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我国经济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五大提出的“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当前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及我国经济产生的全面、复杂影响，以及国内市场供求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显得更为紧迫和艰巨。然而，当前所要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以往数量型的拉短补齐式调整有本质的区别，是结构升级型的战略性调整。因此，在这一经济结构调整中有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与探讨。
一、经济结构中的双重关系：制度性调整与经济性调整并举
经济结构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经济结构就是社会生产过程中各种经济关系的总和。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经济结构，但比较全面地把握这一概念，则要从同一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两重关系入手。社会生产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又是生产关系的生产过程。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发生的关系，既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又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一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两重关系，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因此，经济结构作为社会生产过程中各种经济关系的总和，既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把它仅仅归结为“生产力结构”或“生产关系结构”。
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考察经济结构。例如，马克思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结构中物质生产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矛盾运动来把握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提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而今天我们主要是从着眼于经济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经济结构，以便通过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我们更侧重于从经济运行的层面来研究经济结构。
不论从哪一个侧面或角度考察经济结构，都不能把社会生产中对应的两重关系分割开来。即使从经济运行层面讲，经济结构中的数量比例关系，如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等，其间都贯穿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结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制度结构，或者讲是由一定制度结构支撑的。
为此，从某种角度讲，我们可以把经济结构视为由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组成的巨大经济功能耦合网络。在这个经济功能耦合系统中，有一系列经济规范制约着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并且依靠法律法规、政策、信仰以及传统习俗等制度架构来维持经济关系的稳定性。显然，不同的体制架构由于其对经济活动主体行为的规范制约方式不同，便会决定经济结构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类型；而这种体制架构的重大变革，也势必会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
因此，体制架构变动对经济结构有重大影响。例如，在传统的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供给主导需求，即有多大供给就给定多大相应的需求。需求的增长不会导致供给的增加，只会导致膨胀与短缺并存。这种供给硬约束必然带来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交换结构、分配结构的扭曲。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增大，消费需求对供给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从而导致一系列新的结构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结构问题，实质上就是体制问题。
从经济结构中的双重关系出发，我们在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时，就必须实行经济性调整与制度性调整并举的方针。严格地讲，经济性调整与制度性调整是不可分割的。任何结构比例关系的经济性调整，总伴随着一定的制度性调整，只不过是有程度不同的差异而已；而制度性调整，也必然伴随结构比例关系的调整。但为了对现实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不同类型及特征作出区分，我们暂且还需要把经济性调整与制度性调整作为分析工具。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曾有过几次重大的结构调整，如“一五”时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等一系列方针政策；1961——1965年间针对“大跃进”造成的结构扭曲，在经济工作中贯彻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努力改善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但这些结构调整是在传统体制框架下进行的，基本上属于比例关系的经济性调整。这种不触及制度架构的经济性调整，主要是政策调整，其效应是有限的，也是短暂的。因为，由经济结构的内部矛盾运行造成的结构失衡，在制度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其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经济性调整对结构失衡的矫正，只是暂时缓解了内部矛盾的冲突程度，而无法使其达到新的均衡。因此这种经济性调整会使结构失衡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现，且每次重现将趋于更加严重。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也进行过几次结构调整，主要是在加工业快速发展超出了基础产业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增大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以缓解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由于这几次结构调整是在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或多或少涉及到一系列制度性调整，所以其调整成效是显著的，目前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薄弱的瓶颈制约已大大缓解。但这几次结构调整基本上属于适应性调整，是补短填空式的调整，其中涉及到的制度性调整并不很多，主要还是资源结构性配置的经济性调整。
当前我们要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并逐步具备买方市场条件下，在人民生活由温饱向小康转变从而带动整个需求结构升级的情况下，而且是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强的背景下，从着眼于全面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提出来的，是对经济结构进行的战略性调整。由于目前我们所处背景与面临任务的不同，这次结构调整同以往的调整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次调整是在买方市场条件下的主动型调整，是结构升级型调整，是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调整，是顺应时代潮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调整，而不是以往那种适应性的填平补齐式、拉长短线型调整。因此，在这一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的过程中，更要强调制度性调整，以制度性调整带动和促进经济性调整，实行经济性调整与制度性调整并举的方针。
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为适应这次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政府机构改革、金融系统的彻底改革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是制度性调整的重点内容。依笔者之见，当前我国经济结构问题，特别是社会生产难以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从制度结构来讲，主要就是由“条条”、“块块”的利益分割、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断裂以及国有企业低效率所引起的。
实践证明，政府机构不改革，体制就理不顺，机制就活不起来。受原有“条条”、“块块”的利益关系及利益格局的制约，该扩张的部门发展不起来，该收缩的部门难以收缩，结构中的许多比例关系都难以调整。因此，政府机构改革是关系到经济结构的重大制度性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要求相适应，政府机构改革也不仅仅是调整构构设置和精简人员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原则重新确定政府的职能，实现政府机构职能的转换，通过立法手段建立起分级管理、职责明确、权责统一的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彻底改变那种大事小事层层上报，围绕领导批示团团转的低效率局面；否则，机构缩小了，人员减少了，而职能不转变，还是适应不了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
另外，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中，随着居民货币收入和储蓄存款的大幅度增加，政府和企业的储蓄比重相对下降，居民储蓄在整个国民储蓄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财政主导型的储蓄——投资机制向金融主导型的储蓄——投资机制转换。1980年我国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比例为1:0.42,1991年为1:1.27,1996年进一步发展到1:2.14。然而，由于金融系统的改革不到位，致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不灵，造成供给系统运作的低效率，并带来一系列供求结构的矛盾。因此，金融系统彻底改革的制度性调整，将从根本上建立新型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保证国民收入分配流程的循环畅通，从而起到梳理各种结构性关系的重大作用。
再有，众所周知的国有企业难以适应市场运作要求而呈现的低效率问题，一直是导致我国结构关系扭曲的微观基础。这一微观基础不改变，结构关系就难以有根本性的改善。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制度性调整，将会增加更多的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的有效供给，显著增强企业在国内及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应变能力和开拓能力，从而为改善一系列经济比例关系奠定良好的微观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通过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投资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完善等制度性调整，来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培育和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增加有效供给，刺激有效需求，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二、经济结构的系统性原则：局部性调整与整体性调整的协调
从经济运行层面来讲，经济结构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细分，它不仅是指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行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等，还可以从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分为生产结构、交换结构、分配结构以及积累与消费结构。同时，上述结构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各种子结构，例如在产业结构内部，还有农业结构、工业结构等。从经济运行层面上讲，经济结构就是上述这些结构的集合。
经济结构作为经济系统内部基本组织架构，不是上述各种结构的简单集合，而表现为各种经济关系的逻辑联系，从而具有系统性的基本属性。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不是孤立的、分割的，杂乱无章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例如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逻辑联系。正是这种逻辑联系的存在，才使各种经济关系能形成系统集合的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的系统属性，主要表现在它将无数分散的个别经济活动整合为统一的社会经济运动，并具有自我调整以及根据内在规律进行完善化的协同作用。由于经济结构内的各种经济关系存在着逻辑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因此经济过程中的所有机制都在以各种作用力的形式规范着经济主体的行为，起着自我调整的作用。正是这种自我调整的存在，才使经济结构趋于相对稳定和完善化。但经济结构的这种自我调整性是有限度的，当结构失衡达到一定程度而无法自动收敛时，便要进行革命性的结构重组。
经济结构的系统性，决定其有两方面鲜明的特征：一是经济结构的整体，并非是其各个要素成份的简单总和。个体性质的相加不等于整体性质，整体具有不同于局部的性质。二是经济结构是一个多层次的组织架构，每一层次的组织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循环，即子系统，而子系统之间则通过各种功能耦合的形式联接起来。
因此，我们在进行结构调整过程中，要根据结构系统性原则，处理好局部性调整与整体性调整的关系，注重于发挥结构中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性。有时候。各层次的子系统可能是稳定的，但结构不一定处于均衡态，因为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可能导致不稳定。同样，当某层次功能耦合受到一定程度干扰，而另一层次仍是内稳态时，结构整体可以是稳定的，也可以是不稳定的，这取决于结构的层次弹性。根据结构一体化准则，结构层次弹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当层次失衡超过一定值时，也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例如金融信用危机发展到一定规模和程度时会波及生产领域，最终导致全面的经济危机。因此，多层次的经济结构，不仅要求每个层次组织（子系统）是均衡的，而且要求结构整体也是稳定的。
局部性调整主要是针对结构中的子系统所进行的调整；整体性调整则是针对各子系统之间的功能耦合所进行的调整。由于经济结构的多层次性，所以局部性调整与整体性调整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两者之间是可以转化的。例如产业结构调整，相对于更高层次的经济结构调整而言，是一种局部性调整，主要解决产业之间投入产出关系的合理化和高度化问题，而产业结构与其他结构（诸如需求结构、分配结构等）之间的关系协调，则是整体性调整。但产业结构调整，相对于其内部更低层次的工业结构调整而言，则是一种整体性调整，因为它要解决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功能耦合问题。当然，这不是一种文字游戏，其现实意义在于，它提出了结构调整中必须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对于我们所要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来讲，一系列的结构都需要调整，每一个结构内部都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因此，我们要分别对诸如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企业组织结构、技术结构等进行局部性调整。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对这些结构之间的功能耦合关系进行调整，以体现经济结构系统性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第一，多层级调整的协调关系。经济结构调整并不仅仅是中央政府一个层级的事情，而是由多层级主体共同参与的。在此情况下，有一个多层级调整的协调问题，否则就会影响整体性的调整。这里一个较典型的事例，就是在地区结构调整中各地政府如何发挥本地优势进行调整，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经济结构调整中，随着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不断强化和资源配置机制更加有效，将使各地区相对经济优势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使具有地方性的优势产业和优势产品的市场前景更加广阔。因此，各地区就要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发展变化趋势，站在全国经济大格局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思路，重新论证和调整各自的经济发展战略，从自身的资源、技术、人才、区位等优势出发，着力发展具有区域性特色的经济或优势支柱产业。这样才能形成规模经济、相互配套、联合协作、规划合理的经济格局，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二，子系统结构之间功能耦合调整的协调关系。在各个子系统结构的调整中，要充分考虑其相互之间的协调问题，例如产业结构补衡与地区产业布局变革的结合。解决产业结构失衡带来的产业空洞化问题，通常采取产业结构补衡办法，即集中力量发展新兴产业以填补衰退产业的空缺，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但如果不与地区产业布局变革结合起来，只注重于在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新兴产业，会使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明显增大，并加剧地区产业布局的空洞。因此，产业结构补衡要与地区产业布局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以生产发展而形成产业布局形态的变化，来促进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政府要运用立法手段和政策杠杆，扶植特定产业使其在地区产业中保持领先增长；运用结构调整和政策诱导两种手段，有意识地填补和完善地区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实现产业布局形态从人口密集的单一沿海加工优势型产业布局，向人口相对稀少的资源优势型产业布局、边贸型产业布局、高速公路与铁路沿线型产业布局以及海外扩散型产业布局等多种形式的转变。在此过程中，通过培育地区产业中新兴产业的新增长点激发地区经济的活力，弥补产业结构中的空虚与不足，减轻苦于空洞化困惑的经济运行的压力。
第三，子系统结构调整的序列安排的配合关系。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因此从整体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出发，就要确定哪些局部性调整应率先启动，哪些局部性调整随后跟进；或在一定时间内，以哪些局部性调整为重点，哪些局部性调整相辅助。例如，在我国对外开放度日益增大，国内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情况下，就有一个对国内外市场结构调整的问题。总的来讲，我们是要实行国内外市场并重的策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但在协调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实际操作中就存在一个先后和主辅的序列安排问题。依笔者之见，当前更要注重扩大国内需求的调整，使产业结构与内需的变化相适应。同时，辅助于扩大外需的调整，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实现出口结构升级，拓展海外市场，发展海外投资等。
三、经济结构的动态性特征：过渡性调整与目标性调整相结合
社会一切经济要素和经济过程都有它们的对应物，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是经济结构整体性的基础，其差异性则构成经济结构转换性和自我调整性的动因。因此，经济结构不是一个死结构，而是具有动态性和变化性。这种动态性表现为结构内部各种经济关系逻辑联系的转换及比例关系的变化。正因为经济结构具有转换性质，才能保持结构自身的守恒和再造。结构转换表现为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演变与进化。
因此，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要把握其动态性，特别是内部逻辑关系所规定的转换途径及转换运行的层次，实质上也就是要抓住经济结构的内部矛盾性。经济结构的内部矛盾运动不仅表现为对称性，也表现为对称性的破坏。一般而言，经济结构的对称性（平衡性）是社会经济和谐的基础，而其非对称性则是社会经济中各种冲突的根源。从经济结构调整的通常含义来讲，总是针对其非对称性而言，即通过调整使非对称性向对称性转化。事实也是如此。经济结构的基本稳定是其存在和演化的前提。
问题在于，经济结构稳态是相对的，且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也是不同的。例如在市场经济初期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稳态的含义主要是地区市场和行业部门的局部均衡；到了市场经济成熟阶段，经济结构稳态的含义转为全国统一市场和完善市场体系的一般均衡；而到世界经济一体化阶段，一国经济结构稳态则又增添了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均衡的含义。因此，对于升级型的结构调整来讲，应不仅仅是调整其非对称性而实现结构稳定的问题，还要进一步考虑如何从一种结构稳态向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稳态转换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不仅要调整其内部现有的非对称性问题，而且还要主动打破低级的结构稳态使其向高级的结构稳态发展。
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处理好结构内部对称性和非对称性的关系，把过渡性调整与目标性调整结合起来。过渡性调整，主要是针对结构内部现有非对称性问题而展开的调整，其直接目的是缓解现存社会经济中的各种冲突。这种调整之所以具有过渡性，是因为其只能达到现有结构稳态的效果，而无法直接实现向更高级结构稳态的转换。相对于结构升级的标准而言，其只是过渡性的调整；目标性调整，主要是为实现向更高级的结构稳态转换而进行的调整，或者说是为达到实现结构升级目标而进行的调整。
现实的问题是，在现有社会经济中的各种冲突无法缓解，结构处于严重失衡状态的情况下，是难以直接向更高级的结构稳态转换的。因为当经济结构内在矛盾激化引起经济运行中的均衡条件受到破坏，以致使一系列十分复杂、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均衡过程受到干扰，便会引起经济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向更高级结构稳态的转换是困难的，若强制性地推进，只会引起经济系统的瘫痪。一般来讲，目标性调整只有在经济运行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才能顺利进行。因此，必须把过渡性调整与目标性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从目前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来看，其中要处理好以下三方面关系：
第一，长期调整与短期调整的结合。作为一种升级型的结构调整，通常是一种长期性的调整，要制定长期调整政策，从根本上消除各种结构扭曲的因素，如发展阶段转型的过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供给系统改善等。为此，要在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前提下大力推进城市化，特别是农村城市化，缩小城乡经济水平的落差，搞好城镇消费品市场与农村消费品市场的联接，使城镇市场已趋于饱和的耐用消费品向农村市场转移，将农村中巨大的潜在需求变为现实有效需求。但这种长期调整的效果是缓慢显现出来的，而我们目前为遏制经济衰退则迫切需要尽快启动内需。因此，我们还要采取短期调整政策，如增大公共产品投资，启动房地产市场，加快轿车进入家庭的步伐，库存产品拍卖，加大消费信贷力度等，以刺激有效需求，盘活产品存量，激活沉淀资金，释放生产能量。当然，短期调整要尽量服从长期调整的要求，不能为长期调整设置障碍。因此，在制定调整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长期调整与短期调整的有机结合。
第二，投资结构的高（高科技、高知识的新兴产业）与低（低资本与技术构成的中小产业）的结合。实现结构升级型调整，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未来世界各国生产力水平的竞争无疑就是科技水平的竞争。科技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保证。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离不开科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创新是实现结构转型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强大推进器。因此，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始终要把科技进步、增强我国产业和企业自主的技术创新能力，作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措施，通过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加大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实现产业技术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优化产业结构。这样，投资结构势必会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出现向重化工业化、高技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等方向发展的趋势。投资的主流将更多地倾向于资本技术密集型投资，既有风险但又前景诱人的研究开发型投资，高技术化、软性化的信息投资，乃至于海外直接投资方面。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从资金方面积极帮助低资本和低技术构成的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工艺技术现代化，支持新兴经营业务的发展，使投资结构尽量与未来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保持一致。
第三，集约化调整与就业安排型调整的结合。为了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必须彻底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经济运行中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按照集约化的要求重塑合理、有效的经济结构，而不是简单的增量调整型的数量扩张。但在当前巨大就业压力的情况下，为保持社会和经济的相对稳定，还需采取一些过渡性的调整措施，大力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中小企业，以吸纳大量社会劳动力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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