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际流动的务工青年研究
——基于湖南省的调查数据
曾东霞
［摘要］ 城市务工青年的主体是一个多元组成。已往研究对城市务工青年外延范围存在模糊之处，大多数学者把务工青年等同于农民工青年，固守着城市青年不流动务工的认识，从而遮蔽了城际务工青年。本研究按户口类型将流动务工青年区分为城乡务工青年和城际务工青年。基于湖南省内流动务工青年的研究发现，相比城乡务工青年，城际务工青年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更具多元性和现代性，更关注就业医疗和养老，处于返回旧城与融入新城之间的张力之中，间接影响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和社会公平。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在于将城际务工青年纳入到务工青年研究视阈中来，提出将务工青年的社会政策体系由补缺型向普惠型转型，有利于实现人的城镇化，并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关键词］ 务工青年；城乡流动；城际流动
城市务工青年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大潮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学界和社会重点关注的一个特殊的群体。
一、流动务工青年：一个多元主体构成的青年群体
我们可以将务工青年分为本地务工青年和流动务工青年（或异地务工青年）。本地务工青年主要指在户籍所在地务工的青年，而流动务工青年可分为城乡务工青年和城际务工青年1 虽然理论上存在异乡务工的情况，但目前到异地农村务工的青年还不具有普遍性。 。从理论上分析，流动务工青年群体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部分人：一是来自农村的青年群体。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就目前来说，农民工群体已达到相当的规模，特别是青壮年农民工群体成为社会与学界的关注焦点，在中国知网中精确搜索标题含有“青年”和“农民工”的文献达到491篇2 搜索时间是2017年7月31日，下同。 。二是生活在城市被边缘化的青年群体或者是生活在不太发达的城市青年群体。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体制改革的推进，一些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在产业结构急剧变迁中倒闭、衰落，产生了大量的下岗、失业工人。这代人由于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单一，在“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而他们的后代，虽然身在城中，由于社会资源、家庭代际效应或自身的原因没能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成为了城市中的待业或无业青年，为了生存，他们选择了进入另一城市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这部分青年即是本文重点分析的对象。就文献检索来看，非常遗憾未能在中国知网找到相关文献关注这部分青年。三是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青年群体。那些在城镇化过程中被整体拆迁、或是以土地换城市户籍的失地青年，他们失地以前是农民，享有土地和农村的政策待遇。失地后，他们拥有城市户籍和市民身份，已不再是实际意义上的农民。在中国知网中精确搜索标题含有“失地青年”的文献有11篇，但没有一篇关注其外出务工。因此，后两部分的外出务工青年群体由于拥有市民身份，在中国城市务工青年研究中容易被传统农民工青年群体所遮蔽。
学习动机是教育心理学和学习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在我国，学习动机问题也受到了较多关注，随着校园生活的多样化，大学生学习动机也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其学习状态令人担忧，学习动机缺乏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高校奖学金是为鼓励优秀学生而设立的奖励资金，是高校教育管理工作中一项激励学生的重要措施。本课题以石河子大学本科生为研究对象，结合石河子大学奖学金制度以及大学生学习动机设计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组织开展问卷调查及访谈，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旨在使奖学金发挥出更大激励作用。
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已往研究中，学者们把务工青年作为研究对象时，有以下几种情况。
1．较多的研究将城际务工青年排除在外，把城市“务工青年”当作“农民工青年”的另一个称呼。有学者指出，进城务工青年是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发展的主力军之一[1]；有学者2015年做的全国城市务工青年工作与生活状况调查实质就是调查农民工青年[2]；在这些研究中进城务工青年实际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青年的另一个称呼。
2．有些“外来务工青年”研究中所指的“外来青年”同样未能包括从外部城市来的青年，仅仅是从接受地的视角来看待农民工青年。有研究指出：青年外来务工人员是城市就业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否具有较高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和城市的竞争力，也影响着他们的城市融入程度[3]，从“影响着他们的城市融入程度”可以看出，这里的“外来务工青年”也是指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农民工青年，同样没有关注到由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务工的城市青年群体。
（1）家庭生育观念上并不期待养儿防老。统计分析发现，无论是城乡务工青年还是城际务工青年，都受到城市生活方式与多元价值观的影响，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生儿育女，增加家庭劳动力等已经不再是婚姻的主要目的。虽然在户口类型与传宗接代、社会职责、增加家庭劳动力的思想观念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养儿防老这一目的上，80.2%的城际务工青年选择了“否”，70.3%的城乡务工青年选择“否”，经过卡方检验，连续校正的卡方P＝0.015＜0.05，两者存在显著差异。而如果把城乡务工青年、城际务工青年以及本地务工青年合并成务工青年来研究的话，在这一观念上务工青年只有73.9%的人选择了“否”，这个结论更接近于城乡务工青年的特点。因此若不作区分，城际务工青年与城乡务工青年在养儿防老的观念上的差异就被掩盖了。
4．有些研究把城市外出务工青年和农民工青年混在一起进行调查研究。如有学者在研究外出务工人员时，指出了外出务工人员构成包括外出打工的农民阶层、城镇青年和大中专毕业生在内的广大的务工青年，但身份还是以农民为主，没有单独对城镇青年进行分析研究[5]。
综上所述，务工青年的研究要么把城际间流动的务工青年当成农民工进行研究，要么就完全忽略了城际务工青年群体。在外务工的城镇青年由于户籍仍在其原生活的城镇，没有工作城市的户籍，因此一般未被纳入到工作城市的城市人口管理中来。
务工青年实质上是一个多元主体的构成，而城市外出务工青年却是一个整体被忽视或忽略的隐形群体，处于全社会的视线之外，他们明明处于城市中心，现实生活中也是真实存在的城市底层群体。无论是把务工青年群体等同于农民工群体，还是把在城际间流动的城市务工青年当成农民工来研究都是有失偏颇的。因此，我们的研究需要从城市边缘转移部分视线到城市生活中心的底层。底层不仅仅包括城市低保生活群体，也包括那些在城镇化过程中失地后由农民向市民过渡的青年群体，还包括通过自身努力升学实现由农村向城市户籍流动的大中专毕业生群体1 这部分具有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务工青年，廉思等学者以大城市“蚁族”为名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 ，同样也包括原居于小城市流动到大城市的务工青年。他们承受着来自社会、家庭各方面的压力，努力工作积极生活。这些由多元主体构成的城际务工青年群体同样是一个值得社会关注的群体。
已往对城市务工青年的研究，往往是以农民工青年作为主体来分析他们的特点及生活、精神状态。我们在此研究中将多元的城市务工青年以户口类型为标准区分为城乡务工青年和城际务工青年，并以城乡务工青年为参照来分析城际务工青年的不同生存特征及社会诉求。
经过湖南务工青年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基于城乡流动青年的比较来分析城际务工青年的特征。
二、城际务工青年的特征：基于城乡流动青年的比较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笔者参与的2014年共青团湖南省委员会务工青年的调查项目。为了了解湖南省内务工青年发展状况，课题组抽取了湖南省长沙、岳阳、衡阳、郴州、张家界、邵阳、怀化7个城市，每个地级市随机选取一个区加一个县，以抽取地的街区单位或企业打工的35岁以下的务工青年作为调查对象，计划以配额抽样的方法从长沙市抽取样本300个，其余6个地级市各抽取150个。在每个地级市从相关行业中进行调查，调查100～200人左右，计划样本量为1200人，实际共回收有效问卷1047份2 由于课题组在暑假期间进行调查，因此有少量暑假打工的大学生同样被纳入到我们的调查对象当中，户籍来源基于其个人的回答。 。其中男性465人（占44.4%），女性582人（占55.6%），非农户口410人（占39.5%），农村户口629人（占60.5%）。不是本县或本区人550人（占52.7%），本县或本区人493人（占47.3%）。学历主要以高中及中职学历为主，共395人（占37.9%），其次是初中及以下，共298人（占28.6%），再次是大专、本科及以上，分别是185人（占17.8%）、164人（占15.8%）。从调查对象的特点来看，务工青年群体是庞杂而又多元的组成，不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或是“打工仔”，他们包括农村青年和城镇青年1 我们将城镇化过程中的失地青年以及大中专毕业生归为城镇青年。特别是部分大中专毕业生，毕业后不稳定性务工，户籍则以城镇户口迁回原籍。 。城乡务工青年操作化为拥有农村户籍在城市务工的青年，城际务工青年操作化为拥有非农户籍且在非本县区务工的青年。由于在调查中，我们并未对务工青年的来源地进行调查配额控制，因此假定样本的湖南务工青年的户籍来源为随机分布。
我在这里也想借此发出呼吁，希望有更多对水科学感兴趣的人一起参与其中。目前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由中国科学家领头开创一个新方向、新领域正在变得越来越可行，也越来越重要。这样坚持数年、几十年，中国科学一定会走到前面。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一）文化程度相对较高
我国的高等教育基本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特别是青年的学历普遍得到提高，但是城乡务工青年和城际务工青年在学历上还是存在显著差异。城乡务工青年的学历主要以初中、高中及中职学历为主，分别占30.1%及39.0%，而城际务工青年的学历普遍高于城乡务工青年，主要以高中、大专和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为主，分别占27.9%、19.3%、41.1%。整体上流动务工青年的学历特征与城乡务工青年的特征更接近，主要以高中及相应学历以下为主。（见表1）
我们重点考察了城际务工青年的家庭生育观念、消费观念以及闲暇行为。
表1 流动务工青年类型与学历交叉表与卡方检验表
（二）生活观念行为相对多元与现代
4)调整工作面推进速度。冲击地压的主要诱导因素是采掘作业，工作面推进越快，扰动强度越大，越容易诱发冲击地压。推进速度与冲击危险性的关系如图9所示，工作面日进尺超过4刀(即推进度3.2 m/d)，微震能量会出现急剧增长，高能冲击事件的发生概率也明显增加，工作面长时间停产后恢复生产初期及正常生产过程中推进速度突然加速，均有可能引发强烈震动。2017年3月31日和4月1日工作面推进速度增加到4.8 m/d，这2天分别发生2起破坏性冲击地压事故，导致工作面停产5 d。通过逐步恢复至2.4 m/d并保持匀速推进，微震能量持续稳定释放，冲击危险性显著降低。因此该工作面合理推进度为2.4 m/d。
3．“外出务工青年”一般是从流出地来分析研究务工青年，基本是指从农村外出务工的青年，也未涉及城市外出务工青年。大多数研究直接在外出务工青年前冠以“农村”来限定。如一些对外出务工青年现象的研究[4]就是以农村外出务工青年作为研究对象。从已有研究来看，外出务工青年的概念里基本没有包括从城镇流出的务工青年，城际流动的务工青年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境地。
从整体上看流动务工青年在择业过程中，主要是通过传统的社会关系谋求职业，成功获得的第一份工作的信息主要来源依然是亲属和熟人介绍（占34.2%），其次是参加招聘会（占16.8%），还有职业介绍所（占12.6%）和招工广告（占9.8%），而通过现代化的网络求职及参加招聘考试、招聘会、职业介绍所等多种渠道进行求职的比例并不高。我们把城际务工青年和城乡务工青年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城际务工青年通过网络投简历、招聘考试及职业介绍所等现代化的求职方式的比例相对更高一些，而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与城际流动青年的文化程度更高有关。
表2 流动务工青年类型与衣食住行生活观念的交互分析及检验
（3）闲暇时更喜欢上网。在闲暇时间上，城际务工青年的平均闲暇时间为3.91小时，城乡务工青年的平均闲暇时间3.58小时，并没有存在显著差异。调查数据表明：城乡务工青年和城际务工青年，因为有大致相同的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他们在闲暇时选择的休闲方式也基本相同，不存在显著差异，受他们喜欢的休闲方式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看电影电视、逛街及上网。但是我们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发现，相对于城乡流动的务工青年，城际务工青年在“最喜欢的闲暇方式”选择上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即城际流动的务工青年42.6%的人把上网当成了自己最喜欢的闲暇方式，而城乡务工青年仅仅31.7%，通过卡方检验得知，连续校正卡方值对应的P＝0.014＜0.05，差异显著，这说明城际务工青年比城乡务工青年更喜欢上网这种现代化的休闲方式，他们的现代性相对更强。
如果把城市青年区分为“精英群体”“普通群体”“底层群体”。那么，城际务工青年可能属于普通群体，他们主要工作在工业生产性企业、商业服务业等并不稳定的工作岗位上，没有稳定或丰厚的收入，虽处于享受社会补助保障的底层群体之上，但社会生活压力却非常大。一是收入不高，回城工作机会较少并且收入更低。调查显示：69.5%的城际务工青年要求改善经济收入，说明他们目前的经济收入状况并不能满足他们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有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对迁居地点进行选择时首先考虑的是工作机会、经济收入等经济因素，其次是学习技能、增加眼界、孩子的教育等发展因素，最后才是亲朋好友、家人在流入地等社会资本因素[6]。这说明，经济因素是务工青年在流动过程中首要考虑的因素。而一旦选择回城，他们将面临工作机会与经济收入减少的困境。二是社会保障不完善且参与程度较低，回去无保障。只有17.2%的城际务工青年认为当前的保障制度完善，认为一般的占51.6%，认为不完善的占24.0%，很不完善的占31.0%。城乡务工青年因为是农村户口可以保留农村土地和住房，同时在农村均参与了新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并且保费是由政府、村组及个人共同承担。而非农户口的流动务工青年，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自己承担起购买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的费用。他们加入城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比例不是很高。调查显示，只有约一半的城际青年加入了城市医疗保险，而加入了城市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的还不到一半。城际务工青年如果失业将意味着失去生活保障。因此，城际务工青年为了养家糊口，一般不轻易回去。三是社会保障跨地转移接续未真正联网阻碍流动务工青年回去。农村务工青年不管其是否在城市购有房产，其在农村均拥有土地的承包权及自己的住房，享受农村社会保障。若说农村务工青年具有返乡的基础条件的话，而非农户口的城际务工青年却不能回到农村去，更像是无根漂浮群体，也更难回到原成长生活的城市，他们很少在原生活的城市参与社会保障。目前社会保险制度不太贯通、信息管理缺乏共享统一，造成流动的从业人员社会保险关系难以接续，待遇无法衔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尤为困难，这影响到人力资源在城乡间、城际间、省际间的流动，而这对于城际务工青年影响最为深远。
（三）求职方式相对更加现代化
（2）消费观念上追求高标准。随着商品化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兴旺，青年一代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心理也出现了急剧变化。传统农民的消费观念是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消费的目的是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我们通过衣食住行来测量务工青年的消费观，统计结果显示：城乡务工青年在衣食住行基本消费方面以经济实惠为主（占54.5%），城际务工青年中只有31.2%的人选择以经济实惠为主，同时只有31.1%的城乡务工青年选择兼顾实惠和高标准，而50.0%的城际务工青年选择了兼顾实惠和高标准。尽量追求高标准方面，城际务工青年同样高于城乡务工青年。卡方检验值为30.563，相伴概率P趋近于0，两类青年在衣食住行生活标准认知上存在显著差异（见表2）。而如果把城乡务工青年和城际务工青年合起来统计的话，统计结果显示46.4%的流动务工青年选择了以经济实惠为主，从而掩盖了城际务工青年在消费上兼顾实惠和高标准的城市生存特征。
在务工青年的首份工作地点上看，城际务工青年更多是在地市级城市，而城乡务工青年最初是在县城。可能受文化程度影响，两类青年的职业类型也存在细微差别。城乡务工青年从事商业服务行业的占比是28.3%，在工业、生产性企业等第二产业工作占比33.1%，而城际务工青年只有17.3%从事商业服务业，却有37.3%在第二产业工作。同时，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城际务工青年在目前的工作单位的时长显著长于城乡务工青年，工作稳定性高于城乡务工青年。
（四）社会诉求更关注就业医疗和养老
我们通过比较一些常见的社会问题的急切程度来得出流动务工青年希望社会改善的诉求内容。急切程度的分值=最急切的选项数*3+较急切的选项数*2+不太急切*1。整体上流动务工青年最希望急切解决的三大社会问题分别为食品安全问题、贪污腐败问题、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相对而言，征拆补偿、就业失业、养老保险问题和社会治安问题相对不太急切。而当我们对两者进行单独分析时发现城际务工青年和城乡务工青年在某些方面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数据显示：城际务工青年最希望急切解决的三大社会问题分别是：就业失业、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和养老保障问题。而城乡务工青年最希望急切解决的三大社会问题分别是：食品安全、贪污腐败问题和住房价格过高问题。从他们对解决社会问题的急切程度可以看出，他们的社会诉求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就业失业、社会保障、收入差距过大、教育公平等问题的诉求上，卡方检验显示两者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城际务工青年群体更需要通过就业维持和保障生活，失业以后他们将无处可去，生活无法保障。除了以上诉求不同于城乡务工青年，他们在要求改善他们的学历和经济收入上也有着不同于城乡流动务工人员的诉求。
表5 城际与城乡务工青年对常见的社会问题改善的急切程度得分差异比较及T检验
诚然，城际务工青年上述四个方面的特征是基于与城乡务工青年的比较而得出的。我们同时也需要明白，城际务工青年与城乡务工青年同属于流动务工青年，在许多方面存在共性，共同受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困扰。
三、城际务工青年：回去抑或留下？
相对于本地青年来说，城际务工青年是流动人口，与其他流动人口一样，“留下来”面临着社会融入的问题。相对于城乡务工青年来说，“回去”的境况更严峻。城际务工青年并没有土地保障及相关的政策保障。随着近年支农惠农政策的倾斜实施，城乡务工青年可获得农村土地的保障性利益，在创业方面也有所优待；另一方面，此前城市居民所具备的优势，诸如教育、医疗、购房，农村户口人员现在可获得或者更优惠性获得，因此造成城际务工青年所面对的问题更加困扰。
模型二表示高校扩招政策对劳动者个体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在控制了驱动变量和控制变量后，扩招政策对城镇居民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为0.742，对农村居民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为0.703，两者均显著为正。回归结果验证了之前局部处理效应图，也验证了初帅、孟凡强(2017)[13]、邢春冰(2014)[14]的研究结论；也就是说，高校扩招政策使城镇居民更可能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一）回去：工作机会与养老保障的忧虑
城际务工青年在生活观念行为上与城乡务工青年在一些方面并没有存在显著差异，大体上具有低调务实性，但相比而言，他们比城乡务工青年具有更多的现代元素，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
假设一组货架为7列4层，货位长(l)、高(h)均为1 m，堆垛机水平方向速度(Vx)、垂直方向速度(Vy)均为1 m/s，则该组货架符合存储效率优先原则的货位优先级如图2a所示。
（二）留下：定居工作城市的融入难题
流动务工青年的城市融入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7]。可是人们常常认为城市青年应该不存在城市融入的问题。这种看法忽视了城际务工青年作为有着城际阶差流动的人口同样需要融入工作城市的问题。一些学者从公民权利，市民化及社会化视角研究了城市融入问题，如公民权利特别是其中的社会权利的落实是确保农民工城市融入、市民化的最重要理论基础[8]。这些融入是基于对社会文化及心理认同，是城市融入的最高阶段。对于城际务工青年来说，他们选择从一个城市迁居到另一个城市，首先要满足其经济发展需求，其次是社会发展需求，最后才是观念、文化与心理层面的发展需求。即城市融入要经历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及心理层面三个阶段，最终实现融入城市，落地生根。
调查数据表明，城际务工青年群体与城乡务工青年群体一样，他们留在务工城市定居的意愿并不强烈，55.7%的城际务工青年选择“否”，不愿意在务工城市定居，与城乡务工青年55.9%的比例并没有存在显著差异。青年渴望大城市现代化的生活却很难在那里生根发芽。在城际间流动的务工青年大部分是小县城或城镇流动到地市或省城。笔者调查发现，他们换城务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经济收入和孩子教育，已经不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选择出城再进城务工，而是为了寻求自身或家庭更好的发展。但是在工作城市中他们面临诸多的困境与难题，如小孩教育的城市融入难题。在目前的政策体制下，正规的公立学校要求学生具有本地户籍；如果进入民办私立学校，办学条件好但是高收费是务工青年要面对的现实经济难题；对于一些打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和管理并不比流出地城市公立学校优越。在小孩教育问题上无法满足城际务工的预期。这也是他们留城面临的主要难题。除了发展性融城难题外，他们还将面临房价过高以及观念上的诸多难题，这些问题让许多想寻求发展的城际务工青年在现实面前遭遇更多来自家庭、社会的困惑，安居下来的困难压力也很大。
四、城际务工青年被遮蔽的影响与政策启示
我国改革开放及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及其在城市所面临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政府、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一系列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农村户口承担的社会负担越来越少，所获得的社会资助或社会福利越来越多，再加上城镇化的需要，城乡务工青年成为社会重点关注的群体之一。农民工也成为国家和政府重点关注扶持的对象。相反，当各界人士都在分享着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的时候，之前享受城市户口福利待遇的中下层居民（主要为下岗或临时就业人员）逐步被边缘化。虽然城际务工青年在城市工作时不比城乡务工青年差，也相对更能融入城市文化，可是实质上，城际务工青年同样面临回不去又难以留下来的尴尬境地，这个群体在数量和社会影响上往往被城乡流动的务工青年所遮蔽，他们的就业住房、医疗和养老保障诉求长期得不到足够重视，将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
（一）城际务工青年的被遮蔽对城镇化有间接影响
新型城镇化应以人为核心，并且城镇化的关键是农民市民化。李强指出，我们要推进的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和聚集，简单说就是农民市民化[9]。实质上城乡务工青年的市民化，深受城际务工青年的影响。近年来，各种惠农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村户籍的含金量、吸引力不断上升，相反城镇户籍附带的各种福利的剥离，使得城镇户口吸引力越来越弱[10]。因此，农村青年从三十多年前出钱买蓝印户口“农转非”发展为现在即使上大学或在城市购房也不愿意更改自己的户籍。另外，现实生活中，城乡务工青年如果看到和他们一样在苦苦奋斗的城际务工青年的生活比他们过得更没有保障更没有福利，这样势必影响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和发展，很难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因此城际务工青年的工作生活状况值得关注。
（二）城际务工青年的被遮蔽影响社会公平
如果说城乡务工青年值得关注，因为其涉及社会公平的话，那么城际务工青年同样如此。城乡务工青年早已进入学界、社会以及政府关注的视野。比如学界出现了较多有关农民工的社会政策研究，同时我国各级政府在农民工政策选择转向中发挥了较大作用[11]，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保护性社会政策，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11月发布了《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来落实政策措施，国务院办公厅近年来在年前均会督促检查保障农民工工资发放来保障农民工权益1 例如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12月印发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201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等等。 。这些社会政策是建立在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础的户籍制度的框架之中，试图突破以各地城市空间保护为策略的理性秩序的建构逻辑，彰显关注社会弱者的话语策略，但是这种利益重新分配和资源的重新控制过程将城际务工青年遮蔽在外。社会政策作为一种权力过程，体现了社会政策运行中真正的相关者的权力及影响力。相对于农民工青年，城际务工青年相应的保护性社会政策一直缺位，成为沉默的夹心层群体。他们很少进入公众的视线，也为大众所漠视。在原生活城市，被待业青年或者是城市底层的老弱者替代；在工作城市，处在农民工青年的关注阴影边缘。
（三）政策启示：构建普惠型社会政策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我国社会福利政策正由“补缺型”向“普惠型”转变。而目前有关务工青年的社会政策还是一项补缺型的制度，处于社会关注中心的农民工获得了较多的社会政策支持，而被遮蔽的城际务工青年的诉求难以得到响应。实现青年与社会的共同发展需要对各项社会政策发出种种信号，促进现实社会关系各种矛盾的调节。在户籍弱化为居民户口的背景下，与其研究农民工社会政策，不如研究流动人口社会政策。针对碎化片或者空间割裂性社会政策的社会排斥和社会不平等，做好顶层设计，减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应该从问题取向、福利取向的碎片化社会政策走向发展取向和社会整合取向的普适性普惠型社会政策，力戒选择性执行对法规政策权威的消蚀影响。比如每年春节前的农民工工资的拖欠问题，中央国务院都要下文督促落实，全国媒体也集中宣传报道。工资足额按时发放本是劳动法所规定的，但现实中违约违法情形的存在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政府只能单独针对最重要的社会群体下文督促，而被遮蔽群体的相关问题在基层实践就会被忽视。可喜的是，中国社会政策正走在从补缺到普惠的路上。比如2016年上半年，人社部公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公共服务的意见》强调，要推进公共服务事项的数据开放、信息共享，提升社保关系转移接续等异地业务的经办效率。
Q——周长评价特征量，表示参评车站雷达图面积与等同于该雷达图周长的圆面积的比值，反映各评价指标的均衡性，其数值越大均衡性越好，反之则较差。
338 Clinical analysis of cerebral venous sinus thrombosis with isolated headache as main manifestation: a report of 6 cases
中国社会结构不仅体现在城乡二元，还体现在一二三线城市的阶差。城际务工青年这一群体的出现同样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在社会流动实践中，务工青年群体因来自家庭生活环境、教育程度、社会资本、社会关注与政策资源等影响而发生二次社会分化，从而导致务工青年的内部特征和结构也在不断的经历着重新组合与建构。因此，关注多元的务工青年群体，特别是长期被遮蔽的城际务工青年群体，将农民工群体的研究扩展到所有务工人员，构建普惠型社会政策体系，更有利于加速城市化发展进程，促进社会公平发展，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让所有人民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图2为面向资源的REST服务访问。REST架构风格将一切都看作是资源，客户端通过GET、PUT、POST和DELETE等4种操作实现与资源的交互。因此，在BPM私有云引擎的设计中,遵循该原理设计BPM引擎的API，并提供基于REST的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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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780（2019）03-0092-11
DOI： 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9．03．009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湖南省妇女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研究”（18YB05），2016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城乡社会政策调整”（16ZDB24），2018年度中国青少研究会立项课题“征拆安置型社区失地青年现代性获得与底层分化”（2018B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曾东霞，博士，湖南科技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青年研究、社区治理。
（责任编辑：罗飞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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