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土族经济价值观调查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族论文,价值观论文,时期论文,社会转型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127.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47(2006)01-0040-05
土族是一个恪守传统的民族，其传统经济价值观体现为崇尚农牧、耻于商贾等一系列与传统自然经济模式相适应的观念体系。“囿于小农经济意识，生产方式简单，文化生活十分单调、匮乏，从不去做甚至想都不去想创造良好文化生活环境，常以持重稳健，安分守己，循规蹈矩，不好高骛远等思想去说教，安于清贫生活，缺乏开拓精神。①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土族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逐步加快，土族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人口职业构成变得多元化，由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新的价值观念诸如市场观念、商品观念、金钱意识、竞争意识等等也逐步融入土族价值观念体系之中，这些原来所无法想象和无法接受的价值取向，已渐渐得到土族社会广泛的认同，成为他们思想中“常态化”的成分。为了全面了解社会转型时土族民众的经济价值观念的基本情况，笔者以问卷的形式在互助地区土族居民中进行了调查。
一、抽样调查样本构成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50份，收回有效问卷131份，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一）性别。在131名受访者中，男性88人，占67.18%；女性43人，占32.82%。性别构成男性占多数，比例结构似有些不尽合理之处，这除了与土族女性参与积极性不高有关之外，也与土族女性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而缺乏相应合适的调查对象有直接的关系。
（二）年龄。24岁及以下受访者3人，占2.29%；25岁-34岁受访者50人，占38.17%；35岁—44岁受访者50人，占38.17%；45岁及以上受访者28人，占21.37%。
（三）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3人，占总数2.29%；中学文化程度28人，占21.37%；大专文化程度59人，占45.04%；本科以上文化程度41人，占31.3%。
（四）婚姻状况。131名受访者中未婚者14人，占10.69%；已婚者117人，占89.31%。总体上是已婚者多于未婚者。
（五）收入。根据对受访者上月收入的调查，300元以下者3人，占2.29%；301-600元之间者10人，占7.63%；601-900元之间者29人，占22.14%；901-1200元之间者57人，占43.51%；1201-1500元之间者7人，占5.34%；1501元及以上者25人，占19.08%。
（六）职业。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事业单位负责人或企业经理38人，占受访者总数的29.01%；专业技术人员52人，占39.69%；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或工业生产、交通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等8人，占6.11%；农、林、牧、水利业的生产人员14人，占10.69%；办事员及有关人员19人，占14.5%。
二、抽样调查问卷分析
（一）金钱观。对于金钱的看法，能够透视出人们的价值观念、尤其是有关义利取舍的基本态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念更趋务实，物质利益、生活享受成为人们最自然和最正常、最正当的追求。那么，对于具有浓郁传统文化影响、社会经济相对滞后的土族民众来说，这种逐利的社会环境对他们传统的“取义”性观念体系是否造成了冲击，产生了变化呢?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对社会上一度流行的“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思潮表示“认同或比较认同”，赞同者占受访人数的82.3%，而表示“无所谓”与“不很认同或不认同”的仅占17.7%。说明土族民众对于金钱的态度较之传统观念已有了明显的变化。可以看出，在价值取向上，他们“即承认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对人的重要性，也承认现实生活中，‘利’和‘义’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相互联的。”②在土族传统文化中，对伦理道德的关切压倒了对功利的需求，重义轻利或崇义轻利的思想一直占据主流。而现在，其功利价值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张扬。如果撇开功利膨胀对传统道德的负面意义，单就观念与时代的适应性而言，这种相对主义的金钱观对于土族价值观的进步无疑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从交叉分析来看，呈现出如下两个特点：
1、不同的年龄段的认同度不一。24～35岁之间的受访者的认同度最高，赞同者达89.8%。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一是这部分群体的信息来源最广泛，思想最活跃，受教育程度最高，对新观念的接受能力也最强。二是这部分群体受传统理念的影响最弱。三是他们的利益需求更现实，对经济价值的追求最迫切。
2、不同行业间的认同度大体相当，除“农林牧水利业生产人员”之外，均达80%以上。“农林牧水利业生产人员”中赞同者的比例为71.43%，而不很认同或不认同者达28.57%。按理说，这类群体的收入相对较低，对金钱的追求应当是第一位的，但调查中却出现了这一戏剧性的结果。我们认为，相对于其它职业群体，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较为纯朴，传统观念的氛围较为浓厚，加之经济形式较为单一，因而一部分人对这种直接的功利观显得一时难以接受。
（二）经济制度观。考察人们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看法，这是一项应时性的调查，主要考察受访者对经济体制环境的认同和接受程度。数据显示，选择“利大于弊”的占被访者的62.8%，而持中立态度的占19.4%，持否定态度的只有0.8%，说不清楚的占6.2%，持绝对肯定态度的占6.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土族绝大多数民众对于当前我们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是认同和接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得土族社会经济充满了活力，人民群众从中得到最大的实惠，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人们有理由接受和相信这一选择的正确性。
2、仍有部分民众对此存在观望、模糊甚至排斥的思想，价值认同上显露出不确定性。笔者认为，这种结果可能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市场经济体制尚未达到足够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二是土族地区还没有彻底脱离自然经济形式，在向市场经济接轨和市场竞争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不适应。三是价值观的变化必然有个过程。
（三）职业观。通过访谈和实际了解，我们发现土族社会对与职业观有着密切关联的劳动力合理流动是持肯定态度的。据分析，这主要是缘于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和自身经济利益的需求。近年来，经过政府的引导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们越来越感觉到仅仅靠粮食和牲畜来致富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有局限的，外出打工或从事商业流通活动不失为一种致富的有效渠道。当然，从另一角度他们也意识到，在自身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本地区外来人员的工商活动，不仅是对土乡经济的有益补充，为民众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剩余劳动力的就近转移创造了条件。
在调查中，我们着重就人们对外地其他民族的人员在土族地区从事工商业活动和当地人外出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态度作了考察。结果显示：土族受访者对前一个问题持“欢迎或比较欢迎”态度的占85.2%，持“一般”态度的占13.2%，持“不很欢迎或不欢迎”态度的仅占1.6%。由此推断：
1、土族宽容为善的道德价值依然是主流。自古以来和其他各民族和睦相处的优良传统并没有改变。
2、反映了土族与他民族经济互动的历史传承。在历史上，“由于自身生产方式的限制及传统文化的影响，大部分土族都不愿经商，商业在土族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低，但单一的经济并不能满足其生存需要。因此他们必须要与外界保持某些必需品的交换，这样善于经商的回汉民族自然而然地充当了这一中转的角色。”③
3、除城市居民和部分土族聚居区（如民和、大通部分地区）之外，由于土族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并没有从事工商业的优势，大多数民众的关注点只在工商业活动对自身生活的利益，而对什么人从业并不是太在意。所以，在他们心理上并没有行业竞争或就业竞争的压力，因而对外来从事工商业者持包容态度也是自然的。
对于后一问题，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持“赞同或比较赞同”的为绝大多数，占受访者的89.3%；持“一般”态度的为6.9%；持“不很赞同或不赞同”的仅占3.8%。这首先说明土族传统那种“重农牧轻商贾”的旧观念已经彻底被打破。在他们眼里，“打工挣钱”或“做买卖挣钱”已经是最自然、最平常不过的事了。可见近年来，地方政府为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增加土族群众的收入，尤其为解决土族地区的“三农”问题所做的努力已有了明显成效。当然，我们也发现依然有近10%的土族民众对此所持的态度不太明确或尚未接受，如果等待他们的观念自然转化毕竟太漫长了，这就要求地方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加强宣传、教育和培训，大力建设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积极推动广大土族民众“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克服死守田园的习惯，勇于走出家门从事非农产业。”④
从交叉分析来看，呈现出如下特点：
1、从受访者性别看，土族男性和女性对本地人外出从事工商业持赞同态度的比例都比较高，分别达到93.18%和81.4%，但从二者相差12个百分点的情况看，较之女性，男性的认同感更强，积极性更高。这从男性和女性的不认同比率中也可以得到佐证。据调查，持“不很赞同或不赞同”态度者，占受访男性的1.14%，而在受访女性中，却达总数的9.3%，较之男性，女性持不赞同态度的比例比较高，比男性高出8个百分点。这可能与土族女性顾及家庭、谋求生活稳定的心理有关。
2、从受访者年龄分组看，24岁及以下年龄的受访者持赞同态度的达100%，25-34岁间的受访者持赞同的达92%，而35岁以上受访者的赞同选择率在87%左右。由此可以看出，较之中老年人，35岁以下的年轻人持赞同态度的比例比较高。这意味着土族年轻一代的劳动就业观念更为开阔、更为活跃。这首先是因为目前外出打工的人或者从事其它非农产业的人群多以年轻人为主。其次是他们更明确地意识到从事工商业要比从事农牧业所得的利益要高得多。再次是因为自实行农村土地承包以来，随着人口的增多，家庭的分化，原有的耕地已不能有效地维持其自给自足的居家生活，而这种情形多发生在农村新成立家庭的年轻人身上，他们不得不考虑从其他行业另找路子。
3、从受访者的文化水平看，中学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受访者中，有83%的人选择了“赞同或比较赞同”，有11%的人持模糊态度，选择了“一般”，而只有6%的受访者选择了“不很赞同或不赞同。”在大专文化水平的受访者当中，有86.44%的人选择了“赞同或比较赞同”，有8.47%的人选择了“一般”，有5.08%的人选择了“不很赞同或不赞同”。在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受访者当中，97.56%的人选择了“赞同或比较赞同”，2.44%的人选择了“一般”，无一人持“不很赞同或不赞同”态度。由此可以看出，受教育水平越高，对此接受的程度也就越高，反之亦然。由于小学以下受访者的人数所限，它所显现的比例尚不足以说明问题。因此这一特例，并不能影响我们所做的上述判断。
4、从受访者的婚姻状况看，未婚者持赞同态度的比例比已婚者更高。未婚的受访者中，持“赞同或比较赞同”态度的达100%；已婚的受访者中，有88.03%的人表示“赞同或比较赞同”，有7.69%的人表示态度“一般”，有4.27%的人表示“不很赞同或不赞同”。
5、从受访者的收入状况看，虽然绝大多数人对此持赞同或比较赞同的态度，但随着收入的增加，不很赞同或不赞同的比例也在增加。600元以下者为0，601-900元者为3.45%，901-1200元者为3.51%，1500元者为8%。这说明观念因素不再是主要的问题，生活的需要、经济利益的价值追求才是第一位的。
6、从受访者职业分组看，“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事业单位负责人或企业经理”这类人当中，有81.58%的人持“赞同或比较赞同”的态度，有10.53%的人选择“一般”，持模糊态度，有7.89%的人持“不很赞同或不赞同”的态度；在专业技术人员当中，有88.46%的人持“赞同或比较赞同”的态度，7.69%的人持模糊态度，3.85%的人持“不很赞同或不赞同”态度；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或工业生产、交通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农、林、牧、水利业的生产人员、办事员及有关人员对这一问题持赞同态度的比例最高，他们当中没有一人表示不很赞同或不赞同。据分析，这主要是因为较之前两组，他们是属于低收入群体或属于收入不稳定阶层，此外，也与他们对自身职业认同密切相关：这当中有些人本身就属于工商业从业者，自然有认可自身价值的因素存在。另外一些职业群体诸如农林牧业从业者则明显是出于对自身职业利益所得的不满，他们有着强烈的择业和流动的要求。在这部分人看来，根据自身的条件，外出从事工商业不失为一种提高收入水平的有效途径。
（四）社会分配观。目前，在土族社会中，存在收入差距问题。在调查中，人们对其的认同程度不尽一致。受访者中认为“合理或比较合理”的占56.5%；持模糊态度，认为“一般”的占9.9%；认为“不很合理或不合理”的占33.6%。
按照土族传统的说法，人的穷富乃是上天注定的，富有富的来头，穷有穷的因由。并且普遍认为人的穷富与其自身是否“有本事”相关。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见识，缺乏对社会的深刻认知，在他们看来，人的收入和利益的多寡多半是自身造成的。所以，土族传统价值观之中对社会贫富差距历来表现出一种平和与容忍的态度。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和民族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土族民众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逐渐呈复杂的趋势：一方面，从总体上说承认社会存在贫富差距的合理性依然是他们价值取向的主流。究其原因，一是勤劳致富与按劳分配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二是土族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三是一部分民众的社会认识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对这一问题部分民众的不满情绪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这主要体现在对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的不满。
（五）消费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1、基本消费意愿。人们的消费意愿是多元的，但将钱花在什么地方比较值得，土族民众的选择结果不尽一致。在受访人员当中，“培养子女”和“关爱父母”的比例最高，分别达80%和57%；其次是用于“自身素质”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分别为48%和47%；占据第三位的是“投资”和“捐助公益事业”，分别为22%和21%；第四位是用于“夫妻之间”和“储蓄”，分别为18%和11%；选择“自己花，及时享乐”的仅占1%。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转型期土族消费意愿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用于维持家庭和道德义务的消费高居第一位。其实对于土族民众来说，这是一个既符合传统，又非常现实的一种选择。当然，这以有钱花为基本前提。作为一个家庭情结极其浓厚的民族，“培养子女”意味着实现家庭的延续和发展，“关爱父母”意味着对家庭的最高尊重。
第二、更多地关注自身需要。市场经济不同情弱者，这种现实促使土族民众不得不对自身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给予更多的关注。他们认识到只有自己的本领提高了，自己的需求才能得以实现。而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这是民众普遍的价值追求，也是每一个人最现实的需要。受访者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投资意识和社会公益意识不强，但较之以往有很大提高。显然这与他们的市场观念尤其是投资效益观念不足，以及对社会公益事业认识不足有很大关系。不过，最根本的问题是土族民众整体上刚刚解决温饱，他们自然对家庭与自身生活更为看重，而对其它问题尚无暇顾及。
第四、宗教对土族经济生活的影响在明显减弱。在受访者当中，没有一人认为为“供奉寺院”而花钱是值得的，这个结果的确值得我们关注。其实现实情况也基本如此。据了解，与20世纪80年代初土族地区刚刚恢复宗教活动时相比，现在的土族社区，除节庆或婚丧事务之中有小额的宗教性自愿认捐之外，已很少看到只为自身来世着想的宗教认捐行为。虽然就此不能说明土族的宗教信仰有根本性改变，但可以肯定他们对宗教的认识有了一种“理性”的转变。
2、剩余资金使用取向。据调查，假若有多余的钱，土族民众使用意愿的排位依次是：第一为投资，选择频率45%；第二为消费，选择频率26.4%；第三为储蓄，选择频率23.3%；第四为捐赠，选择频率3.9%；第五为布施或其他，选择频率0.8%。由此可知，当他们有一定资金剩余时，将近一半的土族民众会有投资再生产的意愿。但由于对赚钱机会和市场风险的顾虑，求稳的心态十分明显。同时“消费”和“储蓄”也在他们选择之列。
3、风险消费或预期消费意识。土族民众习惯认为，除非生活窘迫，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向他人借钱。在他们看来借钱消费更是一种不可理解和难以接受的行为。调查数据显示，有50.8%的人不会贷款消费，依然占微弱多数。也有49.2%的人会选择向银行贷款消费。说明土族传统消费观念正在发生着改变，而且这种变化的程度十分强劲，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接受或认同这种全新的消费观念。由于风险消费需有稳定的收入基础作保障，所以，这种变化不仅说明土族民众近年来的收入水平有很大提高，也说明社会环境的影响对他们经济行为的变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群组交叉分析，这种转变与年龄、婚姻状况有很大的关联，而与收入状况和职业分类没有多大关联。因此，我们判断，就风险消费这种现代消费方式而言，土族民众的观念和接受程度依然是最重要的因素，说明当前土族民众的消费观正处于传统与现实间抉择的矛盾境地。
第一，从年龄群组看：24岁以下的受访者选择“不贷（借）款”的占多数，达66.67%；25-34岁之间的受访者中有68.75%的人选择“贷（借）款”；35-44岁之间，有58%的人选择“不贷（借）款”；45岁以上的受访者中，选择不贷（借）款的占绝大多数，达70.37%。据分析，这主要是与受访群体的收入水平和生活需求有一定关系。当然，从45岁以上群体的情况看，他们选择“不贷（借）款”的频率高达70.37%，这除了他们收入稳定的因素之外，也有消费习惯和风险顾虑因素在内。
第二，从受访者婚姻状况看：在土族受访者当中，未婚者选择贷款消费的比例最高，占84.62%，这说明他们对这一新消费模式是认同和接受的。而已婚者选择“贷款”与“不贷款”的比例大致相当，分别为42%和58%。
三、基本结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族传统义利观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其功利价值观有了充分的张扬，并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人们大都承认“金钱”的作用，同时也承认金钱绝不是万能的，“利”和“义”并非相互排斥，应是相互关联的。
（二）土族绝大部分民众认同和接受市场经济体制，但也有部分民众对此仍持观望、模糊甚至排斥的态度。
（三）土族对劳动力的流动表示认同或比较认同。
（四）随着就业观念的转变，“重农牧轻商贾”的传统价值取向有了明显淡化。
（五）基于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大多数土族民众认为社会存在收入差距是合理的，对贫富差距也持平和与容忍的态度。但他们不能接受“社会分配不公”和“无道取利”的现象。
（六）在花钱的观念上开始注重维持家庭和道德义务之外的因素，如“自身素质的提高”。风险消费的观念正处于从不认同到认同的过渡之中。
（七）投资再生产的意识虽然不强，但也得到相当部分民众的重视；从投资意识还可以看出，土族的观念转变仍然较慢。农区民众以农为本、靠天吃饭的意识仍然存在。
收稿日期：2005-03-22
注释：
①席元麟.土族的伦理道德文化[J].青海民族研究，1994,(4).
②陈方.失落与追寻——世纪之交中国女性价值观的变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54.
③马守平.民国时期青海回族与土族的经济互动[J].中国土族，2004，（春季号）.
④包福元.构建长效机制，确保农民增收[J].中国土族，2004，（冬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