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法律公布形式论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殷周论文,形式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司虣掌宪市之禁令。禁其斗嚣者，与其虣乱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 胥师与司虣所公布法律内容颇为相近，都属市场经济法规。胥师所宪之刑为市场交易中的欺诈作假行为，司虣宪刑针对的是欺行霸市、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两者行为性质不同，后者更加严重，故分属不同的官职分别予以公布。 由以上分析可知，宪刑是殷周时期公布法律的重要方式，从出土铭文与先秦存世文献来看，根据法律适用的对象与法律内容的不同，宪刑的官职也有不同，宪刑的主体有周王及其某些官吏，包括布宪、小宰、小司寇、胥师等，在法律公布过程中，从时间安排到人员配置都规定得具体详尽，而且法律公布之后中央还会专门派人员检查法律公布之实效，由此早期王朝对法律公示的重视之程度可见一斑。 三、悬书考 悬书也叫悬法，始见于《周礼》，这是古代法律公布最广为人知的一种方式。如《周礼·秋官司寇》谓：“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象魏，郑司农云：“阙也。故鲁灾，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忘，从甲至癸谓之挟日，凡十。’”《古经解钩沉》卷二十八：“宫门双阙者，悬法象使民观之处，谓之阕。”《通志》卷一二八：“阙者，谓之象魏；悬法于其上，浃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当涂而高大貌也。”《御定历代赋汇》卷四十五记唐代苏珦的《悬法象魏赋》云：“懿阳和之始，发于是悬邦国之六典，致象魏之两阙，俾万人观而取象，罔敢逾越者也。”明代邱浚认为是“雉门两观也”。因而，所谓悬书，就是将法令刻于简牍然后悬之于城门之上，公示于民，使众知悉的一种法律公布形式。 这样的记载周礼中较多，如郑玄注布宪“宪刑禁”曰： 司寇正月布刑于天下，正岁又县其书于象魏。布宪於司寇布刑，则以旌节出宣令之。於司寇县书，则亦县之于门闾及都鄙邦国。 此处大司寇所悬之法为刑象之法，在正月布刑之后还要悬之于国门，而布宪自司寇处领刑之后也要在其治所门闾及都鄙邦国。 大宰亦有悬法之权，据《周礼·天官冢宰》载： 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 大宰所悬之法为治象之法。 再看大司徒，《周礼·地官司徒》谓： 大司徒之职……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乃县教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教象。挟日而敛之，乃施教法于邦国、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同样是悬法，大司徒所悬之法为“教象之法”。 太朴也可悬法，《周礼注疏》卷三十一谓： 太仆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大丧，始崩，戒鼓，传达于四方。窆亦如之，县丧首服之法于宫门，掌三公孤卿之吊劳。 郑玄注：“首服之法，谓免髽笄裛广狭长短之数。县其书于宫门，示四方。”贾公彦释义：“云‘县其书於宫门，示四方’者，《小宗伯》云‘悬于路门’，此宫门亦路门也。”可见大朴所悬的乃是首服之礼法，也有以悬书形式进行宣示的。 不仅及于礼法，对农稼之法，亦可悬之于门闾，《周礼·地官司徒》谓：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县于邑闾，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掌均万民之食，而赒其急而平其兴。 这里所悬并非法令，而是将生产方案和农业操作方法，用文字或绘图的形式挂在邑中大门口，使百姓有所遵循。因为农耕在中国古代特殊重要之地位，这里的农稼之法其实也并非仅止于指导与劝诫，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明代邱浚曾论及此： 及其作《周官》也，一书之间设官分职，其间为农事者不一而足，或以巡稼穑，或以简稼器，趋其耕耨，辨其种类，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行其秩叙，悬其法式，又于三岁大比以兴其治田之田之，亦如大比之兴贤能焉，或诛或赏、或兴或废，无非以为农事而已。⑦ 对于周礼中的悬法象魏，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七对此作过考证： 《地官》、《夏官》、《秋官》皆有此言：《地官》云：“布教县教象”；《夏官》云：“布政县政象”；《秋官》云：“布刑县刑象。”各县所掌之事为异，其文悉同。唯《春官》不县者，以礼法一颁，百事皆足，不可又县，故不县之。杜总彼意言“县教令之法”，彼所县者皆是教令之事故也。由其县于象魏，故谓其书为象魏，命藏其书也。彼言朔日县之，十日即敛之，则救火之时，其书久巳藏矣。而此立象魏之外，方始命藏此书者，象魏是县书之处，见其处而念及其书，非始就县处敛藏之。 《左传·哀公三年》载： 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杜预注曰： 《周礼》，正月县教令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之，故谓其书为《象魏》。 杨伯峻先生亦云： 此象魏可以藏，非指门阙……当时象魏悬挂法令使万民知晓之处，因名法令亦曰象魏，即旧章也。 史家一般认为春秋左传可信度较高，周礼中的悬法经与左传中的记载相互佐证，也证明了西周时期悬书之制的可靠性。 至于悬书的性质，明代邱浚认为其“即后世于国门张挂榜文之制也”⑧，如邱论不谬，悬法与朱熹说论殷周“诰”的性质颇为一致，都是当时法律公布的形式，《左传·昭公六年》载子产“铸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晋赵鞅“铸刑鼎”，都可归入此类。关于悬书的目的，邱浚认为将法律“布之象魏，使有目者所共睹，欲其接于目而谨于身……继以使民观刑象，则专以示民也”其原因在于“先王之法若江河然，贵乎易避而难犯，苟匿其制、晦其言，愚民不知而陷入焉，又从而刑之，则是罔民也。象法示民所以启其心志、竦其观视，使知刑之惨毒、法之谨严，有所避而不至于误入，有所惩而不至于故犯”。⑨简而言之，先王制定法律并非罔民陷民，悬书的目的就是使民众知悉法律内容，以免误触刑网。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作辨析，前文讲到宪刑这种法律公布形式，在形态上与悬书非常类似，都是将法令悬于城门之上，那么二者是否为一物二名呢？对此有不同看法的《广韵·集韵》释曰：“《周礼》悬法示人曰宪法，后人因谓宪为法”，即认为二者相同，悬法即宪法，而清代孙诒让则做不同解释： 凡云宪者，皆以木铎徇之于朝，书而县于门闾。 如孙诒让所论，那么殷周时期宪刑禁与悬书的区别在于其有“木铎徇之于朝”的程序，即包含有用木铎聚集民众进行口头宣示，使民众知悉法令内容的过程，悬书仅仅是将法令张贴与城门(象魏)之处。但前述大宰悬法郑玄注： 正月，周之正月。吉谓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岁，又书而县于象魏，振木铎以徇之，使万民观焉。 即大宰悬治象之法于象魏时，也有振木铎徇之于朝的程序，与孙论颇有出入。后世多认为宪刑与悬法乃为一物。如《集韵》释“宪”曰：“《周礼》悬法示人曰宪法后人因谓宪为法。”《康熙字典》亦曰：“悬法示人曰宪。”由于悬法与宪刑史料极为有限，二者之间关系尚存不少疑点。 由上文分析可知，中国西周时期法律公布的规范已经颇为完备，法令在制定以后，根据其内容(“治象之法”、“刑象之法”、“教象之法”、“政象之法”)的不同，有不同的官员负责在其治所内进行布告，其程序也略有差异，由此形成了一套详尽的规则体系。 四、木铎宣法考 “木铎”本为古代一种铃类乐器。古代执政者常派官员手执木铎四方巡走，摇铃振声，以召集民众，把政府的文告、禁令等晓谕大众。故郑玄谓：“古者将有新令，必奋木铎以警众”，后木铎成为宣政布政，向民众广示法令的一种方式。 以木铎的形式宣传法律的记载可谓久远，《尚书·胤征》中记载了夏代的情形： 告于众曰：“嗟予有众，圣有谟训，明征定保，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百官修辅，厥后惟明明，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在周礼中没有出现“遒人”这一官职，《古文尚书》将“遒人”释为“宣令之官”，孔颖达疏曰：“以执木铎徇于路，是宣令之事，故言‘宣令之官’。”明代邱浚曾言及遒人：“每岁孟春之月，使宣令之官振木铎以徇于道路之间。”⑩据本段所载，夏代每年孟春之月，宣令官员用木铎在路上宣布政府法令，官长互相规劝，百工依据他们从事的技艺进行谏说。有不奉法的，国家将有常刑。《胤征》篇出自古文尚书，其真实性自存有疑义，但相关内容与《左传·襄公十四年》可以互证，师旷引夏书曰： 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 《左传》的史料价值历来备受推崇，从尚书引文可以推知在《左传》写作之前已有“遒人以木铎徇于路”的记载，不管《胤征》所记是否确为夏代制度，但木铎宣法为古制，应可确定。由上述引文可知，“遒人”乃殷商时期专门进行宣示法令的官员，其宣法的方式就是以“木铎徇于路”，用口头反复播讲的方式，使远近民众知悉法律内容。 除《尚书》所记，周礼中关于以木铎形式公示法令的记载较多，据《周礼·地官司徒》载： 乡师之职，各掌其所治乡之教，而听其治。……凡四时之征令有常者，以木铎徇于市朝。 这里“乡师之职”有一项就是“凡四时之征令有常者，以木铎徇于市朝”，即凡四季当定期宣布的法令，就在众人聚集的地方边走边摇动木铎宣布。 类似的还有前文所论的小宰，《周礼·天官冢宰》载： 小宰之职，掌建邦之宫刑，以治王宫之政令。……岁终，则令群吏致事。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 除小宰，大宰也可行使此职能，《周礼注疏》卷二谓： 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 贾公彦疏：“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岁，又书而县于象魏，振木铎以徇之，使万民观焉。”可见大宰可将王治之事以木铎宣之于万民。 小司徒亦可以木铎宣示法制，《周礼·地官司徒》谓： 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以辨其贵贱、老幼、废疾。……正岁，则帅其属而观教法之象，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令群吏宪禁令，修法纠职，以待邦治。 此处小司徒之所以徇以木铎，郑玄解释说：“谓观教象之时，恐闻人杂合，不听用其教，而徇行振以木铎，使静听之。”因此木铎的作用实际是提醒民众专注于法令的宣教。 具有同样职责的还有小司寇，《周礼·秋官司寇》谓： 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正岁，帅其属而观刑象，令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用常刑。” 士师也有木铎宣法之职，《周礼·秋官司寇第五》谓： 士师之职，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一曰宫禁，二曰官禁，三曰国禁，四曰野禁，五曰军禁，皆以木铎徇之于朝，书而县于门闾。 司烜氏可以木铎修火禁于众，如《周礼·秋官司寇》载：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烛，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军旅，修火禁。 司烜氏是掌管取火的官员，郑玄谓：“司煊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为季春将出火也。”司烜氏在仲春与军中有事时，在国都中摇动木铎告诫人们严格遵守有关用火的禁令。 宫正以木铎修火禁与司烜氏颇为类似，《周礼注疏》卷三谓： (宫正)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凡邦之事跸宫中庙中，则执烛。 此处郑玄释注曰：“春，谓季春。秋，谓季秋。二时火星出入之时。以木铎警众，使脩火禁也。”也就是说到了春天和秋天，宫正在王宫中用木铎宣传公布防火的禁令。 可见，司煊氏与宫正的职责都与火有关，一为取火一为防火，而且掌管火禁的范围有所不同，宫正掌王宫之火禁，司煊氏则掌国中与军旅之火禁。 对于木铎宣法的作用，明代邱浚《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以为： 违乎禁则入于刑，入于刑则犯于法，犯于法则加以罚焉。然非徇之以木铎、书之于门闾，则蚩蚩蠢蠢之民何以知其为禁而不犯哉？故以木铎徇之于朝，使之内有所闻，以书而悬于门闾，使之外有所见闻，见于耳目之间，警省于心思之内，知所禁忌而不犯刑法，所谓五禁之法左右乎刑罚，岂不然哉？ 邱氏认为法律只有公布之后，民众才知某事可为某事不可为，不至误犯刑律。邱浚《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七进一步言道： 布之象魏，使有目者所共睹，欲其接于目而谨于身；令之木铎，使有耳者所共闻，欲其入于耳而警于心。……所以通于天下之众，则是先王之制刑定罪，惟恐愚民不知而误入之而为之宣布者如此。 即宣法可使民众目睹，接于目而修其身，木铎宣法使民众耳有所闻，可使民众入于耳而警其心，如此通过耳闻目睹，使民众明悉法律，检点得失，方可达到置刑措而不用的目的。 与前述中国早期法令公布形式不同，木铎主要是成文法令制定颁布之后，由特定的官员通过木铎的形式向民众进行口头宣讲，类似于今天的普法宣传。往往在宪刑、悬法之后，都伴有“木铎徇之”的表述。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宣读法律的方式也为后世所效法。据《汉书·黄霸传》载：“时上垂意于治，数下恩泽诏书，吏不奉宣。太守霸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贾山传》谓：“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可见周礼所记木铎宣法绝非后人杜撰捏造之制。 由于殷周时期文教不发达，法令即使在制定之后进行公开，但普通民众由于知识所限，仍无法了解法令的基本内容，因而，通过木铎宣法的形式，将王朝政令推广至民间，使上情下达就显得尤为重要。 余论 中国古代法律公布的形式包括诰、宪刑与悬法，其中诰是比较古老的法律公布形式，在尚书中记载颇多，从现有可考史料来看，殷商时期就有了以诰的形式发布法律的记载；宪刑其可以追溯到西周，也是殷周法律公布的一种重要形式；悬法是今人较为熟悉的法律公布方式，学界的成文法之争也多围绕悬法所展开。除了上述三种法律公布形式之外，在重要法令制定之后，往往政府会派专员在各地以木铎的形式进行晓示谕众，这也是古代法律公布的一大特色，因为古代社会信息闭塞，成文法律制定之后，离都城较远地方就可能无从得知法律内容，木铎宣法，使王朝之法律达于郊野，既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又使民众行为有所归依，减少了地方官员任意出入人罪的机率。 注释： ①相关的研究动态可参见俞荣根：《中国成文法公布问题考析》，载杨一凡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乙编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5～132页。 ②诰作为法律形式，已为多数学者所公认。见尤韶华：《尚书所见的法律形式》，杨一凡主编：《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82页。 ③(宋)朱熹：《朱子语类》，第78卷。 ④参见杨一凡：《古代榜文告示汇存·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⑤王沛：《〈尔雅·释诂〉与上古法律形式》，杨一凡主编：《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⑥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⑦(明)丘浚：《大学衍义补》，第15卷。 ⑧(明)丘浚：《大学衍义补》，第107卷。 ⑨(明)丘浚：《大学衍义补》，第107卷。 ⑩(明)丘浚：《大学衍义补》，第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