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学术界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近年来中法间各种交流活动的不断开展，尤其是通过2004中国文化年在法国的成功举行，中国在法国民众中强化了一个“古老、多彩和现代”的良好形象，但据笔者对法国公众的随机调查和对有关专家的访问，法国公众对中国政治生活的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解和认同却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即它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两国交往的总体水平。因此，中国在法国的政治形象与中国的政治现实有较大的差距。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政治形象，中法交往的深化需要不断地增加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全方位的了解与认同。因此，如何客观地认识上述的“滞后”现象以及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对于更好地改善中国在法国的政治形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的政治形象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分析，在信息时代和传媒大国，该问题主要涉及传播过程中两个关键环节，即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基于各种条件对问题的认知，以及上述认知通过大众传媒的广泛传播。本文拟介绍法国学术（精英）界对当代中国政治的认知（研究），并分析这种认知的偏差及其原因，提出做好有关工作的思路和建议。
自近代以来，法国就有一定程度的对中国政治的关注和研究，并且这种关注和研究还曾给法国政治以特殊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国对中国政治的关注和研究有较大的加强和发展，不同作者，不同立场、观点和目的的研究成果以不同形式不断问世，形成法国文化精英对中国政治的“认知”。这里用有限的篇幅介绍法国学术界有关的研究情况不免会挂一漏万，但如果把有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先依照其不同方法，再根据其重要程度适当地分类、归纳、加以说明，似仍可达到“以偏看全”的效果。我们认为，法国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大致有四种思路，形成了所谓体制分析、文化研究、发展研究和组织分析四种路径。
一、对当代中国政治的“体制分类”研究
与西方政治学传统一致，对政治体制进行分类研究是法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法国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政治进行分析的基本方法之一。西方政治学根据权力的集中程度把当代政治体制区分为三种基本的政治体制，即民主政治体制、集权政治体制和专制政治体制，并形成相关的分析范畴。按照这样的逻辑，中国与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都被归入集权政治体制范围。实际上，这种分析模式的出现是“二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的产物，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法国，用集权体制模式分析中国的研究有多种情况，而且也随着中国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地演进和变化。最早是以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为代表，他于1965年发表《民主与集权》① 一书。雷蒙·阿隆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美国学者有关集权体制的定义②，并提出了所谓“理想型”集权主义的五个方面的特征：一党制、意识形态一元化、国家对权力和舆论工具的垄断、经济国家化以及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制。他认为中国符合上述“标准”或特征。在中法建交、特别是70年代东西方关系缓和、中美开始接触的背景下，法国左、右翼精英人物都表现出对中国的兴趣，这使集权理论在法国一度失去市场，无人问津。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一些人认为中国改革了经济而没有触动政治体制，于是重新拾起“集权体制说”。最有代表性的“汉学家和政治学家”让—吕克·多米尼克在其1985年发表的《中国或专制体制的苦难》文章中③，一方面用集权政治来界定毛泽东时代，另一方面也毫不犹豫地用集权政治来说明正处于所谓“非毛化”过程中的共产党制度。
不过，自1978年以来，更多研究者则选择了新的概念即“后集权主义”并用它来分析中国政治。如米歇尔·波南（包凝）（Michel Bonnin）承认中国改革开放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他在简单地把这些变化总结为中国开始面向市场经济、 引入资本主义类型的管理方式和向西方消费社会开放之后，认为把中国的政治制度界定为后共产主义或后社会主义制度都不合适。他认为，“虽然中国政治制度的现实已经不再适合用集权制度来定性，但是也不适合用民主政治或威权制来定性，而应该将中国政治定性为后集权制度，以此说明中国过去的政治制度是集权的，其后虽然发生了演变，但同时却保留了旧制度的某些特征”。他认为，这一概念更能说明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并把它称为围绕核心“收缩的集权制度”，一旦需要，它还可以张开。他断言，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一定导致政治民主化。按照让·皮埃尔·卡贝斯坦（Jean-Pierre Cabestan）的解释，“这实际上是为了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从各方面讲都符合‘现代’制度特征的中国实际上没有取消‘集权体制的’特点”。④
一些研究者还注意到把中国与前苏联相提并论为集权制度所存在的缺陷。为了区别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为了更好地反映中国的演变，他们在不完全脱离“集权说”的条件下，一方面引入中国“革命阶段”和“后革命阶段”的概念，力图用历史的观点说明各种体制之间的差异及其演变机制；另一方面，他们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认为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意识形态与赞同这种意识形态的国家的发展要求之间存在的矛盾只能导致出现一种革命的制度化过程，它有利于从权威式的个人集权主义向寡头政治式的统治过渡。在他们看来，中国也不例外。不过，中国后革命阶段的制度不再是让·林兹（Juan Linz）⑤ 所界定的集权，而是“威权”。还有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成果能否制度化等一系列新问题，即共产主义是否可以改革，现代化是否可以真正地从乌托邦革命走向体制化。他们认为，由于共产主义体制受制于意识形态，因此会出现稳定问题。在20世纪70、80年代，面对中国政治制度演变的缓慢进程，又有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过渡阶段”等概念：即个人权威的淡化是后革命阶段的一个共同特点。但这并没有引起体制的制度化，苏联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制度化进程，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仍然还没有走出从个人权威到革命体制制度化这一过渡阶段。
到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上述种种用西方民主政治标准分析评论中国政治制度的说法又与怀疑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批评结合在一起。让·菲利普斯·比雅（Jean Philippes Béja）和让·弗朗索瓦·于歇（Jean Fran
ois Huchet）就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征是市场经济制度与带有集权体制痕迹的政治体系的并存”。
二、对当代中国政治的政治文化解读
这一方法建立在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现代政治社会学的基础上，政治社会学是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应用于政治现象的一个新的学科。古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促使西方出现了大量政治文化分析方面的理论，也对法国的中国政治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用政治文化分析方法解释中国政治体制，这注意到了不同民族的政治文化背景。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反映的主要是一个民族民众的政治心理。⑥ 而政治心理的形成则与特定时期的内在与外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地理、气候等条件紧密相连。不过，由于不同研究者观察问题的角度以及价值观的不同，同样的研究方法所推导出来的研究结论有时却大相径庭。
一些政治社会学家从历史的观点和方法出发来分析中国文化、“封建”因素和社会等方面的特殊性，其目的是解释中国集权制度的特殊性质。西方较早也是最著名的代表之一是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卡尔·威特福格（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研究⑦。他在1957年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中革新了马克思的“东方专制”观念，创造了“水利帝国”这个概念。他认为，许多历史上最早的文明，如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都是水利帝国。而中国为满足对水稻种植的需求必须发展水利，治水的组织需求与水利技术的发展需求导致了中国千年不变的专制主义。他还把共产党集权制度看作在中国（及俄罗斯）发展起来的一种更为完善的、特殊的和非西方的督政府式的专制制度。
另一著名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是艾梯安·巴拉扎（白乐日）（Etienne Balazs）⑧。在他去世5年后，法国嘎利玛尔书店于1968年将他的多篇手稿以《帝制政体》为名结集出版。该书反映了他对两千多年中国古代行政体制与中国经济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其主要观点是：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高度集权。中国“特定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活力与它保留下来的行政机构自始至终存在深层矛盾关系”，一方面，“商业贸易总是受官方税制以及管理的约束。政府对主要物品的垄断，如古代对盐和铁的垄断，近代对茶叶、丝绸、烟草和火柴的垄断，都表明政府拥有无所顾忌的经济特权”。任何商人阶层都不得以独立形式存在并触犯这些特权。另一方面，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属于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它们散布在一片广阔的土地上，每一农民家庭构成“单独的、互相孤立”的“细胞”。高度集权体制就建立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之上。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从19世纪开始落后西方，是因为中国的行政制度压抑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除此之外，他还强调了帝制政体与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之间的连续性，他因此也对当代中国能否真正容许生产力的发展持怀疑的态度。
总体上，法国人似乎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文学、艺术、语言、甚至军事思想的兴趣要比研究现实政治更浓厚。不过，法国汉学家对中国语言与文化方面的研究也对中国现代政治的研究有重要影响。法国汉学家莱昂·冯德米施（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教授在1986年出版了《新汉字文化圈》⑨。他认为近代百余年来的外在因素造成了汉字文化圈的龟裂，使古老的儒教不复存在。但东亚内在的、固有的“共同体精神”并未丧失，它又吸收了西欧近代的思想精华、最新技术与经济发展等手段，以独创的活力为原动力，正朝着文艺复兴的文化圈迈进。在汉字文化圈中，“死去”的儒教变成了“血肉”，“浸透进深层的心理领域，变成像习俗那样自然的形态存在着和延续着”。“它超越了西方在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当中择其一的价值选择，而形成价值多元的人道主义”。新汉字文化圈的论点并不是要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放在天平的两端上加以平衡，而是要在根本上废弃这个意识形态的天平。
直至今日，冯德米施的研究依然影响着中国问题专家，他们都试图说明信奉孔孟学说（具有共同体精神）的国家之间有着共同的政治制度形式，尽管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对立。
在法国，还有一些研究者更注重中国现实社会的政治发展与政治文化的研究。对于中国近现代史有较深研究的当数阿兰·胡（鲁林）（Alain Roux）⑩。阿兰·胡早年研究中国工人运动，他的博士论文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工人运动》，以后一直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阿兰·胡1965年来到中国，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回国，因当时反对“文化大革命”和“毛主义”被定为反华分子，此后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变化。阿兰·胡对中国的长期关注和研究使他对近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现象有较为客观的、独到的认识。但是由于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及价值取向等因素，他对一些现象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或多或少有些偏颇。如他对中国解放初期毛泽东清醒地率先批判前苏联模式感触极深，但是又从毛泽东未能从他所批判的错误中解脱出来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责任在毛泽东个人，另一方面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掩盖了一党专政的事实。他的这个结论没有考虑到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国际国内社会环境的互动作用和中国的政治文化基础。他还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框架依然是“毛主义”的、是从前苏联承袭的。这样的判断实际上忽略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本身内在、深远的政治意义，忽略了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根本动因。
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11) 是法国另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1971年夏季，阿兰·佩雷菲特考察了中国，在此基础上于1973年发表了第一部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的专著《当中国觉醒时》，他用拿破仑的名言寓言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及其世界意义。 该书叙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长征”和所选择的“中国道路”，介绍了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外交等领域取得的成就，肯定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及其重大意义。虽然佩雷菲特对当时中国政治的评价也受文革时代极“左”思想的影响（但与同时期许多盲目崇拜毛泽东的法国人不能相提并论），但该书毕竟让世界了解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因此奠定了佩雷菲特作为法国乃至西方国家的中国问题权威的地位。他于1990年发表了《中国悲剧》一书，作者一方面告诉人们，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面临着种种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及人口、地理等复杂问题，另一方面也率直地批评了西方一些人对中国改革的苛求和偏见。1996年，佩雷菲特又以在中国从上到下上千人次的采访调查为基础发表了《中国已经觉醒》一书，用大量事实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近20年来的成就，同时也探讨了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不过在人权问题上，佩雷菲特同众多法国研究者一样，似乎也难以理解目前中国人民基本的生存权是最迫切的、第一需要保护的人权。
阿兰·佩雷菲特注重社会调查，重视中国政治的现实因素，但是这样的分析方法被卡贝斯坦称为是将政治文化分析庸俗化的做法。他认为“这些人的目的更多的是维护对北京共产党专制实行宽容的政策”，“而不是去了解一种既有过去专制体制痕迹、又在很大程度上遵守新的现代规则的政治体制”。卡贝斯坦本人1995年发表的《人民中国的政治制度》一书，则基本上贯彻了后一框架的观点，该书也是法国为数不多的较系统和全面介绍新中国政治制度的书籍。
三、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特征的说明
政治发展理论始于“二战”以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殖民地、半殖民地及落后地区蓬勃兴起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吸引了许多西方学者的注意力，也受到西方政界的高度重视。在这一领域投入研究最多的是美国（及前苏联），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和影响这些摆脱了殖民统治或刚刚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国家。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是用各种经济因素解释落后国家的政治体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现代化（政治权力分设、政治职能分解和政治参与）是落后国家的政治制度由初级到高级发展的必由之路。西方学者最初研究落后国家政治的目的，就是希望把民主政治嫁接到这些国家，但是落后国家的实践证明，这种嫁接的直接后果是许多转型国家出现了不稳定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政治发展理论又把稳定做为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20世纪70年代起，政治发展理论的发展呈现多元特征。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些国家中，“共产主义无非是一种保护文化和经济免受西方统治者威胁的手段。共产主义因此也无非是欠发达国家的一种政治现象”。按照这一理论解释，中国是一个欠发达农业大国，只有靠集中的专制体制才能保障经济发展。其体制的特点是单一政党、军队参与政治、反西方意识形态，这些现象同样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存在。在西方，有不少政治学家都赞同和使用这种分析方法。但是在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支持这类观点的人并不是很多。许多政治学家更强调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起的主导作用，而不同意用经济落后的原因来解释“中国现行体制”的存在。
尽管如此，政治发展分析方法依然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起着潜在的、经常的和实际的影响，特别是从邓小平实行改革之后。许多法国学者都在关注着中国经济发展与其政治制度演变之间的关系。
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学家伊夫·谢弗里耶（Yves Chevrier）(13) 认为，中国的革命和西化都有其特殊性。“革命并不一定意味着现代化的加强（指政治制度依然停留在专制和官僚行政体制上），中国目前加入全球化进程也并非无保留地全盘融入”。“这也表明全球化的复杂性，而这一复杂性也决定了不会只有一种模式存在”。“而认识中国近代史的意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所处的世界”。他看到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政治发展并不一定会模仿西方模式。
在2003中法文化年期间的一次讨论会上，让—吕克·多米尼克也提出了“中国是不是加入了世界”的问题。问题的提出在于他也看到了中国的不同：“虽然中国的对外开放是迅速的、有效的，但是程度究竟如何呢？中国要与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还是仅仅想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他认为，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如何看待今日中国的问题，也涉及如何看待世界的问题，因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确加强了，这种联系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一体化方面，而且差异性也更加突出。因此，他认为未来的疑问会很多，而游戏规则还没有制定。
玛丽—克莱尔·贝热尔（Marie-Claire Bergére）(13) 是法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发表过多部中国政治研究著作。她往往从一些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政治发展。如她对20世纪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有特殊的研究兴趣，研究线索始于19世纪末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伤害，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当然，重点则是研究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发展前景”。她认为在两个问题上应当格外谨慎：一是中国是否一定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与（可能是民主的）高效国家有联系。
法国确实有不少人批评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走向资本主义，特别是左翼人士。2003—2004年中法文化年之际，法国各种学术机构、大学组织过多场关于当前处于重大变化中的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学术讨论。此间不少学者都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但是对这种看法持怀疑和批评的人也有不少。例如托尼·安德烈阿尼在法国2005年1月《思想》杂志上发表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中就批驳了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目前处于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摆脱“贫穷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才能进入更高级的阶段；当前中国经济的特点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公有经济发挥着主导作用；国家计划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依然强大；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还在促进发展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精神文明”。他也清楚地看到中国面临的问题，如城乡差距、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等，但是他认为许多问题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应该看到中国改革的难度和取得的成就。
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Erik Izraelewicz）2005年2月发表的《当中国改变世界时》登上了法国畅销书排行榜，在欧洲引起了轰动。该书之所以有如此的轰动效应，是因为作者用生动的语言和大量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料评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状况， 以及中国的竞争和市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格局带来的主要影响。作者对于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中的政治变化似乎着墨并不多，也基本没有评价目前的中国经济究竟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而更注重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崛起可能对欧洲及全球带来的“冲击”。但是该书使得更多的人了解真实的中国，进而引起人们对中国政治的重新反思。
四、对当代中国政治“组织结构”的分析
卡贝斯坦认为，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官僚）行政的重要性以及它的深刻历史根源说明了组织结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按照他的划分，这一理论实际上包含了七种不同的分析方法：1.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14) 或哈瑞·哈丁（何汉理）（Harry Harding）(15) 从组织社会学角度进行的分析；2.脱离特定的观念框架，对中国政治制度、政治体系进行经验的或描述性分析，其中鲍大可和约翰·威尔逊—路易斯的研究最著名；3.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结构分析或结构职能分析，其中最新的著作是由安特·瓦尔德（魏昂德）（Andrew Walder）(16) 和维维恩·舒（舒秀文）（Vivienne Shue）(17) 完成的；4.20世纪60—70年代围绕政治—行政精英的分析；5.围绕政治决策进行分析，研究者试图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决策中心和行政方式；6.以调查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为主要目标的分析；7.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不论选择哪种研究中国政治的分析方法，大多数关于中国政治的组织结构理论都离不开马克斯·韦伯。
事实上，关于中国政治“组织结构”的种种分析理论大部分是美国作者提出的。安德列·威尔莫（André Wilmots）是极少数研究中国政治决策的法国研究者之一(18)。他在2001年9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管理与各权力中心》一书，虽然他对某些社会问题有比较主观的评判，但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央政治决策的民主化进程以及地方分权方面的变化。
总之，长期以来法国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政治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研究。把他们对当代中国政治主流的“认知”概括起来就是：中国是一种集权政体，是传统中国文化发展与当今中国文化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特性，又构成一个复杂的组织结构。这一认知因为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不同和分析方法、掌握材料的局限而具有明显的“认知”上的偏差，我们应通过强化沟通、交流而达到了解和一定程度的认同。
首先，政治制度分类研究是西方政治学对政治制度进行研究的一种传统的和不断发展的分析方法，在历史与现实中对认识政治体制（政权组织形式）、寻求理想政体具有认识和应用价值。但以上种种相关理论无论怎样变化，都在“试图概括或理解一种（中国）专制体制虽然持续演变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现实”，都简单地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归入某种集权政体，用某种“主观”规定的集权政体特征去牵强附会地套中国政治体制，然后再企图用西方价值观对中国的政体一概否定了事。持这类观点的研究者忽略或排斥了中国政治的内在发展逻辑与外在环境的互动关系，都没有摆脱以“优越的”欧洲政治观念为中心的狭隘视野。虽然在东西方关系缓和的背景下专制（集权）制度理论一度淡出欧美学界，但是这些理论预设对“专制（集权）政体”提出的现象学意义上的定义，仍对法国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用政治集权理论分析中国政治始终是法国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倾向，反映了法国学术界这一时期对中国政治研究的意识形态化特征。目前法国学术界已逐步意识到用这一分析模式描述中国政治“过于静止和过于受冷战思维支配”。
其次，政治文化分析方法也是政治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是从历史与现实，从经济、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广泛联系中去把握政治现象和政治制度，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古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性，这使西方出现了大量政治文化分析方面的理论，也对法国的中国政治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纵观有关研究后看到：一方面法国学术界用政治文化分析方法解释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注意从不同于西方的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背景去研究，这是认识政治制度和政治现实的特殊视角，有益于客观地了解、认识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中国的政治现实。但是另一方面，除主体意识形态的影响外，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与法国政治文化的差异性构成了相互理解上的主要障碍，也构成了法国学术界研究中国政治的又一特征。正如莫里斯·迪韦尔热在《政治社会学》一书中所言，“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一样，由于观察者属于他所观察的那个整体的一部分，‘一般常识’所导致的危险就越发严重，如果他研究的是本人所属的社会，这一点是明显的。如果他研究的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相距遥远的社会，就难以避免有意无意地照搬他对本社会的印象。从社会内部获得的这些印象十分强烈和丰富多彩，往往比科学观测更为强烈、更加绚丽”。(19) 而政治学家的“一般常识”也是他在一个政治实体中受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的影响，从而形成他对政治组织、政治过程、政治目的、政治角色、政治产品等方面的知识，形成他对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的情感以及他依据自己认为合理和正确的章则、信条，或明确或含蓄地对政治体系进行的价值判断。由于中法两国政治意识与政治文化的差异，双方政治学家对同一种政治、社会现象的理解分析在很多时候都“对不上茬”，这是因为：（1）中法两国人民对一些基本政治概念的理解似乎都相差甚远，如“政治”、“社会”、“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等。随着两国的交流与合作逐渐深入，相互的认识已经在不断深入，但是总体上差异依然存在。（2）对政治体系、政治统治活动和政治事件等的看法存在差异；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与法国政治文化传统之间存在差异；中国的一元结构政治体系与法国多元结构之间存在差异；中国的法制化过程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与法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差异等。（3）法国对中国政治体系的价值评判存在差异。由于上述差异，不同的学者即使用同样的方法去分析同一事物，也有可能导致根本不同的结论。 因此只有首先认识差异的存在，分析差异的性质和作用，才有可能寻找出共性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加强交流。
再次，政治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从政治发展过程的角度，辩证地、发展地、联系地认识政治现象和政治体制是一种正确的方向和方法。但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发展学派因其目的、认识、方法和价值理念的局限，还不能真正认识政治发展的客观过程和内在规律，因此存在着把政治发展作为西方经验化的理解的问题。如上所述，从发展的视角认识中国当代政治是非常可取的努力，但由于其上述的局限，往往使它们误入歧途，把主观的认识当规律，错误地解读中国政治发展的现象和实际。
最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结构和组织体系。而用结构组织的一些方法去认识包括中国在内的政治制度有益于实际地、真实地把握复杂的系统，有重要的意义。但在组织结构方面法国的研究比较薄弱，而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历史更长、阵容更强大，这是与美国明确的政治目的紧密联系的。法国在很长时期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并不存在突出的目的性，这也构成了法国学术界研究中国政治的又一特征。虽然法国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意识形态倾向、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观和政治文化差异造成的片面性等特征，但是法国多数学者的感情色彩和主观性远远大于政治上的实用或功利目的。法国人对中国的批评也好，维护也罢，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情有独钟”，即使有些思想狭隘的人颇有点叶公好龙之嫌。
本文的最后结论是法国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政治的认知有明显的“偏差”，这些偏差有“了解”、“理解”、“文化”、“价值”等诸方面的原因，解决方法当然是各种各样的，但其核心是要加强接触、注重沟通、发展对话、增进理解，从而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非如此不能推进中法之间的深入交往，不能真正发展两国及人民的友谊，不利于两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注释：
① Raymond Aron,Dé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Paris:Gallimard,1965.
② 卡尔·弗里德里希（Karl Friderich）和兹·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具有专制体制特征。而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rrendt）认为，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充满政治恐怖，所以中国应当被排除在典型专制模式之外。
③ 《政治学论》，法国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卷第240—267页。
④ 见让·皮埃尔·卡贝斯坦：《人民中国政治制度》，法国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3—35页。
⑤ 林兹，1959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耶鲁大学政治和社会学教授，曾任国际社会政治社会学学会委员会名誉主席。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了“后集权主义”的说法，他用“集权主义”专指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
⑥ 政治文化反映的主要是民众的政治心理，而意识形态则是一种居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是意识形态存在的基础，而政治意识形态则直接影响着政治心理的形成。
⑦ 美籍汉学家卡尔·威特福格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专家。其著名的《东方专制主义》（Despotisme Oriental）使他在所有20世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中影响最为深远。
⑧ 艾梯安·巴拉扎被费正清誉为“欧洲最伟大的中国学学者之一”。
⑨ Léon Vandermeesch,Le Nouveau Monde Sinise,2000.
⑩ 阿兰·胡现任法国东方语言学院名誉教授，著有《文化大革命》（1976），《中国迷津》（1979）（1983年再版时改名《人民中国》），《20世纪的中国》（2003）。
(11) 阿兰·佩雷菲特为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
(12) 伊夫·谢弗里耶是历史学家，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院主任，是“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领导之一。
(13) 玛丽—克莱尔·贝热尔，著有《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1923年中国棉纺危机》，《孙中山》，《官僚与买办》，《1949以来的中国》，《上海史》，《现代中国的起源》等。
(14) 弗朗兹·舒尔曼为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历史和社会学教授，《外交事务》杂志评论员。撰写过大量有关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方面的文章。
(15) 哈瑞·哈丁博士为美国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16) 安特·瓦尔德为亚太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社会学教授。他是研究共产党国家矛盾产生的原因、稳定与变化的专家。
(17) 维维恩·舒：《转型中的中国农民：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1949—1956》。她另著有《现代中国》一书。
(18) 安德列·威尔莫，他出版过《2000年中国经济展望》、《2004年国际贸易中的危机与动荡》、《世界中的中国：冲突、争议、背景与手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管理与各权力中心》等著作。
(19) 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杨祖功、王大东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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