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代际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社会转型论文,关系论文,人口老龄化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在人类社会中，代际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也是社会利益结构体系的重要方面。在传统社会，代际关系更多地表现在家庭和家族领域。在现代社会，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领域及公共领域中的关系都在不断地扩展和深化，进而使代际关系从微观的家庭层面扩展到了宏观的社会层面，即代际关系社会化。在现代社会的各种代际关系中，老年人口与劳动力人口之间的关系最为重要。在人口老龄化条件下，这种代际关系变化更为复杂，其影响也更为突出。因此，本文研究的社会代际关系特指老年人口与劳动力人口之间的代际关系。
在过去的30年里，我国的社会、经济和人口都经历了迅速的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经济的高速发展、信息技术的普及等，把我国社会带入了现代化过程，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社会阶层分化与社会利益关系格局的重构、计划经济体制下民生制度安排的失灵与市场经济体制下民生制度安排的缺位、传统文化的传承断裂与西方文化的大举浸侵，等等。在人口方面，20世纪50和60年代的出生高峰和这一代人的低生育水平，导致了两个影响深远的人口学后果：一是老年人口增长高峰的到来；二是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迅速推进。
在上述经济、社会和人口背景下，我国的社会代际关系也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如果说，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导致代际关系社会化的原动力，那么，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则是把社会代际关系变成了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和政治议题。
两类代际关系
所谓“代”在家庭层面与社会层面的涵义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需要从家庭和社会两个维度来定义。在家庭维度，代是指以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为基准划分的辈分；在社会维度，代是指人们依照某一（或某些）共同的自然或社会特征，并以年龄为识别基准划分的社会群体归属。每个人在家庭中都属于某一特定的辈分，而在社会中也至少会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代属。依据家庭维度的代，构建出了家庭或家族的内部结构和秩序；依据社会维度的代，则形成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结构的本质就是代际关系。虽然研究者们从不同的方面解析各种代际关系（中国代际关系课题组，1999；沈汝发，2002；王树新、马金；廖小平，2004），但是从代际关系的性质看，人类社会有两种基本代际关系：一是家庭代际关系，二是社会代际关系。
1.家庭代际关系
家庭代际关系是以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为基础。家庭代际关系包括了很多内容，如果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家庭代际关系可以被视作一种资源交换关系，同时这个关系结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代际划分明确。在研究代际关系时，代际的划分是基本的前提。家庭每一个成员在家庭代际关系结构中的位置是依据血缘和亲缘关系确定的，这个特点保证了家庭资源代际交换和转移关系的确定性。
第二，具有利他倾向。虽然在家庭资源的代际转移和交换中有功利的一面，但是，与社会代际关系所不同的是，家庭代际关系一般是以血缘和亲情为核心的利他倾向作为基本的纽带，特别是在亲子关系中，无私与利他倾向更为普遍。
第三，权利—责任（义务）关系明确。在家庭内部，父代与子代之间的权利—责任（义务）关系十分清晰，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道德规范，父母对子女的抚育责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都是一一对应的。
第四，家庭资源代际交换和转移关系主要是以“抚育—反哺”的机制运行。随着家庭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依次展开，其代际关系的运行机制也随之变化。当一个家庭开始进入扩充阶段，直到空巢阶段之前，主要的代际关系呈现为亲子的抚育关系；而当家庭进入空巢阶段，父母开始年老时，以父母为核心的反哺关系往往会替代抚育关系，成为代际交换的主要形式。但是两种交换的内容和双方的依赖程度并不完全对等。
第五，家庭代际关系主要是以社会道德范式进行调节。虽然法律是规范家庭代际关系的基本约束机制，但是法律的约束力一般只局限于那些造成强烈负面影响的代际关系。对于绝大多数家庭，对于代际关系的认知和行为准则更多地受到社会道德规范的影响，因此，道德调节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手段。
2.社会代际关系
代际关系，在微观层面上体现为一种家庭结构或家族结构，在宏观层面则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在代际关系结构中，每一个家庭（家族）成员或社会成员，都会属于一个特定的辈分或者代属，并在这个结构体系中依据血缘、伦理和法律等自然和社会制度安排形成与其他辈分或代之间的社会关系，最终结构为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所以，代际关系并不单纯是依据血缘和姻缘关系缔结的自然关系，而且还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一种社会秩序。
由于社会代际关系缺乏家庭代际关系的自然基础，存在着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倾向，因而社会代际关系的调节机制主要由法律和制度安排构成。家庭代际关系虽然也有利己的一面，但是主要靠亲情的利他导向得以维系。与家庭代际关系不同，社会代际关系是以利己倾向为基础，以利益关系为纽带的一种社会关系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功利性。如果说家庭中的代际利他更多是主观利他，社会代际利他则可能更多是客观利他，因为社会利他缺乏父母利他或子女利他的生物学和伦理学基础。社会代际关系的伦理基础有两个基点：其一，老年人过去为社会、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有权利从这种贡献中获得社会的回报；其二，后辈人之所以获得比前人更优越的生存、生活和发展环境，是由于前人的贡献，后辈有义务为老年人提供资源支持。但是，这两种伦理学意义上的解释并不能说明社会利他的客观基础。
实际上，社会资源代际转移的制度安排导致社会代际关系会带有一定的客观利他性。社会代际利他的客观基础在于：在现代社会，一个人为了防范老年时期的收入风险，他会将自己的一部分资源储存起来。因此，防范老年时期的收入风险是一个人在年轻时就已经存在的需求。这种需求将会迫使人们降低自己的现期消费，当人们的消费倾向过低的时候就会引致有效消费需求的不足，使整个经济的增长缺乏动力。如果劳动者要求自己的现期收入必须有足够的部分用于自己的老年收入保险，必然会提高市场工资率，或者使企业的成本提高，使投资刺激下降，进而导致投资的有效需求不足，同样也使整个经济缺乏增长的动力。所以，建立社会安全保障制度是一种社会需求。从本质上讲，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社会资源的代际转移机制。换言之，一个人要实现利己目的，首先必须利他。这就是社会客观利他的真正含义，因此，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利他的制度体现。一般来说，在客观利他的制度中，一个人在老年时期获得的社会转移资源应该大于或者至少等于他在工作期间对社会转移资源的贡献。但是，如果情形相反，那么就会导致利他与利己关系的失衡。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如何在代际关系制度的安排上，实现社会利他与利己的均衡，权利与义务的均衡。
中国的社会转型与代际关系的社会化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人口转变的复杂背景下，家庭功能不断弱化，提供给家庭成员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支持和资源也逐渐减少，代际关系逐步从微观层面的家庭内部转向宏观层面的社会，代际关系社会化成为社会结构发展与社会利益变化的主要趋势之一。
1.代际关系的社会化
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并不能自动地实现外化——社会化。社会代际关系与一个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更为复杂。在传统经济社会中，社会资源的代际分配关系并不存在，或者，只有公共财产需要在代与代之间进行传递的时候才会显现。在这种社会中，代际关系主要体现在家庭内部。中国的孝道文化观念和社会范式更多地强调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准则，而在社会层面，仅仅停留在“尊老”的伦理上。因此，传统的孝道只能调节资源在家庭内部的代际转移与分配，而无法调节社会资源的代际转移与分配。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一个人一生拥有的个人资源包括了家庭内部以及社会转移资源。家庭内部资源的代际转移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投资、遗赠、赡养等形式实现。社会资源的代际转移则主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品等的社会转移和交换机制实现。在传统社会，家庭内部的资源代际流动是资源代际转移的主要形式，这是一种封闭式的代际资源转移模式。在现代社会，是在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财政框架内实现社会资源的代际转移，因而是一种开放式的转移模式。
2.社会转型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从生理角度看，在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一个人要依次经历婴幼儿、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等生命阶段。从社会角度看，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还要经历一些重要的事件和活动，如上学、就业、结婚、生育、退休等。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对于多数个体而言，其生命周期主要依托家庭完成。虽然与现代家庭一样，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也是主要包括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关系和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关系，但是，由于父辈在代际关系中拥有绝对的支配地位，以父辈为核心的代际关系内容简单、形式单一。而且，除了受到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社会伦理道德约束，家庭之外的因素对代际关系的影响甚微，其交换关系多在家庭内部通过封闭式的代际资源转移完成。
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市场化等社会转型过程，家庭结构和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家庭的经济、养老、生育等主要功能弱化；同时，由于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的普遍提高，个人收入主要通过职业而非家庭内部财产转移获得。因此，个体生命周期阶段的转换除了对家庭的资源形成需求之外，也越来越多地对职业发展和社会支持产生需求，代际关系也相应的由家庭内部拓展到社会层面，呈现出多元性、复杂性。有学者将目前中国的代际关系归结为三类，分别是黏着型代际关系、松弛型代际关系和独立型代际关系（王跃生，2008），充分说明了现代家庭代际关系已经摆脱父代绝对支配的单一维度，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子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其社会角色得到强化，职业发展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增加，他们相应会主动减弱自身对代际角色的依赖程度。同时，由于计划生育，年老一代人又不得不被动地降低对子代的依赖程度，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发展趋势。于是，代际双方的自我决策意识和权力都在被动或主动地得以增强。因此，社会机制和个人生命周期发展的转换引起了代际关系的变化：在家庭层面，虽然代际之间互相扶助的支持关系仍然保留，但代际关系趋向松散，或者说，代际双方的依赖性减弱。在社会层面，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所确立的效率与竞争的主体地位，社会代际交换资源更多地从年老一代流向年青一代。因此，以子代为主导的代际关系在家庭和社会层面逐渐确立。但是，随着子代的个人生命周期进入生育期，通过对父母角色的体验来重新审视父代的功能，以及家庭道德规范的依然存在，这些因素都会继续维持父代在代际关系中的部分地位。但是，总体上，现代化和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家庭代际关系的内容、范围和本质，现代社会在家庭和社会层面都已经逐步确立了以子女为核心的代际关系。
代际关系社会化既是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结果，也是社会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个人收入的获得方式、个人时间和其他资源的分配方式都发生了变革，家庭核心化、小型化及家庭功能的萎缩，个体生命周期转换的社会支持需求增加；公共资源代际分配与社会资源代际转移更为普遍。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中，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已经不能维系整个社会代际关系的运行，因为许多资源的代际交换和转移已经超出了家庭的范围。
在这一发展趋势下，资源在代与代之间的转移更多地受到了来自社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社会福利制度的约束。因此，为最大限度地降低以子女为核心的代际关系的负外部性，减少针对老年人的资源和机会的不公正分配，缓解代与代之间的不和谐甚至是敌对情绪，就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的参与，确保公共资源分配与社会资源在代际间转移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3.社会代际关系的社会心理结构转变
伴随着社会转型，以“效率”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价值理念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不仅改变了社会代际关系的社会心理基础，也逐渐弱化了老年人在代际关系中的地位。社会不同群体对老年人与年轻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方式表征着一个社会对代际关系的基本态度和行为取向，于是，人们在微观层面上的认知和态度就构成了宏观社会代际关系的心理结构。同时，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制度和舆论也会通过不同的路径构建人们对于代际关系的基本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方式。因此，针对代际关系，在人们的微观个体心理状况与社会制度构建之间，存在着一种很强的关联性。
在传统社会，家庭代际关系占主体地位，由于老年人对家庭资源的掌控度较高，使得老年人群体在社会代际关系中也成为资源的主要占有者，社会代际关系的社会心理结构也相应地呈现出“尊老、敬老”的特征。在现代社会，以“效率”为价值导向的社会机制安排，使很多人的认知体系逐渐形成一些固化的观念：如与老年人相比，年轻人更为重要，因此当家庭内部抑或社会范围里的资源稀缺时，社会代际分配机制往往会倾向于年轻人而非老年人。通过调查我们也发现，虽然不同社会群体，由于年龄的差异，以及由年龄决定的生命周期的阶段性差异和社会特征的差异，使得他们对老年人的认知及对老年人生存环境的评价也有所区别。但是从总体上，目前我国不同社会群体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层面上的主观评价，以及对老年人生存状态、制度和社会环境层面上的客观评价，都存在着一定的老年歧视倾向（吴帆，2008）。
如果社会不同的群体存在着老年歧视，那么被内化到个体意识中的认知偏差和情感排斥就会造成对老年人的负面影响，具有老年歧视的个体或群体会通过资源掌握者的权力和能力，将歧视性的认知与情感态度转化成行为、习惯、法律或社会政策，最后造成家庭、社区、企业、政府、社会等各个层面上对老年人资源和机会的不公正分配，以及老年人尊严的丧失。
随着社会转型以及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个体层面上对老年人的基本认知、情感和态度会决定社会整体上对老年人的行为取向，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代际关系和代际资源分配机制安排的基本取向。因此，从社会代际关系的心理结构状况的角度出发，建立合理的代际分配机制尤为重要。如果社会大多数群体对老年人持有基本的认同感，认为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功能，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社会资源的代际分配机制会秉承公平的原则，代际关系也会呈现出融洽的一面。
4.老年人在社会代际关系中地位的弱化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作为家长的老年人，他们基于道德的力量和对家庭生活（房屋）、生产资源（土地）的控制，在家庭代际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但在现代社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传统形式的家庭资源及财富不断贬值，传统道德规范的约束力不断弱化，年轻人涌向城市，追寻新的财富形式、新的收入手段、新的发展机会与新的生活方式。同时，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定位，使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的决策者和管理者更倾向于关注在岗人员和年轻人的利益，忽视老年人的需求。因此，年龄优势不仅形成了有利于年轻人的利益分配格局，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形成以年轻人为主的趋向，同时也重新构建了家庭内部和整个社会层面上的代际关系，造成代际关系的冲突；而这种社会代际关系的价值取向又会进一步强化以年龄优势为基础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这些社会变化导致了老年人在家庭代际关系和社会代际关系中地位都在下降，表现在：政治地位的削弱——弱势化，经济地位的下降——贫困化，社会地位的离失——边缘化，甚至是家庭地位的失守——非主导化。与此同时，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和加剧，使得社会代际关系的矛盾更为明显。
老龄化对社会代际关系的影响
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和老龄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一方面使老年群体的整体特征更为突出，老年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深远，老年人的需求和利益诉求也变得更为急迫；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代际关系社会化，并不断提高代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使代际关系变得更加敏感和复杂。这种关系不仅仅表现在伦理和道德层面上——是否承认老年人过去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如何评价老年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老年人的社会经济角色等，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上——资源和机会如何实现代际转移、权利和义务怎样均衡、公共资源分配中如何保障老年人和其他年龄人口之间的社会公平，等等。可以说，老龄化是我国社会代际关系社会化的重要“推手”。
如前所述，代际关系社会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最终导致不同代际的资源获取主要依赖于社会代际转移途径来实现，而社会资源的代际转移则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品等社会转移和交换机制实现。但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时，社会资源的代际转移关系就可能会出现矛盾、冲突甚至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高福利制度遇到了严重的挑战，甚至导致了一些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危机。但是，这场挑战和危机的本质并非资源短缺，而是资源代际转移和公平分配关系问题。
同时，老龄化也深化了社会代际关系变化所导致的结果，强化了社会代际关系对经济、社会与政治领域的影响，使劳动力市场、公共资源分配、社会养老保障和代际利益关系格局等具体的方面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增长、储蓄、投资与消费等方面行为特殊性的潜在经济影响，以及对公共资源的需求，由于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长而被释出和放大。同时，人口老龄化也会对劳动力市场、养老金、税收及资源在代与代之间的转移形成冲击。我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家庭储蓄率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储蓄动机调查，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我国居民的储蓄动机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与社会保障相关的养老和医疗动机（李鸿雁、王超，2008）。总之，老年人口的增加对消费结构和消费模式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老年人自己的储蓄减少、消费不断增加，还体现在对家庭经济产生影响，影响下一代人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因此，政府和市场必须更好地适应和满足老龄社会对医疗、住房、交通和服务等方面的需求。
第二，在社会领域，人口老龄化进一步改变了保健和医疗照顾方式、家庭结构、养老模式及保障制度、住房与迁移模式等方面的内容。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以及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开始进入空巢期，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和照顾途径难以继续维持。家庭养老亟须通过建立正式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作为补充和替代，因此，政府必须将养老问题，尤其是农村的养老保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推动养老保障体制建设。总之，在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要求政府在养老、医疗等领域不断完善针对老年人的公共品建设和供给。
第三，在政治领域，人口老龄化会影响投票模式与代表性。一些民主选举的国家，由于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长，使得政治家们开始把老年人作为一个重要的选票来源，因此，在这些国家老年人的政治影响力有扩大的趋势。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世代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均衡关系也面临着新的调整。在我国，社会代际关系也出现了政治化的趋势，关于退休年龄的争论、关于养老金负担水平和给付水平的争论、关于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关于涉老资源的分配、关于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资源危机等，都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随着更多的受过更好教育、有过在正规部门就业经历、并有政治活动经验的人进入老年，我国老年人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增强了老年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话语权”和通过政治途径提出利益诉求的基础。
总之，在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和社会利益结构重新构造的转型社会背景下，当公共资源分配不合理甚至存在不公平倾向的时候，当具有基础性质的社会制度安排、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尚未真正建立的时候，当优良的传统社会道德被忘记的时候，老年人问题和老龄危机就已经植根其中了。老年人口迅速增长和老龄化程度迅速提高只不过是使我国的民生制度安排和社会公共政策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显现出来。我国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真正涵义是：能否在经济、社会转型和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条件下，建立起公平、合理、有效的国家制度安排和社会代际关系调节机制。
社会代际关系的调节机制
在国家制度和社会规范层面建立一个公平、正义、合理的社会代际关系调节机制，是老龄化社会实现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代际关系的调节机制是指通过立法、行政及其他社会规制形式和手段，对社会代际关系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对社会代际关系的准则做出明确、合理的规范，对公共资源的代际分配做出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对社会代际关系的影响和后果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社会代际关系调节机制包括三个基本手段，即法律规则、行政规制和社会规范。
国家立法是规范和协调社会代际关系的最基础的手段。在老龄化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我国社会代际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问题和新矛盾，如社会养老保障问题、退休年龄问题、老年人劳动权利及其劳动收入的所得税问题、老年歧视问题、公共资源的代际分配问题，等等，都迫切需要国家立法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到目前为止，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都提及老年人的权益保障，但均为概括的简短规定，缺乏有针对性的具体内容，可执行性也不强，导致实际的政策效果基本无法达成。如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虽然规定了“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人员”，也确立了“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但实际上并未涉及老年人就业的核心问题和具体问题，同时，社会养老保障法至今没有出台。总之，我国的相关立法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老年人权益保障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之外，只有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老年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家庭保障、社会保障、法律责任做出了明确具体规定。因此，在规范和调节社会代际关系方面，我国的立法已经严重滞后于社会的现实需要。构建充分确认和维护老年人及代际关系其他利益方权利、义务的法律体系，为政府调节社会代际关系、公平分配公共资源提供法律依据，明确个人、组织等在代际关系中行为的法律准则，尤其是保障老年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就业权利、迁徙权利、居住权利，以及其他方面的权利，已经成为我国规范和协调社会关系的当务之急。
行政规制是协调社会代际关系，解决代际关系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手段。由于社会文化和市场经济崇尚的效率原则等引发的代际矛盾和冲突，需要社会政策的介入，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平等与代与代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在社会代际关系的调节方面，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我国的社会变革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应该充分关注社会代际关系及其影响，尤其应该充分关注老年人的利益，把防止老年人贫困和提高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纳入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和规划，并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给予优先考虑。在政策协调中，应该遵循正确的原则：任何政策和改革措施都不能损害老年人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任何政策和改革措施都应该有利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目前，我国需构建调节社会代际关系的社会政策体系，包括建立合理、公平的社会转移支付制度，以保证财富和资源在代际、在个人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之间的合理分配；建立覆盖全体公民的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消除和避免老年人贫困，并保障老年人能够及时地充分分享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成果；充分调动国家、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源，投入到老年事业。投入人力和物力，积极构筑为老年人服务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城镇和农村的老年人服务公共设施和服务体系的建设应该成为我国提高应对老龄化挑战能力建设的优先领域，应该使老年人得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社会规范是积极倡导和营造尊老、敬老、助老的社会伦理道德环境，消除和避免老年人被边缘化的现象。在代际互动中，经济上的支持和资源的代际转移固然重要，但是对老年人而言，获得认同和自身价值的社会肯定是更为重要的基本需求。因为，如果社会对老年人的认同感很低，不仅会使老年人在经济上和生活照顾方面缺乏应有的支持，也会造成老年人在精神上孤独、缺乏安全感，逐渐被边缘化。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效率和竞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导向，因此，崇尚年轻人的文化不可避免。这种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定位，会使社会形成在资源稀缺或资源紧张时，将年轻人的利益作为首要考虑因素的基本认知，从而忽略老年人的需求。因此，社会规范的缺失不仅形成了不利于老年人的资源转移机制，导致社会滋长忽略或歧视老年人的认知和行为，也会影响家庭内部和整个社会层面上的代际关系，造成代际关系的疏远和矛盾。所以，为了降低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应该在全社会建立起对老年人普遍认同的基本规范，引导和改变个体所存在的对老年人的认知偏差和情感排斥。同时，随着老龄化的加速，如果不调整目前的社会道德规范，老年人会成为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必然会影响到对老年人的资源分配及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因此，要通过构建尊老、敬老和助老的社会道德环境，维护老年人的尊严，促进社会对老年人资源和机会的公正分配，构建代与代之间的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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