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次高速增长时期的特征及其推动因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经济论文,特征论文,时期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78年至今，中国已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经济平均保持了近10%的增长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由于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买方市场已露端倪，加之制度创新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日渐减弱，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已从1996年开始下降。此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时期调整为次高速增长时期。这是经济高速增长后的必然，也是我国经济从速度型向质量型发展的必然。
一、次高速增长时期的概念及其规律性
（一）次高速增长时期的概念
所谓次高速增长时期，顾名思义，就是经济在高速增长之后所出现的增幅呈微弱下降的时期。它一方面仍属于经济较高增长，另一方面其平均增长水平又比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低了一个档次，因而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二）次高速增长时期的规律性
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尽管经济周期的长短不同，经济增长率有高有低，但高速增长之后，必然会出现由高速增长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公害问题、产品积压问题、需求不足问题、失业率提高等问题，这时经济增长率必然会下降，进入全面调整过程的次高速增长时期。
1.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使得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989 年， 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已高达28899.2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尽管日本在经济发展中， 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过经济衰退，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除1974年为－0.8%外， 均为正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已基本上稳定在3—4%左右，没有出现太大的波动。1953—1997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变动趋势见图1。
按照图1中出现波峰和波谷的次数，我们将1953—1997 年日本经济划分为六个经济周期。日本经济的特点是经过3—5年的高速发展后，转入次高速增长时期，次高速增长时期一般为1—4年。经过次高速增长时期的调整，大多数情况下，出现又一轮的高速增长。
日本经济次高速增长时期的特点表现为，（1）生产过剩。 如1957年日本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生产过剩，持续了11个月，工矿业生产下降10.7%；（2）制造业开工率不足，库存增加， 物价下降。1958年制造业开工率比上年下降12.2%，1964年每月库存指数都比上年同期增长15—20%左右，物价指数下跌4.6%；（3）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失业人数剧增，国内需求不足；进出口贸易均有明显下降。1957年出口贸易额减少5%，进口贸易额减少13.4%；（4）设备投资锐减。1971年比上年减少13%。1974年比上年减少13.4%。
次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经济的调整措施：大力加强科技投入，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武装国民经济各部门；扩大教育投资，为实现工业现代化提供大量的熟练工人和科技人才；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新兴科学技术，使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成为工业制成品的最大输出国；扩大内需，减少个人税负，扩大个人消费。
2.韩国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韩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设施几乎破坏殆尽。从1953年到1961年，经济开始恢复。1962年实施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以后，经济开始高速增长，到1966年实际GDP 增长率已达到12.7%。从1963年到1997年，除1980年GDP增长率为负数外， 35年间增长率年平均超过8.6%。尽管如此， “高增长和高波动并存”仍然是韩国经济增长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韩国实际GDP 增长率变动趋势见图2。
我们将1960年到1997年韩国经济划分为六个经济周期。韩国经济周期的特点是经过1—3年的高速增长后，进入1—3年的次高速增长。
韩国经济次高速增长时期的特点，主要有污染加剧、环境恶化、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短缺及犯罪人数不断增加等。
次高速增长时期韩国经济的调整措施：对人力资本的大量投资，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大量投资，反过来人力资本的大量投资，又大大加速了韩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外向型工业导向，由出口带动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作为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结果。
综上所述，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都是伴随着经济的周期波动得以实现的。在高速增长之后，都会出现一些带有共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使之进入次高速增长时期；经过次高速增长时期的有效调整，经济出现下一轮的高速增长。
二、我国次高速增长时期的主要特征
近20年来，我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使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高增长率，在提前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深重的代价。我国经济不可避免地进入次高速增长时期以后，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买方市场出现，生产能力相对过剩。
连续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告别了短缺。据有关资料显示，1998年第一季度，在对601种主要商品的排队中， 供求平衡的商品占74.2%，供大于求的商品占25.8%，无一商品供不应求，我国已由卖方市场步入了买方市场。
买方市场的形成，同时又面临着产品的积压、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据1995年对111种工业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统计，利用率在50 %以下的有25种，占统计总数的近1／4，利用率达90%以上的有10种，仅占统计总数的9%，而且这种现象还在日益加剧。
2.企业进入微利阶段。
由于许多工业企业生产能力过剩、库存积压以及产品质量低下等问题，我国工业企业出现了效益滑坡、利润明显下降。1995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90年代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比上年减少161.82亿元。1996年继续下滑，比上年减少145.19亿元。我国工业企业的生产已经进入微利阶段。
3.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减弱。
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两个因素的拉动：投资和需求。但是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速度的减慢，居民需求的不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逐渐减弱。
资本收益率的下降导致投资减少。1992—1995年间， 我国实际GDP增长率平均高达12.7%。但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依靠资金投入的粗放型生产方式，与高速增长形成反差的是经济效益指标却连年下降。由于1995、1996年我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连续两年负增长，这两年的资本收益率均为负值，导致我国近几年投资幅度锐减。投资以及投资需求的减少，成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直接原因。
消费需求拉动分散。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大大提高。城乡居民在较好地解决了温饱之后，其消费结构正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据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司的有关调查显示，在1997年出售的商品住宅中私人购买的比重达58.7%；京、津、沪、粤等地汽车销售量中私人购买的比例高达40%左右；家用电脑、现代通讯工具也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城乡居民家庭。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以上这些商品消费量的增长只是在原来基数极低的基础上的统计结果，其消费量还是很低的，我国的消费热点并没有形成。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时期，由于居民收入水平低，以上商品价格太高，以及对未来各种消费的预期，人们在消费方面还持观望态度，估计今后几年内不会有太大的改观。
就业形势严峻。近年来，我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失业人数逐年递增。国家计委财金司有关研究显示，目前我国城镇富余职工达2200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达1.5亿人， 全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几百万人。大批下岗和失业人员难以就业，给他们的家庭不论在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造成极大的压力。
三、次高速增长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目前已具备高速增长时期的一些主要特征。在这种背景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推动力，是实现目前情况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
1.消费拉动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1997年下半年以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外贸出口企业受到严重冲击，其突出表现是国外需求的大幅度下降。有关资料显示，1998年我国外贸出口三季度下降2.2%，四季度下降1.6%，全年出口基本处于零增长状态。在这种国际经济背景下，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就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战略。如果将国外需求存而不论，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及政府支出三个重要方面。对于其中后两者，中国政府已通过降低利息及增加基础设施投入等政策予以刺激。但对于消费而言，政府已不可能再像传统体制下那样对消费基金实施强力控制，其调控方式已发生重大变革。如此看来，在短期内总需求的几个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均不显著。但是，当我们把经济活动作为一个循环往复的再生产过程来看时，就会发现在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诸环节中，消费一方将起到最终的决定作用。这即是说，消费需求不仅是社会总需求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再生产中其他子过程之间是否能实现顺利衔接。在对消费的重要作用取得理论上的认知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中国经济现阶段，消费能否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下面我们对改革以来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做一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1980—1997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K）、全国从业人员（L）、居民消费总量（C）及外贸进出口总额（W）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GDP＝1.54C+0.54K+0.18W
（16.5）（3.85）（2.41）
R[2]＝0.9998 F＝19744 DW＝1.89
模型回归结果说明用居民消费总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外贸进出口总额几项指标来解释GDP增长效果是很显著的。
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系数代表了该变量对被解释变量（GDP ）的边际贡献，即解释变量每增加一单位后所引起的GDP增加幅度。 从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及外贸进出口因素对GDP的贡献比率呈现出等比递减的结果，即1.54∶0.54 ∶0.18。它说明当考察各因素对经济产出总量的相对贡献时， 投资的贡献额是外贸进出口的3倍，而居民消费的贡献额又是投资的3倍。上述经验性结论印证了下述事实：即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二元经济结构及二元体制结构双重转换的大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即使在市场化改革日趋深入、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内需为主，外需为辅”应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政策的主要导向。此外，模型所显示出的结论也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表明，市场经济说到底是由消费导向的经济，即具有更为显著的消费者主权特征。无论经济活动的链条如何迂回曲折，消费始终是整个经济过程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中国经济步入次高速增长时期后，这一现象将暴露得更加明显。
2.人力资本投资将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潜力源。
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迈向工业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如何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稀缺资源的问题。能否保持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资源在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最优置换关系，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效率。因此，选择对经济增长最具潜力的要素并增加其投资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研究课题。
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经历了一个由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由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道路。如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索洛突破了单独强调物质资本的传统增长理论，首先提出了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而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奠基者的舒尔茨，则将资本划分为“常规资本”与“人力资本”，并相应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则将索洛的“技术进步”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人力资本因素真正内生化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的这一特定发展轨迹表明，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人力资本所发挥的作用将最终超过物质资本的作用。舒尔茨曾指出：“空间、能源和耕地并不能决定人类前途，人类的前途将由人类才智的进化来决定。”（注：西奥多·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并且他进一步测算了战后美国各要素在农业生产增长中的贡献。其结论是：只有20%的部分是由物质资本投资引起，80%的部分则来自科技、教育等非物质要素所发挥的作用。这说明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远大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
下面再分析一下我国近些年来的情况。通过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我们发现从1980年至1997年间，物质资本产出弹性为81%，而人力资本、技术以及规模等因素的弹性约为27%。如果分阶段看，80年代物质资本产出弹性为70%，非物质要素产出弹性为34%。进入90年代后，我国物质资本弹性有所上升（76%），而非物质要素产出弹性略微下降（29%）。上述结果表明，我国人力资本具有巨大的投资潜力。从投资决策角度讲，应选择投资收益高、潜力巨大的要素来进行投资。这一点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
3.适度的产业及区域政策仍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空间。
80年代以来，产业及区域问题在我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就是选择一些能够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行业和产品，促使其快速增长，以引导产业结构进入更高阶段。80年代，我国在产业调整中所坚持的政策主要是围绕产品市场需求平衡“长线”与“短线”产业的失衡状况。进入90年代后，政府从经济全球化总体背景出发，在一些条件适宜的地区相继对通讯、计算机等高科技产业增大了投入。从总体来看，我国的产业政策基本实现了促进结构升级的目标，这一点可以从我国的三次产业增加值及人员构成中清晰看出。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GDP中三次产业各占份额为28.1∶48.2∶23.7， 相应的从业人员之比为70.5∶17.3∶12.2。到1997年三次产业增加值之比为18.7∶49.2∶32.1，此时三次产业的人员构成为49.9∶23.7∶26.4（注：《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中国统计出版社。）。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受传统投资体制的影响，我国工业企业在发展中“大而全”和“小而全”现象较为突出，从而造成了加工工业盲目投资及重复建设。第二，90年代以来在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浪潮中也显露一定的盲目倾向。这表现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不同程度地忽视中国目前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没有结合国内或地区内资源及要素禀赋实际，开发出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并增加就业的适宜技术产业群。如果在今后的产业政策推行过程中，纠正过去一度出现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及投资中的资本密集技术偏向，可以说产业政策还能为经济增长创造一定空间。
从区域政策来看，其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与产业结构政策相类似，即受体制等因素制约，在区域发展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畸形。这主要表现在，80年代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之后，其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病，如技术进步缓慢、高投入低产出、缺乏积聚效应以及导致严重污染等问题，从而客观上阻滞了中国的非农化进程。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为30%，而由工业化水平决定的潜在城市化率则达到50%（注：刘世锦：《结构转移缺口：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与选择》，《管理世界》1998年第6期。）。 城市化率低带来的不利影响就是限制工业的发展，并减少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因此，加快我国经济非农化进程，发展小城镇应成为下一阶段区域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
4.充分发挥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
在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但是，根据边际主义思想，在其他要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一项要素不断增加时所带来收益最终必将趋于递减。如果把市场机制作为一项“要素”，我们也会发现其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的效应。也就是说，在市场化改革日趋深入的情况下，制度变革因素为经济增长创造的空间会不断缩小。例如80年代在我国改革初期的感性发展的阶段，由于利益因素的剧烈驱动，导致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90年代改革进入后期的理性发展阶段以来，利益的诱导作用已逐渐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常态，它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变得更加平稳。这一点也恰恰构成经济次高速增长阶段的重要特征。基于上述原因，这一阶段适当的经济政策应当是制度创新与制度规范并举，以使市场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充分发挥。从目前来看，我国近期制度创新与规范应着重围绕以下三点进行：（1）财政金融制度。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 诸如一些外部性及风险因素在经济活动中愈显重要，因而充分发挥财政的积极作用及防范金融风险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财政方面主要存在的问题是税费并立、费多而乱等，这样规范财政收支，理顺中央和地方及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今后财政工作的当务之急。在金融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金融创新不足。这表现在金融市场化过程中，许多金融机构因风险过大而出现“惜贷”现象。此外，国家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还停留在传统行政命令式的层次，缺乏有效的行业监管。因此，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并继续促进金融改革深化就自然成为今后金融制度创新的目标和方向。（2）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存在的问题， 主要是社会保险覆盖面窄、经费来源单一以及给付标准低，其中以失业保险最为突出。在经济转轨时期，大量的公有部门内部隐性失业逐渐公开化，再像传统计划体制时期那样由国家或企业为职工就业提供保障已难以为继。因此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实现职工养老及医疗保险社会统筹，就关系到整个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3 ）继续推进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中国经济改革20年，市场化程度已有相当幅度的提高。根据有关资料，中国目前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达60%以上（注：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很显然，中国经济在前一阶段的高速增长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密切相关。尽管如此，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的市场化仍有很大潜力。这一点恰恰可以为我国今后次高速增长时期制度创新提供空间。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差距，可以推断，作为中西部地区的内陆省市来讲，其在资源配置及制度创新方面的潜力更为巨大。进一步挖掘这些潜在的制度资源优势必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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