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女性心灵的樊篱——新时期女性文学若干心理症结的梳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樊篱论文,女性论文,症结论文,新时期论文,心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心理世界是一个庞杂、繁复而又变幻不定的世界，有“内宇宙”之称，极言其丰富、不可捉摸与不可穷尽。文学是心灵的窗口，当作家建构他的作品的时候，同时也就在试图观察、探寻内宇宙中的奥秘。由于历史的原因，女性写作极为稀少，在文学史上甚至大段大段地阙如。
在新时期文学中，女作家们由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苏醒，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女性自身作为写作关注的对象。女性写作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而且从一开始，女性心理便成为女作家们注目的重点。当女作家们在作品里关心女性心理、表现女性形象的时候，也随之透露出作家的若干理性认知与自身的心理流变，这是一个交织着女性迷惘、愤懑、幽怨、痛苦、呼喊与抗争的心理流变过程，并在女性问题的若干重点上都留下了重新体认的心理痕迹。在此，梳理出若干心理的痕迹，将有助于女性看清自己前行的脚步。因为文学作品如同聚光镜，它不仅折射出女作家们的心理轨迹，它还折射出众多女性的心理轨迹。
一、写作有无性别
冰心老人在《〈关于女人〉后记》一文里有一段谈论女人的文字：“她既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不过她感觉得更锐敏，反应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在各种性格上，她也容易走向极端。她比我们更温柔，也更勇敢；更活泼，也更深沉；更细腻，也更尖刻……”像冰心老人这样明朗地、坦然地品评、寻求、体味女性本质的议论，却极少见。女作家们在写作时都避开了文学的性别，评论家们也回避了从女性的角度评论作品。文学界似乎有一种约定：崇尚“大家风范”。“大家”气概自然是宏大气概、男子气概的同义词，一提女性当然便有堕入“小我”境地的嫌疑。“女性”一词至少在与文学联系在一起时是带贬义的，而且理由很堂皇：写作无性别之分。正如有位评论家所指出的，女作家们是以“国民”的身份进行写作的，完全摒弃了性别的色彩。于是便有了王蒙先生所描述的情景：当出国访问的女作家被问及关于女性的话题时，面部“都出现麻木、困惑、讥讽、无可奈何与不感兴趣的表现情。没有一个女作家承认自己关注女权……问题，承认女作家与男作家有什么重要的不同；更不要说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了”〔（1）〕。蒋子丹曾分析过这种避而不谈性别的真实心态：“既为女人，为什么会有把小说男化的企图呢？回想起来，大约是出自对文学女性化的误解。不妨直言，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认为女性化的文学总脱不出小家碧玉的窠臼，总跟自叹自怜缠绵悱恻秋波潋滟嗲声嗲气忸怩作态等等，这些与大器无涉的印象联系在一起。”〔（2）〕蒋子丹的“误解”在女作家们当中恐怕是极具代表性的。
那么，写作究竟有无性别之分呢？也许从纯粹生理的角度来讲，人体大脑的想象与创作活动很难找到性别差异的证据。但人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生理意义上的人，他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社会的人。作家的创作从一开始便会受到文化传统的支配与影响。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指出：“想象力逃脱不了性别特征的潜意识结构和束缚，……不能把想象力同置身于社会、性别和历史的自我割裂开来。”〔（3）〕同为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桑德拉·吉尔伯特也认为：“最终书写下来的，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都是一个人的整体……如果作者是一个受到作为女性的教育而成长起来的妇女——我敢说只有极少数生理异常的女人没有作为女性而被抚养成人——她的性别特征如何能够同她的文学创造能力分离开呢？”〔（4）〕也就是说，女性写作是不可能摆脱社会性别角色的指认和派定的。因而蒋子丹又说：“经过这些年的实际操作，我不得不承认写得像女人的确是女性写手的捷径。比方说，我们已经为自己的小说找到了一种方式，或者说固定了一种技术框架，要将细节的材料填充进去的时候，女性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经验几乎是不容分说地拥挤到我们笔端，不管我们如何将小说技术化，给视觉戴上男性或中性的眼镜。”〔（5）〕
反过来说，设想创作与想象无性别之分，但写作的最终标准却是极端男性化的——大家风范（这是一个完全的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标准），这又要求写作从初始到终结都必须以此为准绳，那么中性如何能得以保持呢？这也说明了写作不可能是中性的。
事实上，尽管避而不谈“女性”一词，却并不妨碍女作家们关心女性题材。身为女性这一事实驱使着女作家们一次又一次将笔触游进女性领域，建构女性的天地。张洁、宗璞、谌容等一方面认同于男性写作传统，写作“中性”的“大我”，另一方面不可节制地抒写女性的故事。她们笔下最具魅力的作品仍然是以女性为题材的作品。稍后的知青代女作家们缘自于女性意识的萌动着重以女性为题材，如王安忆、张辛欣、张抗抗、陆星儿、铁凝等。比她们更为年轻的一代女作家们更是有意识地把女性作为表现对象。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所谓“大家风范”。“大家”气概是与“小家子气”相对立的。“大家”有大手笔、气魄的宏大、眼界的开阔等等含意。而“小家子气”则是女人气的、狭小、浅薄、小心眼等的同义词。“大家风范”的确对于女性来讲是一个堂皇的诱惑，向“大家”靠拢被女性看作是跳出“小我”境地，获得性别超越的途径。但女性不曾留意的是，当她们以“大家”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时，同时也包含着对女性自身的否定与摈弃。女作家通过不断地努力达到“大家”境界时，并非是超越了性别接近了一个中性的目标，而是摈弃了女性身份，成为写作意义上的男性。以“大家”为目标，其结果是导致女性对自身的否定与厌弃。
当我们肯定了写作乃至文学的性别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是否应建立一个相应的女性作品的品评标准呢？亦或在男女双方都有各自标准的基础上再言谈二者的相互渗透，在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之后再建立一个人类的共同标准（中性的）？这是女性文学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写作意识上回避性别问题，而写作事实却是以女性为内容，这曾经是我国新时期前期女性写作所呈现出的一个悖论。这个悖论使女性写作在寻找、指认女性自身时产生了若干心理的迷惑：当女作家们受自身经验的驱使将笔触进入到女性题材领域时，只限于宣泄、倾吐心中的块垒，而极少有意识地以女性的眼光、站在女性的立场深究、梳理、探求个中原委。
所幸的是，近几年来，更为年青的一代女作家们已经不惮于“大家风范”的威慑，走出了上述心理悖论的圈子，以更为敏锐、内在、细腻的女性之笔，开始了对女性世界的深入的探索。
二、爱情乌托邦的圈套
80年代初期，在意识形态环境逐渐宽松的氛围中，随着“人”的发现，女性的生存处境也同时成为女作家们关注的对象。她们凭自己女性的敏感，直觉到了中国妇女所处的压抑的地位。一个极为相似的模式是：年青单纯的女主人公在扭曲的环境压迫与诱导下，与一个不合适的甚至是猥琐的男子相爱或者结合。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女性的这一不幸处境便显露出来了：她们不能像算政治帐一样轻易地清算婚姻。
对因政治环境扭曲而导致的大量的扭曲婚姻的清算，是这一阶段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当时被引用得最频繁的是恩格斯的一句话：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不幸的婚姻反映在男子身上，此时已并无多少重压：他们可以与算政治帐一起清算不幸的婚姻，而浅薄的女子必定遭受惩罚，高尚的男主人公必定有崇拜他的女性甘愿相随的。如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但女作家们笔下的女性却遇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离婚或者离开便意味着失去了女性的一份美德，同时还意味着情感的无所寄托，她们的心理因此而处在矛盾与失衡的煎熬之中。张抗抗的《淡淡的晨雾》里的梅玫、《北极光》里的芩芩、《隐形伴侣》里的肖潇，张辛欣的《同一地平线》里的“我”，都处在选择的矛盾之中。张洁的小说把这种矛盾与煎熬推向了极至：《方舟》里的三个离婚女子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七巧板》里的金乃文在丈夫的虐待下发了疯；《祖母绿》里的曾令儿为一个夜晚付出了一生的幸福。女作家们以直觉展现了女性的这一更为不幸的处境，所以张洁悲呼：“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
在重新选择时，对于失去一份女性的美德，女作家们出于对传统的反叛意识并不看重，她们惧怕的是情感的飘零状态。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们渴望摆脱婚姻的束缚，寻求自我的重新定位与价值实现。而一旦挣脱了婚姻的枷锁，没有爱的寄托的女人便如断了线的风筝。
如何获得拯救？只有完美的爱情了。女作家们将救赎的希望放在了爱的乌托邦上，呼唤着高大、完美的男子来拯救陷于情感飘零状态的女主人公。女作家们都在编织着爱情的乌托邦：对一个正派、高大、英俊、深沉、坚毅、对女性怀有柔情的男子的爱，他有着“敦实的身材，宽宽的肩，短短的平头，一张线条饱满的脸”（《沉重的翅膀》）。这便是“呼唤男子汉”。这个爱情乌托邦是女性幸福的基础，是使女人能活得充实的温柔的“港湾”，她们能歇息、停靠在那里，抚慰疲惫的心灵。
这里，问题便出现了：爱情乌托邦能否拯救女性？如果女主人公是因为女性自我意识的苏醒而认识到婚姻的不幸，并促使她们重新寻找自我的定位，那么，一旦找到了“男子汉”，女性的自我便有了定位之处么？情感的满足能否替代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爱情应该在女性的人生价值取向上占据一个什么位置？当时女作家们都没追问与深究这些问题。她们已经触及到的女性心理的定位、确认自我的问题，在爱情乌托邦的掩盖下实际上又被忽略了。
爱情乌托邦的真实内涵究竟是什么？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多少年来，妇女就像一面功能奇特的镜子，按两倍的尺度照出男人的形象。〔（6）〕这意味着在爱情的天平中，男女两端是不平衡的。它以男性为重，以女性对男性的仰视和倾慕为基调。从男权中心论来讲，在爱情契约中，要求女性必须忠实于男性。为此，男权话语总是千方百计为爱情抹上神圣而玄秘动人的色彩，以至少两倍的尺度粉饰男性自身，以自恋的笔墨来拔高男性形象，让女性认为这爱情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进而追求不已。从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看，在男权社会的漫长时期里，女性人生是依附于男性的，她生活的全部意义与价值就在于找到一个好丈夫，养育儿女。因此，她被迫迎合男权话语，以爱情为生活的价值目标，以虚幻的浪漫情怀来迷醉自己。除此而外，她便一无所有。由于这个原因，女人历来被认为更执著于对“爱情”的追求，情感也更专一。男性则相反，他们生活的重心在外部世界，在追求事业的“功成名就”上，只有不成熟的少年才会落入“爱情”的圈套，如《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少年维特。所以，爱情至上只是对女人讲的，它犹如一个美丽的圈套诱使女人落入其中，固守丈夫与家庭。
既然这“爱情”中的男子形象是以两倍于自然的尺度幻化的，那么，当女性以全部的热情投入其中时，得到的必然是幻影的破灭。所以古往今来的爱情至上论者其结局都是悲剧性的。
如此看来，爱情是拯救不了女性的。更为年轻一代的女作家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方方与池莉两位新写实作家的笔下，古典的浪漫的爱情与高大的男子汉形象都已悄然隐退，男人与女人都共同地与被迫地在生活之流中挣扎。6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徐坤在小说《游行》里更是对爱情乌托邦进行了大胆的解构。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过，一旦女性说实话，镜中的男性形象就会萎缩。年轻一代的女作家已经开始说实话了，开始摆脱男性的眼光，重新寻找女性真实的自我。张洁们爱情至上式的情感宣泄或许应该看作是女性对爱情乌托邦所作的最后的告别。
三、“怨妇”情结
乌托邦式的爱情是注定要幻灭的。这种幻灭又必然促使缺乏人格定位的女主人公对自己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产生疑惑，从而产生哀怨甚至怨愤的情绪。读张洁的小说，令人深深地感到女主人公们逡巡于这种怨愤情绪的重压之下，其精神与情感状态使人想起古代的怨妇。这以《方舟》最为典型。
梁倩、柳泉、荆华三位刚强的女性，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事业上都一塌糊涂。梁倩是“苍白，干瘪，披头散发，精疲力竭，横眉立目”；柳泉是“想得太多，活得太拘谨”。荆华的外表是“趿着拖鞋，穿着睡衣，蓬头垢面”。
究竟是外部环境还是心理状态令这三位勇于自我选择的女性活得如此惨淡？
外部环境对于这些勇于独自生活的女人是不宽松的，有压力的。她们周围有邻居老太太尖锐的目光，有同事的白眼，有性骚扰，有女性谋职谋生的艰难。但对于敢于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女性来说，这些环境的恶劣并非是不可战胜的，也很难想象其中哪一个因素可以使40岁的成熟的女性直不起腰来。她们的萎靡来自心理的失衡，来自心理空间与情感空间的无所依托。“就算保持住自己美丽的容貌又有什么意义？总得为着一个心爱的人。”（梁倩）没有所爱的人，没有爱情，生活也便失去它的价值与意义。“女为悦己者容”，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只因为失去了爱便黯然无光。在张洁笔下，女人没有了爱，便如无根的草、断线的风筝。无怪乎她们要萎靡，要怨愤，要蓬头垢面，要披头散发。
古时的妇女的确是应该哀怨的，失去男人，她不仅是失去了爱，而且也失去了生活的物质来源。而梁倩们走出了男人的“屋子”，却又回过头到男人那里寻找定位，当然只有惨淡了。可以作为梁倩们的注释的是《祖母绿》中的曾令儿，她“用一个夜晚，完成了一个妇人的一生”，她因对一个男子的“无穷思爱”而堂堂正正地从十年浩劫中活过来了，并且还带着一个非婚生的孩子。这凝聚着爱情的孩子也是曾令儿的精神支柱。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式的守节。
《方舟》中女主人公们心理上的这种怨妇情结，实际上代表了许多妇女的真实心态，也是女性所背的历史重负之一。笼罩在这种心理情绪之下的妇女，面对不幸的婚姻，逃不脱悲剧的结局。一是她们因害怕失去寄托而畏葸不前，“拖住他”——不惜以自己生命作赌注拖住对方，两人同归于尽，这是许多妇女所采用的办法。二是有勇气离婚，但却如《方舟》中的女性一样从此一蹶不振，怨天尤人。这两种结局都无异于自我毁灭。因而，女性唯有重新寻求自身人格的定位，重新衡定婚姻在女性人生中所占的比重，才能走出“怨妇”的历史阴影。
四、“雄性化”恐惧症
所谓女性气质的“雄化”，似乎是女性不可逾越的障碍。女性很愿意在事业上与男性一样有所作为，希望像男性一样在心理上，在人格上自尊自立。然而这种有所作为和自尊自立一向是男人的专利品，它们似乎也是“男人”的同义词。女性想要有所作为并不依赖于男性而活着，就意味着她的女人气质的变异——男性化，也即雄性化。被看作雄性化的女性不仅会受到男人的拒弃（因为她们觊觎了男性的独尊地位），而且也受到同类（女性）的排斥。几乎所有女性都不愿扮演雄化女人的角色，这也是与所谓“本质女性”相对立的。因此，想要独立自尊的女人便陷入了又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处境：既想独立，又不想雄化。这也是许多非常优秀的女性心理上的一个解不开的情结。张洁在《方舟》中为她的女主人公们大声鸣不平：“不，她不愿意雄化。究竟是什么在强迫她？”张洁甚至认为“也许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调和的矛盾，你要事业，你就得失去做女人的许多乐趣。你要享受做女人的乐趣，你就别要事业。”
张辛欣的《我在哪错过了你》中的女主人公也充满着这种矛盾心理。作品中的“我”是一个自强的女性，为了自强自立“不得不常常戴起中性、甚至男性的的面具”，在没有男友之前，她曾“为自己的冷静、能够自立感到骄傲”，而当遇到一个喜欢顺从的女性的男子时，“我”却对自己的主观意志感到疑惑了：“你啊，看重我的奋斗，又以女性的标准来要求我，可要不是像男子汉一样自强的精神，怎么会认识你，和你走了同一段路呢？”
其实，所谓“我”的雄化、“男性面具”不过是在当导演的“他”的面前勇敢地说出过一些自己的见解，不事事迎合、苟同“他”的意见，如此而已。这并不会导致女主人公的女性气质有何改变，她也绝不会因此而声如洪钟，长出胡须。“他”在骨子里是面对一个独立的女性而非依附的女性所表现出的男性的排斥。女主人公就这样糊涂地折服于男主人公的“男子气”，并为自己的勇敢而歉疚，并“在心底独自忏悔：原谅我”。
张洁、张辛欣们的精神负担不可谓不重，她们一方面追求女性的独立意志，同时又害怕因此而雄性化。这里便有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追问：什么是女性的雄化？女性不满足局限于家庭一隅而追求人生更为广阔的空间与更多的自我独立意志便一定有雄化趋势么？所谓“雄化”是一种男性眼光，还是女性气质的一种变异？“雄化”是对女性的一种压抑与束缚还是女性自身的一种缺陷？女性是否应为此而惭愧？这些都是作为女性需要重新面对与深究的问题。
西方心理学家发现女性的心理上都存在“避免成功”的动机。美国学者哈莉艾特·B·布莱克博士曾这样分析这种动机：“首先，在妇女所接受的教育中，女性魅力是与听从、依靠和被动等特征相联系的。然而，在当今的事业中若想取得成就，妇女就必须果断、独立、有竞争力和志向远大。这两种特征——一组是取得成功所必需的特征，一组是在传统意义上作为女性能被人接受所需要的特征——显然会产生矛盾。”因而女性“害怕被抛弃，害怕被她们战胜者的报复；害怕自己所爱的人拒绝和蔑视自己；害怕失去女性魅力和对男子的性吸引力”〔（7）〕。从布莱克的分析可以看出，首先是女性所受的传统教育，其次是这种教育所派生出的“女性气质”，再次是由“女性气质”所引起的对“雄性化”的恐惧心理都是值得重新检讨的。但由于这种“传统教育”是根深蒂固的，可以想见女性要从恐惧症中挣扎出来，将是十分艰难的。张欣在她的反映南方都市职业女性的小说里对这种艰难作了细腻而生动的表现。对“雄性化心理”的检讨也是女性重新寻求自我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五、女性“幽闭”心理
这里所谓“幽闭”，是指心理上的自我封闭，以及封闭之中的自我欣赏。
当新时期最为年青一代女作家开始寻找女性自我的时候，同时也就意味着开始了对女性自我的欣赏与审视。这种欣赏与审视是在封闭状态下进行的，为的是力求排除男权话语的影响。
从心理学来看，进入青春期的少女随着第二性征的发育，都要经过一个照镜子的阶段——在镜像中观察、欣赏、发现从而肯定作为女性的自我，以此向童年告别，走向成熟。这样一个心理现象，被女作家们十分看重。因为，女性的自我已经长时期地丢失了。“女人是什么”？这是西方女权主义一直追问不已的话题。我国的女性只是近几年才开始了对这一命题的关注。所以，在年青一代女作家们看来，在镜像中发现、体认自身已经超越了青春期少女的心理自恋而上升为哲学与文化意义上的寻找。
在女作家笔下，这种自我欣赏有时表现为强烈的自恋：如陈染小说里戴二小姐的自恋、林白《守望空心岁月》里“我”对自己的不可遏制的猜想。有时又表现为对女性心理的体验与关注：如铁凝的《玫瑰门》、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徐小斌的《末日阳光》、陈染的《私人生活》等作品。这种自我欣赏与关注把处于黑暗之中的女性细小微妙的心理细致地显露了出来，而这些处于幽暗之中的心理曾经是被完全压抑与有意忽略了的。在欣赏中女作家们一点点地靠近了那个处于黑暗中的自我。由此，这一批关注女性心理的小说表现出很强的自恋色彩。
在自恋的同时，这部分作品还逐渐显露出一种疏离尘世的“幽闭”倾向。表现为对时事的疏远与对日常生活的回避，直接进入到人物的心理层面。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这种倾向：女性自我的丢失本是男权中心意识有意所为，这使得女性重新寻求自我的过程非常艰难，所以这种寻找应该是在摆脱了男权话语的影响之下进行。“我必须紧闭门扇，轻手轻脚地将窗帘的缝角拉严”。陈染《只有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的戴二小姐如是说。这是封闭倾向的第一层含意。其次，对于女性心理与情绪的体验使女作家们体味到了女性独特的心理流向，这些心理流向与男权中心意识是格格不入的，这既表现出女性心理经验与男权中心意识的区别，也客观地昭示出女性所处的社会边缘位置。正如像有的评论家对蒋子丹所作的评价：“宁肯保持一个女人的自尊自爱，清清白白，平平静静，自自然然地活着，而不愿意扭曲自己的灵魂以示高标，以求得一时的显赫。”〔（8）〕这也可以看作女性自我意识抗拒男权中心意识所采取的一种策略。
但同时也应看到，任何封闭都是相对的，也是停滞的。比如妇女的重新崛起与浮出历史地表，离开了男性意识与地位的改变便不可实现。阴阳二极如缺少一极，对另一极的孤立探索就会显得过于抽象，因而封闭只能是相对来讲的。过于封闭，还会因远离变化而缺少深度，显得单薄。这必然会影响到女性文学题旨的深化。
注释：
（1）转引自陶洁的《美国女性文学给我们的启示》，《文学自由谈》1995年第11期。
（2）（5）蒋子丹：《创作随想》，《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3期。
（3）（4）《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5页。
（6）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2页。
（7）《E型妇女》，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8）陈剑晖：《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