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拉夫论文,苏联论文,世界大战论文,和南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希特勒在战胜西欧以后，便把侵略矛头直指巴尔干地区。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缔结军事条约。在德国的压力之下，南斯拉夫政府在1941年3月25日同意归附三国条约。同日，南共中央发表声明，反对政府的出卖行径。随后，南斯拉夫人民纷纷举行游行示威。3月27日，贝尔格莱德发生政变，摄政王保罗亲王被放逐，国王彼得二世亲政。空军司令西莫维奇将军受命组阁，宣布南斯拉夫信守中立。但南斯拉夫事态的发展引起了希特勒的严重不安。4月6日，德国伙同意大利等国对南斯拉夫发动了突然进攻，并分占了其领土。4月17日，南最高统帅部宣布投降。国王彼得及其政府成员途经希腊、开罗，最后栖居伦敦。
最高统帅部投降以后，以前陆军上校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为首的一批军官率领一支名叫切特尼克（意思是“入伍的人”）的部队，开始了抵抗运动。米哈伊洛维奇披着“王国军队”的外衣，打着“保卫人民利益”的旗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到英美等国的支持。流亡到伦敦的南斯拉夫政府在1942年初把米哈伊洛维奇擢升为上将，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但米哈伊洛维奇实际上奉行一种不抵抗政策，甚至和德意占领军相互勾结，进攻南共领导的游击队。铁托从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出发，曾在1941年秋季两次与米哈伊洛维奇会谈，争取合作，共同抵抗占领者，但均遭其拒绝。
德国入侵以后，南共中央随即召开会议，成立了以铁托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1941年7月7日，武装起义首先在塞尔维亚开始，随后蔓延全国。在7月大起义中，铁托领导的游击队给德国及其仆从国的军队以沉重打击，并建立了以乌日策为中心的第一个解放区。到1941年底，南境内1/3以上的领土已得到解放。进入1942年以后，游击队人数已达20余万人。在游击运动发展的基础上，1942年11月开始组成南人民解放军。1943年，游击队和人民解放军从意大利军队手中缴获了大批武器，使南共武装力量的装备有了较大的改善，人民解放军数量已达30万人。从1941年9月到1944年5月，在近3年的抗战中，南共武装力量先后粉碎了敌人的7次大规模进攻。1944年9月，南人民解放军开始全面反攻，10月20日，人民解放军在苏军的配合下解放了贝尔格莱德。1945年5月21日解放了全部国土。在战争结束时，南人民军队已成为一支拥有80万人的英勇部队。
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南斯拉夫人民同时开始了国内的民主革命。1942年11月26日，南共倡议在比哈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反法西斯人民解放会议，成立了全国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以下简称人解会），建立了人民政权。1943年11月29日，当全国有一半地区已经获得解放时，在波斯尼亚的亚伊采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反法西斯人民解放会议。大会宣布反法西斯人民解放会议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宣布人解会为全国最高行政机关。大会决定不承认彼得国王及其政府，在国家政体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禁止国王回国。
为了团结国内外一切民主力量，创造国际上承认新南斯拉夫的条件，1944年6月和11月，铁托和流亡政府总理苏巴希奇进行了两次会谈，达成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协议。1945年3月7日，成立了南人民民主联邦政府。1945年11月29日，立宪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开幕，南斯拉夫人民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
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苏联和西方国家结成了战时同盟，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因此，苏联从维系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联合出发，束缚南共手脚，牺牲南共利益，不许南共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将南共斗争的目标限制在反法西斯的范围之内。
如前所述，当时的南斯拉夫在战争开始后出现了两大抵抗运动，米哈伊洛维奇进行抵抗运动的目的是恢复地主资产阶级在南斯拉夫的统治，而南共的任务则是进行反法西斯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显然，两大抵抗运动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在战争初期，作为支持米哈伊洛维奇的英国和南流亡政府是竭力避免抵抗运动中的“共产主义威胁”，防止共产党人“利用这场战争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①。苏联是在战争准备尚未完成的情况下遭到德国突然袭击的，因此，苏联深感军用物资的严重不足，迫切需要得到英美的援助。而且，斯大林非常担心支持南斯拉夫革命会被西方国家视为“世界共产主义扩张”。所以，苏联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在政治上淡化南斯拉夫抵抗运动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以此消除英美等国对南斯拉夫革命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恐惧。
1941年5月初，南共中央在萨格勒布召开了五月会议，将革命目标确定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提出了在解放区建立政权问题。五月会议的材料送交共产国际以后，莫斯科对此持保留态度，认为在目前阶段，南共的主要任务“是从法西斯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②。苏联对游击队的政治活动也不尽同意，克里姆林宫特别反对带有任何共产主义影响气味的东西。例如，斯大林在接见南共高级领导人吉拉斯时，就曾质问游击队员帽子上为什么缀上红星？1941年12月，铁托成立由工人、知识分子和农民组成的无产者第一旅，意在为抗战建立一支核心部队。但莫斯科对此持否定态度，并再三告诫南共中央要“团结所有反纳粹运动”，并且要竭力避免为指控游击队的目标是“南斯拉夫苏维埃化”的说法提供任何证据。③从1941年8月开始，铁托数次打算成立人民委员会，行使“政府”职能却都遭到莫斯科的反对。共产国际认为，苏南之间有着“条约关系”，南共不要“采取与此相敌对的立场”，不要在苏英美关系方面造成“新的困难”④，不要把人解会作为一种政府形式和流亡政府“对立起来”⑤。因此，南共中央只好放弃了在比哈奇会议上成立临时政府的决议。在1943年底，成立临时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亚伊采会议决定不承认彼得国王及其政府，人解会为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机构。苏联政府在得知亚伊采会议的内容后，一方面通过书信对南共中央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命令设在莫斯科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不准宣布上述决定。斯大林非常生气，认为亚伊采决议“是对苏联和德黑兰决定背后捅了一刀”⑥。只是在英美默认了亚伊采决议后，苏联才发表了一个声明，肯定了亚伊采决议的积极意义。但是，苏联和英美政府一样，仍然只承认流亡政府是南唯一的合法政府。
德黑兰会议后，由于军事上的需要，迫使英国把南斯拉夫游击队看作同盟军。但从政治上看，只有设法保住南斯拉夫君主制，才能保障英国在巴尔干的长远利益。因此，英国以军援为条件，迫使铁托承诺在战后南斯拉夫不搞共产主义，企图在南斯拉夫建立流亡政府和人解会之间的联合政府，“不让共产党人充分掌权”⑦。而此时的苏联政府“唯恐冒犯西方同盟国，从而推迟开辟第二战场的准备；他们也仍然害怕同盟国可能和德国达成交易转而支持一场共同对付苏联的反共十字军⑧。因此，莫斯科宣布“苏联和英国一致同意在南斯拉夫奉行共同的政策”⑨。来促成南斯拉夫双方达成妥协。
1944年，斯大林在几次会见南共主要领导人时，再三施加压力，要求南共作出让步。3月，斯大林在会见吉拉斯时，就告诫南共中央不要“惊吓”英国人，应当避免使英国想到，“南斯拉夫正在进行一场革命或者试图实行共产党统治”，要求游击队和流亡政府之间达成妥协⑩。9月，斯大林在会见铁托时，批评亚伊采会议，要求铁托将国王彼得接回去，作为南斯拉夫的象征。他认为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强大，南共应与之合作(11)。如果允许彼得回国，就意味着否定亚伊采决议。因此，铁托没有接受斯大林的意见。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11月会见卡德尔时，情绪非常激动，措辞异常严厉。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对人民解放运动领导的政策进行直接而公开的攻击。”在国王问题上，斯大林批评南共“心胸狭窄”，是宗派主义者，没有考虑到反法西斯联盟的团结(12)。在斯大林的压力之下，铁托被迫宣布不以武力方式在战后南斯拉夫引进共产主义制度，愿意与流亡政府组成联合政府。
1944年10月，丘吉尔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达成了划分东南欧势力范围的巴尔干百分比协议，规定了双方在南斯拉夫享有一半对一半的权力。应当说，这种势力分配并不具有领土划分的涵义，而是对于南斯拉夫国内问题，双方具有对等基础上的发言权。而体现在南斯拉夫的党派利益上，就是造成人解会与流亡政府之间的联合。由于当时南共及其武装在国内政治天平上处于绝对的优势，因此，从实质意义上看，对半分的比例是斯大林牺牲南共利益对丘吉尔作出的一种让步。
当然，苏联限制南斯拉夫革命中的“共产主义”因素，以便维护英美苏之间的大国联合，并不仅仅是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也是为了尽快打败法西斯，结束世界大战。但是，第一，南共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维护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也曾为此牺牲了自己的部分利益；第二，南共反对盲目服从，主张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保持一定的独立自主，这无疑是正确的。而苏联只是片面地要求南共绝对服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没有考虑到南共的独立性和南斯拉夫的国情，则是错误的。因为“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剥削的多民族的南斯拉夫，不可能把斗争只局限于反占领者的纲领，……只有在解决国内矛盾的更加广泛的前景基础上才能把群众动员起来”(13)。
三
在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之前，西方国家一直没有开辟第二战场，苏联在欧洲大陆上被迫单枪匹马地同德国厮杀。因此，苏联在战时对南政策的一个基本点是：鼓励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对德军实行大规模的牵制战略，减轻德军在苏德战场上的压力。
第一，苏联参与3月27日政变，支持推翻南斯拉夫亲德政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南一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自从3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德意法西斯扩张野心的显露，苏南之间开始接近。1940年6月24日，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此后，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它在巴尔干各国的地位。在3月27日政变中，“有一些事实说明，苏联情报人员参与了政变的准备工作，甚至支持了政变分子”(14)。4月5日，苏南缔结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苏南关系的发展引起了德国的不安，希特勒曾公开指责苏联参与政变。德国驻苏大使表示，苏联政府选择“这个时候”谈判签订苏南条约是“十分不幸的”，莫洛托夫则明确宣布此举是苏联政府“对和平的积极贡献”，是苏联政府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15)。应当说，这个条约是在南斯拉夫受到德国侵略威胁的情况下缔结的，它被看作是苏联对南斯拉夫的公开支持和对希特勒侵略的公开谴责。4月6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认为苏南条约的签订是两国“为了巩固和平防止战争蔓延所作的共同努力”(16)。
参与3月27日政变和签订苏南条约，苏联政府就其本意来讲，是希望巩固自己在南斯拉夫的地位，防止德国势力进入巴尔干，对苏联的安全造成威胁。但是，苏联政府的这些外交举措反而促使希特勒迅速出兵占领了南斯拉夫。3月27日政变和苏南条约在客观上帮助了苏联，希特勒将其战争机器开进南斯拉夫，使其战略部署被打乱，德国进攻苏联的计划被推迟了5个星期。这对希特勒来说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在德军兵败莫斯科城下时曾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认为：“1941年底进攻苏俄时就少了这几个星期。德军为此付出的重大牺牲要算到塞尔维亚帐上”(17)。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也指出：“没有人精确地估计，在冬季来临之前的这次拖延，对德俄战役的胜败，有多么大的影响，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莫斯科因此而得到了保全”(18)。
事实的确如此，当德军在巴尔干作战时，苏联总结了经验教训，熟悉了德军在欧洲作战的方法，增加了国家储备，加快了东部战略大后方的建设。希特勒原来想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对苏战争，但因战略进攻被推迟，使德军在莫斯科战役中陷入冰天雪地之中，战斗力被大大削弱，而苏军则在莫斯科城下取得了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巨大胜利。
第二，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号召南共发动武装起义，以保卫苏联，捍卫世界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194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在苏德战争爆发的当天致电南共中央，认为保卫苏联，“同时就等于保卫已被德国占领的国家”，号召南共中央“采取一切措施支援并促进苏联人民的正义斗争”(19)。南共中央政治局在6月22日发表宣言，要求共产党员不要“在苏维埃俄国的英雄人民挥洒宝贵鲜血的时候袖手旁观”，而要“为这一残酷斗争作好准备”(20)。为响应共产国际号召，南共中央政治局在6月27日成立了以铁托为首的人民解放部队总司令部，7月4日又作出了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基本决定。同时，共产国际指示南共中央，“抓紧时间，立即组织游击队分遣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共产国际还详细部署了游击战的内容：向兵工厂、仓库、油库放火，破坏敌人的战争物资；摧毁铁路和飞机场，不让敌人运输军队和军用品；破坏电报、电话系统，切断敌人的通讯联系；组织农民坚壁清野，隐藏谷物，将家畜赶至丛林。“必须采取一切方法恐吓敌人，使其感到处于包围之中”(21)。很明显，共产国际寄希望于南共中央，用游击战拖住尽可能多的德军，支援苏德战场上的红军。在艰难的抗战中，南共中央则始终将游击队的斗争看作是“更加广大的德苏两军之间决死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2)。“在我们头上多掉一颗炸弹，在俄国就少掉一颗”(23)。这种为保卫苏联舍弃自我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南斯拉夫人民抗战的真实写照。共产国际倡导的无产阶级国际利益的原则，是苏联能够在南斯拉夫贯彻牵制战略的重要因素。
第三，俄罗斯和南斯拉夫之间的民族感情纽带，在斯拉夫人“命运与共”、“利害相关”的基础上，共同进行抗德战争。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在战争时期再三强调“斯拉夫民族”的团结。3月27日政变后苏南条约的缔结，既是苏联防止德国扩大战争的一种外交努力，又是斯大林“对斯拉夫兄弟民族国家作出团结的姿态”(24)。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即在1941年8月于莫斯科召开了泛斯拉夫代表大会，以此寻求斯拉夫民族的支持。伏罗希洛夫元帅在同年11月7日发表讲话时，号召“被奴役的全体斯拉夫民族”像南斯拉夫游击队一样战斗(25)。莫斯科电台在1941年除夕广播的致南斯拉夫人的新年贺词中说：“你们是我们的亲兄弟，比兄弟还要亲”，呼吁斯拉夫民族团结起来消灭“斯拉夫人的敌人——希特勒主义者”(26)。斯大林本人在1942年“五一”节阅兵式上指出：“整个南斯拉夫以及苏联的被德国人占领的地区，都燃起了游击战争的火焰”(27)。同年10月15日，莫斯科电台广播说，“欧洲战争的绝大部分重担由俄国人承担，而很大一部分是由小小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员承担的。……在斯拉夫人当中，俄国人和南斯拉夫人为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最大的牺牲”(28)。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也在1944年1月《斯拉夫人》杂志第1期上撰文，称赞南斯拉夫人民的斗争。他指出：“南斯拉夫从被占领国家变成了开展斗争、牵制大量敌军兵力的国家”(29)。
在南斯拉夫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尤其是在农民中间，斯拉夫情绪是强烈的。德国进攻苏联以后，南武装起义之所以能迅速爆发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因为南斯拉夫“一半人民拥护俄国，另一半拥护共产党”(30)。意大利最高指挥部长官卡瓦莱罗将军在谈到南斯拉夫战场的军事形势时曾指出：意大利军队的行动“最初看起来都称心如意”，但“6月22日开始进攻俄国时，具有斯拉夫民族感情的居民对俄国表示同情”。“从那时起，所有乐观的估计都破产了……”(31)由此可以看出，斯拉夫民族感情是南人民抗击德意、支援苏联的重要力量源泉。
就军事意义而言，南斯拉夫的抗战达到了苏联预期的目的。在战争期间负责指挥“东南线”的德军上将莱尔，在1945年6月受审时曾这样评价南斯拉夫的抗战：“使被牵制在南斯拉夫的德国部队解脱出来并调往东线这一首要任务根本没有完成，相反，不得不调来新的德国士兵和指挥人员”(32)。丘吉尔也认为，“游击队在巴尔干牵制了不少于21个德国师，此外还有9个保加利亚师驻扎在希腊和南斯拉夫。就是说，这些勇敢的游击队牵制了敌军的30个师”(3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屡建奇功的朱可夫元帅在1957年访问南斯拉夫时指出：“在法西斯军队逼近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的艰难日子里，苏联人民和苏联军人以感激的心情望着你们南斯拉夫。当时你们在南斯拉夫，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地同占领者展开斗争，牵制了法西斯军队的大量兵力”(34)。
四
苏联政府从对德战争的眼前利益和战后安排的长远利益出发，在南斯拉夫开始武装起义直至1943年底的时间里，奉行脚踏两只船的策略，与流亡政府在国内的抵抗力量和铁托领导的游击队之间都保持联系，从而留有选择余地。
在战争初期，由于米哈伊洛维奇是南流亡政府批准的国内抵抗力量的唯一领袖，因此，苏联是把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部队当作抵抗力量的主体。苏联曾经建议空运一个英苏南联合军事代表团到米哈伊洛维奇那里去，但遭到南流亡政府的拒绝。1941年底，英南政府向苏联提出了三项重要的方针，即要求莫斯科命令游击队停止对切特尼克分子的战斗，承认米哈伊洛维克为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并使其部队接受他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政府先是含糊其词，后来又让“苏联政府认为干预南斯拉夫的起义是不适宜的”(35)加以拒绝。在共产国际内，苏联向南共施加压力，促其接受英南政府的要求。卡德尔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斯大林也在向我们施加压力，不断地要求我们无论如何同切特尼克达成协议，建立由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指挥的共同的军队”(36)。“耐人寻味的是，甚至在伦敦和华盛顿以及莫斯科完全清楚切特尼克对游击队的攻势之后，斯大林还坚持我们同切特尼克合作”(37)。而在具体行动上，莫斯科电台将整个南斯拉夫的起义及其抵抗运动，都说成是米哈伊洛维奇的功劳，根本不提铁托和游击队的斗争，在实际上默认了英南政府的要求。在1942年春天游击队处境最困难之时，铁托曾多次要求莫斯科提供援助，但苏联人均以“技术上的原因”作为推辞，拒绝提供军援。从当时铁托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近似于哀求苏联提供援助，另一方面又对苏联拒绝援助的理由明显地持有怀疑态度。南斯拉夫著名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杰吉耶尔认为，“……莫斯科在1942年不肯对游击队进行援助，并不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而是由于政治原因。……不仅在1942年春天，甚至在秋天，莫斯科还向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建议，派遣一个苏联军事代表团到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处，向切特尼克运送军用物资甚至电台进行联合广播”(38)。在当时的形势下，南共领导的抵抗运动正处于困难阶段，而得到英美等国和流亡政府支持的切特尼克部队在国内政治力量对比中尚占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尽管共产国际号召南共进行抗德游击战，但斯大林不相信南共有能力取得革命胜利，因而将赌注押在了米哈伊洛维奇身上。斯大林“竭力想在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总部内取得一席之地，以便利用他为苏联的外交政策服务”(39)。
1942年6月以后，苏联对米哈伊洛维奇的态度发生了变化。7月19日，塔斯社第一次抨击切特尼克分子正在和南斯拉夫境内的敌人进行勾结。8月，苏联政府以声明的形式列举了切特尼克分子和意大利人进行合作的事实。1943年2月，苏联代表在回答南流亡政府要求莫斯科运用其影响，促成南国内两派武装力量联合的问题时提出，除非米哈伊洛维奇改变其消极抗战的态度，否则无法在任何基础上把游击队和切特尼克联合起来。但与此同时，苏联人仍然没有关上与米哈伊洛维奇合作的大门。1942年9月，苏联再次提出向米哈伊洛维奇派遣代表团和提供军援的建议，想以此与米哈伊洛维奇建立直接的接触。苏联的广播和报纸也曾一度停止对米哈伊洛维奇的指责。苏联的官员甚至在外交场合仍然将米哈伊洛维奇说成是南斯拉夫的民族英雄。尽管铁托不断地向莫斯科发出密电，揭露切特尼克的叛卖活动，但苏联人仍然不相信米哈伊洛维奇已经成了德意的同伙。9月，共产国际要求南共提供用以证明米哈伊洛维奇勾结敌人的详细材料，并加以核实，因为这可能是德国人作为分裂抵抗运动的手段而暗设的圈套(40)。直到德黑兰会议后，在英国人即将作出撤消对米哈伊洛维奇支持的决定时，苏联仍试图向米哈伊洛维奇派出代表团。
自南共成立后，苏联一直通过共产国际支持南共的斗争。在战争过程中，苏联是通过秘密无线电台与铁托及其领导的游击队进行联系的。苏联在初期从其与西方国家和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的关系出发，在政治上对南共及其武装力量进行限制，拒绝提供军援。但这在相当程度上是斯大林的一种策略行动，并不意味着苏联疏远和抛弃南共。随着战局的变化，从1942年3月开始，自由南斯拉夫电台开始介绍铁托及其游击队。1942年底，苏联拒绝英南政府关于要求莫斯科干预和限制游击队的建议，因为苏联人“不愿意发出会阻碍共产党游击队的指示，他们希望在德国撤退之后共产党集团将成为南斯拉夫的唯一最大的势力”(41)。
苏联之所以竭力促成南共与米哈伊洛维奇合作，是期望南斯拉夫所有政治派别的抗战牵制德军，直接配合盟军取得战争胜利。在战争初期苏联情报机关的公报上，多次出现切特尼克分子与游击队共同作战的报道。1942年3月，莫斯科在发给南共中央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强调斗争主要是针对切特尼克是不恰当的”，以此拒绝铁托关于在国际社会中揭露切特尼克罪行的要求(42)。在德军入侵南斯拉夫以后，苏联曾以支持为条件，要求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在战后作出广泛的政治让步，其目的是想让南共合法化或参与政权。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曾提议在其境内成立一个南斯拉夫人民委员会并建立军队。1942年上半年，苏联曾向南斯拉夫政府建议，缔结一个新条约，规定双方不仅在这次战争中互相援助，而且在战后合作，意在使苏联能够长时期对南斯拉夫施加影响。英国学者斯蒂芬·克利索德认为，苏联人在米哈伊洛维奇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了解他不愿为战争作出实际贡献，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试图与他建立联系。苏联政府抱着一种“猜疑的心情，生怕自己可能上当受骗，冷淡了这样一个人物，此人至少在塞尔维亚问题上可能成为战后安排中的一个强大的因素”(43)。南斯拉夫一些权威性的历史学家也认为，苏联在战时对南共中央的态度，并“不在于莫斯科对南斯拉夫发生的事情缺乏了解，而在于一种既定的政策，莫斯科在执行这一政策时还施展‘利用每一张牌’的策略。万一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取胜，奉行这样的政策，就有可能确保莫斯科在南斯拉夫取得某些地盘”(44)。因此，铁托认为，苏联在战争期间对南斯拉夫采取的策略，“既非为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一般地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争的利益，而主要是最好地去适应作为一个国家和它的大俄罗斯政策的苏联的利益。”(45)
1943年底，南共领导的游击队已被反法西斯联盟确认为盟军，切特尼克部队的声誉已丧失殆尽，根本无力与游击队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才放弃了两面下注的政策，开始公开地支持铁托及其武装力量。其标志是1944年2月苏联拒绝南流亡政府要求缔结新的苏南条约的建议和红军代表团到达游击队司令部。
注释：
①①⑥(14)(30)(44)〔南〕伊万·博日奇等四人著《南斯拉夫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75-676，758，653-654，682，722页。
②⑥-⑩(15)(16)(19)-(22)(35)(40)-(43)〔英〕斯蒂芬·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6，65，284，292，89，244，245-246，253，41，254，63，52-54，273-274，203-204，286，51页。
⑦⑨(12)(36)(37)〔南〕爱德华·卡德尔著《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新华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第14，49，64-66，9，12-13页。
⑧〔英〕菲利斯·奥蒂著《铁托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第1版第242页。
(11)参见汤季芳编著《冷战的起源与战后欧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00-101页。
(13)(23)〔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著《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12月第1版第71，57页。
(17)(25)(26)(28)(29)(31)-(34)〔南〕米·波波夫斯基著《世界论铁托和南斯拉夫革命》，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7，11，23-24，37，80，32，63，1，117页。
(18)〔英〕温斯顿·丘吉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三卷《伟大的同盟》上部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41页。
(24)〔英〕安东尼·艾登著《艾登回忆录：清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18页。
(27)《斯大林文选 1934-1952》（上），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1版第299页。
(38)(39)〔南〕弗拉基米尔·杰吉耶尔著《铁托传》，（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7年版第186-187，188页
(45)〔南〕弗拉基米尔·杰吉耶尔著《铁托传》，（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7年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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