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51~1965年中国文学英文版诗歌的选择_中国文学论文

1951-1965年英文版《中国文学》诗歌选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文版论文,中国文学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1年创刊的英文版《中国文学》是一本由官方发行的向外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刊物。该杂志译介的作品中，诗歌所占比重较大。本文选取了1951-1965年间《中国文学》中的诗歌作为考察对象，梳理其编选方针、选译情况，以及不同时期选材的变化，阐释其特点，并揭示在诗歌编选过程中发生作用的显性及隐性因素。

      《中国文学》第1期出版于1951年，最初是以年刊形式出版，1953年改为半年刊，具体出版时间并不固定。1954年改为季刊，1958年再改为双月刊，1959年正式改为月刊。在《中国文学》初创的前三年，刊物的工作人员较少，主要的编辑工作，如选稿、编排、定稿等，都由刊物负责人叶君健一人承担。稿件来源则主要由美籍专家沙博理(Sidney Shapiro)、翻译家杨宪益和他的英籍夫人戴乃迭(Gladys Yang)提供，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这三位翻译家的旧作。也就是说，在1951到1953年刊物初创期，选材方面的运作程序，主要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翻译专家提供英译稿件；第二步由叶君健从翻译家提供的译稿中，进行筛选并定稿。1953年第三期出完后，刊物“已经在国外有了影响”①，于同年7月正式成立了独立的编辑部和编辑委员会(以下简称“编委会”)，在编辑和翻译岗位上增补了大量的工作人员，并明确了编辑和翻译之间的分工，选稿来源也不再只限于几位翻译家的旧作，范围扩大到了各个重要文学刊物，如《人民文学》《人民日报》《诗刊》等，这使得在选材过程中翻译家的自主性降低，编辑的作用开始凸显。同时中宣部还详细为刊物制定了选材方针：“以介绍我国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为主，并介绍少数‘五四’时期和古典的优秀文学作品”②。从刊物的实际选材情况来看，此处所指的“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是指现代三十年间的文学作品，即现代文学。这一方针以文本的创作时间对作品进行分类，背后隐藏的话语逻辑，是以社会制度给文学作品定性，只有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学，在当代文学和古典文学、“五四”文学之间，隐隐形成了一种新与旧的对立。1959年4月，对外文委在1953年编辑方针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考虑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亚、非、拉丁美洲的民族文化发展，将是有帮助和影响的”，因此“拟可适当增加‘五四’的部分”，“拟大体定为4(当代文学)、4(‘五四’时期作品)、2(古典作品)的比例”，但到了1960年，这一方针就被外文出版社更改，要求逐渐减少“五四”作品比例，规定只“适当”或“有计划地”选择“部分”“优秀”的“五四”作品。从这以后，一直到1965年，《中国文学》编辑部虽频繁出台新的编辑方针，但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都是要求以当代文学作品为刊物选译的主体。这一时期，刊物诗歌类作品的实际选材情况，分类统计结果如下图：

      由图可知，尽管刊物的编辑方针反复强调当代文学的主体地位，但实际上比重最大的是古典诗歌，尤其是在1962年和1963年，古典诗歌的选译出现了数量上的井喷。《中国文学》甫一出世，就担负着向外传播我国优秀文学作品、塑造新中国形象的重要使命，上级单位要求刊物以当代文学为选译主体，正是希望通过当代文学反映当时新中国建设，达到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目的。然而这一时期诗歌翻译者，主要是一些外籍专家，或具有西方学习背景的翻译家，如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新西兰籍友好人士路易·艾黎(Rewi Alley)等等。戴乃迭和艾黎本身就是外籍人士，杨宪益曾在欧洲留学六年，这几位译者虽然都是自愿投身于火热的新中国建设事业当中，认可新中国的政治理念和文艺政策，但在成长或受教育过程中，受西方文化影响形成的个人品位和艺术欣赏趣味，却与当时的主流审美观存在一定的距离。在中国不同时期的诗歌中，他们最喜爱古典诗歌，从自身的审美眼光出发，认为古典诗歌更能体现中国文学的崇高与优美。且这些译者对于西方文化以及西方读者的阅读心理都有一定的了解，知道对于相当一部分西方读者来说，中国文化中最具吸引力的是传统的、古老的、民族化的那一部分。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西方影响下发生、发展的，无论是主题还是艺术技巧，都不难追溯到西方文学影响的痕迹。当代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延续，不仅存在同样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更受到苏联文学的影响。相较中国现代和当代的诗歌，西方读者对中国古典诗歌更有阅读兴趣。翻译群体自身的艺术审美倾向，以及他们对刊物读者阅读心理的迎合，促使他们在刊物诗歌类的选材上，更多的偏向了古典诗歌。

      特别是到了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破裂，文艺界不再一切向苏联看齐，开始向内发掘自己的文化遗产。在当时普遍存在的民族情绪的主导下，文学界出现了学习和翻译古典文学的热潮，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政治运动越来越频繁，《中国文学》英文组经常被要求突击加班，杨和戴夫妇“往往主动把任务包揽下来，以保证全组同志正常休息”，这对“承担了大部分工作压力”③的翻译家夫妇，借助着这股翻译、介绍古典文学的热潮，为自己所偏爱的古典诗歌寻找到了被大量选译的合法性，促成了1962年和1963年古典诗歌译介井喷的现象。

      

      从篇目上看，这十五年间选译的诗歌涵括了屈原、杜甫、陶渊明、李白、白居易、王维、苏轼、陆游、李贺、范成大、王安石等11位诗人的名篇225首，以及汉代民歌2首，《诗经》15首，汉乐府15首，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唐乐府10首。1954年以前，刊物选译的古典诗歌只有屈原的《离骚》，选译这首诗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是跟着苏联走”④，刚好那几年苏联出了一系列纪念世界名人的书，这些世界名人包括屈原，1953年又恰逢屈原逝世223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位文化名人之一，当年的《中国文学》刊发屈原的作品，是最应时的选择。实际上这版译稿是杨宪益在欧洲留学时的旧作，彼时杨宪益出于兴趣，刚刚开始翻译文学作品，翻译理念尚未成熟，这首译作获得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杨宪益对《离骚》颇有研究与心得，如认为《离骚》的实际作者并不是屈原，而是汉代淮南王刘安，他曾在多部学术著作及回忆录中，宣称《离骚》是一部伪作⑤；不仅如此，在屈原的所有作品中，《离骚》还是毛泽东最喜爱的作品之一，这样刊物选译《离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总体而言，50年代中前期，编译人员并没有受到来自政治运动的过多压力，在选材方面享有较高的自主权。在杨宪益看来，当时的选材甚至可以称得上“较乱，有很大的偶然性”⑥。例如，尽管毛泽东并不欣赏杜甫，多次公开对杜甫有所批评，且早在1942年就明确表示：“我喜欢李白……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⑦但1955年第2期的《中国文学》仍一次性选译了杜甫的26首诗歌。毛泽东“扬李抑杜”的态度，《中国文学》的编辑们应该有所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杜诗如此大量的被选译刊登，编译群体的艺术品位和审美偏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50年代后期，政治氛围越来越紧张，编译人员在选材过程中的随意性和自主性也逐渐变小。1962年，为了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刊物编辑部拟再一次选译杜甫诗歌时，就有编辑部内部的同志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刊物应该注意对部分仍处于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亚非拉国家的读者的影响，如果过多刊登杜甫的描写战争残酷的诗歌，会引起读者的反战心理。为此，编辑部还特别请示了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最后由林默涵亲自批示说“没有那么严重”，这些诗“正说明了过去剥削阶级的罪恶”⑧，杜甫的《兵车行》等名作才得以刊登。

      由于50年代后期，刊物部分工作人员越来越左，为了顺利地将某些古典诗作介绍出去，不引起编辑部内部某些“左”倾人员的异议，刊物在选译著名古典诗人的作品时，出现了两个较为明显的倾向：一是选择现实主义诗人的诗作，如白居易、范成大的作品；二是选择歌颂劳动阶级、表现劳动人民疾苦、反映战争残酷、表现爱国之情等主题的诗歌，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缭绫》《卖炭翁》等。另外，所有的古典诗人的诗歌被选译时，都在诗歌前附加了作家生平说明，或附刊一篇专门的诗歌赏析、评论文章。在这些生平介绍和评论文章中，要么强调诗人的爱国，如叙述辛弃疾、陆游在民族危难时抗敌从戎的经历；要么强调诗人的爱民，如评析白居易的诗歌通俗易懂的特征、范成大诗作中关于民生疾苦的描写，叙述王安石少年时目睹官员和地主对贫苦大众的剥削由此激发起的从政改革的决心等。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突出诗人、诗作的人民性或爱国主义色彩，是编译人员不得不采取的选材策略。

      从文体上看，汉代民歌、汉唐乐府、《诗经》等的创作主体为不知名的大众，相较而言它们更受到编译人员青睐。特别是到了60年代，词的选译量开始增加，对于词这种文体的评价也开始走高。例如，在所有著名古典诗人中，选译诗作数量最高的是杜甫和苏轼，而刊物所附的评论文章《苏轼的诗》中，重点强调的就是苏轼对于词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以及词产生于市井之中，具有大众化、通俗化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普通群众写作诗歌开始成为时代潮流，《中国文学》编译者对词的肯定和重视，实际上是对中国历史上大众诗歌写作传统的一种追溯，对于50年代末开始的民歌创作及工农兵创作热潮，起到了呼应的作用。

      与古典诗歌受到编译群体青睐的情况不同，现代诗歌的选译量一直较小。尽管1959年的编辑方针强调要将现代诗歌的比重，调整到跟当代诗歌一样，但当年现代诗歌的选译量却只有1首，相较1958年数量反而下降不少。这种现象与现代诗歌本身所具有的特殊质素有关。古典诗歌经历了较长时间检验，经典名家和名作早已确立，选译谁的作品以及选译哪些作品，可能引起的争议不大；同时因年代久远，与当时的政治运动存在较长时间隔膜，可供选译的范围也较广。而现代时期的诗歌，流派复杂，部分诗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被定性为资产阶级，他们所创作的诗歌是当时文艺界所批判的对象，在确定选译对象的问题上，易引起争议，选译范围也较窄。从具体入选诗篇来看，刊物对现代诗人进行选择时，并没有客观地从诗歌艺术价值的角度出发，而更多的是以诗人的政治立场对其诗作进行评估。1954年以前，刊物只选译了一首现代诗歌，即1946年发表的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这首诗表现了革命才能为劳动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红色主题，同时在艺术上也具有创造性和表现力，是一首政治功用与艺术价值并重的诗歌作品。1954年以后，《中国文学》所选译的现代诗歌，入选频次最高的首先是左翼烈士或同情左翼文学主张的已故知识分子的作品，如闻一多的《红烛》《死水》，殷夫的《孩儿塔》，维吾尔族烈士鲁特夫拉·木塔里甫的《中国》《给岁月的答复》，以及鲁迅的诗歌《惯于长夜过春时》等等，这类诗歌共计37首，约占被选译的现代诗歌总量的三分之一；其次是毛泽东和陈毅等写于抗战期间的诗词，共计25首。在这两大类别以外，只有萧三、郭沫若、臧克家、冯至、田间、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等6位诗人写于现代时期的诗作被选译。这6位诗人共通的特点，是在政治上没有历史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依然活跃于文艺界，且在各文艺或学术机构担任要职。这种从政治立场出发的选材标准，使得大量现代时期的重要诗人的诗作被完全遮蔽。例如，徐志摩和闻一多是新月派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诗人，在早期白话诗歌格律探索上，两位诗人有着相近的创作理念。新中国成立后二人受到的评价却天差地别，后者因在40年代同情左翼、进行民主活动被刺杀身亡，获得中共领导人一致称赞，被定位为爱国斗士，代表作品被选译了4首；而前者因被定位为资产阶级，没有一首诗作被《中国文学》选译。

      在对现代诗歌的选译过程中，编译人员不仅屏蔽、无视了大量不符合意识形态规范的现代诗人和诗歌流派，同时也对符合意识形态规范的诗人的诗作，进行了有倾向的遴选。“五四”时期强调的是“人的文学”，以“五四”为发端的现代文学作品中，相当一部分延续了“五四”的启蒙主题，强调个性解放、个人本位，与新中国成立后倡导的集体主义观念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在五六十年代，东西方强烈对立的政治局势下，部分带有资产阶级色彩、强调个人本位主义的现代诗歌，与反资产阶级、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学之间，很难寻找到契合点，想要将其整合到新中国文学之内，存在较大的难度。因此，《中国文学》所选译的现代诗歌，大部分是反映社会黑暗现实、歌颂共产党人英勇抗战和表现爱国主义主题的作品；表现“五四”时期启蒙主题的诗歌则较少入选。体现这一倾向最典型的案例，是刊物对郭沫若诗歌的选译。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在前文提到过的两大类别之外，被选译了诗作的6位诗人之中，从政治上看，他在文艺界的地位最高，但他的诗作被选译的最少，只有《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等3首。原因就在于他创作于现代时期的诗歌，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的都是一些极度张扬个性，表现反抗、叛逆、破旧立新等“五四”启蒙主题的诗歌。这些诗歌所具有的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并不符合新中国成立后所强调的集体主义和现实主义价值观。因此尽管郭沫若本人在政治上一直走红，他创作于现代时期的诗歌却在《中国文学》选材过程中遇冷。

      编译群体从50年代后期开始，工作作风越来越保守、谨慎，也是现代诗歌受到冷遇的原因。虽然从50年代开始，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就成了中国生活的一部分，但由于外宣工作的特殊性、有关领导和外文出版社负责人的有意保护，群众运动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较小。直到在1957年反右倾运动中，包括外文出版社原社长刘尊棋在内的众多优秀知识分子被打倒，才真正在《中国文学》工作人员心中引起震荡。正如杨宪益所回忆的，他虽然从1955年开始，就感觉到自己“头上笼罩着政治疑云”，但“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仍充满热情”，“坚定地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尽管我仍对共产党的领导有信心，但我的脑子清醒多了”⑨。到了60年代初，他更是觉得“形势急转直下”⑩。特别是1960年，外文出版社新上任了一位极“左”立场的社长，不仅在社内开展了一场“书刊检查运动”，销毁了一大批他认定的在意识形态方面有问题的书，还将社内很多对刊物稿件的正常编辑、改动行为，或一般性的工作失误，上升到政治高度来分析，定性为破坏活动。这一系列激进行为，使得外文出版社内人人自危。在越来越严峻的政治环境面前，尽管副总理陈毅在1959年和1963年，分两次专门针对《中国文学》发表工作讲话，要求他们放开手脚，宁右勿左，但不少工作人员仍“产生了一些消极情绪和对工作不敢负责的现象”，还有人提出了“工作安全性第一”(11)的口号。与迎合了60年代初发掘文化遗产热潮的古典诗歌和能体现新中国建设发展情况的当代诗歌相比，选译现代诗歌，安全系数就最小，成了各位编辑和翻译不愿多涉足的“雷区”。事实上，这些工作人员的谨慎后来也被证明不是杞人忧天。就在陈毅第二次发表讲话后不久，文艺工作受到了批评：“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跌倒在修正主义的边缘”(12)。《中国文学》编辑社也就迅速调整了选材方针，大幅减少了现代诗歌，1965年现代诗歌的选译量降到了零。

      1954年以前，《中国文学》没有选译任何当代诗歌。1954年到1965年间，当代诗歌被选译最多的是民歌，共75首，约占总量的38%。其中一次性刊发大量民歌的有两次，分别是1958年第6期，刊发了43首，1960年第4期，刊发了13首，全部是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的成果，均选自1959年出版、由郭沫若和周杨编选的《红旗歌谣》。新中国成立前已成名的汉族专业诗人的作品，入选量并不高，单人诗作入选量较高的只有艾青、田间、袁水拍、郭小川等4人。新中国成立后成名的汉族专业诗人中，也只有李瑛和闻捷的作品入选略多。1958年后，刊物选译的诗歌越来越多地出自于工农兵等各行业的非专业诗人之手，且相当一部分非专业诗人都非常年轻，开始写作的时间也较短。50年代中期开始，很多早已成名的专业作家已经陆续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而从195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兴起的新民歌运动，又促使很多业余写作者拿起了笔杆，刊物因此决定“多选刊一些反映当前生活，有一定艺术水平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且在发表当代作家的作品时，“只刊载简历，不作估价”(13)。这一举措首先是因为群众写作是50年代后期开始较突出的文学现象，选译民歌和非专业诗人的诗歌，本身就是在展现当时新中国文学建设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其次，是出于发掘、介绍、提拔年轻作家的考虑。但除此之外，也是编译人员出于自身安全起见采取的策略。50年代中后期开始，政治环境瞬息万变，刊物一旦高度评价某作家，重点推荐某作家的作品，随后如果这位作家出了政治问题，刊物的相关选材编辑也会有犯错误的风险。选译年轻的且本身是工农兵身份的作家的作品，更能体现文艺服务工农兵、接近工农兵生活的思想。

      除了民歌和非专业诗人的诗作，少数民族诗人的诗作入选的频次也较高，十五年间共有9位少数民族诗人的13首当代诗作入选，如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的《开放吧！我的花》、藏族诗人饶阶巴桑的《马背上卸下来的房间》等等。所有少数民族诗人的诗作，都附录了作者介绍，强调他们的民族身份、阶级出身或参加过抗战从戎的经历等。高频次选译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能反映出新中国少数民族文艺创作的成就；对少数民族诗人的民族身份、阶级身份的特别说明，体现出各个民族都心向共产党，有利于对外构建和谐团结的国家形象；对少数民族诗人战争经历的说明，能激发当时尚在战火中的拉美、非洲兄弟国家读者的同情，起到巩固国际阵营的作用。多方面的政治功用，使得少数民族诗人的诗作受到了编译群体的青睐。

      编辑对诗作政治功用的考虑，在对汉族专业诗人诗作的选择中也有体现。汉族专业作家的代表作品、成名作品被选译的很少，大多数被选译的都是诗人最新的诗作。表面上看，这是因为从1954年开始，《中国文学》稿件大多来源于《人民日报》《解放日报》《诗刊》等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刊物，而这些刊物刊发的诗歌一般是各位当代诗人的最新、最及时的作品。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编辑在选择诗作的时候，更看重其政治宣传效果，倾向于那些能反映当时中国的建设，或表现政治生活、外交事件的诗作。以艾青为例，十五年间艾青的诗作只入选了一次，即1955年第4期选译的《南美洲的旅行》组诗中的4首。这组诗作是艾青1954年前往智利进行文化交流期间的创作成果，其中有的诗歌是讴歌中国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友情，有的是描写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苦难，有的是表达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劳动阶级的同情。在我国被欧美等西方国家孤立的50年代中期，这组诗歌符合团结兄弟国家的文化外交需要。尽管这组诗作并不是最能代表艾青创作风格或最能体现艾青创作成就的诗歌，流传度也不广，但在诗人最具代表性的诗作和最应时的诗作之间，编辑最终选择了后者。

      从诗歌的内容主题上看，50年代歌颂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表现人民幸福生活，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幸福生活的诗歌较多；到了60年代，直接讴歌领袖和党的领导，反映工业农业成就，表现反美反帝情绪，赞美社会主义阵营内兄弟国家友谊的诗作较多。有意思的是，将《中国文学》刊物所选译的古典诗歌、现代诗歌和当代诗歌，做一个主题内容的比较，能明显看出，前两个时期被选译的诗歌在描述当时的社会现实时，偏向于揭露黑暗社会现实，或控诉残酷统治。在古典诗歌所描述出的中国社会里，封建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极度对立，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饱受阶级剥削和战火之苦；现代诗歌所描述的中国社会，前期军阀混战，后期国民党统治黑暗，左翼人士积极抗战为获取民族独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当代被选译的诗歌则倾向于歌颂国家的发展，赞美党的领导，描绘出一个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各阶级团结一心致力于新中国建设，工农林业欣欣向荣，人民生活节节提高的社会画面。编译人员在选译诗歌的过程中，通过有倾向的选择、明显的取舍，屏蔽了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中表现当时社会光明面的内容，又舍弃了当代诗歌中无助于展现新中国正面形象的内容，成功塑造出了黑暗与光明、落后与发展、旧与新对比的两个“中国”形象。

      《中国文学》作为一本外文刊物，是官方向世界宣讲新中国形象的重要媒介，在其对外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抱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性。尽管刊物的编选人员从个人的艺术审美品位和迎合读者心理的角度出发，采取了各种策略淡化刊物的政治色彩，努力提高刊物的艺术欣赏价值，但1951年到1965年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严重对立的语境，势必会严重影响《中国文学》对文学作品的选择。受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限制，《中国文学》未能客观地向海外读者展现整个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中国诗歌的成就，特别是在对于现代诗歌的选译上，范围过于窄化，只勾勒出了一个片面化的中国现代诗坛。强烈的政治目的性，也影响到了刊物在海外被接受的情况。从目前可查阅的资料来看，尽管刊物销量一直有所增加，但截至1963年第七期，订户仍只有2200多户(14)。特别到了60年代，刊物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中国文学》在海外受到的评价也越来越低，一些外国专家反映“你们的东西拿出去，没有人看”，一些外国读者来信批评刊物“文章读起来枯燥无味，不惹人喜爱”(15)。为了打消工作人员的顾虑，减轻极“左”路线对刊物编译的影响，提高刊物质量，1961年至1962年政治松动期，外文出版社开展了“澄清业务思想”的学习讨论，强调政治性第一并不是政治性唯一，“没有艺术性就没有对外宣传”，批评了很多工作人员片面追求作品的政治内容、“安全性第一”的工作态度。现在回头看，这场学习讨论是及时的、正确的，也是必要的，然而随着“文革”十年序幕的拉开，这些积极的反思也就被淹没在时代洪流中了。

      ①吴旸：《〈中国文学〉的诞生》，见周东元：《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新星出版社，1999年，第491页。

      ②《对外文委〈关于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四种外文刊物编辑方针的请示报告〉([59]联46致字第606号1959年4月7日)》，见周东元、亓文公：《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新星出版社，1999年，第159页。

      ③赵学龄：《翻译界尽人皆知的一对夫妇——记杨宪益、戴乃迭》，见周东元：《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新星出版社，1999年，第491页。

      ④雷音：《走近杨宪益》，见文明国：《杨宪益对话集——从〈离骚〉开始，翻译整个中国》，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209页。

      ⑤⑥⑨⑩杨宪益：《杨宪益自传》，薛鸿时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219页，第86页，第223-224页，第237页。

      ⑦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何其芳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

      ⑧《中宣部负责同志对〈中国文学〉几个问题宣传的意见(摘录)(1962年3月)》，见周东元、亓文公：《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新星出版社，1999年，P215.

      (11)《关于对外宣传的艺术性问题》，见陈日浓、王永耀：《中国外文局五十年书刊对外宣传的理论与实践》，新星出版社，1999年，第53页。

      (12)胡尚元：《“迎春晚会”事件与毛泽东的两个批示》，《文史精华》2004年第4期，总167期。

      (13)《国务院外办〈讨论“中国文学”问题会议纪要〉[65]文字004号1965年1月28日》，见周东元、亓文公：《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新星出版社，1999年，第385-386页。

      (14)《陈毅同志主持国务院外办讨论〈中国文学〉工作会议的记录(1963年8月3日)》，见周东元、亓文公：《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新星出版社，1999年，第313页。

      (15)《关于对外宣传的艺术性问题》，见陈日浓、王永耀：《中国外文局五十年书刊对外宣传的理论与实践》，新星出版社，1999年，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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