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中之历史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主义论文,党史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5)05-0004-06 历史主义是一种史学思潮，也是一种学术实践。对它的实质和内容，中国学界一直在探索与论争，以致今天还有人将它与历史虚无主义、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偶像主义等混为一谈。但在中共历史研究中，人们却习惯于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法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很少讨论或应用历史主义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直到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向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发起挑战，大家才想到明确树立历史主义旗帜的意义。然而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要立好这个旗帜，就很有必要讨论一下历史主义的源流、观点、态度、原则和方法等一系列问题。 第一，认知历史主义源流。“历史主义”(histograms)一词源于西方，起初由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于1797年使用，其本义是要人们重视文化的独特性与人的个别性。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维科、伏尔泰、黑格尔、费尔巴哈等都曾提倡过历史主义，但真正对它进行科学阐释并应用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4年恩格斯就指出：“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①。1846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将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研究领域，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不仅打破了黑格尔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也纠正了费尔巴哈历史观中的人本主义，从而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也正是在这本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自豪地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② 中国早期理论界是经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接受历史主义的。1924年瞿秋白就在《现代社会学》一书中专门讨论了“社会科学中之历史主义”，指出历史主义“亦可以称为‘历史观’，因为一切现象不当做永久的看，而只是历史的过渡的形式，有生有灭的”，因此要用历史的发展眼光来观察社会，“这亦是互辩法的原理之一”③。显然，瞿秋白的论述还只是着眼于历史主义的分析功能，还没有将其提升为一种历史分析的指导思想。直到14年后毛泽东才正式向全党发出了贯彻历史主义的号召。在1938年10月《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④在1942年3月《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毛泽东还曾用“古今中外法”来概括历史主义的基本内涵。他说：“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⑤。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历史主义曾有过三次激烈论争。第一次发生在新中国初期，由艾思奇、黎澎、漆侠等学者发起，主要是针对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问题。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参与其中，并各自检讨了其史学著作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第二次发生在1958年发起的“史学革命”中，由翦伯赞、郭沫若等人发起，主要是针对历史研究中“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等问题，认为阶级观点不能替代历史主义，“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⑥。翦伯赞后来还因此被批判为“坚持历史唯心主义的挂帅人物”，“反共知识分子”⑦。第三次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由张芝联、许永珠、蒋大椿等人发起，主要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种非历史主义观点而展开。这反映了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史学工作者的思想解放和理论自觉。 从上述论争的思路和内容看，我国学界的讨论还主要局限于要不要坚持历史主义的问题上，即便有所深入，也主要是围绕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层面展开。由于受到时代环境和研究视角的局限，对历史主义理解甚至还有“笼统化”、“抽象化”的倾向。这也是当代学术界仍然存在各种非历史主义倾向和做法的原因之一。不过，在这些论争中大多数党史研究者却置身事外。这固然有党史学科特殊性这一外在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因知识、学养等内在条件决定党史研究者不能不置身事外。 第二，坚持历史主义观点。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对历史主义观点的形成曾有过非凡贡献。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⑧在黑格尔之后，历史主义逐步演化为两大流派，即思辨的历史主义与批判的历史主义。前者在黑格尔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得以延伸和发展，而后者则由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改造为历史绝对主义。 对于这两大流派，马克思主义者都有不同的意见。在黑格尔看来，理性的“神意”不仅表现在自然事物中，而且表现在世界历史中。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曾公开表示：“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⑨针对历史绝对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也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葛兰西就明确指出：“只有实践哲学是彻底‘内在论的’观点。应该特别注意批判地审查思辨性质的历史理论。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写一部新的《反杜林论》，并且大可称之为《反柯罗齐论》。”⑩ 马克思主义从人的实践出发，将社会历史看作一个人类自身活动的发展过程，历史不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11)。马克思说：“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2)但历史规律又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把握历史就不能仅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精确地计算，当然也不能仅用“显微镜”去观察，而应当以历史主义方法，即用“望远镜”去观察。 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其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第一，用发展的与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历史；第二，将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分析研判；第三，尊重历史的内在联系，并通过这种内在联系发现其客观规律；第四，尊重历史的连贯性和继承性，对历史遗产采取扬弃的态度。对此，葛兰西曾有过高度评价：这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思想的绝对的世俗化和此岸性，一种历史的绝对的人道主义，人们正是必须沿着这条路线追踪新世界观的这条线索”(13)。 关于上述历史主义观点，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毛泽东曾有过“中国式”的阐释。在他的“古今中外法”中，“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14)。对此，我们应作灵活的多层次的理解。“古今”，第一层意思是时代意义上的“往古”和“当今”，要求立足当今研究往古。第二层意思是过程意义上的、以所研究事物的时点为坐标的“既往”和“当前”。两者均表现为时间上纵向的联系。由于过程是前后相续的，“古”中有“今”，“今”中也有“古”(15)。因此，毛泽东说：“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16)。 “中外”，第一层意思是地域意义上“中国和外国”，要求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第二层意思是事物相关性意义上的“己方和彼方”。“己方”是作为研究中心的事物或问题，故可称为“中”。“彼方”或者是与“己方”构成矛盾统一体的另一方，或者是与“己方”共居于某种系统中的相关事物，故可称为“外”。两者均可理解为空间上横向的联系。由于事物的可分性和关联的普遍性，“中”内有“外”，“外”内也有“中”(17)。因此，毛泽东说：“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18)。 第三，怀抱历史主义态度。历史主义要求尊重历史，但决不是要神化历史。恩格斯指出：“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19)这是历史主义的一个基本态度。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坚持历史主义的典范。在这本著作中，马克思把历史事件千头万绪细致入微地描述出来，以致在它发表33年以后，恩格斯仍感叹这一部“天才的著作”：“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20) 在中共历史研究中，也应当秉承历史主义的这一态度。邓小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21)；“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22)。这就需要研究者既实事求是地写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道出历史的所以然。对党的成就和经验能做到“写足”、“写够”，对党所犯的错误及其后果也能做到“写真”、“写实”。比如，1949年前党史上的三次“左”倾错误，1949年后党史中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均要以严肃的态度来书写，既不回避，也不渲染。只有这种处理历史问题的方式，才能让人觉得中共历史的真实可信。 历史主义还有一个基本态度，就是以人为本。这也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者严厉清算以施蒂纳和蒲鲁东为代表的非历史主义观点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指出：施蒂纳不过是“试用”或“利用”宗教来替“圣书”写冗长的辩护性的评注的“圣者”，他的哲学的基础“无”就是“神”的代名词；而“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来说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23)。马克思还告诫说：“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24)。 在中共历史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和以人为本，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与价值论的统一。这是中共历史家之“史德”——“著书者之心术”也。在时下的历史研究中，之所以兴起“侵略有功”、“否定革命”、“党史诟病”、“人物重评”、“文明西来”之论调，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历史主义的态度不明，致使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对历史主义者来说，历史是一种“营养剂”，具有沟通过去与未来、个人与民族、生存与愿望的永恒力量。但对虚无主义者来说，历史是一种“劣质酒”，它麻醉人的精神，也毁伤了自己做人的形象。虚无主义对中国特色道路、中国特色理论和中国特色制度的历史侵蚀，终究需要从历史上予以当头一棒。因为只有历史自信，才能真正支撑起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只有坚持历史主义，才能更有效地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第四，恪守历史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之历史主义，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具体应用。一般说来，历史唯物主义涵盖着历史主义，历史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构件。但具体而论，两者研究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历史主义则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主要探讨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其基本原则如下： 一是坚持“必然”与“偶然”的统一。历史主义揭示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以此说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曲折性。马克思认为，历史的进程由必然性支配，这一点毋容置疑，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25)。这一历史主义原则，要求党史研究者既能把握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揭示中国人民选择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又能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揭示历史中的“支流”、“个体”、“残骸”和“碎片”的独特价值。 二是坚持“普遍”与“特殊”的统一。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曾明确表达历史主义的这一原则：“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也达不到这个目的”(26)。这一历史主义原则，要求党史研究者把历史的共性与个性统一起来，既不能抹杀民族历史的独特价值，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也不能否定世界历史的普遍规律，掉进历史相对主义的陷阱。总之，要“以中国做中心”，“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27)。 三是坚持“动态”与“静态”的统一。马克思认为，在历史研究中，结构分析和历史考察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28)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强调考察历史“各种发展形式”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只有这样“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而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29)。这一历史主义原则，要求党史研究者把静态分析和动态考察统一起来，在“动态”中把握中共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在“静态”中把握中共历史发展的“过程性”。 四是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行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30)。这也是历史主义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它要求党史研究者把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对党史上的一切理论、观点、概念和范畴都作历史的分析，而不能以逻辑主义的理论推理取代历史主义的现实研究，更不能以抽象的逻辑去人为地剪裁历史事实。在处理理论与史料的关系上，也不能用一般原理去套历史，把史料作为理论的注脚；而是用理论去分析史料，通过史料的分析，对历史事件或问题进行理论的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纯强调“论从史出”或“以论带史”均不可取，只有“史论结合”才能揭示出历史发展的本质。 第五，采用历史主义方法。一般来说，历史主义方法应分为三个层次，即哲学方法论、一般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就中共历史研究而言，其哲学方法论当然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其一般方法是社会史学、心理史学、文化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等研究方法，而其具体研究则主要有以下四个方法。 一是历史比较法。通过这一方法，分析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异同，从统一性中探寻一般规律性，从差异性中探寻各自特点。恩格斯曾指出，研究德国历史，“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来作比较，才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31)。毛泽东也提出：“为了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套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32)。但是，历史比较切忌牵强附会。例如“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满足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吞食生肉来满足的饥饿”(33)。 二是逆向考察法。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曾就历史研究问题阐发过这一方法。他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34)正如1937年何干之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回顾这一论争时写道：“为了彻底认清目前的中国社会，决定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追求，逼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这一场论争所涉及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由目前的中国起，说到帝国主义侵入前的中国，再说到中国封建制的历史，又由封建制说到奴隶制，再说到亚细亚生产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决定未来方向而生出彻底清算过去和未来的要求。”(35)总之，这种从事后反顾事前的逆向考察法，可以帮助研究者更深刻地认识历史，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未来。 三是阶级分析法。既然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存在，那么在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现象时，就不能不使用阶级分析法。但是，决不能据此把阶级分析方法视为历史研究的唯一方法，将其绝对化、简单化。尤其在评价历史人物中，更要防止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做法。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曾提供过一个范例。他在《资本论》序言中说：“我决非要用玫瑰的颜色来描写资本家和地主的姿态。这里被考察的一切人，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36) 四是矛盾分析法。这一方法主要包括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抓住重点和主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党史学者石仲泉曾将之喻为一把“解剖刀”。毛泽东运用这把刀对资产阶级、中间阶层、顽固派别等不同阶级、阶层、派别进行细致的客观的分析，并据此制定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最终为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邓小平运用这把刀，在新的世情、国情、党情下，创立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论、市场经济论和改革开放论，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党史研究者当然也要用好这把刀，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深刻剖析中共历史的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 ③黄美真等主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6页。 ⑥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第5期。 ⑦戚本禹等：《反共知识分子剪伯赞的真面目》，《红旗》1966年第15期。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8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⑩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5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8～119页。 (13)《实践哲学》英译本导言，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页。 (14)《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0页。 (15)范文澜：《古今中外法浅释》，《解放日报》1942年9月3日。 (16)《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4页。 (17)范文澜：《古今中外法浅释》，《解放日报》1942年9月3日。 (18)《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8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334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7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35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30页。 (27)《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7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5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03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5页。 (32)《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4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92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35)《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页。标签：历史主义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论文; 历史论文; 毛泽东文集论文; 历史研究论文; 读书论文; 资本论论文; 恩格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