科的使命。其次，现有解答大都分别阐释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目的，很少回答什么是图书馆与情报学（LIS）的共同使命，因而，尽管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已经成为很多人指代自己领域的习惯性名称，但对于“and”两边究竟是不是一个融贯的学科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定论。所以，当维克利[5]和赫约兰德[6]等人认定“and”两边已经融为同一个学科，萨拉塞维克[7]却认为它们是相互交叉的两个学科。正如萨拉塞维克所说的，两者的关系问题对于它们各自的发展或许并不重要，但对于课程体系的设计或研究资助范围的划分而言，却非常重要。
1 人类信息问题①
不管学者们如何界定图书馆学、情报学和LIS的使命，如何看待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分享一个基本共识，即这些学科与人类生存发展中的信息问题（information problems）相关，都服务于人类信息问题的解决。这个基本共识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图书馆学、情报学和LIS的使命与视域的起点。
信息需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之一。这种需要首先产生于人类生存对信息的天然依赖。现代科学的很多分支（如认知学、生理学）都发现，人在信息真空中无法生存；人类器官需要不断接触信息才能维持正常机能。人类的信息需要其次产生于生理或情感需要[8]：人在饥饿时需要有关食物来源的信息，疼痛时需要医疗卫生信息，孤独时需要具有慰藉功能的信息。对信息的需要还产生于人们扮演的社会角色，特别是工作角色：学生的学习、管理者的决策、科研团体的研究活动、农民的生产任务，都会产生大量信息需求。人类信息需要的普遍性决定，满足这一需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
个人的信息需求只有一部分可以从自己的经验积累或现有知识结构中得到满足；在很多时候，他们需要从外部获取信息。在后一种情况下，信息需求者首先得确认他所需要的信息是否存在，存在于何处，这个过程就是信息查询。信息的很多特性（如分布的离散性、表达的多样性、对特定问题的相关性、对情境的相关性等）都会导致信息查询失败；信息的爆炸性增长更加剧了这个过程的难度。因此，如何保证信息的有效查询就构成了人类信息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不同领域（如科学研究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程度不尽相同。
在确认信息存在之后，人们还需要获得并利用信息才能最终满足需求，然而，在确认信息存在和实际获取并利用信息之间还存在一段充满障碍的距离，如信息离散状态造成的获取障碍、信息储存场所造成的物理空间障碍（如图书馆布局不合理或开放时间不合适）、经济障碍（信息需要购买）、制度障碍（如信息不公开）、利益冲突障碍（如版权保护）、个人信息素养障碍、信息服务机构与用户之间的视角障碍等。因此，如何克服这些障碍并保证人们有效获取信息，也构成了人类信息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图书馆学、情报学及LIS的使命
如果追踪图书馆学、情报学以及LIS的历史，我们其实不难发现，对上述两大人类信息问题的解决贯穿了这些学科的整个发展历程。
如何保证信息可以被查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早在图书馆学产生以前，人们就试图通过图书排列、书目工作甚至索引来解决这个问题。古代亚历山大图书馆已经开始按主题排列图书，而古老的圣经字词索引已经可以按词索句。现代图书馆职业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信息的有效查询问题；事实上，现代图书馆职业就是在信息查询技术的革命中诞生的。在这场革命中，杜威发明了将整个人类知识及其记录（即文献）加以整理的分类体系，卡特发明了为这一体系配备查询工具的编目规则。在这些技术革命之后，运用最新技术保证信息有效查询开始成为高度专业化的活动。从事这一活动的图书馆职业也就成为现代专业化职业之一。
20世纪初，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和科学文献的增长，图书馆学在解决信息查询问题，特别是科技信息的查询问题方面，越来越显示出不足：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大都以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研究报告、专利等非书形式出现，但卡特和杜威的查询技术却是为图书而设计，不善应对日益复杂的科技信息查询需求。不满足现状的科学家团体没有等待图书馆学在这个问题上自我完善，而是分流出一部分科学家专门研究和实施科技信息的组织整理，这就是早期的文献学家。1935年首届国际文献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Documentation）在哥本哈根召开，表明这支“非图书馆学”力量已初具规模。二战以后，由于对科技信息的查询需求更加强烈，科学研究团体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也显著加大。1945年美国科学家布什发表了展望科技信息查询技术的论文《诚若所思》，1948年，英国皇家学会为改善科技信息的查询与获取召开了专门的情报大会，各国政府也相继支持了一大批相关研究项目（1951年美国科学家莫尔斯开始将这类研究称为情报检索，即information retrieval[3]）。1958年，英国的文献学家成立了自己的行业组织“情报科学家协会”，1968年，美国文献学会也改名为美国情报学会。以情报检索技术为核心内容，情报学逐渐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对于情报学的孕育过程，图书馆学不乏关注的目光。20世纪50年代，青年图书馆学家谢拉和他的同事就呼吁图书馆职业关注这个正在悄然兴起的新领域（他们称之为“专业信息交流”）[9]。20世纪70年代，谢拉率先在他领导的图书馆学院开设情报学相关课程，开始了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融合。融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且不乏质疑的声音，但至本世纪初，赫约兰德已经这样谈论这两个学科的融合结果：“尽管［图书馆学］这一术语还在使用，但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被图书馆情报学所取代”[6]。
在融合后的LIS知识体系中，存在一系列以解决信息有效查询为目标的分支领域或课题。首先是有关信息组织整理技术的研究。信息组织整理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并利用最新的技术手段将信息或其记录组织成有序的集合，同时形成查询信息的工具。信息组织整理的技术包括：知识体系的分类技术、情报检索语言及信息描述技术（叙词、本体、自然语言处理）、元数据及其编码技术（MARC、SGML、XML）、数据库及其检索技术、情报检索系统（如OPAC）及其设计技术等。LIS就是通过这些技术的创新不断提高信息查询效率，正因为如此，里士满（Richmond）认为这是LIS中最具有创新活力的领域之一[10]。其次是有关信息查询过程的行为模型和认知模型的研究，贝尔金、英格沃森、库尔斯奥（Kuhlthau）等都是这个领域成果卓著的学者，他们提出的信息查询模型是LIS团体以用户为中心设计检索系统的重要支撑，也是LIS改善信息查询效率的重要理论基础。再次是有关信息组织整理的认识论研究。哲学中的认识论是关于知识的学问，研究知识的性质以及人类获得知识的途径。LIS领域的认识论研究一方面可以揭示不同学科的认识论立场（即这些学科如何界定知识、如何产生知识，如何评判知识，如何利用知识），加深对各学科认知活动及查询需求的理解；另一方面可以揭示不同认识论立场对信息组织整理技术的影响，帮助LIS团体反思信息组织整理中的认识论偏差。美国学者德尔文的很多研究都从建构主义认识论的角度反思了实证主义认识论对信息查询系统的误导[11-12]；Smiraglia、Svenonius等人的研究则反思了认识论立场（如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等）导致的信息组织方法的演变[13-14]。
与信息的有效查询一样，信息的有效获取也是一个古老的人类信息问题，图书馆是人类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建立的最早设施。据史料记载，公元前30世纪就存在专门收集和保管宫廷及宗教活动记录的场所（最早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这类场所大都位于宫廷和寺院，这表明它们在保存这些记录的同时，一定也考虑了特权阶层获得这些记录的便利性。公元前几百年出现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尼尼微图书馆等，已经开始关注学者获取研究信息的需要。为此，这些图书馆都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收集散落在民间的文献，汇集整理，供学者们使用。17世纪，法国图书馆员诺德提出了一整套保证信息获取的图书馆管理办法，并明确提出，图书和图书馆的价值只有在利用中才能得到实现[15]。现代图书馆职业更是通过其专业活动（例如文献体系建设、文献传递服务、参考咨询服务）和政策参与，致力于消除信息获取的障碍，是现代社会中保障信息获取的主要力量。
早期文献学家和情报学家主要关注科技信息的有效获取。一位参与英国早期文献活动的科学家这样陈述文献活动的目的：“我们意欲建立的组织就是要让每一位研究者都能获得所有现存的相关信息”，不仅如此，还要保证“每一位研究者无需做出特殊努力就能拿到他需要的信息”[16]。1948年英国皇家学会的情报大会为了讨论科技信息的有效获取问题，还专门研究了科学家的信息获取行为（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ur）[16]。美国情报学家Wersig和Nevelling曾这样总结情报学与信息获取问题的关联：“今天将知识传递给需要它的人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责任，这一社会责任正是情报学［产生］的真正背景”[3]。
在融合后的LIS知识体系中，一大批研究课题都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解决信息有效获取问题，包括用户信息需求及信息行为研究、科学交流系统研究、信息分化（或信息公平）研究、信息政策与信息基础设施研究、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研究、图书馆服务创新研究、图书馆管理研究、图书馆服务伦理（价值观）研究等。这类课题或者为解决信息的有效获取提供理论支撑，或者为其提供技术手段。例如，信息需求与信息行为研究可以帮助LIS团体理解用户需求及行为方式，更有针对性地辅助信息获取；科学交流系统研究可以帮助LIS团体理解科学交流链（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chain）的各环节及其相互关系，以寻求有效途径保障信息畅通和最大获取（开放存取就是这样一种途径）；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研究可以帮助LIS团体寻求以下问题的解：如何最经济地把满足特定用户需要的、离散的信息源最大限度地汇集起来，如何将其组织为合理的有序集合，以便用户以最小的努力获取最多的信息。
围绕着LIS所要解决的两大“人类信息问题”——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LIS事实上形成了如图1所示的两大领域：
图1 LIS的使命及主要内容
这两大领域加上历史研究（机构史、职业史、学科史）、教育研究等，就构成了LIS的主要内容。如果从“人类信息问题”反观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的两个组成部分，我们或许会发现，“and”两边其实是有所侧重的，“and”左边的“L”研究课题（图中右栏）因为与“图书馆”这个传统的信息获取平台密切相关，因而相对侧重于解决信息有效获取问题；而“and”右边的“I”部分（图中左栏）因源于科技信息查询需要，因而相对侧重于解决信息查询（即情报检索）问题，但正如前面的简单历史回顾所显示的，这种侧重仅仅是相对的，不足以将“and”两边区分为彼此独立的学科。
在图书馆学、情报学和LIS的发展过程中，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插曲。很多人（如Buckland）认为，芝加哥大学打造的图书馆学偏离了杜威和卡特注重技术的传统，消极地影响了图书馆学在新技术背景下的创新能力[9]，但是，从LIS致力于解决的两大人类信息问题来看，芝加哥大学不过是将自己的研究力量向信息获取问题更加倾斜而已。
3 图书馆学、情报学及LIS看待信息的角度
20世纪70年代，当图书馆学和新兴的情报学走向融合的时候，这两个学科都把信息看作是一种具有通知、通报、认知功能的资源，都认定信息查询、获取、利用的结果是导致人的认知状态的某种改变。在经典图书馆学和情报学著作中，谢拉关于图书馆功能的论述[2]、布鲁克斯的情报概念模型[17]和贝尔金等的知识非常态理论[18]都建立在对信息的上述认识之上。这就是说，当时的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在看待信息时分享同样的视域。
视域是一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征之一。同样是研究人，医学看到的是她的物理状态（physical being）、心理学看到的是她的心智（mental being）、文学看到的是她的心灵（spiritual being）：看待“人”的不同角度形成了不同的独立学科。从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70年代的图书馆学和情报学能够融合为LIS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他们从同样的角度观察信息。不仅如此，LIS的视域也使它区别于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信息问题研究。管理学是在信息成为社会的战略性资源、信息管理成为普遍的组织行为的背景下，开始关注信息管理问题的；它把信息看成组织的资产（如同资本、人力都是组织的资产一样），认定信息利用的结果是提高组织的竞争力；在这一视域下，管理学领域逐渐形成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竞争情报、知识管理等分支学科或研究课题。经济学把信息看成生产的要素或商品，关注它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并在这一视域下形成了信息经济学；社会学把信息看成是利益与权势的载体，关注它如何影响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并在这一视域下形成了信息社会学。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学科的视域与其使命也是相互贯通的。LIS把信息看做是具有通知、通报、认知功能的资源，这使它比其他学科更关注信息认知价值的开发，更追求信息的最广泛传播和个人对信息的最大利用；解决信息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的终极目的正是为了促进信息在社会成员中的传播和利用。管理学把信息视作组织的资产，这使它比其他相关学科更关注信息中蕴含的经济价值和组织竞争力，更追求信息在组织内部的最大分享及其对组织决策、创新等活动的最大支撑；信息资源管理、管理信息系统、竞争情报、知识管理的终极目的正是为了促进信息在组织内部的分享和利用。
4 结语
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图书馆学和情报学融合为今天的LIS。简单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两者的融合确实不乏坚实的基础：它们拥有共同的使命：通过解决信息的有效查询和获取问题，促进其最大传播与利用；它们也具有共同的、与这一使命相适应的看待信息的角度：都把信息看作具有通报、通告、认知功能的资源。这决定了它们的研究内容（如信息组织整理的技术、信息需求与行为、科学交流系统的运作与角色关系、以用户为中心的系统设计等）也大致相同或相通。不仅如此，当信息随“信息社会”而进入其他学科的视野，上述使命和角度也成为区分LIS和其他学科的分水岭。
这样的区分对我国的图书馆学及情报学研究和教学都具有重要的寓意。从LIS的使命与视域出发，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无疑需要大大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关注与信息有效查询和获取相关的所有问题，与此相适应，图书馆学教育的目标也应该做出调整：让学生理解他们未来的使命并赋予他们承担这一使命的能力。与图书馆学相比，情报学的研究与教育需要更彻底的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情报学明显出现了使命与视域的迷失——它徘徊在LIS的使命／视域和管理学的使命／视域之间，失去了定义自己身份的能力。因此，我国情报学迫切需要的反思就是：自己的使命和视域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反思或许终将促成LIS在我国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9－04－01
注释：
① 本文没有刻意区分知识、信息、情报概念，这些概念在本文中的交替使用是为了尊重已有LIS文献的使用习惯；在现有LIS文献中，信息行为（information behaviour）、情报检索（information retrieval）、信息组织、知识组织、知识分类、情报检索语言等都是习惯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