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与修辞——论海登#183;怀特的话语转义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怀特论文,修辞论文,话语论文,海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与文学的关系不仅体现在他被当成一个新历史主义文学评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史学研究与文学研究也紧密相关，以致他在文学领域的影响甚至要超过在史学领域。虽然他从事打通文史界限的跨学科研究，而且他的史学观念自从《元历史》(1973)出版以来引发了持久的争论，但是没有人怀疑他是个史学家。在这一点上怀特还是要比福柯(Foucault)幸运些，因为史学界认为福柯是哲学家，而哲学界却认为他是史学家，两个学科的共同做法是试图把他从本学科排除出去，结果福柯只好称自己为“思想体系史教授”。怀特也如是评论他的杰作《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确凿无疑，《词与物》看上去是一部思想史，一种对出现在西欧16世纪与20世纪之间的有关生命、财富和语言的不同理论的评述。”(注：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 &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P,1978),p.233,pp.126-7.)把怀特和福柯放在一起讨论无疑是有益的，从怀特对福柯的“解码”中，我们应能看到这位法国思想家对怀特的影响。我们在怀特历史话语理论中能感觉到福柯的影子，尽管他们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不尽相同。
如果说福柯对历史的研究是“考古”式的，那么怀特的则是“文学修辞”式的。虽然考古学和修辞学之间并没有太了不起的共同之处，在怀特对19世纪西方历史想象的研究与福柯对16世纪到20世纪的思想史的考察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承继关系。福柯的历史研究之所以称作“考古学”，是因为他把不同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知识体系当成历史学家要发掘的历史废墟来看待。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原本指称时间的“历史”现在变成了一个空间的概念，从这种由时间模式到空间模式的转变中，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福柯为何要抛弃历史的概念，代之以考古学的概念。(注：关于福柯对“考古学”方法的讨论，参见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 (New York:Vintage Books,1994),pp.xxii-xxiii;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 Limited,1972),pp.167-77。关于福柯为何使用“考古学”这个术语，参见Foucault Live(New York:Semiotext(e),1989),pp.57-8.)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注重思想演变的连续性和因果性，这与启蒙运动以来的时间观和进步史观密不可分：时间被看成是不可逆转的、不断向前的线性连续体，历史则被认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的。因此，思想体系史的研究也集中在思想的承继和观念的发展方面。福柯的“考古学”恰恰反其道而行：他认为不同时期的认识型(episteme)(注：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New York:Vintage Books,1994),p.xxii,p.xiv.)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因果或承继关系，一种认识型是从另一种认识型所未加关注的空白处生长出来的。可见，他只对观念史中的裂缝、断裂、突变和非连续性感兴趣，他的研究对象有如被海水隔断的岛屿，每个岛屿都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与别的岛屿彼此并不相连。
福柯在《词与物》(1966年法语版，1970年英语版)中论述了16世纪到20世纪之间西欧的四种彼此不同的认识型。怀特在《元历史》(1973)一书援引了福柯这本书，怀特提出的历史编纂学的四种喻体模式显然受到福柯的影响。怀特本人在《解码福柯》一文中也用了这四种喻体来解释福柯的四种认识型(注：Hayden White,“Foucault Decoded:Notes from Underground”in Tropics of Discourse,pp.230-260.)。福柯的研究表明，16世纪的主导话语模式有一种异中求同的冲动，16世纪的科学充斥着“相似性”(similitude)的观念，人们热衷于探询一物与另一物的相像程度，那时的主导范畴有模仿、类比、相符、相像等。这种话语模式所代表的再现风格是用熟悉的事物来描述陌生的事物。这是一种隐喻(metaphor)的表达方式，以肯定两个不同物体之间的相似性为特征。福柯认为16世纪的人文科学就是以隐喻的方式来编码经验世界的。正是由于16世纪对相似性的着迷才引发了17世纪人文科学向本质差异性方向转变。对差异性的关注产生于对相似性追求的空白之处，并最终导致以相似性为基础的话语模式的消亡。这符合福柯关于不同认识型之间的转换是以断裂和突变为特征的思想。既然人们关注的中心是事物的差异性问题，那么17、18世纪的话语模式是把事物置于邻近性(contiguity)的形态之中来加以审视的，其主导科学范畴是具有空间性质的序列和计量。科学的任务是梳理出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而它们之间唯一关系就是邻近性，即一种空间关系。各门科学所投射出来的主导喻体是换喻(metonymy)，是用一事物的一部分的名称来指代整个事物，科学实践者则通过研究局部来探询整体，通过对局部的研究来把握事物的本质。人文科学关注的对象是“自然历史”、“财富”和“普遍语法”。时间的连续性在古典时期的认识型中没有位置。然而，不仅在事物与事物之间存在差异性，而且事物本身在其生命周期中也会发生内部变异。这种对时间关系的关注正是福柯赋予19世纪主导意识的“事物的次序”，与17、18世纪对“无时间的”空间关系的关注形成了对照。19世纪话语模式的特征是试图从时间的长河中寻找历史的发展轨迹，通过时间序列把握事物的多样性。类比(analogy)和演替(succession)是这个时期的主导科学范畴，各个学科致力于对整体中各部分的不同功能进行研究。把整体当成部分的相加，从对部分的掌握中获得整体的概念，这正是提喻(synecdoche)修辞赋予语言的关系形态。然而，生物学、经济学和哲学所孜孜追寻的“本源”(origin)以及它们企盼从时间的演进中找到“生命、劳动和语言”间的“统一性”(unity)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恰好相反，它们最终追寻到的是无尽的差异和变化。古典时期以来形成对语言再现现实的自信在20世纪受到了重创，这个时期的话语模式已经不像19世纪的历史主义的研究那样只对平行轴的时间之维加以关注，而是注重对垂直轴的“表层和深层”的研究。由于对语言的不透明性的洞悉，西方人明确地意识到要创立人的科学是不可能的，语言没有能力揭示主体，而主体(subject)与主题(subject matter)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障碍，与其说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还不如说是语言，因为人文主义者所讨论的“人”已无力指涉现实世界中的人这个“存在物”。因而20世纪人文科学是以反喻(irony)为其特征的，精神分析学、文化人类学、存在主义、语言分析、结构主义等20世纪的科学都可以看成是反喻的一种投射。
福柯这种对形式结构的兴趣在怀特的《元历史》中也同样明显，如果不是更加变本加厉的话。后者用隐喻、换喻、提喻和反喻来阐释西方19世纪历史编撰学的模式，并说明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一样在情节构成(emplotment)方面应用了修辞结构。在上述四种喻体的叙事文中，以提喻为主的叙事文的特征是将部分当成整体，其他三种喻体的叙事文则分别把属于整体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定格为相似(隐喻)、相邻(换喻)和相反(反喻)。(注：Hayden White,Figural Realism: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Baltimore &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P,1999),p.21,p.9,pp.7-8,pp.51-2,p.22,p.9.)值得注意的是，怀特看待话语模式(或叙事模式)与叙事对象之间的关系与写实主义把形式和内容对立起来的观点完全不同，例如对同一历史事件(法国大革命)，伯克(Burke)用讽喻，米什莱(Michelet)用提喻，托克维尔(Tocqueville)用转喻的模式对它进行了性质迥异的表述。不同叙事模式的选择使他们对历史事实的筛选和编排遵循讽刺剧、浪漫传奇和悲剧的模式进行，从而表达了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不同解释。换句话说，历史叙事的修辞性质决定了它并不是对历史事件的“客观再现”，因为每一种喻体既是对事物过程的描述，又隐含了对事物的看法。对同一历史事件可以有不同的书写模式，选择这些模式中的任何一种就意味着预先给某个历史叙事文定了调，把它写成浪漫传奇、喜剧、悲剧、讽刺剧中的一种。
历史叙事文为何一定是转义性质的呢?怀特给出了三个原因：首先，把事件处理成时间单元的时间符码并不是自然的产物，它们带有文化特性。事件能变成故事的因素而具备叙事功能，这是作者的功劳，其中包含的话语技巧与其说是逻辑的，不如说是修辞的。其二，把真实事件构想成某类故事的过程是一种转义(修辞)的过程。故事是被讲述或书写的，而不是被经历或发现的；故事的真实性与隐喻的真实性相仿。其三，不管历史学家给编年史事件定下什么主题，不仅故事的情节结构，而且事件本身也都被赋予了相同的主题。历史话语的主题是二阶虚构(a second-order fiction)，是虚构的虚构。(注：Hayden White,Figural Realism: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Baltimore &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P,1999),p.21,p.9,pp.7-8,pp.51-2,p.22,p.9.)
在讨论情节构成时，怀特把体现在历史话语情节构思上的历史意识和修辞模式联系了起来，即历史叙事文的情节结构(事物是怎样变成这样的)和解释事物为什么发生或为什么变成这样的论断和论述被语言描述所应用的喻体所预示(prefigured)。他断言：“从根本上说隐喻是表象的(representational)，换喻是简约的(reductionist)，提喻是综合的(integrative)，反喻是否定的(negational)。”(注：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Baltimore &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P,1973),p.34,pp.34-7,p.6.)下面例子是他用来说明这四种主导转义(master tropes)所隐含的思维模式。在“我的情人是朵玫瑰”这个隐喻中，“玫瑰”被当作“情人”的喻象或象征。玫瑰和情人被等同起来，但是这是在保存情人和玫瑰各自的独特性的情况下对双方共有的品质(美丽)的暗示，“情人”并没有被简约成“玫瑰”，不然就成了换喻了。在换喻中，如英文“fifty sails”(50个船帆)指代“fifty ships”(50艘船)，部分被用来替代整体，或整体被简约成它的某一部分，隐含的意思是“船”可以与它的某个关键的功能部分等同起来。换喻的形态并不是一种“微观/宏观”的关系，如果“船帆”被用来象征“船”和“帆”所共有的品质的话，那就是提喻的用法了。在提喻句“He is all heart”(直译：“他是全心的”)中，“heart”(心)并不指代身体的一部分，而是指代西方文化习惯于用“心”来象征的品格，是整个人(他)所具有的品格的象征，而这种品格是由许多身体和精神的因素组合而成的。整体所具有某种品格(慷慨、同情心等)足以表示构成整体的诸多部分的品格。作为一个提喻陈述，它暗示了整体的各部分之间的一种由各种身体和精神特性综合组成的关系，是一种微观/宏观形态下的关系。因而提喻是综合的，而非简约的。反喻表达了一种对喻体的自省式应用，用于否定语言结构本身，其主要的修辞策略是用词不当(catachresis)，例如使用荒唐的比喻以引起对叙事客体的本质以及语言叙述本身的不充分性进行反讽式思考。(注：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Baltimore &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P,1973),p.34,pp.34-7,p.6.)
福柯和怀特的研究有后结构主义的特征，但他们讨论问题的方式却是形式主义的。福柯和怀特都试图在纷杂的话语实践表象中发现某种主导性的图式，福柯的“认识型”和怀特的“叙述模式”都是透视事物“深层结构”方面的尝试。(注：怀特在《元历史》中声称该书是对“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的分析。”见ix页；2页。)他们探讨的对象并非客观世界，而是话语世界，因而他们的理论是“关于话语的话语”，是对“语言结构”(verbal structures)的研究。当然，因为他们反叛传统理论，加上他们的研究属于跨学科的性质，因此把他们归入任何一类学术派别都会失之偏颇，如福柯本人就三番两次地反对别人称他为“结构主义者”。(注：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New York:Vintage Books,1994),p.xiv.)
虽然怀特和福柯的理论都有形式主义的特点，但由于他们出发点并不相同，所以他们在方法上也不尽相同。如前所述，福柯的考古学方法强调，各个时期的认识型之间不存在演进的关系，而是呈现一种断裂和突变的景象。福柯在方法上注重空间性，排斥时间性和事物的连续性，这种特点也体现在福柯对监狱、精神病院、学校和性倒错的研究之中。但是，福柯往往把研究对象放在较长的时间里考察，并从中梳理出它们的变化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研究又是历时性的。怀特对历史叙事的研究强调故事情节的不同组合方式，他的研究注重一个序列的事件的次序和时间结构，因而他更注重共时性研究，即把研究对象放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如19世纪)，从而寻找它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征。福柯用四个认识型来分别标识四个历史时期的认知模式，怀特则是从一个世纪的历史叙事和历史意识中总结出四种叙事模式。
怀特的研究与他所谓的叙事性(narrativity)密切相关，强调的是事件的连续性。在怀特看来，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注：Hayden White,The Content of the Form: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P,1987),p.28,p.ix,p.xi.)为了更好地说明叙事文如何将事件组合成故事，怀特区分了历史事件(historical event)和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前者是实际发生过的孤立事件，后者则是经过作者筛选，并用一种虚构的制式(fictional matrix)或概念装置(conceptual apparatus)串联起来的叙事对象。(注：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 &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P,1978),p.233,pp.126-7.)怀特目的在于说明历史学家在编织历史材料的过程中使用了修辞手段，这种区分同样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文本，如文学、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文本。实际上，它适用于任何以社会或历史的事实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因为它们毫无例外地都牵涉到一个过程，即在不可胜数的事实中筛选出一部分与作者的概念装置或叙事制式相符的事实，这个筛选事实的过程本身受制于事先存在的写作目的和意识形态。经过了作者的如此过滤之后，这些事实已经与它们原来的样子相去甚远。怀特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的区分消解了传统史学关于事实和虚构的二元对立，因为怀特所谓的“事实”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虚构。
传统史学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是发现历史真相、描述新的史实并且对它们作出解释。这话大致不错，但在现代理论透视下的“历史真相”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首先，历史事件在它发生之后就不能再次被经历，于是了解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只能通过文档资料或回忆进行，这就牵涉到如何理解记忆以及由记忆编织的故事或文档的问题。换句话说，历史事件一经发生，就无法按原样复原，历史研究的最佳结果也是接近真相而已。以兰克(Rank)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或称科学史学)所致力于其中的使命就是发现这样的真相，这种史学把历史研究的对象当成一座倒塌的房子，通过一点一滴的发现和修复，最终把房子按照其原来的样子重新修建出来。但是至少是在怀特看来，这种努力是无望的，也不应该成为史学研究的方向。其二，至少对部分历史学家(尤其是历史哲学家)而言，发现史实只是治史的第一步工作——即编纂史书的素材搜集工作，要完成一部史书的撰写还须找到把分散的一系列史实(如编年史收录流水帐事件)以某种方式连接起来的线索，因为对他们而言历史并非孤立发生的事件，而是一个有思想和目的渗透其间的过程，克罗齐(Croce)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及柯林武德(Collingwood)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便是这种史学思想的一种体现。这种史学观念并不满足于发现事件真相，而是要梳理历史发展的进程以及促进该进程的思想脉络。
怀特不仅区分了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而且从叙事性的角度对年代纪(annals)、编年史(chronicle)和历史(history)作了区分。(注：关于年代纪、编年史和历史的区别，见Hayden White,“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i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pp.1-25。)年代纪和编年史因其叙事性的不充分而区别于历史。在年代纪中，历史事件被按时间顺序排列出来，一个事件与另一个事件的关系是含糊不清的，它们被罗列到一起完全是因为时间顺序使然。年代纪罗列的事件缺少中心主题和叙事声音，它们没有开头(其起始只是史家开始做历史记录的时间)，没有结尾(其结束只是史家记录的终止)，只有中断。年代纪中的事件也缺少现代人对历史叙事所期待的细节、事件之间的连续性和情节，因而缺少叙事性。叙事的基础就是发现事件之间的关联，并能将它们组合起来讲述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与年代纪相比，编年史向历史靠近了一步，是介于年代纪和历史之间的一种历史话语。它通常有一个主题，并且有了讲故事的苗头和欲望，但是仍然缺少故事所需的细节和结局。怀特是这样区分历史故事和编年史的：“历史故事追溯社会和文化过程从开始到(临时的)结束的一个序列的事件，而编年史则不要求这样做。严格地讲，编年史是开放的，它们从原则上讲没有开头……它们没有高潮或结局，能无休止地讲述下去。”(注：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Baltimore &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P,1973),p.34,pp.34-7,p.6.)无论是年代纪还是编年史，它们都试图记载历史，保存真实的历史事件。与历史著作中的事实相比，年代纪和编年史中的历史事件较少人工过滤，因而它们比史书中的事实似乎要更接近过去的真实。相比之下，历史书籍中的历史事实经过了筛选、编排、解释之后却与它们原来的样子大不一样了。但它们因此而具备了叙事功能，在历史故事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而历史编纂者正是通过叙事来表达自己的历史意识的。由此可见，针对现实的叙事是一种虚构行为，只要历史编纂涉及讲故事(叙事)，就必然要对现实进行虚构，因此怀特断言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一样是虚构的。
和福柯一样，怀特的历史叙事学常常被指责为后结构主义语言游戏，虽然他们杰出的著作表明他们并没有视自己的研究为嬉戏。福柯对历史事实的重视从他的著作中随处可见，正如伊安·哈金所说的，“他热爱事实。……福柯绝不是在玩弄字句，编织空想”。(注：汪民安等编：《福柯的面孔》，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106页。)怀特也坚称修辞性的叙事能够表现客观真实，他没有否认史学家的工作对象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只是他把历史学家的工作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历史学家试图寻找过去的真相，特别是寻找那些被遗忘、压制或隐蔽的信息。第二部分是历史的书写。历史学家在这个过程中经过技术处理把历史事件转变成一个“象征结构”。(注：Hayden White,Figural Realism: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Baltimore &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P,1999),p.21,p.9,pp.7-8,pp.51-2,p.22,p.9.)
针对怀特的转义理论，大致有几种批评：(一)对转义理论所隐含的语言决定论或语言相对论的指责：转义理论使历史学家成了语言模式的囚徒，因为他们描述和解释他们的研究对象以及他们的历史观念受到了他们的语言模式的限制。而且，这个理论改变了历史话语的性质，把它降格到虚构的小说领域。(二)转义理论消解了修辞层面和非比喻层面的话语之间的区别，因而使根据事实来判断或批评任何对客观实在的解释变得不可能。转义理论动摇了几个世纪以来历史研究事实真相的认识以及历史作为一种经验学科的地位。(三)转义理论似乎认为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而仅仅是语言的建构物，是非真实的、用诗性语言或修辞语言创造的、只存在于书本的事物。该理论以牺牲历史话语的指涉、交流和表达功能为代价来换取它对诗学(自我指涉)、增强(情感)和元语言(编码)功能的强调。(四)转义理论本身在认识论上的地位上也受到了质疑(这也是对所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语言论最通常的质疑)：既然转义论者把历史或文学叙事(以及所有其它的言语结构)当成虚构，那么人们又当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批评话语?人们又如何能把他们自己的话当真?语言和话语转义理论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使批评本身在认知方面失去了意义。
怀特认为，传统的批评理论视语言的比喻和直意、虚构和写实、指涉和内涵功能为互相对立的两面，甚至是互相排斥的选项，而现代语言和文学理论则认为它们仅仅是语言连续体的两个极端，任何言语都可能处在这两端的中间地带。既然在话语之内的这种运动是转义性质的，我们需要转义理论来分析它。对上述的四点批评，他作了如下回应：(一)转义理论是关于话语的理论，而非关于心智或者意识的理论。虽然它主张比喻表达在话语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远非语言决定论，而是为比喻的不同策略提供必备的知识而已。它也不像沃尔夫(Whorf)那样主张认知是由语言决定的，或认为一种话语的真实性只是相对于它使用的语言而言的。作为话语理论，转义在再现方面大有作为，但在感知方面却无能为力。(二)转义理论并没有否认超话语实体的存在，也没有否认我们的言语指涉和表现它们的能力。它并不暗示一切都是语言、说话、话语或文本，而是认为语言的指涉性和表现力比早先的直意论语言观所倡导的要复杂得多。转义理论强调话语的元语言功能，而非其指涉功能，是因为它更关心符码本身，而不是通过符码的具体使用而产生的非本质的信息。如果符码本身就是信息内容的话，那么转义理论扩大了信息本身的内涵，并提醒我们注意话语的交流以及施行的功能。(三)转义理论并没有取消事实和虚构的区别，而是在话语内部重新定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并不存在所谓“原始的事实”，只存在被用不同方法描述的事件，那么真实性(factuality)就成了将事件变成事实的描述性命题而已。对真实事件的修辞描述在真实性上并不比写实描述更少一些，只是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真实而已。转义理论暗示了事件和事实的区别：事件发生，而事实则由语言描述来形成。(四)主张所有话语在结构上是转义的确实也暗示转义论者自身的话语也是转义的，但是这仅仅意味着在进行转义分析时应该注意到该分析自身的修辞一面。转义分析远非轻浮的游戏，转义理论恰恰暗示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严肃话语和游戏话语之间的区别。当转义批评家分析一个文本的转义结构时，他们谈到的是事实——语言、话语和文本性的事实——即便他们使用的语言在写实性和修辞性上是同等的。他们是在指他们感知到的或他们认为他们在文本上感知到的事物，不管他们是用修辞语言间接地指涉还是用写实的语言直接地指涉事物。是否该把他们的话语当真呢?回答是：当然应该。只是这种当真不应等同于狭隘的写实意识。(注：关于怀特对批评的回应，参见Figural Realism,pp.14-19.)
实际上，怀特并没有怀疑历史著作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作用。他没有否认历史事件的存在(只是它们在史书中已经被转变成“历史事实”而已)，也没有否认历史事件可以被真实地记录下来(比如在年代纪里)，甚至没有否认历史话语指涉真实事件的可能性(只是这种指涉是隐喻性质的)。在谈到历史研究对象及它们的语境的修辞性质时，他写道：“修辞性的描述和拘泥于字面意义的表述一样能够指涉真实的或可能的事件、结构和过程，只不过它们的指涉模式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注：Hayden White,Figural Realism: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Baltimore &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P,1999),p.21,p.9,pp.7-8,pp.51-2,p.22,p.9.)怀特借用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术语“辞格写实主义”(figural realism)来形容历史和小说的指涉功能，其用意应是双重的：首先他不否认比喻性语言指涉外部世界的功能。他反问道：“难道有什么人真正相信神话和文学虚构不能指涉真实世界、讲述世界的真相、提供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吗?”(注：Hayden White,Figural Realism: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Baltimore &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P,1999),p.21,p.9,pp.7-8,pp.51-2,p.22,p.9.)其次，叙事文和语言一样是世界性的，而喻体(修辞)的应用在日常生活的语言中或任何叙事活动都司空见惯，甚至不可或缺。思维既离不开语言，也离不开修辞，因而可以说修辞本身既反映真实世界，也是它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怀特尽管把历史叙事等同于文学虚构，却没有像后结构主义者那样完全否认语言的指涉功能。然而，他对历史叙事(故事)和修辞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上是“真实的”，却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在谈到“真实故事”这个术语的自相矛盾时，他写道：“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的。这当然意味着它们只能在隐喻的意义上是真实的，和一个修辞格那么真实。这足够真实吗?”(注：Hayden White,Figural Realism: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Baltimore &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P,1999),p.21,p.9,pp.7-8,pp.51-2,p.22,p.9.)换句话说，怀特认为历史有和文学相仿的认识功能，文学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映现实，历史也一样。其实，真实的程度并不是怀特要探讨的问题，他拒绝对不同的历史叙事模式作价值判断本身就暗示了这些迥异的模式在反映现实方面的可信度是等值的。(注：Figural Realism,P.30;Metahistory,pp.3-4.)
对怀特而言，以喻体为特征的话语模式本身就是富含内容的形式，这种形式内容的重要性一点儿也不比叙事的对象(即历史事件)差。怀特在的一本题为《形式的内容》的论文集前言中是这样解释这个书名的：叙事文并不是一种中立的话语形式，而是一种隐含了独特的意识形态乃至具体政治含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选项，它远非表述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的中性媒介，而是以神话的观点来看待现实，因而它是一种概念性或伪概念性的“内容”。(注：Hayden White,The Content of the Form: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P,1987),p.28,p.ix,p.xi.)换句话说，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一种叙事在其讲述内容之前已经拥有了一种内容，即“形式的内容”。(注：Hayden White,The Content of the Form: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P,1987),p.28,p.ix,p.xi.)当然，既然叙事文在其表达形式上预设了叙述故事或历史事件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框架，叙事文所讲述的内容就不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对现实或历史的客观再现。
从怀特对历史叙事的四种转义模式及与其对应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论述中，我们或许可以洞察到他关于文本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的观点。一方面，他的文本观与罗兰·巴特(R.Barthes)、德里达(J.Derrida)等后结构主义者近似，认为语言是不透明的，因而话语无法再现现实；文本是自主的、封闭的语言结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文本能够反映现实，像文学作品，像隐喻那样反映现实。这种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观点是他试图调和形式主义和语境论的结果。虽然怀特的理论重心在于论述历史话语的喻体模式，但他把这些模式的应用和选择归因于文化传统，因而跳出了新批评和后结构主义自我封闭的文本圈子，到话语实践的语境里寻找文本和现实的关系。采用何种喻体模式来叙述历史故事对表达历史事实有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既然文化传统决定了应该采用何种叙事模式，那么我们显然应该到话语的语境中寻找话语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怀特与新历史主义的契合之处。
怀特用“历史写作的文学性和文学写作的真实性”来说明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关系，这让我们想起新历史主义评论家蒙特罗斯(L.A.Montrose)关于“历史的文本性”(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和“文本的历史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的类似陈述。(注：Louis A.Montrose,“Professing the Renaissanc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in H.Aram Veeser ed.The New Historicis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89),p.20,p.23.)文本的历史性意味着一切写作都包含了文化和社会的内容，文本生产的语境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文本并非社会的简单和被动的产物，它具有影响社会构成的能力。(注：Louis A.Montrose,“Professing the Renaissanc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in H.Aram Veeser ed.The New Historicis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89),p.20,p.23.)依怀特之见，新历史主义甚至把文本生产的文化语境本身也当成了一种文本，于是文本的写作与语境就形成了一种互文(intertextual)关系，文本的生产不仅与其它先于其存在的文本形成互文关系，而且与文本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历史条件也构成互文关系，文本的意义就隐含在这两种互文性中。(注：Hayden White,“New Historicism:A Comment”,in H.Aram Veeser ed.,The New Historicis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89),p.294.)其实，怀特上述对新历史主义阐述又何尝不可以当成是他对自己的历史叙事学的阐述?历史的文本性有两重含义：其一，由于经历历史(experienced history)——即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经一去不复返，所谓真实完整的过去也就无从再度被感知，只能通过文本历史(textual history)或文本踪迹(textual traces)——即所有关于它的记载，包括历史书、历史档案、历史记录、书信、历史小说等等——来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本踪迹并非偶发的，它们的存在与否取决于一种复杂微妙的社会保存/销毁机制；其二，当历史学家把这些文本踪迹用作他们生产自己的文本(或历史)的资料时，它们就会受到文本的介入和调整。
怀特的历史叙事学和福柯的话语理论一样建立在区分话语世界和经验世界的基础之上，这样历史叙事和现实之间的空隙显然就难以填充了。然而，怀特虽然坚持历史编纂是一种虚构行为，历史叙事使用的是诗性的语言，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为历史叙事认识现实世界的功能作辩护。他在叙事的比喻模式和选用它们的文化语境之间找到了弥合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裂缝的方法：源于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叙事模式与选择它们的文化语境形成了一种互动和互文的关系，现实或历史真实就隐含于这种互文性之中；这些叙事模式本身不仅仅是形式，而且是富含现实意义的内容。怀特的历史叙事学还有一种超文本的现实含义：他的叙事学和福柯的一样建立在否定单一霸权话语的基础之上，他提出的历史叙事的四种不同喻体模式表明了对相同的历史事件可以有不同的书写，所谓的“绝对真理”只是主导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历史想象罢了。怀特对多元论的弘扬和对一元论的损贬从另一个侧面上反映了他悲天悯人的历史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