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观念在现代西方的历史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念论文,命运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进步观念的理论内涵
人类在追求社会进步的历史创造活动中，需要建构一定的进步观念。一般的进步观念是一种关于社会发展与历史过程的理论，由此就把过去、现在与未来联成一体；同时也是一种价值评价的观念，体现了事实与价值的交织、现实与理想的映照。
作为进步观念的第一个理论形态、理性主义进步观是近化欧洲的产物，是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理论表述。在从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的演进历程中，这种进步观念由一大批哲学家、历史学家、工业主义思想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加以阐述和发挥，在内容上日趋丰富与完善，在形式上越来越世俗化。
1.坚持理性主义立场。近代的进步观念是在理性主义的旗帜下确立起来的。在以推翻神性、解放人性为己任的理性主义者那里，理性作为人所具有的逻辑思维能力，是认识客观事物并揭示其普遍性、必然性的根本手段；作为取代上帝位置的新权威，又是一种评价尺度，成为衡量一切自然的与社会的事物有无合理性的唯一准绳；作为一种本体性的决定力量，理性是知识的源泉、科学的基础、立法的根据、道德的展现与人性完善的支柱，因而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但是，对理性的极度拔高，不仅使理性的自足性、权威性失却了合理的依托与可靠的支撑，而且排斥了非理性性力量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与意义。
2.弘扬科学技术万能论。由于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力量的集中体现与高度发挥，因而科学技术就构成了驱动社会进步的最为有力的杠杆。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可以征服自然、积累财富与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又能促进道德水平的提高与自由的实现。但是，在过分夸大科学技术的积极效应的同时，理性主义者忽视了其潜在的消极效应与价值中立性的特征，陷入了科技决定论的泥坑。
3.固守机械的历史决定论。由理性决定的、由科技推动的社会进步，是一个人类历史从过去经现在向美好未来一维演进的过程，其中体现出的不可移易的趋势因先在的理性力量的保证而无法被改变与阻挡，其中所遵循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与自然万物的进化规律相连而获得了客观性、普遍性与神圣性。但是，对必然性的绝对化，不仅排斥了历史运动中的偶然性，而且否定了主体努力的伟大意义，由此走向了宿命论与历史预成论。
4.确立线性发展模式。理性主义进步观认定，在客观规律的制约下，社会进步走着同一条道路，经历着相同的阶段（一般为三个阶段）；社会进步的趋势是单一的、既定的、无可选择的，虽会遇到曲折，但社会历史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演进是不可逆转的。深究起来，这种理论带有鲜明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在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加以神圣推崇与普遍示范的时候，就否定了不同民族与国家在进步道路上的具体差异性与多样化追求。
5.运用实证性思维方式。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理性主义在探讨社会进步时集中运用了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法的特质是，极力弘扬科学理性精神，致力于运用理性能力与科学方法，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追求严密的、统一的、精确的知识；在这一过程中，重视不同事物在量上的同一性，将每一种事物都归结为另一事物的抽象对等物。由此，它对自然与社会一视同仁，将人与机器同等看待，力求发现其中的普遍规律，从自然过程理论直接引申出历史过程理论，从生物进化论机械类推出社会进化论。但是，实证性思维方式在夸大量的同一性时就抹煞了质的区别性，在把不能用实证方法把握的对象当作“形而上学”加以拒斥时，往往会忽视人文价值观照与人生意义追问。
6.塑造全面进步的图景。在理性主义思想基础与实证主义思维方式的导引下，近化思想家们构筑出社会生活全面进步的图景。知识的累积与智力的开发，可使人摆脱愚昧无知状态，把握客观对象的奥秘；征服自然，可使人获得更丰富的生存资料，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更好地满足利益需求；改造社会，能使人摆脱受奴役状态，为人追求自由与平等开辟道路；随着知识的增长以及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人的能力必将增强，人的道路水平随之提高，人对幸福的向往必将成为现实。简言之，所谓社会进步就是以理性为决定力量的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进步。
7.树立盲目乐观主义信念。近代理性主义者所塑造的全面进步图景，是以乐观主义为理论归宿的。在他们看来，在理性与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人类历史的发展以循序渐进的形式不断由低级的、简单的阶段向高级的、复杂的阶段转变，社会进步总是朝向一个至善尽美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既是对“理性的迷雾”的直接否定，又是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的充分实现，但是，这种种进步观念对历史发展中的曲折估计不足，对进步过程的矛盾缺乏具体分析，同时又把进步前途与目标过分理想化与至善化，因而其乐观主义信念带有明显的盲目性与空想性。
8.强化物质利益追求的价值取向。近化理性主义者所塑造的全面进步图景，从思想实质上说终究是一种物质利益取向型的进步观念。坚信自然资源的无限性与人的物质需求的先决性，认定征服自然才是社会进步的实质性内容，也是人类理性力量的内在要求；因而，不断向自然界开战，既成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与集聚物财富的根本保证，又成为改造社会与完善人性的重要前提。这种进步观主张“以最有利于人类追求物质利益的方式来安排自然”，并深信“我们积累的物质财富越多，世界就必然越有秩序。被认为能带来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的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就成了进步的同义词”[①]。在片面关注人对眼前物质利益的追逐与占有的情况下，人的精神需求、价值理想以及人对社会进步的核心意义必然受到忽视，“人类就只能在生产和消费所带来的尽情享乐中寻找他们的人生目的和意义”[②]。
近代的进步观念在理论上突破了古代社会环论的束缚，完善了基督教关于“进步在未来”的偏狭思想，超越了历史退步论的悲观情调，指导着社会生活由传统性向现代化的跃迁，从而成为近代以来人类自我肯定的中心思想和新时代意义世界的核心概念。但是，它在理论上的偏执性与片面性也不断暴露出来，成为导致社会危机的重要思想根源。
二、进步观念的现代批判
历史演进到现代阶段之后，资产阶级日趋没落，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的异化状态愈益加剧，特别是世界大战的连续爆发给人们带来无数灾难，全球问题的出现使社会发展陷入困境。变化着的历史条件与危机四伏的现实摇撼着理性主义的进步信念：人们不仅发现所谓理性王国不过是诱人的幻影，而且猛然意识到自己在进步的旗帜只下已走向了死胡同。于是，由人本主义流派和其他社会思潮组成的现代西方思想家开始怀疑、反省与检讨近代的进步观念，进步观念的思想逻辑随之发生了剧烈的转向。
1.对理性决定论的声讨。在现代西方思想家看来，理性主义所树立的理性权威是颇成问题的，它具有独断性与空想性，忽视了主体，丢弃了价值理想与意义追求；理性认识也是片面的、表面的、机械的认识，它既不能把握社会历史的奥秘，又不能穷尽生命的本质与意义；理性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它无助于克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苦难，也对人的个性所受的压抑无能为力。唯意志主义者叔本华断言，以往理性派哲学的缺陷在于，既未能把握理性看作是满足欲望的手段和实现生存意志的工具，又不懂得在社会历史领域支配和制约人们行为的那些必然性、因果性与目的性不过是意志的表现与客观化。法兰克福学派则把传统理性主义所宣扬的理性视为工具理性的集中体现，认定这种工具理性只关心实用目的，只注重事实与如何去做，只执着于思维的肯定性与同一性，因而是一种单向度的、片面的理性；理性在物化的形式中蜕变为工具理性，既背离了人的自我解放的旨趣，又造成了社会的畸形发展。
2.科技异化论对科技万能的消解。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破坏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加剧了社会问题的恶化，使社会发展陷入了“物质丰裕与精神苦”的畸形境地；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导致了人的异化与堕落，束缚着人们的自由、幸福与完善。英国社会学家Y·英奇在二、三十年代提出，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实力的增长可能在以后显示出对改善人性最具破坏性的结果；雅斯贝尔斯发现，现代人之所以陷入平均化、机械化与大众化的境地，这是“由技术、由政治和由西方共同精神之瓦解规定着”[③]；罗马俱乐部则在一系列报告中驳斥了技术万能论，认定全球性危机的爆发与“增长的极限”的困扰，正是根源于科学技术不顾后果与不加限制的发展。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科学技术之所以创造出富于“ 攻击性”的社会与单向度的人，是由于其他位改变所致，即科学技术不仅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而且在为现存制度作合理性辩护时，已获得了意识形态的地位。
3.历史非决定论对机械决定论的否定。现代西方思想家认为，世界充满偶然性，人生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历史发展呈无序状态；由于无规律存在，因而人是绝对自由的，人也无法对未来作出预测。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把历史决定论规定为一种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规律”来预测历史的社会科学方法，在批判反自然主义与泛自然主义的基础上，宣判了历史决定论的“极刑”，从而抑制了进步观念的流传。存在主义大肆强调，人是被突然抛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人在造就自己的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可能性，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无法知道的，人干什么或不干什么并无必然的理由；由于“上帝死了”、“人性是没有的”、“决定论是没有的”，因而人是被判决为自由的。与此同时，他们主张建立一种关切人的生存境遇、内心世界与价值理想的“人学”，关注那种摆脱了他人、社会与自然束缚的富有个性的人，最终使历史运动成为人的意向活动、自由创造与冒险行为任意宰制的舞台。
4.多元演进模式对线性发展观的超越。现代西方思想家断言，既然不存在规律，那就没有普遍的发展道路；发展道路不是单一的线性进程，而是多元的曲折进程；欧洲工业文明日益陷入困境，它并非是应当效法的理想目标。斯宾格勒在批判进步三阶段论时说，“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且毫无意义的体系”，“显然，用在世界年龄上的神秘数字3，对于形而上学者的喜好是有高度诱惑力的。……至于它的基本设计，每个人只要替传统的三分法想出一些抽象的意义就心满意足了”[④]。但他在否定普遍发展模式时却陷入了相对主义。在后发展理论研究中，“依附论”等派别既强调欠发达社会与发达社会在发展道路上的殊异性，又突现欠发达社会内部的发展模式上的多样性；人文生态学派还着重揭露了工业化对环境、资源、生态所造成的破坏以及对人性所施加的压抑。俄籍流亡作家索尔尼琴直接地作了总括：“进步曾被看作是闪光的、笔直的矢量，而事实上却是不规则的曲线”。[⑤]
5.求异性思想对求同性思维的校正。现代西方思想家宣称，理性主义进步观所运用的实证性、求同性思维方式是有严重缺陷的，它排斥了思维活动的非确定性、不可逆性、随机性与非平衡性；在社会历史领域与人的内心世界，不能滥用科学理性精神，必须突出直觉、顿悟之类的非理性方法，强化非理性认识的偶然性、模糊性与超越性。斯宾格勒指出，自然作为“已成的事物”，是死的、僵化的、机械的、无时间的，在知识形式上是确定的，依赖于公式、规律、体系的认识方法；历史作为“方成的事物”，是活的、生动的、有机的和时间性的，在知识形式上表现为可能的，只能通过类比、描画、角征等来体验，雅斯贝尔斯根据生存历史的非确定性特征，认定历史的领域属于非认识的范围，只能凭借非理智的“生存照明”。法兰克福学派着重批判了技术理性的单面性思维方式，认为实证主义以事实中立性的经验主义前提抹煞了人的价值因素的作用，以对现实的顺从态度贬斥了思维的批判性与否定性，在“拒斥形而上学”时就把自然科学方法绝对化，也把知识的合法范围缩小了。
6.危机观念对全面进步图景的反叛。针对理性主义进步观的逻辑思路，现代西方思想家在批驳近代进步观念的思想基础与思维方式的前提下，普遍地对进步观念本身进行攻击。尼采就曾指出，“一步步颓废下去，”“这是我给现代‘进步’下的定义”[⑥]。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只把进步看作是数量上的增长，只承认科技领域中的进步，坚决否认进步的必然性，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进步表示了明确的失望情绪，甚至主张放弃进步概念[⑦]。《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尖锐批驳了基于机械论世界观之上的进步观念，赞同古希腊关于从黄金时代以后历史不断退步的思想，宣称人类历史是江河日下的历史，科技发展正产生出比“财富”更多的、更有害于人类的垃圾。在近代进步观念不断丧失昔日光辉的同时，现代西方思想家大肆宣扬危机观念，树立起社会全面危机的总体图景。他们不仅提出了“欧洲的危机”、“西方的危机”与“全球性危机”，而且具体分析了生态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与人的危机，由此断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处于尖锐对立的关系之中。所谓生态危机，是指对大自然的无情盘剥与单纯索取以及由此造成的生态环境的恶化；经济危机表现为“经济制度没有生产必要数量的消费价值”，政治危机包括“合理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文化危机主要是“动力危机”[⑧]，具体体现为价值失衡、意义失落、道德退化与信仰失却等；人的危机则是指人的本能遭受压抑、人的人格发生分裂、人的心理充满焦虑、人的存在陷于虚无、人的自由不堪承受、人的个性日渐丧失以及人的命运不可捉摸等。在他们看来，现代社会陷于全面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理性主义文化的矛盾、工业文明的扩张本性与科学技术的地位改变。
7.悲观主义基调对盲目乐观主义信念的冲击。与近代进步观念的向上、自信与乐观意识不同，现代危机观念更多地流露出了无奈、失望与悲观的情绪。从非理性个人的视角出发去审视现实，现代西方思想家体验到人的存在充满了孤独、厌烦、压抑、变态、恐怖与绝望的心态，感悟到世界的荒谬、人生的痛苦、社会的无序与历史的虚无，直觉到人逐步丧失了自然家园、人际家园与精神家园，领受到个人的痛苦与挣扎淹没了人类的进步与希望，因而驳斥所谓乐观主义不过是“对人类无名痛苦的恶毒讽刺”[⑨]。另一方面，在克服社会危机的理论方案中，悲观主义基调也占据主导地位。现代西方思想家强烈要求打破近代关于进步的神话，但在内心深处并不反对社会进步本身，拯救社会与个人的各种方案就展现出他们对人类前途与命运的关注与期盼。当然，这些方案只能把人类引向坡路与死胡同。从叔本华关于抑制欲望、否定生命意志与摆脱世俗要求的见解，经存在主义关于面对死亡冒险赌博的选择，再经法兰克福学派关于“以憎恶中产生的革命”和“大拒绝”的战略，直到罗马俱乐部关于抑制技术与经济发展的“零增长战略”，无不体现出浓重的悲观主义气息；这些方案所折射出的禁欲主义、盲动主义、虚无主义与浪漫主义倾向，最终也都会走向悲观主义的境地。
8.人文价值取向对物质利益取向的责难。现代西方思想家也着重批驳了近化进步观念的物质利益取向。罗马俱乐部就曾把偏爱物质利益取向的经典发展观斥之为“增长癖文化”。人文生态学者亨廷顿强调，经济增长不能简单等同于社会进步，“经济增长以某种速度促进物质福利提高，但却以另一种更快的速度造成社会的怨愤”[⑩]。索尔仁尼琴则把以追逐物质财富为理论实质的进步观念喻之为“自杀式的进步幻想”。《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的作者明确提出了驱除增长型进步观的衷告，断言这种观念的代表人物“坚持认为日趋复杂的新技术能让效率更高的非人类能量来代替较低的人类能量，从而不断创造更大财富。所有这些都将大大减轻人类生活的负担。这就是进步的意义之所在。……现在是彻底清除这种无稽之谈的时候了”(11)。在反叛利益取向型进步观的同时，现代西方思想家更倾向于运用人文价值取向。以主体尺度来衡量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过程，就突现了社会进步的属人性与价值规范性意义。他们所揭示的社会危机实际上是对客体反主体化效应的关注与焦虑，一切危机归根到底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他们所探讨的社会进步的矛盾无非是人所面临的矛盾，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的全面冲突；他们所设计的拯救社会的理论方案同样是以人文价值为基础的，认定解脱人生的痛苦与挣扎才是社会进步的本质要义。但是，危机观念的人文价值取向既是非理性的人为核心的，又是以绝对自由的孤独的个体为轴心的，因而是非科学的、不合理的评判标准与衡量尺度。
三、现代批判的再批判
近代进步观念在现代西方思想界遭到全面批判，进而开始凋谢、不断退却，最后被危机观念取而代之，这就是其历史命运。这种状况的成因既根源于充满危机的社会现实，又发自于近代进步观念本身的理论缺陷。
现代西方思想家批判的仅仅是近代理性主义的进步信念，并非笼统地反对社会进步本身。其危机观念不是一般性的社会发展与历史过程理论的直接对立面，而只是近代进步观的明确否定者。社会危机观念作为反映与概括现代西方社会进步现实的“大观念”，本质上是一般社会进步观念在现代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态，因而与社会退步论是有区别的。在分析与评价社会危机观念时，不仅要把握其重在揭示社会进步所遇到的挑战、所面临的矛盾、所承受的压力与所付出的代价这一理论层面，而且要追问其克服社会危机、实现社会进步这一理论努力。
现代西方思想家批判进步观念、宣扬危机观念的合理性在于，准确地击中了理性主义进步观的理论缺陷，深入地阐述了为其对立面长期忽视的思想内容，打破了以进步名义编织而成的神话，对科学评价进步观念的第一个理论形态具有启发意义，对合理建构进步观念的当代科学形态也有借鉴价值；同时，危机观念也直接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为社会进步活动注入了忧患意识、代价意识与危机意识，为追求进步的人类敲响了警钟。另一方面，其局限性与失误在于，对近代进步观念采取了全盘否定的的态度，在思想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未能达到“具体的真理”；在揭示现实矛盾时，以对科学技术与理性文化的批判取代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揭露；由此，危机观念既未找到导致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也不可能指出实现社会进步的正确道路。
注释:
[①][②](11) 杰里米·里夫金等：《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2、58页。
[③] 《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5页。
[④]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6页。
[⑤] 彼得·欧皮茨：《“进步”：一个概念的兴衰》，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夏季卷，第184页。
[⑥] 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107页。
[⑦] 转引自恰连科：《精神文化：进步的源泉与动力》，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4页。
[⑧] 转引自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452页。
[⑨]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47页。
[⑩]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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