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临济宗黄檗派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檗论文,明末论文,临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1)03-0126-07
在明清佛教史上，隐元隆琦(1592-1673)复兴福建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形成了黄檗山教团，并在此基础上开出临济宗法派——黄檗派，进而东渡日本创立禅宗新宗派——黄檗宗。其生平事迹，见诸传世语录。[1]黄檗派传播于中日两国佛教之中，绵延至今。纵观17世纪以后中日佛教的发展，临济宗黄檗派的崛起与东传颇为瞩目。①关于临济宗黄檗派与日本黄檗宗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迄今成果尚少。对临济宗黄檗派进行系统考察，予以历史定位，对于促进明清佛教研究乃至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一、隐元隆琦与黄檗山教团的形成
隐元隆琦出生于明代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林氏。万历四十八年(1620)二月十九日，他出家于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天启六年(1626)冬，于浙江海盐县金粟山广慧禅寺密云圆悟(1566-1642)会下参禅而悟，得到认可。崇祯七年(1634)一月，在黄檗山嗣法于费隐通容(1593-1661)，为临济宗第三十二传。崇祯十年(1637)十月，隐元受邀住持福清黄檗山②，直至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其后住持浙江省嘉兴府崇德县福严禅寺、福建省福州府长乐县龙泉禅寺，于南明隆武二年(1646)一月，再住黄檗山，直至永历八年(1654)五月。隐元两次住持黄檗山，达十五年之久，其间致力可复兴黄檗山，使之成为东南一大禅宗道场，开出了临济宗黄檗派。
应日本长崎唐人恳请，南明永历八年(1654)七月五日，隐元率领徒众东渡到达长崎，六日进住唐人寺院东明山兴福禅寺，接着历住长崎圣寿山崇福禅寺、摄州慈云山普门福元禅寺(今大阪府高槻市富田町)。日本宽文元年(1661)五月，在德川幕府的支持下，隐元在京都府宇治郡太和山开辟新寺，仍命名黄檗山万福禅寺。③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的开创，标志着临济宗黄檗派在日本扎根，日本禅宗新兴宗派黄檗宗从此确立。黄檗宗及其伴随的明清文化，在佛教内外，深刻影响了日本社会，形成黄檗文化现象。隐元也因此被尊为文化伟人。[2]
隐元倾力复兴的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作为佛教道场，在唐代德宗贞元五年(789)由禅宗六祖慧能的弟子正幹所开辟。④正幹初建般若台，后改名建福禅寺。⑤历经唐、五代、宋、元，黄檗山未有突出事件见诸记载。到了明代，黄檗山始有在此弘法而影响远近的高僧出现。[3]
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1397)，大休禅师在黄檗山苦心兴建伽蓝。嘉靖年间(1522-1566)，沿海倭寇肆虐，黄檗山伽蓝被毁殆尽。万历年间(1573-1619)，僧人中天正圆(1542-1610)又立志重兴。⑥为镇护山门，万历二十九年(1601)，中天决志北上京城请求皇室下赐藏经，淹留八年，赍志而没。中天寂后，徒孙鉴源兴寿(？-1625)、镜源兴慈(1576-1681)继续请藏，终在福清籍内阁首辅叶向高(1559-1627)的帮助下，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得明神宗颁藏，并赐名万福禅寺。⑦请藏实现使得黄檗山建福禅寺由普通寺院升格为皇室赐藏道场，提升了政治地位，得到官民护持，奠定了此后发展的基础，因而吸引了当时高僧前来住持。
崇祯三年(1630)三月至八月间，密云圆悟受请住持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福清黄檗山从此归入了临济宗法派，是其发展的一大起点。密云出身江苏省常州府宜兴县蒋氏，嗣法于幻有正传(1549-1614)，先后住持浙江宁波府鄞县鄮山阿育王广利寺、鄞县天童山景德禅寺等名刹，弘法三十多年，提倡棒喝禅风。密云开出的天童派，引领明末临济宗主流，影响深远。[4]
密云之后，费隐通容于崇祯六年(1633)十月继续住持黄檗山万福禅寺，崇祯九年(1636)春离开。费隐出身于福清县何氏，于崇祯三年七月在黄檗山嗣法于密云。费隐后又住持浙江宁波府鄞县天童山景德禅寺、杭州府余杭县径山兴圣万寿禅寺、江苏苏州府常熟县虞山维摩院、浙江嘉兴府崇德县福严禅寺等，培养法子64位。其开出的临济宗径山派，在密云天童派下，法脉独盛。[5]
隐元接踵师祖密云、本师费隐之后经营黄檗山万福禅寺，促成其全面复兴。在其住持期间，黄檗山伽蓝建设日趋完备，禅风远播，僧众云集。寺志载：“瑞同檀信等念黄檗为列祖之席，不可空悬，请隐元禅师以继其位。未期年，衲履盈室。大振临济之风，中兴黄檗之道。师之功，于前此殆有加矣。庚辰春，拆月台，重建大殿于旧址。以旧殿仍为法堂，移藏阁于西廊之后，构斋堂于云厨之前。辛巳建钟鼓楼、山门、云厨、库房，并诸寮舍，一一咸备。凡所作法，遵依祖制，成大禅刹。入斯门者，莫不皈依。”[6]永历五年(1651)，黄檗山住众达到了千人。《黄檗隐元禅师年谱·永历五年辛卯》载：“是年诞日，缁素万指围绕，立慧门沛、木庵瑫二座元，虚白愿、即非一二西堂。两堂下喝之风，俨然犹在。”[7]这样多数的住众，在当时因明清易代而动荡不安的东南一带并不多见。
因其功绩，隐元深受信众爱戴。林继京《隐元大师语录序》说：“隐和尚传临济三十二世之正脉，为径山费和尚之嫡嗣，立德立功立言，至矣备矣。茂年参访，声实籍于江湖。晚归黄檗，开宗二十余载。宣扬正法，四来慕道，云集数万余指。”[8]
随着规模、影响的扩大以及隐元领袖地位的确立，黄檗山在明末佛教中形成了一个新兴教团，可称之为黄檗山教团。教团立足于福清县，隐元的法子孙、剃度弟子及在家信众为其中坚，并得到了地方士绅的支持，团结了众多信众。
与隐元住持黄檗山万福禅寺的同时，他的多位法嗣也在福建省内各地弘法，独自管理或住持寺院，与本师隐元互相呼应，由此以黄檗山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范围较广的布教区域。截至永历八年(1654)隐元东渡日本，隐元法嗣在福建省内弘法的道场不下十座，包括福州府内补山万岁寺、福州府福清县万安所福善堂、石竹山狮子岩、三山圣泉寺、敛石山太平寺、长乐县法华寺、闽县旗山寺、侯官县雪峰山崇圣禅寺、罗源县凤凰山报国寺、福宁州宁德县玉象山龙华寺。[9]这些法嗣在黄檗山夏季结制安居、冬季结制安居、传戒大会等时节，都会返回黄檗山担任职务，辅助隐元的教化。而在他们周围，也聚集了众多信众。隆武二年(1646)隐元再住以后，黄檗山万福禅寺一直为其法系的禅僧所住持，直至密云下第四十四代开法住持、清道光六年(1826)逝世的了馨清馥(1749-1826)为止。[10]隐元始创的黄檗山教团，跨越明清两代，存在了近二百年。
二、临济宗黄檗派的崛起
伴随着黄檗山教团的发展，隐元的法子孙日渐活跃，多能住持一方，开堂说法，在临济宗内形成了颇有影响的一个法派，可称之为临济宗黄檗派。黄檗派以黄檗山教团为主体而向外弘法，崛起于福建，汲取了扎根浙江的密云天童派、费隐径山派的源流，与之互为呼应。因而，隐元法嗣三非性彻曾经自豪地说：“天童法道首推径山，径山法道独推黄檗。”⑧
黄檗派崛起于明末佛教整体复兴的环境中，得益于闽浙等东南地区发达的海上贸易经济的支持。自明初开始，佛教就受到朝廷政策的限制以及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理学的攻击。尤其到了嘉靖年间(1521-1566)，世宗沉迷道教，屡屡打击佛教，使其日见衰落。穆宗继位后，经受长期打压的佛教开始复苏，并一直持续到清代。自明代隆庆至清代乾隆的二百多年间，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又一兴盛时期。这时佛教总的特征，于教内可谓诸宗融合，禅教一如，于教外可谓调和儒道，三教一致。此时禅宗成为佛教主流，临济曹洞二宗相互媲美，贤才蔚然。由于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此时各宗僧人主要活跃于浙江、江苏、福建、安徽、江西等东南地区。而乾隆以后，因僧人素质降低，加以社会动乱，佛教又日渐衰微。[11]
临济宗黄檗派的崛起，恰好是在晚明至盛清这一佛教复兴时期，且又位处东南。在隐元继承法脉的临济宗方面，高僧辈出。绝学明聪得法于天奇本瑞，传法于笑岩德宝(1512-1581)。笑岩传法于幻有正传，幻有为临济宗二十九代。幻有法嗣中有密云圆悟、天隐圆修(1575-1635)、雪峤圆信(1570-1647)，禅风至此大振。而密云、天隐各培养众多法嗣，门流日盛，支派林立，法遍天下。幻有一脉，隆盛至极。[12]隐元为费隐法嗣，近承密云，远接幻有，故能超出常流，独树一帜。
隐元复兴的黄檗山万福禅寺，到清乾隆年间开始败落，而他开出的临济宗黄檗派，也在此时衰微。黄檗山与黄檗派这样的兴衰过程，与明清时期佛教整体的消长局势是合拍的。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在福清黄檗山，黄檗派持续到密云下第四十四代开法住持、清道光六年(1826)逝世的了馨清馥为止。清道光六年(1826)了馨清馥示寂之后，黄檗派在黄檗山传承不明。而在山外，其传承延续至今。如弘法台湾、开出台湾佛教承天寺派的当代高僧广钦照敬(1892-1986)，即是隐元的第十三代法孙。⑨
三、临济宗黄檗派的东传
在时局动荡的南明时期(1644-1661)，受定居长崎的大陆移民——长崎唐人的邀请，隐元等人先后东渡长崎，弘法日本，因而临济宗黄檗派也随之传入日本，逐渐本土化，进而形成禅宗新宗——黄檗宗。
明代宣德年间(1426-1435)，江南居民开始展开了海上贸易活动，以之为基础，与外界进行着多样的文化宗教交流。许多居民迁移贸易所在国，安居乐业，世代绵延。其中，日本长崎成为主要移居地之一。17世纪初期，明朝移民在长崎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由于日本社会对唐代文化的深刻怀念，这些移民被称作唐人。[13]
长崎唐人有着相同的故国情绪和文化根源，在整体上团结合作。同时，因为出生地和言语习俗的不同，也因为德川幕府根据不同出身地的来舶船只而进行对口贸易的需要，长崎唐人社会又分成了三大主要群体，即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出身者、福建省福州府出身者、福建省泉州漳州二府出身者。其中，福建出身者在长崎唐人中占了多数。[14]
在宗教信仰上，从事海上贸易的长崎唐人，原都信奉海上保护神妈祖，各自建有妈祖祠堂，后来适应日本社会形势，逐渐转变为佛教寺院。其中，长江下游出身者于日本元和九年(1623)建成兴福寺。福建泉州漳州出身者于日本宽永五年(1628)建成福济寺。福州府出身者于日本宽永九年(1632)建成崇福寺。⑩
唐寺建成后，从中国招请僧人前往住持经营，跨越了明清二代。如果以真圆觉(1579-1648)在日本元和六年(1620)的长崎登岸为上限，以竺庵净印(1696-1756)在日本享保八年(1723)七月的长崎登岸为下限，明清僧人东渡持续了百多年。见诸纪录的有78名，其中福建出身者有50人，占了多数。[15]这与福建移民在长崎唐人中占多数的情况是—致的，也反映了当时福建与长崎之间交流的频繁。
临济宗黄檗派成员的东渡，始于隐元法子也懒性圭(？-1651)。永历五年(1651)六月，也懒接受长崎崇福寺邀请，从中左所(厦门)出发东渡，不幸在海上遭遇风浪而罹难。(11)永历八年(1654)，隐元率众东渡长崎。接下来，隐元法子木庵性瑫(1611-1684)于永历九年(1655)七月，另一法子即非如一(1616-1671)于永历十一年(1657)二月，隐元法孙高泉性敦(1633-1695)于永历十五年(1661)五月，先后率众东渡长崎。隐元在日本创立黄檗宗，木庵、即非辅助其成。木庵继隐元之后住持京都黄檗山，开出黄檗宗紫云派；[16]即非创建广寿山福聚禅寺(今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开出黄檗宗广寿派；[17]高泉则绍继祖业，开出黄檗宗佛国派，发展壮大了本宗。[18]而跟随他们东渡的徒众，也成为黄檗宗的骨干力量。[19]有关黄檗派的渡日僧人情况，如表1所示。
四、日本黄檗宗的发展
从中日经贸文化交流的全局看，临济宗黄檗派东传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日本佛教已经宗派林立、传统势力稳固、信徒各有所属、几无插足空间的情形下，黄檗派得到德川幕府最高国家权力的支持，不断传播，终能自成一宗，可说是历史的奇迹。而究其原因，在黄檗派本身具有新鲜魅力这一主因之外，还与当时日本佛教整体衰弱、急需外援的状况有关。
江户初期，曾经在历史上一直占据社会思想统治地位、拥有的经济军事实力足以与国家政权相对抗的佛教，经过织丰时代(织田信长与丰田秀吉的统治)的军事弹压，加上所依赖的庄园经济崩坏，已经内部失序、乱象叠生。为此，德川幕府凭借国家权力加以整顿，借机重新划分了佛教界的势力范围。在幕府强制推行的诸项限制政策中，寺请制度规定国民都要归属于特定宗派的寺院，成为檀家信徒，负责供给寺院费用。与之相应，寺院建立宗门户口簿，僧侣具有户籍公证的特权，信徒在结婚、生产、死亡乃至迁移外出、蓄养奴婢时，都要从寺院取得证明。[20]法立而弊随生，这样形成的寺檀关系，使得寺院由布教道场逐渐演变为管理民众的幕府地方政权机构，而僧侣也异化为官吏。在国家权力与稳定经济收入的双重温床中，僧侣不思修行，滥用权力，日渐堕落，导致佛教整体失去了活力。
隐元等黄檗派僧人东渡的日本承应三年(1654)，经过德川幕府半个世纪多的施政，日本国内政治安定，经济有序，为文化宗教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基础。而在幕府限制政策中重建的佛教，在安逸中惰性显现，暮气沉沉，无法满足信众的需求。这时，隐元所带来的保持传统戒律的明朝佛教及其所伴随的明朝文化，虽遭亡国之痛，但志气不堕，饱经忧患而节操昂然，表现出强劲的精神力量，如空谷足音，震破了当时日本社会的沉闷。临济宗禅净兼修的崭新禅风，提倡戒律，设立三坛戒会，制定禅林清规，规范僧人行仪，给戒律松弛、生机不振的日本佛教以巨大刺激，各个宗派群起仿效，进行自我调整，逐渐恢复活力，获得重生。黄檗派因而传播开来，逐渐为幕府所接受，得以开立新宗，进而为皇室所亲近护持，不断扩大影响，促成江户时代佛教乃至整体文化的全面复兴。
日本宽文元年(1661)，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创建，黄檗宗因而开立。此后，黄檗宗在德川幕府的支持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在不足百年的延享二年(1745)，黄檗宗除了总本山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以外，在日本各地所属寺院达到了1010个。同时，黄檗宗僧人数量日增，以隐元的十位法子及法孙高泉性潡为开祖，分出了11个流派，即木庵性瑫的紫云派、即非如一的广寿派、慧林性机的龙兴派、龙溪性潜的万松派、独湛性莹的狮子林派、南源性派的华藏派、大眉性善的东林派、独照性圆的直指派、独吼性狮的汉松派、独本性源的海福派以及高泉性潡的佛国派。[21]
这些流派的僧侣，都奉隐元为宗祖。各地的黄檗宗僧侣，在嗣法以后，要到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举行显法仪式，录名于《黄檗宗鉴录》中。在江户时代末期的日本庆应三年(1867)，黄檗宗登记在册的僧侣总数有4648人。[22]此后，黄檗宗因德川幕府垮台，失去国家政权支持，接着又经受了明治时期(1868-1911)排佛运动的打击，势力骤然缩小。然而其法脉绵延不绝，今日尚有宗下寺院四百多所，在日本佛教中仍然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从明末临济宗黄檗派到日本黄檗宗的发展过程，既是明清佛教的东传，也是日本佛教的自身改革过程。在中国佛教史上，黄檗派在日本的扎根是临济宗的一个支派冲破传统框架而在异地获得重生的一大事件。在日本佛教史上，则是江户佛教接受外援而摆脱困境走向新生的一大事件。放眼17世纪中期以后中日两国佛教的发展，可以发现，在隐元之后，未见能够在日本开宗立派的中国僧人，在黄檗派之后，也没能再现中国佛教大规模东传的现象。由此可见，临济宗黄檗派及其衍生的黄檗宗，在中日佛教乃至文化交流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注释：
①教团指由信奉同一宗教的人构成的团体，拥有固定的场所，致力于宣传教义、举行仪式、教化信众。法派指在嗣法系统上拥有相同始祖的佛教流派。宗派指同时带有教团与法派性质的佛教流派，具备了宗祖、教义、信徒、固定的弘法道场、完善的内部组织等要素。
②这里的福清黄檗山，全称是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在佛教文献中，往往以山代寺，根据上下文语境，只出现山名，以求表达简洁。以下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有时也略称京都黄檗山。
③《普照国师年谱》记载：“(宽文元年辛丑)五月初八日，太和开创，仍以黄檗山万福禅寺名之，志不忘旧也。故有东西两黄檗之语。”见平久保章编《新纂校订隐元全集》，东京：开明书院，1979年，第5236页。
④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三十六《寺观类·四·黄檗寺》载：“黄檗寺，清远里，以山多黄檗名。……贞元五年，沙门正幹尝从六祖学，既得其旨，乃辞去。祖送之曰：把菩即止。斡干抵此乃安之，遂创院名般若台。今十二祖师堂，其地也。八年，于其东大辟堂宇，德宗改为建福禅寺。皇朝咸平初，降太宗御书，因阁于法堂西，以藏之。”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年影印明万历癸丑刊本。
⑤有观点认为，正幹非慧能弟子。见王荣国《福建佛教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8页。
⑥崇祯《黄檗寺志》卷二《僧·重兴中天师》载：“师讳正圆，姓陈，惠安人，礼福州高盖寺大庵为师。后过黄檗，覩祖刹凌替，侵属民间，辄卓锡于兹。诛茆抉莽，备历辛勤，坚志恢复，屡经讼庭，竟还寺业什之二三。乃搆佛堂于大殿之址。既而思业大力微，非帝德法宝莫镇弘基，遂奋然赴阙奏请龙藏。候命八年，孤苦万殊，不少易其志，卒以疾终于都下。峕万历庚戌五月十六日也。其后徒孙捧灵骨而归。以天启改元，藏于大溪山普同塔之中圹。然师虽厥志不遂，而兴寿兴慈克绍其业。迄今御典辉煌，殿阁巍耸，得非师之源始愿深而致是耶。”崇祯十一年(1638)王志道序刊本，原日本内阁文库存。
⑦崇祯《黄檗寺志》卷一《万福禅寺》载：“隆庆初僧中天圆公诛茅于斯，志图恢复。万历辛丑毅然赴阙，请赐龙藏，崇镇宝林。居八年，未蒙俞旨，卒于都之长荣茶庵。其徒孙兴寿、兴慈不怠先志，恳请逾坚。又越六年，叶相国文忠公力为奏，请改额曰万福禅寺。神宗皇帝敕赐全藏，计六百七十八函，敕书一道，命中使王举同僧齋护到山，仍发帑金三百两为齌经之费。时万历甲寅年也。”崇祯十一年(1638)王志道序刊本，原日本内阁文库存。
⑧此为三非性彻致隐元书信墨迹，京都黄檗山文华殿存。见陈智超、韦祖辉、何齡修编：《旅日高僧隐元中土往来书信集》，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5年，第51页。
⑨《正法眼藏诸祖源流》载：“南岳让—马祖一—百丈海—黄檗运—临济玄—兴化奖—南院颙—风穴沼—首山念—汾阳昭—石霜圆—杨岐会—白云端—五祖演—圆悟勤—虎丘隆—应庵华—密庵杰—破庵先—无准范—雪岩钦—高峰妙—中峰本—千岩长—万峰蔚—宝藏持—东明旵—海舟慈—宝峰瑄—天奇瑞—绝学聪—月心宝—禹门传—密云悟—费隐容—隐元琦—广超宣—良准标—无暇珏—乘泰祥—协和衷—坚意来—庆童贺—清戒修—绍原清—宁宗竹—悟静果—宏仁德—广钦敬。”参见：《广钦老和尚开示录》，莆田广化寺佛经流通处，1991年，卷首。
⑩相关的详细记载，可参见文斋信春：《長崎土產》，日本弘化四年(1847)刊本，日本爱知县黄檗堂文库存，第26页上。
(11)仙门净寿在《檗宗谱略》卷上《凤山报国寺也懒圭禅师传》中记载：“顺治八年辛卯夏(1651)，师应聘崎之崇福，将东来开化，特造古檗拜辞，隐举为座元，秉拂提唱，一会改观。既而扬帆，离中左江口未遥，海中有岩，船投于其上，摧破殆危，船主别备小舟催师回避。师坚忍不动而曰：吾缘尽于此，你等各宜免厄。乃披僧伽黎端坐。少焉风浪如山，忽覆其船，遂示寂于水中。”日本天和六年(1693)刊本，京都黄檗山文华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