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时代和历史主动性——《江泽民文选》所展示的理性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主动性论文,品格论文,理性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6）06—0081—05
理解一位政治家，必须彻悟他的思想理念与精神风范。理解一部鸿篇巨制的著作，必须参透这部著作中的哲学理念与方法论立场。学习《江泽民文选》，应该透彻地领悟展示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牢牢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活的灵魂。这对于我们在当今世界剧烈而深刻地变动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践：理论的生命之基
共产党人从不把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指导思想看作是超越实践的绝对理念，看作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P681)， 在关于社会和历史的理论和党的指导思想方面，共产党人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不是让“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的“社会主义先生”。[2](P416) 展现在《江泽民文选》中的理论品格表明，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及其理论基础，是植根于生活实践的理论，是“一种变为实践的理论，一种关于实践的理论”[3](P312)，是在历史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历史内涵的思想和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指导下，依据党所处时代的历史环境、党所面对的历史任务、人民对党的愿望，集中全党智慧结晶而升华的思想理论。这样的理论，才是永葆旺盛生命力的思想理论。
《江泽民文选》203篇，生动记录了一个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实践进程， 一个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进程。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开始，我们党清醒地看到，相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主题的共性仍然在延伸。但是，实践主题的共性乃是实现于具体进程的个性之中，各个具体进程会呈现出自身的特殊时代性，因而总是要求作出具体的科学把握和具体的应对思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是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要求我们党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党的历史经验。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与此同时，冷战结束后各国国际力量的对比严重失衡，霸权主义有新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在政治上施压，在经济上搞所谓“制裁”。一些国际敌对势力加紧对我施行“西化、分化”，妄图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受到空前巨大的压力。在国内，我们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到了必须作出目标抉择的重大关头；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的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势正朝着多样化发展；思想政治领域的情况和斗争的错综复杂。我们党内，在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如何推进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分歧。所有这些，都是对党的严峻考验。因而使这个时期呈现出时代进程所特有的实践课题。
面对这些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所提出的新的实践课题，江泽民同志结合党的历史经验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的严重挫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而进一步突破社会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判断和决策。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的严重脱离群众，推行了错误的政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经济没有搞好。江泽民同志认为，中国应从中吸取的教训是：决不能放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防止和平演变最根本的措施是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中国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防止和平演变，但不能有两个中心，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些精辟的见解，对稳定当时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分析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时，江泽民同志坚持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国际形势所作的基本判断，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并指出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根据这个总判断，党中央明确提出，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根本目标是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为我国争取一个有力的和平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发展自己。为此，我们要继续执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各项基本外交政策，一如既往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依据。
面对新时期国内建设和改革遇到的新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在治理整顿的任务基本完成之后，根据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的精神，作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决策；同时，又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和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要思想，适时的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看来，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是决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一步，这对此后中国的顺利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趋势，党中央又提出并实施了具有长远意义的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等一系列战略决策。上述一系列决策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创造了总体实现小康水平的各方面条件。
面对新时期的实践主题，江泽民同志倾注大量政治精力关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在党的建设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部署，明确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目标，全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必须紧紧围绕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来进行，必须联系党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必须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我们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4](P272) 全党同志要经得起执政的考验，经得起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十三年间，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坚持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抓住领导班子建设这个关键，努力提高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出一系列密切党群关系的决定，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整风精神在全党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三讲”教育，使广大干部经受了一次党内政治生活的严格锻炼。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先进性，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从而有效地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强保证。
上述这些重要的实践进程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要求我们党的理论着眼新的实践，总结新的经验，作出新的结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植根于这一现实生活实践应运而生。江泽民同志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5](P12) 正是这些现实生活实践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历史经验，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明确提出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到2000年年初，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跨世纪发展的进程中，江泽民同志基于对国内外形势、党肩负的任务、党自身建设实际的清醒认识，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重要思想体现了他对党八十多年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所作的深刻总结。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江泽民文选》既生动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又科学总结了党领导人民战胜艰难险阻、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宝贵经验。这些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时代：理论创新之源
实践是历史的运动，时代是历史的具体。实践总是时代中的实践，对实践内涵的把握也就是对实践的时代内涵的把握。实践所呈现的时代性，要求理论不断创新，也构成理论与时俱进的不竭之源。《江泽民文选》多次论及这一观点，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4](PP64—65)，“保证我们的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4](P68)。
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明《江泽民文选》通篇“体现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6]。这种时代精神，是清晰把握时代脉搏、准确判断时代主题、科学解决时代课题的思想结晶。江泽民同志对时代把握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科学判断了我们党现在所处的历史方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党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是保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全部工作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的一大关键。但是，我们党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认清党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既至关重要，又并非容易。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八十多年间，我们党的一切重大胜利和发展，其前提都离不开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方位；而一切重大迷雾和失败，其症结也都同在历史方位问题上的偏差和错误密切相关。错误和挫折的教训，使我们党十分痛切地懂得了科学地认识和把握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问题之重要。回想一下，甚至可以说，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创造，就是从廓清迷雾、认清历史方位起步的。新时期一开始，邓小平就多次地向全党提出“社会主义新时期”问题，并由此进而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翻两番”、“三步走”、“两个大局”、“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特区”、“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等等重大新概念，都是由此而来的。如果没有对“新时期”的正确认识，还是摇摆于“同旧社会差不多”或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样错误的历史方位判断之中，那就不可能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不可能有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同样顺应时代条件的新变化，基于对我们党所处新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江泽民以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展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时代内容。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深刻指出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奋斗，到今天已经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二是“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4](PP536—537) 这两大变化，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八十多年历史发展所取得的全部胜利、成就和进步；另一方面，又集中地反映了我们党今天所面临的全部挑战和考验。
关于我们党的历史方位的新的科学判断，是《江泽民文选》通篇立论的历史前提，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理论创新的思想前提。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4](P536)。毫无疑义，党处在革命的历史方位上的时候，在领导全国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进行的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曾经作出过非常正确、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选择和重大理论创新。其中有许多至今仍然是我们的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理论财富。但是，如果把党在革命的历史方向上的经验、理论固定化、神圣化、乃至僵化，那是一种极大的危险。我们看到，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进入执政时期，领导国内建设曾有过凭藉革命惯性的辉煌，但是继续按照革命时期的思路和经验来应对执政和建设中的问题，就迅速出现失误不断，步履维艰，甚至犯下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引起国内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乃至整个社会各方面的严重震荡。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低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在指导思想方面说，过多陷于对革命时期理论和经验的崇拜，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这一观点：“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4](P538)
同样，关于我们党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方位转换，也构建起党的思想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平台。面对这一全新的历史方位和全新的历史课题，我们党的政治理念、执政思路、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都要求发生适应性转变，从根本上说要求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我们不仅要从曾经对市场经济的排斥中走出来，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学会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而且要在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关系体系和社会运作方式中探索全新的执政思路，形成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这是一个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和艰辛工作才能完成的探索。当我们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发展条件的必然选择这一意义上谈论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条件，看作手段和途径，看作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实现的条件和手段。但是，我们并不回避历史辩证法所揭示的这种可能性：条件可能异化，手段有时会否定目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对中国负责任的态度，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现阶段经济形式选择的命题，并非“历史终结”式地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永恒的历史命题，也并非偶像化地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价值上绝对完美的经济形式。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进步意义的选择；同时又必须看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也是实践中新的矛盾胶着与较量的过程。面对这一过程，江泽民同志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4](P532) 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时代环境中，要不断解决新课题，应对新挑战，就必须毫不懈怠地保持江泽民同志所倡导的这种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
历史主动性：理论智慧的无尽动力
历史的实践是客观的进程，并呈现出有规律的特性。但是，历史的实践毕竟是人的活动，离不开人的主体能动性。共产党人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并非在历史规律面前无所作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在于揭示历史规律，引领历史潮流，推动历史进步。这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主动性。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4](P537) 这种“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要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所展示的，正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性。这种历史主动性，是共产党人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历史自觉，是共产党人理论智慧的无尽动力。
正是这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立论根基的历史主动性，使处在一定历史方位上的共产党人意识到，要能成功把握社会历史的未来发展，成功建立并实现这一发展中的新的社会理想目标，就必须从现在所处的历史方位出发，以高度的历史主动性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创新党的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我们这种历史主动性和历史责任感的结晶，是我们党把握当今时代发展趋势，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统一的科学结论。这种历史主动性极大地激励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理论智慧，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课题，从而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些理论成果集中展示在《江泽民文选》中，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性和源源不竭的理论智慧的结晶。
展示在《江泽民文选》中的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性和丰富理论智慧，一个重要的渊源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贯穿《江泽民文选》的一个根本价值理念，就是共产党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保持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才能激发对群众的深厚感情，真正热爱人民，把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动力，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同时，贯穿《江泽民文选》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要使我们思想和工作富于创造性，一定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坚持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把中央的精神、党的方针政策同各地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开拓工作的新境界、新局面。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比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我们只有坚持“顺民意、得民心、谋民利”，才能真正激发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组织好人民的力量，使我们的事业永葆蓬勃的生机。我们只有始终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自己工作的根本尺度，才能使人民的智慧成为我们创新的源泉，使人民的利益成为我们创新的尺度。
收稿日期：2006—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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