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国的变革性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性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增长放缓：长期趋势，还是短期波动 中国经济增长自2012年以来急剧放缓，至2014年，增长率降至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7.4%，2015年第一季度再降至7%。与此同时，国家的经济决策也是建立在增长放缓将持续的预测上，并将2015年的增长目标定在7%。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及国内外诸多商业机构和媒体的判断，就是更加不乐观。如此种种，让关心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人们必须发问：经济增长急剧放缓，这是长期上的“新常态”，抑或仅是短期波动，所谓“非常态”？[1-4]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有长期发展的视野，也就是说，必须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作充分的解析，并透过长期趋势来检视短期表现。唯此才能对经济增长的前景作出合理判断，从而为经济决策提供合理的指引，对已有的决策作出合理评价。 迄今的种种相关论断，无论是那些将经济增长放缓视为长期常态的，还是那些认为真正的常态应该是较为良好的表现的，其分析框架都不外乎是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理论的宏观化，也就是以微观(个人化)的理性选择及其均衡为基础，专注于总量供给能力的判断和展望。这其中显得较为完善和贴近现实的方法，是将分析焦点从经济增长的总量扩张转移到结构变动，也就是在供给导向的框架内，分析现实中结构变动的效率特性以及所需的制度和决策条件。这种方法之所以较为完善，是因为分析结构变动意味着其理论基础从增长理论扩展到发展理论，因而能考虑到增长过程中的更多复杂因素。而方法较为贴近现实，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现实本身确实呈现出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有世界范围的成功和失败的发展经验可供借鉴。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供给导向框架未必合理，或者说，很有可能对现实分析强加上并不合理的限制。与此相对，新凯恩斯经济学(效率工资、信贷配给等理论)在微观上，和后凯恩斯经济学(投机金融活动理论等等)在宏观上，都指向经济发展进程中需求因素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产业后备军理论、货币资本循环理论，也得出相似的判断，这意味着仅是供给导向的分析框架有可能是偏颇以至误导。从这些非新古典的经济理论可以引申，认定经济发展的结构动力，是源自供给体系和需求体系的相互作用。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工业化理论，都是得出这种引申。这里的关键，是宏观总体上的生产率进步有赖于需求的诱导，而需求的扩张又有赖于技术创新的支持，此即所谓的经济发展路径的因果循环和累积。 本文的要旨，正是试图拓宽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判断和展望的分析框架，作出一个因果循环和累积框架内的初步分析，期望由此能为已有的文献和讨论提供一点新见解，并对已有的决策导向提供一点新指引。 二、理论框架的考虑：扩张性增长，还是变革性增长 新古典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其核心是将经济增长理解为一个经济总量的扩张过程，最常见和最简明的做法，是以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检视各种“投入要素”的供给能力，从而推断增长的效率、速度和可持续性。 在新古典框架内从增长理论扩展到发展理论，最著名的是“比较优势阶段论”，意指在时间推移进程中每一时点都达致符合比较优势的市场均衡，也即达致符合资源配置效率原则的最优状态，从而也就确定了最优的增长路径。华盛顿共识的第一代政策信条，聚焦于市场和贸易自由化，正是建立在比较优势阶段论之上的，称之为“自然的发展路径”。这一信条承诺，发展中经济体应该全面融入世界市场、让世界市场的运作决定它们在国际专业化分工中的地位，由此就能获得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在华盛顿机构乃至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建制中，这一信条在近年来颇有恢复到主导地位的趋势，盖过第二代信条(聚焦于私有化)和第三代信条(聚焦于金融自由化)。[5][6] 在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讨论中，林毅夫教授是倡导比较优势阶段论的代表论者，并得出当前的增长放缓是周期波动、未来的前景应该是远为乐观的判断。这一判断的基础，一方面是理论上的所谓“新结构经济学”，即要达至上述最优增长路径有赖于政府(市场友善性质的)干预、克服市场失效；另一方面是以1950-1980年代东亚工业化的“雁行模式”经验作为这个信条的可行性的现实依据。[7]作为补充，无论是一般地针对世界发展还是特殊地针对中国经济新常态，林毅夫还强调生产性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8]这隐含着对经济金融化趋势和相关政策的质疑。 总括而言，新古典传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其分析框架是供给导向的，即认为长期上产出增长(q)取决于生产率提升(p)和投入要素的增长(u)，即： q=q(p，u) 与此相对，马克思传统和凯恩斯传统的经济学都认为，在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中，需求不足是常态，从而通常存在着需求扩展的余地，其扩展的空间大小取决于生产率提升以及各种经济和社会的结构-体制安排状态，这些安排包括劳动过程、产业组织、收入分配格局等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归根结底就是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榨取方式。而生产率提升又有赖于需求的扩展，具体机制包括边干边学、专业分工深化、需求诱导投资(从而承载于设备更新的技术进步)等效应。生产率提升与需求扩展构成了因果循环和累积，从而，在上面所示的以产出增长为表征的需求体系之外，还应该有下列的生产率体系与之相互作用： p=p(q，v) 其中，v代表需求之外的因素。经济增长于是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变革过程，也即经济结构以及相应体制的不断变革，而合理的经济决策，应该是有利于推动需求体系和生产率体系的共同扩展、良性互动。图1简化地表达出变革性经济增长概念，这种共同扩展和良性互动，表现为经济增长路径从(
)提升至(
)。 或许可以以中国经济变革过程中的一个经典事例来阐明上文讨论的变革性增长概念，这就是1990年代的所谓“下岗增效”运动。当时，在短短的5年左右期间，超过5千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职工相继下岗，而幸运仍能保持岗位的职工也不再享有终身制，原有的铁饭碗最终被打破。这个改革运动的指导理论无疑是只聚焦于微观的新古典经济学，将劳动报酬纯粹看作成本，认为下岗是减少“富余”职工的必须，同时也有利于抑制仍然在岗的职工的工资，总之是有利于企业增效。然而不管增效是否属实，微观理论指导的改革却导致出乎意料的宏观后果，下岗和仍能在岗的职工不敢消费，使得总量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消费增长放缓。再加上当时政府持续大幅度减少预算赤字，国有银行因为商业化改革而惜贷抑制了投资增长，还有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如此种种，竟使得整体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宏观需求不足问题，从而出现自1997年下半年起持续数年的通货紧缩局面。理论地看待这个事例，在图1中，下岗运动是为了将生产率体系从
扩展至
(假定下岗确实实现了增效)，然而同时却带来没有预见的需求萎缩后果，需求体系从
萎缩至
，两个体系同时变动的综合结果，就是经济增长率下降了。
三、中国经济的需求体系 “需求再平衡”，这是自2008年以来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和决策导向讨论的关键词之一，意指以国内需求替代国外需求、在国内需求中以消费需求替代投资需求，以此作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基础。就前一种替代，除了考虑到减少与出口市场目标国家的贸易摩擦外，还因为世界范围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大衰退”确实限制了中国扩张外贸出口的空间。就后一种替代，流行的说法是，这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增强可持续性，以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虽然这种说法的理论基础并不明确。 从实际表现看，在此期间，首先是以国内需求替代国外需求确实做到了。就外贸净出口占国民经济总支出的比重而言，这一指标从2007年的8.8%剧降至2013年的2.4%；而2013年的情况其实是接近2004之前10多年的常态，在此之前的10多年则尽是外贸逆差。另一方面，以消费需求替代投资需求并没有实现，消费需求占总支出的比重，自2007以来始终无法回升至50%的水平，与此相对照，这个比重在2004年之前10多年的大多数年份都是在50%以上，在此之前的十多年则是全部都在60%以上。将这种需求结构演变与长期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虽然，消费需求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而净出口的比重除少数年份外基本上并不重要，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愈来愈趋于投资带动，表现为图2所示的中国经济的增量资本产出比率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渐趋上升。这个趋势更明显地反映在投资增长率上，在1978-1992年期间，资本形成总额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8.9%，这个增长率在1993-2013年期间提高至12.9%。 这种经济增长路径具有什么特性？先考虑效率。消费需求在总支出所占比重持续下降，是否意味着消费需求增长势必放缓，这取决于收入增长所带来的消费增长能否足以弥补。而事实是，30多年来消费需求一直快速增长，随着经济增长趋于投资带动，消费增长反而趋于加速。在1978-1992年期间，最终消费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8.7%，至1993-2013年期间加速至9.6%，这意味着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路径其实是高效率的、经济增长的成果转化为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 再考虑可持续性。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自1990年代中期起一直持续至今，在此期间，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同样得以持续。在1978-1992年期间，平均每一社会就业人员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6.7%，至1993-2013年期间加速至9.3%，这意味着投资带动的增长路径至少是直到近年仍具可持续性。换言之，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路径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其实都是经验问题，而不是这种路径在理论上具有的内在的低效率和不可持续性。
图2 增量资本产出比率(五年移动平均) 注：Y=国内生产总值；I=资本形成总额；I′=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数据整理所得。 那么前景又如何？近年来生产能力过剩问题浮现、经济增长放缓，是否意味着投资带动的增长路径终于来到效率下降、可持续性耗尽的阶段？是否必须“再平衡”，转到消费带动，才能使得经济增长持续？ 在相关理论文献中，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路径，一般概括为所谓Feldman-Mahalanobis-Domar(F-M-D)理论模型，即“生产投资品以再生产投资品”模型。这种增长路径能否持续，归根究底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也即产品创新是否足以抵消产品需求递减的趋势，以及生产过程创新是否足以抵消资本边际生产率递降的趋势。而上文已经指出，中国经济在增长路径愈趋投资带动的年代，生产率提升同时趋于加速，这正是迄今或至少直至近年快速经济增长得以持续的关键。这样，关于前景将如何的问题就转化为：如果投资主导的需求体系继续、没有根本改变，生产率体系能否提供足够的技术进步，使得经济增长在未来得以持续？这需要转到关于生产率体系的探讨。[9][10] 四、中国经济的生产率体系 “结构调整”，这是自2008年以来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和决策导向的讨论的另一关键词，主要内涵是要去工业化，也就是要推动服务业以快于工业的速度增长，甚至不惜依靠压制工业增长来达成这种意向。而且，这种意向不仅是短期考虑，不仅是考虑到部分工业行业产能过剩因而要加以压制，而是要作为长远目标。 理论上，新古典经济学并不认为不同的产业部门内在地具有不同的效率特性，因而对于工业化或去工业化并没有预定立场，只要经济结构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就是合理了。与此相对，马克思和后凯恩斯经济学有生产性活动概念，这些理论倾向于认为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最具这种特性，从而工业化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当然，理论观念与现实不一定有固定的对应，在技术创新的条件下，生产性活动是否必定对应于工业，现实上是否有“生产性服务业”的大扩展趋势，这值得深究。 有证据显示，迄今，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工业部门的效率特性确实是与投资带动的增长路径最为一致。也就是说，因为这种一致性，工业部门的生产率进步尤其快速，并透过两种渠道促成中国经济整体持续快速增长：一是技术扩散；二是工业品相对于非工业品的价格快速下降。值得指出的是，就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看，这种工业化主导的发展模式，即使不能说是中国特例也是庶几不远：在中国和东亚地区之外的绝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在此期间都出现过去工业化的情况，而它们同时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失落。[5][6] 也有理由相信，现实上中国这个发展模式，同时也面对多种制约，尤其是技术进步的潜力问题。正如上一节所解释的，投资带动的增长路径能否持续，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能否抵消产品需求饱和趋势和资本边际生产率递降趋势。那么，之前的快速技术进步的基础是什么？展望前景，这种基础是否仍然存在？可以判断，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的关键之一，是所谓后发优势，即大规模的从国外引进技术。不过，这种引进要对经济增长起到作用，还有赖于国内的技术消化和改进能力，归根究底就是有赖于国内的生产性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而在此期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全球范围上一枝独秀，从而经济增长和发展远比发展中世界的平均表现优秀，或许这是主要原因。那么，在经过了3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和超赶发展之后，来到今天，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大为缩小，这种后发优势是否已经衰减甚至到了尽头？这也是必须解答的现实课题。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的内生技术创新能力同样获得长足的发展，迅速向发达国家的水平迫近，或许这有可能形成对技术引进的替代(见表1)。
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问题相关，在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体系的“结构调整”讨论中，近乎主流的话语还提出另外两个广泛流传的论题，作为依据认定已有的工业化主导的发展模式是低效率的、不可持续的。 一是“人口红利”耗尽论，认为30多年来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低廉的劳动成本之上的，不仅是工资增长速度远低于生产率增长，而且是绝对工资水平远低于国外发展程度相近的经济体，从而构成了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而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耗尽、或全社会劳动报酬水平的提高，来到今天，这个结构特性或“优势”基本上消失了。然而，就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言，这个论题并不符合事实。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其主要推动力无疑是生产率的快速提升，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在1978-2013年间，全社会就业人数每年平均增长率1.47%，而平均每一社会就业人员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却达到年平均8.3%，其中1993-2013年间达到年平均9.3%。生产率这样长期持续的快速提升，从全球范围看确实是中国特例，其背后推动力同样是作为中国特例的快速工业化(以及城镇化)进程，而这个进程又有赖于同期的生产性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11][12][13] 另一是经济增长模式过度消耗资源论，认为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工业化和城镇化，因而严重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并严重污染或破坏了土地、水源、空气等自然环境的各方面，其严重程度已经到了全社会以至国内国外难以容忍的地步。在描述层面，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问题是有没有合理可行的替代安排。其实，资源消耗首先取决于消费模式，而后者又取决于特定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例如，公共交通体系发展不足、居民过度依赖私家车，这分明就是模仿美国消费模式的结果，而如果中国真的要全面模仿美国消费模式的话，就至少得有再加一个地球的资源。资源消耗还取决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要让中国的高端服务业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以此替代消耗资源的工业，这是值得争取的目标，但是在可见的将来应该是不现实的。与此同时，这个目标还有其不合理的成分，将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污染产业退还给它们或许是合理的，但是，城镇化需要钢铁、水泥、化工等污染产业的产品，自己不生产就得依靠进口，这也只不过是将污染转给别国罢了。归根究底，在给定消费模式的情况下，要说去工业化比推进工业化更能保护自然环境、维持农村体系比推进城镇化更能节省资源，这是欠缺现实根据的，从而，将过度的资源消耗归咎于经济增长模式也是牵强的。 在决策导向层面，流行观点强调释放“改革红利”，即是要透过制度改革加上政策措施实现需求再平衡和结构调整。如上所述，促进消费增长和服务业发展，这两者都是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但是无需也不应该作为投资增长和工业化的替代，而且这种替代就维持经济增长而言至少在可见的将来也是不现实的。从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经验看，过去70年来甚至在整个现代历史上，并没有成功的先例是以消费带动、服务业主导的模式达至发展的。 五、世界发展中的东亚经验 上面的描述和分析，为现实上的中国经济，概括出一个需求体系和生产率体系相互一致的发展模式，指出了这个模式在过往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效率特性，以及在未来维持长期快速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所面对的制约。同时，上面的讨论还揭示了这个模式的替代问题，也就是现实上的决策话语及其讨论中隐含的反现实课题，即：现时的结构调整和需求再平衡，其结果，是否能建构出一个另具效率特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这个课题的解答不能仅靠信仰，必须有令人信服的理论和经验根据。 观之于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的经验，“东亚奇迹”无疑是很好的借鉴。东亚地区(在1980年之前不包括中国大陆)过去近60年的经济发展，是世界资本主义中唯一能够成功地爬升收入阶梯、收入水平向发达国家趋同的实体，在黄金时代发展迅速，在普遍发展失落的全球化年代仍是表现良好。在1960-1980年间，这个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3.3%，这与全部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3.0%差距不大，至1980-2013年间两者分别是7.0%和2.8%，差距却是大大拉开了(见表2)。
东亚经验在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中是特例，尤其是在全球化年代与普遍的发展失落大相径庭，这其实是将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信条置于质疑。考虑到全球化年代其实也正是全球范围的全面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年代，而东亚之外的发展中经济体却并没有发展起来，所谓“自然的发展路径”的承诺至少是迄今没有实现。以比较优势阶段论为基础或以东亚“雁行模式”为参照，由此得出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乐观判断，这显然是根据不足。 更明确而言，这一判断并没有考虑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转变，即从黄金时代的生产扩张转变到全球化年代的金融扩张，导致了所谓经济金融化趋向，即金融投机活动在经济中占据支配性地位。金融化意味着经济决策的短期导向，使得投机活动对生产性投资形成挤出效应，另外是对生产体系尤其是劳动关系要求最大程度的灵活性，这又势必导致压抑工资从而压抑消费增长，从而在生产率体系和需求体系双重层次上妨碍、破坏后进发展。[14][15]这样，除非中国的崛起足以扭转或至少限制了全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投机化的趋势，让金融为经济发展服务而非相反，即所谓“亚当·斯密在北京”论题(当前诸如“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世界瞩目的发展可作如是观)，否则，所谓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可以复制东亚奇迹的说法很难成立。而如果这个论题真的成为现实，则中国崛起就不仅是复制东亚奇迹，而是超越东亚奇迹了。 在可借鉴可复制的限度内，东亚经验本身究竟还有什么特性，使得这个地区能够在整个广大的发展中世界中脱颖而出，从黄金时代到全球化年代一直维持快速经济增长，成为后进发展的范例？或许，远超同侪的生产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持续居高甚至继续上升的投资率，应该就是东亚经济的显著特性，而中国在东亚之中又是最具这种特性的国家(见表3)。已有的研究文献有大量的证据显示，资本积累的实现，正是东亚发展奇迹的直接的关键因素。这显然就对当前中国的“需求再平衡”导向提出了警示。
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持续居高甚至继续上升，这是东亚经济的另一显著特性，而中国在东亚之中同样又是最具这种特性(见表3)。这个特性与理论上的生产性活动概念相吻合。现实上，这个特性与东亚奇迹有可能是因果关系，也有可能仅是相关关系，而且也都未必足以作为中国发展前景的指引。然而既有的证据支持这种因果性或相关性，远多于支持相反的判读，这就足以对当前中国的“结构调整”导向提出警示。 在有关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讨论中，概念上有所谓“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的区分，要让后者达致前者，需要透过体制变革和政府、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努力。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变革，如何努力？ 主流话语所强调的，是获取“改革红利”，意指现时的经济增长放缓，显示此前30多年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往后需要推行根本的市场化改革，唯此才能维持可接受的增长速度。这种话语往往是以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信条为依归，不仅是要求市场化和私有化，还尤其着重金融自由化，推动经济的金融化。 与此相对，对此前的增长模式倾向于正面评价、对前景态度乐观的评论者，认为现时的增长放缓并非常态，要恢复到合理常态的变革和努力需要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信条。这其中包括了持比较优势阶段论的论者，聚焦于市场化和自由贸易，同时加上国家干预以纠正市场失效，以及强调生产性投资的重要性。 本文试图在一个因果循环和累积的框架内，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过往路径和未来展望，得出三点判断：1.此前30多年的增长模式，即投资带动的增长路径和推进工业化的结构变动方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有效率和可持续的；2.展望未来，快速经济增长能否持续，关键在于国内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能否弥补后发优势的趋于衰减；3.主流话语所倡导的“需求再平衡”和“结构调整”方向，是否足以建构起一个新的增长模式，足以作为已有模式的替代，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远说不上有充分的依据。这三点判断与上面所指的乐观论大致相同，只是判断的依据却是相当不同，认为乐观论尤其是比较优势阶段论很有偏颇。另外，这些判断也比乐观论者更加否定主流话语的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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