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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地缘政治学是地缘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它既是这一学科在新形势下发展的产物，也是新一代的地缘政治学者对传统地缘政治学进行批判的结果。面对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和传统地缘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削弱，一些地缘政治学者在国际关系学界所兴起的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从批判的视角重新审视以“国家中心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特征的传统理念，结合现实提出了许多富有启示意义的新观点。了解这一学说的新发展，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地缘政治学是很有必要的。
一 地缘政治学的历史发展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是探讨地理位置对国际关系影响的学说。该学说认为国家无论采取何种对外政策，都会受制于各种地理要素和人文要素的共同影响。从结构上来说，这一学说有两个核心概念，即地理(geography)和政治(politics)。前者是指对地理空间的一种表象认识，即“世界是怎样的”；后者是指获取世界权力的一种战略思考，即“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在地缘政治理论中，“地理”涉及国家、领土、边界、民族、资源、人口等要素，这些要素相互联系并相互制约。领土、边界勾画出国家的地理位置、面积大小和形状，而资源、人口等则决定着国家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未来发展的潜力。作为一项思考治国之术(statecraft)的研究，地缘政治学的中心议题是阐释国家在地理空间的权力关系。
从学科来讲，地缘政治学产生于19世纪末。在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华莱士(Alked Russel Wallace)“进化论”的影响下，一些人把国家比喻为“如人类一样的有机生命体”，把“适者生存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引入了国际关系领域，开始了对国际事务的环境因素研究。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注：Friedrich Ratzel,Politische Geographie,Oldenbourg,Munich:1897，转引自[英]杰弗里·帕克著，李亦鸣、徐小杰、张荣忠译：《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继承了地理学先驱李特尔(Carl Ritter)、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沙佛尔(Albert Schaffle)等人的研究，首创了“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y)”的概念，把地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综合到一起，把人、国家和世界作为有机体进行研究，把国家视为一种具有一定空间，会增大、缩小并最终消亡的生命有机体，认为强大国家只有在不断扩张中才能生存。这就是著名的“有机国家论(organic state)”。拉采尔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由此派生出一门新的学科——政治地理学(politics geography)。
瑞典地理学家契伦(Rudolf Kjellén)（注：Rudolf Kjellén,Staten Som Lifiom,Stockholm ,1916，转引自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87页。）继承并发展了拉采尔的这一学说，把道德范畴、知识分子数量和人口素质等也视为国家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第一次用“地缘政治学”的概念来描述国家权力的地理基础。契伦认为一个国家具备3个条件才能成为世界强权：第一，领土必须辽阔。第二，内部必须有较强凝聚力。第三，必须有“行动的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即有出海口。契伦的这样一种思维角度，使得地缘政治学说一问世，就蕴含着国家“应当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从而为国家的扩张提供了理论根据。其后豪雪佛(Karl Haushofer)所阐述的“德国式地缘政治学”，一个中心概念就是“扩张”。他认为，“扩张是弱小国家在世界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指导原则”。在豪雪佛的地缘政治学说中，“生存空间(lebensraum)”是一个核心概念。（注：有关豪雪佛的地缘政治学说，请参阅Holger H.Herwig,"Geopolitic:Hanshofer,Hifier and Lebensraum," in Colin S.Gray and Geoffrey Sloan,eds.,Geopolitics:Geography and Strategy,London:Frank Cass Publishers,1999,pp.218-238。）
地缘政治学表现出的这种研究倾向使它一诞生就承担了为国家设计战略的使命。其后相继出现的有关海权、陆权、边缘地带、霸权周期等理论，实际上都是学者、战略家和外交家为自己国家设计的全球战略模型。（注：Gearoid 
Tuathail,"Understanding Critical Geopolitics:Geopolitics and Risk Society,"in Colin S.Gray and Geoffrey Sloan,eds.,Geopolitics:Geography and Strategy,P.435.）美国海军军官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海权对法国革命与欧洲的影响》、《纳尔逊传》、《美国对海权的兴趣》、《亚洲的问题》等著作中总结了有史以来的海洋战略及其影响，提出了制海权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国运兴衰的“海权论”。这一思想产生的深远影响，直接促成了德、日、俄、美诸国海军的崛起。（注：Sudeepta Adhikari,Political Geography,New Delhi:Rawot Publications,1997,p.434.）比马汉稍晚一点的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提出了陆权的战略模型，认为海权是构建于陆地之上的，陆地大小、人口规模和生产力高低决定海权的最终强弱。他所阐述的“地理枢纽”、“心脏地带”、“世界岛”、“中间带”与“地中洋(the Midland Ocean)”等核心概念，表明了一种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国际权势分布图景及由它所体现的海权和陆权的对抗模式。（注：有关麦金德的理论，请参阅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5～31页。）其后的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不赞同麦金德的观点，他提出了“边缘地带”的战略模型，认为只要掌握住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就可以限制大陆心脏地带的陆权国家的扩张。据此他得出了著名的假说：“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注：N.J.Spykman,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New York:Harcourt Brace Co.,1944,p.43；转引自[美]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8页。）在这之后虽然地缘政治理论向着立体化方向发展，如意大利学者杜黑(Giulio Douhet)提出“空权论”，美国学者格雷厄姆(Daniel O.Graham)提出“高边疆”的“天权论”，但这两者都不能脱离陆权和海权的分析框架。直到1978年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霸权周期战略模型，地缘政治学中才出现了新因素。莫德尔斯基在对1494年以来的国际冲突和领导权（霸主）模式进行考察之后，提出权力互动存在以大约一个世纪为间隔的长周期，每个周期里都有一个领导者，各个周期里都包含4个阶段：在全球争霸战争中崛起、世界领导国地位被承认、技术与制度上的革新以及权力结构的分散化。分散化导致新的争夺，进而转入下一轮循环。（注：George Modelski,"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oio-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0,No.2,1978,p.225.）
对于地缘政治学的历史发展，国外学界有这样一种分法，即可分为帝国主义地缘政治学、冷战地缘政治学、新世界秩序地缘政治学、环境地缘政治学和反地缘政治学。（注：Gearoid Tuathail,Simon Dalby and Paul Routledge,eds.,The Geopolitics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5.）在这种分法中，前两者被划归传统地缘政治学(traditional geopolitics ororthodox geopolitics)，后三者被划归新地缘政治学(neo-geopolitics)。（注：Gearoid Tuathail,Critical Geopolitics,London:Routledge,1996,pp.57-59.）在传统地缘政治学中，帝国主义地缘政治学集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德、法、美等国的地理政治思想。这些思想起源于19世纪末叶，当时欧洲列强已完成了面向世界的领土扩张和殖民地化。它们所建立的殖民体系到处潜伏着危机。在这一时期，许多地理政治学的思考是与你争我夺的欧洲殖民列强的民族野心及种族信仰联系在一起的。（注：[英]杰弗里·帕克著，刘从德译：《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中译本序第2页。）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冷战地缘政治学，是一种发展了40多年的强有力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于冷战起因做意识形态式解释是冷战地缘政治学的强项。它剥离了国际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把历史的有机发展看成是纯粹的、永久不变的“你们”对“我们”的斗争。在冷战后期，地缘政治学多被用来描绘苏联和美国两大阵营之间对影响力、控制力及对世界战略资源的激烈争夺。
无论帝国主义地缘政治学还是冷战地缘政治学，传统地缘政治学分析国际政治的基本途径和方法都是把全球看成一张可视的政治地图，常常用表示空间的概念、命名以及地理学符号来谈论和理解“跨越空间的日常物质实践”，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研究世界政治，并以“追求霸权”为目的。基于这些研究途径，传统地缘政治学阐述了国际政治的3个假设：“扩张性”（一个国家随着实力增强，其对地缘的控制力必然膨胀，注定要向外扩张）、“对抗性”（国际政治权力是由国家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它规定着国际冲突的性质）和“霸权性”（无论陆权还是海权的扩张，最终目的都是通过扩张与控制获取绝对优势）。（注：苏浩：《地缘重心与世界政治的支点》，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4期，第55页。）
在以地缘对抗为特点的国际关系格局下，这种传统理论是有一定的解释力的。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传统地缘政治理论遇到了挑战。冷战后战略分析家们开始寻找新的地缘政治理论，这样就出现了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the end of history)”、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的“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奥特瓦赛尔(Gearoid Tuathail)的“批判性地缘政治学(critical geopolitics)”和卡普兰(Robert D.Kaplan)的“乱世将临论(the coming anarchy)”等。这些理论因为反映了新时期人们对地缘政治学的重新思考，所以被称为新世界秩序地缘政治学。而霍默—狄克逊(Thomas Homer-Dixon)的“环境稀缺论(environmental scarcity)”和伦纳(Michael Renner)的“环境安全论(environmental security)”则针对环境的退化，研究了如何合理使用地球的地理资源的问题，故被称做地缘政治学。在寻找认识新的世界地缘政治的过程中，还有一些战略家和政治家们干脆宣告地缘政治学已寿终正寝，表达这种倾向的学说被称为反地缘政治学。（注：Gearoid Tuathail,"Thinking Critically about Geopolitics," in Gearoid Tuathail,Simon Dalby and Paul Routledge,eds.,The Geopolitics Reader,p.5.）无论是新世界秩序地缘政治学、环境地缘政治学还是反地缘政治学，“已变得与‘传统的’政治地理学截然不同，这并非是因为其客观性的问题，而是缘于其内容、方法论和宗旨的真正差异。如果说地缘政治学确实值得冠以‘新’字，那么这个复合词的两部分实际上意味着其一贯所为。因而其实践的中心目的在于‘拯救地缘政治学之传统’，为此必须将之与国家及其政策分离开来”。（注：新华出版社网站：《地理政治的文本》，http://www.xinhuapub.com/bookw/bookw301/300dyzz.htm。）
二 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产生及其基本理念
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地缘政治现实发生了大变动。对于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家来说，20世纪最后20年世界呈现的一系列变化表明世界已进入了后现代(postmodern)时期。这些变化包括：美国霸权的衰落已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世界政治格局的霸权性有所减弱；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这种趋势使原本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非领土化(deterritorialized)”的世界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变革使得信息技术得到普及，这些新技术从根本上重塑了社会、经济、政治边界和各种行为体的观念以及它们通过全球空间的互动，大规模的跨界旅游、运输、通讯和移民使得时间和空间距离因技术压缩而变少变短了；全球面临着资源、粮食、人口和生存环境等涉及人类生存与未来发展的共同危险，这都是跨越地理边界的，不能以传统的方式加以应对。（注：Gearoid Tuathail,"Postmodem Geopolitics? The Modern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and Beyond," in Gearoid Tuathail and Simon Dalby,eds.,Rethinking Geo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p.23-25.）
总之，20世纪后期全球化、信息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地缘政治学的范围和内容：首先，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国家安全”概念在当代已经变成了“全球安全”概念。虽然地区性和国家安全依然是安全领域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最迫切的安全挑战是来自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这些都是“非领土化”和“全球性”的问题。其次，现代西方社会制度正在遭受“胜利的危机”。冷战后西方民主制度在全世界得到进一步的推广，但是这种制度本身困难越来越多，难以应付当今各种新派生的威胁，事实表明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治理体系。（注：Gearoid Tuathail,"Understanding Critical Geopolitics:Geopolitics and Risk Society,"p.119.）
从另一方面来讲，国际关系研究中兴起的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注：有关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的介绍，可参阅郭树勇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批判理论：渊源、理念及影响》、李滨的《考克斯的批判理论：渊源与特色》、刘永涛的《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一个基本考察》和庄礼伟的《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上述文章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7期，第7-49页。）也对这种新的地缘政治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关系学界的批判理论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该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欧洲社会学（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影响下，不仅对整个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各个学科的主流思想进行批判。与国际关系主流学说把理论当做工具不同，批判理论把理论当做话语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反思和批判中寻求人类的解放。与批判理论相近，后现代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后，批判了主流国际关系研究的局限与狭隘，提倡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多元化，主张多方位地解释国际社会。该理论将国际关系中的权力与知识联系起来，强调文本研究，主张进行双重阅读，第一重阅读是对主流解释的评论或重复，第二重阅读是通过揭示文本、话语内存的矛盾和冲突去解构主流解释。“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进入国际关系领域后所倡导的批判精神，对许多其他的相关研究都产生了影响，其中也包括地缘政治学。
面对国际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很多研究者看到，传统地缘政治学提出的“世界是由正在扩张和收缩的空间集团和领土单位组成”的基本假设，已变得陈旧而过时了。在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中，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相互交融的文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尽管国家间的竞争仍然存在，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扩张领土和争夺势力范围的零和关系，而是在竞争中谋求可能的共同安全与繁荣。人们日益感到，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稳定的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框架，需要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需要共同应对所面临的挑战。（注：苏浩：《地缘重心与世界政治的支点》，第56页。）在这种情况下，地缘政治学无疑需要以新的视角来解释世界政治的现实并谋划未来战略。这样就催生了批判性地缘政治学。
1976年拉考斯特(Yves Lacoste)发表了《地理——战争的首要因素》（注：Yves Lacoste:La Geographie,ce sert,d' abord,a fait la gurerre,Paris:Maspero,1976.转引自Gearoid Tuathail,Critical Geopolitics: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London:Routledge,1996,p.58.）(Geography is first and foremost about making war)一书。书中拉考斯特驳斥了“地理学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是为了支持政府在海外维持帝国主义统治，在国内实施资本主义统治”的言论，标志着在法国出现了新的政治地理学派，这个学派第一次从新的批判视角重新评估其学科地位。
1992年约翰·阿格纽(John Agnew)和奥特瓦赛尔在其发表的作品中宣称，地缘政治学“应该被批判性地再定义为一种不规范的实践，政府管理者们可以通过这种实践来使世界政治空间化，诸如把‘世界’表征为各种地方、民族和事件”。（注：Gearoid Tuathail,Critical Geopolitics: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London:Routledge,1996,p.59.）近10年来，一些地缘政治学家发表了许多论述，尝试把地缘政治视为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实践，而不仅仅是世界政治的一种清楚的和合理的现实存在。（注：John Agnew and Smart Corbridge,Mastering Space:Hegemony,Territor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 Gearoid Tuathail,Critical Geopolitics: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1996; John Agnew,Geopolitics: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London:Routledge,1998; Gearoid Tuathail,Simon Dalby and Paul Routledge,eds.,The Geopolitics Reader,1998; Gearoid Tuathail and Simon Dalby,eds.,Rethinking Geopolitics,1998.）这些论述沉积成为一种对传统地缘政治学说的批判观。
在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学者所阐述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4个方面：（注：有关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思想综述，参阅了Gearoid Tuathail and Simon Dalby,eds.,Rethinking Geopolitics,pp.2-6。）
第一，地缘政治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文化现象。地缘政治通过勾画地理空间来设计所有的外交政策，因而不能仅仅把它理解为有关国家治理的特定学派，也应把它理解为一种空间实践，这种空间实践既是物质性的，也是表述性的。换句话说，地理空间所反映的自然景观与文化性和民族性所反映的精神景观已结合成了一个整体。批判性地缘政治学是在对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吸收和对历史的反思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而这种发展同时也是多种文化相互冲突的过程。
第二，地缘政治学对能揭示国家日常政治生活特征的方法与划分国家边界的实践行为都予以特别的关注。与传统的地理学、地缘政治学不同，批判性地缘政治学所研究的对象既包括具体的国家之间的领土边界，也包括安全的内部与无法掌控的外部之间观念上的边界。正如沃克所说，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并不对国家的外部感兴趣，而是对划分“内部”与“外部”、“这里”与“那里”、“国内”与“国外”的边界的观念形成感兴趣。（注：R.B.J.Walker,Inside/Outsid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转引自Geamid Tuathail and Simon Dalby,Rethinking Geopolitics,p.4。）对批判性地缘政治学者来说，外交关系并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关系。政府行为在界定“国外”的同时也形成了“国内”的定义。外交政策是（基于边界形成的）政治行为中的特殊的一种。这里指的边界不是地图上的边界，而是由各种各样的实践产生的概念性边界。由边界产生的实践活动既是概念的、图解的、想像的和实际的，也是社会的和美学的。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代表人物奥特瓦赛尔认为，地缘政治学“没有一种单一的、包容一切的含义或特征”，它“并不是一个具有内在含义的术语，而只是一个极为暧昧和不确定的概念”。（注：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211页。）
第三，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家认为地缘政治学并非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它是散布于各社群之间相应的表述性实践的集合。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并不排斥传统的领导者在国家治理意义上的有关地缘政治的见解，不过是使之得以补充和拓宽，并将其理解为一种宽泛的社会与文化现象。由于杰出人物和普通大众用不同的方法看待地缘政治，因此形成了地缘政治理论3种不同的类型：实用型(practical geopolitics)、学术型(formal geopolitics)和大众型(popular geopolitics)。各种类型的地缘政治学说都有其独特的产生、流传和运用的渠道和范围。奥特瓦赛尔认为，如果把地缘政治看做是社会—文化现象，那么它就有着多样和普遍的学理基础，它应该既是“高级的”（像国家安全）又是“低级的”（像经济事务和日常生活）；既是能够看见的（像促使政府行动的象征性目标）又是散漫的（像那些为军事行动辩护的言论）；既是传统的（像外交政策中永远的宗教主题）又是后现代的（像信息管理和网络战争）。（注：Gearoid Tuathail and Simon Dalby,eds.,Rethinking Geopolitics,p.5.）
第四，批判性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缘政治的研究永远不可能保持价值上的中立。国际关系研究的批判理论认为科学家既要研究客观现象，又要行使社会批判功能，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而应该做到将两者统一起来。因此，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力图更广泛地超越在地缘政治历史与外交政策实践中的客观主义视角。
三 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贡献：比较与评价
批判性地缘政治学是对地缘政治、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等各种现象和因素的一种综合。它既是一种对客观现象的总体概括，也是一种进行综合分析的方法。这种综合性表现在它以批判的眼光把当代全球政治中许多新出现的因素融入了地缘政治研究之中。这种在世界政治经济新形势下对研究视角和理念的发展，使得它呈现出了与传统地缘政治学的若干明显区别：
第一，批判性地缘政治学与传统地缘政治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很不相同。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家认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演进过程可分为4个阶段：前农业、农业、工业和后工业。不同历史阶段的地缘政治有不同的特性。传统地缘政治学反映的是工业国家即现代社会的地缘政治，而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则反映的是后现代社会即后工业国家的地缘政治。工业国家的地缘政治要素包括以现代工业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地图、领地、种族图景和宇宙空间等；而后工业国家的地缘政治要素则包括以后现代信息工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信息网络、计算机、遥感探测、网络图景和媒体空间等。（注：Gearoid Tuathail," Postmodern Geopolitics? The Modern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and Beyond," p.26.）不同的现实导致两种理论的研究视角有明显差异。比较两者可以看到，虽然批判性地缘政治学与传统地缘政治学一样是一种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但前者显然比后者观察问题更综合、更立体、更全面。因此，它能重新发现地缘政治学的复杂性和真实性，能够摈弃传统地缘政治研究中那种简单地把研究者的文化和政治假设投射于政治地图而后做出地缘战略选择的做法。
第二，传统地缘政治学的研究主要是以国家间关系为对象，而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则是以各种全球性网络为着眼点，它更关注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影响。传统地缘政治定义的国家使命，主要是作为保护国内经济免受国外因素的冲击并限制国内财政盈余外流的保护者。然而，当移民、通信、知识、技术和资金的跨界流动已经通行全球之后，这些政策就变得陈旧了。国家现在已变成了全球与国家经济之间的调停人或中间人。全球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调控它们的经济行为以满足其需求。换句话讲，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社会进步没有全球化力量的推动已不再可能了，领土边界正在逐渐失去作用。（注：M.P.Amineh and J.Grin," Globalization,the State and Regionalism:Analyzing Post-Cold War Security,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in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in H.G.Brauch,ed.,Security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20th Gentury-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Conflicts,Berlin:Springer,2003.）在这种转变中，国家的支配性政治形式确实受到了削弱。它现在只是日益增多的多样化政治实体中的一个。国家与认同之间的联系在弱化，公民已进入了各种地方的、地区的和跨国的网络和政治实体，而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注：Yale H.Ferguson,et al.,"What Is the Polity? A Roundtable,"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2,Issue 1,Spring 2000,pp.3-4，转引自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面对这样的变动，从19世纪沿袭下来的在地缘政治研究中以“非此即彼(either-or)”的推理方式来划分我们／你们、里边／外边、国内／国外（注：Gearoid Tuathail,"Introduction:Rethinking Geopolitics-To-ward a Critical Geopolitcs," in Gearoid Tuathail and Simon Dalby,eds.,Rethinking Geopolitics,p.4.）的做法以及建立在这些区分之上的一些传统理论如心脏地带、陆权地带、边缘区遏制等概念和多米诺骨牌理论等，在各种全球性联系日益发展的后冷战时代尽管不能说已经过时，但显然已有了越来越大的局限性。在批判地缘政治学家的眼中，由国家领土、资源构成的“领土权力(territorial power)”正日益受到由科学技术力量决定的“遥感权力(telemetrical power)”的挑战。
第三，批判性地缘政治学不从任何国家、地区、团体、组织和机构的利益出发研究地缘政治，就像奥特瓦赛尔所说的“是一个超越特定的视角”。（注：Gearoid Tuathail,"Understanding Critical Geopolitics:Geopolitics and Risk Society,"p.108.）这样的地缘政治研究视角就摘去了传统的西方社会的标牌（传统地缘政治学历来都是以欧洲为研究中心，以西方学术机构的研究为根据）。这些具有批判观念的学者认为，地缘政治学不再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专家们的特权，也不再是政府外交部门和外交官员的研究特权，它的形式更为大众化了。媒体、报刊、电影等对地缘政治的独特理解，构建了民族认同以及其他民族和地区在大众中的形象，并影响着政府对外交战略的制定。例如，新闻界对“巴尔干问题”的诠释就影响了美国对波黑内战的态度。（注：Gearoid Tuathail,"Introduction:Rethinking Geopolitics-To-ward a Critical Geopolitcs," p.10.）这种把话语要素纳入地缘政治研究的做法清楚地体现了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第四，传统的地缘政治研究使用诸如现代／落后、西方／东方等二元概念，批判性地缘政治研究则力图解构这种前者处于核心、占主导地位，后者处于边缘，居从属地位的格局。对于批判地缘政治学者来说，在社会及经济领域，以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与金融进程为其主要推动力的全球化已经导致了一个更加不平衡的结果，只有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区域及很少部分的边缘国家得到了好处。（注：Gearoid Tuathail,"Postmodern Geopolitics? The Modem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and Beyond," p.29.）他们认为这样的情况应当改变。从这一点来看，批判性地缘政治学更强调对现存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颠覆。
第五，与传统地缘政治研究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实力政治观不同，批判性地缘政治学认为，当代贸易、生产、金融的跨界化和国家行为的国际化已引发了全球体系的新进程：通过时间—空间的收缩，相互依赖变得更加复杂，世界一隅发生的任何变化都可能产生深刻的全球性影响，人们将越来越多地借助媒体、信息和通信技术共同参与全球性事务，诸如维护世界和平、人权和人类的生存环境。在新的条件下，当国家之间的空间由于现代交通和通讯的发展而日趋缩小时，国家间相互作用的类型、方式和规模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国家之间将逐渐从“争霸”向“寻求合作”转换。（注：贾绍风：《国际关系的变化趋势与地缘关系理论的变革》，载《人文地理》，1999年第1期，第37页。）批判性地缘政治研究的这种新理念提出的是一种新的有关国际关系的解释，它阐述了全球政治的新属性，并且为国家制定新的地缘战略提供了新的论据。
四 小结
批判性地缘政治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巨大变化的产物。国际政治现实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为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产生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准备。从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理论特点来看，它明显地融合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等要素和全球主义研究范式。它强调精神景观和观念性边界，是引入了主体间性的视角；强调地缘政治研究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和要行使批判功能，是引入了批判理论的精神；强调对传统地缘政治观念的解构，是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要素；强调全球性联系和国际合作则又带有明显的全球主义的色彩。作为地缘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尽管依然是以“地理—权力(geo-power)”为分析的核心概念，但面对以全球化和信息化为特点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批判性地缘政治研究依据新的理论方法和“为了全球的整体利益”的研究宗旨，对地缘政治有关“政治的”和“地理的”传统思维提出了质疑与挑战。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开辟了全球化与信息化条件下地缘政治学发展的新路径。
作为对传统地缘政治学科的发展，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目前已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与方法。许多致力于地理政治学研究的学者，诸如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纳吉尔·斯理弗特(Nigel Thrift)、彼得·泰勒(Peter Taylor)和克劳斯·道兹(Claus Dodds)等，已开始借鉴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例如，梅地·帕维兹·阿米奈就从批判视角对后冷战时期欧亚地区呈现的地缘政治新现象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探讨欧亚问题既要分析各种传统的地缘政治因素，诸如各种实力政治因素，也要分析新形势下凸显的地缘经济因素；既要分析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因素，也要分析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因素；既要分析毗邻的地缘因素，也要分析新形势下全球化因素（诸如贸易、投资的跨界化和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的深刻影响。（注：Mehdi Parvizi Amineh,Globalization,Geopolitics and Energy Security in Central Eurasia and the Caspian Region,CIEP,2003.）
不过，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批判性地缘政治学还远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完善的理论分支。由于这一理论学派更多的是进行批判而不是建树，因此其理论还难说已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作为一种以批判为宗旨的理论分支，它本应对非西方地缘政治学说的历史发展投以更多的关注，并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各种地缘政治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但它现在显然还是囿于以英语为主要叙述语言的主流西方地缘政治的语境之中。另外，该理论是以强调全球性联系为特点，但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国家并没有真正式微，当今世界上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民族自决”、“民主扩散”、“制度转型”和“领土秩序”等，还都是以主权国家为主角。因此，发展地缘政治学说尽管需要更新观念与方法，但地缘政治理论对“国家”、“领土”和“共同体”还应该继续细察，而不能忽略。（注：Klaus Dodds,"Political Geography III:Critical Geopolitics after Ten Years,"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Vol.25,No.3,2001,pp.469-484.）
无论如何，批判性地缘研究作为一种新思考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的。由于它将自己的研究日益集中于对全球的相互依存性、区域和平与安全以及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研究上，更多地强调了国际关系变化的一面，并且通过批判性解读传统理论而开阔了人们的思路，因此为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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