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存、清单与设计史
——评《中国现代文字设计图史》
朱伟斌
摘 要
本文从治学方法、研究方法和设计学术史多个角度评述《中国现代文字设计图史》。回顾了中国工艺美术史学注重史料搜集的优良传统，分析了《图史》中字体设计史研究的多条线索，指出字体史与社会史结合研究呈现的新境界和可能存在的问题。承认《图史》全面而详备的基础性研究价值，并对未来中国字体设计史研究寄予新的期望。
关键词
现代文字设计史；图史；清单；设计史
《中国现代文字设计图史》（以下简称《图史》）[1]是一部介绍中国现代文字设计历史的著作，记录了清末至今，中国文字设计百余年发展的历史。按照尹吉男先生所评 “有效地对应了传统‘图书’的文脉，图史相互关照，彼此互证”。《图史》是围绕着图书而展开的字体设计史研究。
一
《图史》围绕文字设计这个中心，呈现了计约100本以上的文献著作图片，文字提及的图书文献更多达200本以上。《图史》首先是一部藏书和史料的辑录。
如今众多的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和专门图书馆、档案馆等为人们提供最大的帮助。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发达的今天，信息检索变得异常便捷，研究者可以轻松获得海量的信息，籍以完成各种研究工作。因此，个人购置大量书籍进行课题研究的不如以往多见。设计学科历来强调创新，在国际化、现代化、商业化大潮推动下，结合新技术、新方法、新视角诞生出新成果，概念频频翻新叫人应接不暇。人们热衷这种灵光闪现，体现构思巧妙的学术。相比之下，秉承传统研究方法，靠大量文献爬梳的设计史研究者倒显得小众而静寂。然而，这种小众却越加显得可贵，这种静寂越加显得厚重。今天，我们看到了周博在史料收集上作出的不懈努力。
工艺史研究历来是强调占有史料。尚刚对此曾有个关于房子的比喻。“就像已经知道了一间规矩房屋的三个角，那么通过推理即可知晓第四个角何在，进而也就知道了房屋的面积。但是如果资料不充分，就像仅知道房屋平面两个端点，无论你的理论有多么强大、逻辑有多么严密，连这两个点是否可以成边都搞不清，进一步地推理最多只是猜想。”[2]研究者花费大量时间搜集史料成为学术生活常态，史论研究库存的主人。从历史上看来，不能说库存多者学问大，但学问大者，总是不乏库存充足者。图书版本界有一种说法：最厉害的是“我见过”，但绝顶厉害的莫过“我有”！值得一说的是，无论是版本学还是文字学研究，都倾向更为古远的史料研究，对于近现代的民国书籍研究还是滞后的。由于现代造纸、印刷、装订等工艺自身缺陷的原因，民国书籍保存寿命一般为50至100年，民国时期文献老化、破损问题严重，有一部分民国文献已处在行将消失的状态。
学生在掌握有一定写作素材后，紧跟着需要学习有关作文方面的技巧。例如：作文开头方式可以为欲扬先抑、开门见山、排比反复、设问开篇、倒叙开头等；结尾技巧有凸显主旨式、首尾呼应式、升华主题式等。技巧很多，也很零散，学生在写作时不需要全部应用，只需要做到学以致用，在有些时候能为文章添加点缀。最后，学生要懂得谋篇布局，审题、立意、选材，一篇好作文即可完成。
《图史》是一次更大规模的、系统的文献库存展示。书中呈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一部分资料来自图书馆和研究所藏品，包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央美院图书馆和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等；一部分来自友人提供，这些友人大多同为文字设计研究者，不乏高校教授，业界著名设计师等。不过，《图史》中收录最多的是“作者自藏”图书资料，有超过半数以上来自作者本人的收藏。这些收录藏品年代连贯，品类齐全，不少是稀有珍本，书册种类更是不胜枚举，可谓大观。按周博的话说，编撰《图史》的初衷是出于教学目的，希望通过这本书，让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字设计的面貌有个“起码的了解”，做一点“基础性的工作”。丰富的收藏背后深含着作者对文字设计研究爱的执着，《图史》的出版无疑是一次诚恳的表白！家中有如此多的宝藏，让人有恨不起来的羡慕和嫉妒。我们有理由相信《图史》文献的份量。
二
艾柯在他的《无限的清单》中，大大赞美了清单罗列的美妙。艾柯还在他的书中饶有兴致地例举了各种类型的清单，其中就有书单和目录。“……爱读书人捧读古董书店的目录，得到的快感一如别人读惊悚小说”[5]。艾柯认为目录中隐含着内在的线索，反映了作者精巧的构思。读者通过阅读目录就能得到阅读的乐趣和快感。
近40年来中国字体设计历史研究普遍以编年纪事为主。其中较为突出的成果有上世纪90年代初何步云撰写《中国活字小史》，较早系统整理中国活字发展历史。[6]2003年至2004年，罗树宝在《印刷杂志》发表连载文章《印刷字体史话》，介绍中国印刷字体从刻石到刻板，再铅字到计算机排版的发展历史。[7]大凡此类可以描述为“列时间、论人物，举事件、说风格，谈影响”。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文字设计史逐渐有了一份内容丰富，令人兴趣不减的清单。
新规则增加“纸质归档文件的修整”部分，要求对破损的归档文件予以修复，但未阐述具体的修复方式，“DA/T 25-2000 档案修裱技术规范”对档案修裱的设备和工具、修裱材料、修裱前期准备、修裱技术、修裱后的装订及修裱质量等内容均作了详细阐述，对于纸质文件的修整具有重要的指导借鉴意义，故作为规范性引用文件。
[4]周博：《字体摩登：字体书与中国现代文字设计的再发现（1919-1955）》，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1.字体类型《图史》上篇列举了1949年之前中国出现的主要印刷字体类型，包括香港字、美华字、美查字等。字体类型研究为国内学者开展最多，包括张抒的宋体字研究，李少波的黑体字研究，以及周博本人的楷体字研究等等。其中尤其以聚珍仿宋体的研究最引人注目。青年学者孙明远力作《聚珍仿宋体研究》，注重历史考据，以点寻线带面，还原一代字体故事。[8]这次《图史》以条目的方式列举了十余种字体类型，几乎涵括了早期中国版面上出现的所有印刷字体类型。作者用文字和图片清晰地展示了字体历史，其中香港字、真宋、百宋等一些图片在史料集中展露尚属首次。组织有序的编制、简明的陈述和精彩的史料图片，使这份字体目录清单具有了极强的可读性。
2.人物《图史》涵盖相关人物多达40余位。包括：刘既漂、钱君匋、陈之佛等艺术家，也有钱震之、谢培元、徐学成等字体设计师傅。《图史》甚至例举了当代字体设计师，诸如朱志伟、柯炽坚、齐立等，一下子把“史”的尺度拉到当前。每个人物以生平和作品为线索，建立起清晰的字体档案。值得注意的是《图史》还收录一些不知名的人物，例如傅德雍、韩飞青、刘元祥。这些名字不说普通读者，就是专门的字体史研究者也不见得熟识。不分时代今古，不论名望浅重，这是一份字体设计研究完整而客观的人物清单。
金华寺汤溪镇寺平古村主要的保护模式为划归为文物，售票观览。单一的盈利方式导致未来面临的困境是可以预见的，如何打开瓶颈投入活化更新项目，促进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还要防止进入另外一个误区，即在中国的许多传统村落，由沿街商铺的商户构成的多以游客市场筛过“经得起市场检验”的特色小食、区域特产、文艺小铺以及饰品首饰为主流的产业［1］。这些所谓的“主流”没有地域特色，很难成长为支撑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产业。
3.关系门类 字体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门类研究，相关的有文字学、书法、信息学等多种学科或门类。设计学视角里的字体研究同样具有开放和多向的特性。这种开放和多向，使得字体研究具有新鲜的活力。《图史》觉察到字体设计与其它学科门类的密切关系，列举出关联的门类，其中包括先锋艺术、广告与消费、民国电影、图案教育等。作者甚至将字体设计研究深入到字体政治、草根字体等问题的探索中，扩充了字体设计研究涉及的内容。这种探索性的门类关系清单，丰富了读者对于字体外部关系的想象。
4.事件 在字体设计的外部关系中，社会史具有最为广阔的空间。这次《图史》把众多的社会事件列举出，例如抗战、解放、奥运等，令人眼前一亮。作者把字体和社会时代发展关联，在“解放区的字体主张”、“大标语时代”、“私营到国营”等项目中，读者能真实地解读到隐含在字体背后的时代背景，内涵也因此深刻起来。字体研究向社会史研究的延伸，拓宽了字体研究的思域，启发了更多、更深刻问题的思考。这种字体设计史研究无疑是一次勇敢的探索。阅读这些事件，何尝不是如读“惊悚小说”般地快感？
《图史》有近400余幅图片资料，对每一份图片，作者都详细地标注图片介绍、来源等信息，有的还适当补充一些个人评述。图注少则两三行，多则20余行，例如书中第58页一份“筑地体”的资料注释文字多达350余字，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其它引文、脚注等也无一不是尽可能提供最为详实、丰富的信息内容。100余份参考文献涵盖了当今字体设计研究主要文献，为读者提供了一条清晰的文献研究路径。《图史》事无巨细的罗列展陈，体现出一种朴实、严谨的学术作风。
《图史》把近20年来各家的研究成果尽收眼底，铺陈一部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字设计史叙事，是一部现代中国文字设计研究总结性文献，说它为一部志，或者簿、录也无不可。《图史》正是如此，目录、图例、引文、参考文献等，体例完整，脉络清晰，表述详备，让人阅读起来乐趣丝毫不减。《图史》既是一份书库珍宝名录，也是一份中国现代文字研究的类目清单。
三
《图史》16开本，400多页，几乎每一页都有全彩印刷的配图，粗略估计有400余幅配图，是一部实实在在的“图”史。图片几乎都是扫描或拍摄，高质量的图片清晰地还原了实物样貌。翻阅书本，赏心悦目。上世纪90年代末李明君《中国美术字史图说》以“图说”的方式解说中国美术字发展历史。作者认为图版的目的在于“附图以助解说”，[9]中国史学素有“左图右史”的传统，作为史料，文字能蕴含丰富信息，而图象的优点是直观形象，图和史相互印证的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积极使用。《图史》虽以图为名，但其本质是文字设计史研究，是借图说清文字的大历史。
设计史史述很长一段时间，依然延续美术史，将设计师、作品、事件作为研究对象，以线性形式呈现“博物馆式”的阐述。直到福蒂《欲求之物：1750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设计史研究开始呈现“多元化”迹象。[10]新的设计史叙述不再关注某种风格、精英和伟大的设计，而是以某些主题，在特定的话题下完成设计史问题的探讨。福蒂撇开设计内部关系为重点的叙述方法，开启了设计史外部关系问题描绘的新思路。
[7]罗树宝：《印刷字体史话》，《印刷杂志（2003-2004）》，第209-221期。
路易斯·布莱克威尔的《西方字体设计一百年》曾将字体史与社会史尝试对话。[11]该书以每十年为一个单位，对20世纪英文字体设计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分析。涵盖主题包括：大规模生产的形成，艺术指导的诞生，线格的出现等。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是时代的产物，在字体设计历史研究中得到讨论，体现了字体设计历史研究积极向外部关系话题的拓展。中国字体设计的历史研究远比英文更为复杂。汉字自古以来就一直沿着自身的逻辑演化发展，其间无不包含丰富的设计的智慧。但“设计”作为一个概念却是被动殖入国内的，首先遭遇的是概念“转译”问题。其次，把设计问题引入中国社会史，那又是一个更为复杂纷扰的关系网络。
[1]周博：《中国现代文字设计图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对于设计思想史的挖掘，周博是有这个功力。《现代设计伦理思想史》就是以帕帕纳克为中心开展的这方面学术研究成果。[13]周博聚焦中国字体设计史，陆续在学术期刊发表字体设计研究论文，引起字体设计研究学术界广泛关注。2013年，周博就将楷体字与民族国家意识的思想结合起来，显示出设计研究的思想高度。[14]此后，周博一直探寻字体设计史背后的文化和思想逻辑，将文字设计带入到更广阔的文化史研究境地，带到更高深的思想史境地中去。《图史》并非述而不作的辑录，作者多作熔铸材料的综述，在文字间传达出多向的思考。面对图片样本，作者把大家带到民族性、传统、标准化、现代性等大时代、大社会史述的语境中，凭由你自己去感悟。这也正是作者所说的“提示性”所在。
福蒂说道：工业产品产品成千上万，即便是看上去无足轻重的设计，一旦分析起来也极为复杂。我不妄想包罗万象，而是尝试着指出任何制造品的设计史应如何切入，可以提出哪些问题，以及研究它的设计可能得到哪些答案。书中我讨论了各类物品，其中许多颇为详细，但我的选择免不了具有任意性，某些情况下另一件物品同样能证明我的论述。[15]那么，文字设计呢？接下来，中国的文字设计史研究呢？
8月初，来到江苏镇江市走市场，有一贸易商将5个车皮的山西中颗粒尿素以1900元/吨第一到站一股脑儿出手了，当时还挺开心。上周跟我聊天时说是有点后悔，感觉卖亏了，没想到这一轮普涨来得这么快，来得这么直接。好像现在卖货出去还后悔不迭的人，已经很少见了，丢了几个鄙夷的眼神让慢慢品味。这批货到站很是时候，正是镇江市最佳的水稻施穗肥时。
文也好，字也罢，说好图文故事，靠的是作者对书本的驾驭。说书事，探书世，写书史，是中国文字设计的研究门径。《图史》书封设计没用图片，封面很简洁，一个代表书页的栏线框占据整个版面，框内空空如也。色彩也仅仅用了少面积的浅灰，白茫茫一片好干净。空白似乎是虚坐以待，等待高人论道，又似乎在告示大家作者正蓄势待发，即将书写新篇章。
注释：
聚焦主业，发挥纪委监督作用。事务性的工作多了，便难以在监督执纪上下功夫。因此，突出纪委的专责主业，建议一是要放手。应从制度规定上规范纪委书记和纪检部门的职责定位，将纪检专职人员与其他事务性工作安排或非监督内容的分工相脱离，并建立纪检工作履职考核与评价机制，从制度和考核层面积极鼓励、支持纪检部门把该干的事干好，该担的责任担起来。二是要放权。要真正赋予纪检部门知情权、监督权、调查权和违纪行为处分权，以增强其监督的相对独立性；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推行委派制，以加强对同级的有效监督。
周博把中国现代文字纳入研究视野是一次极为勇敢的挑战。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20世纪一个重大的课题，仅就刚刚过去的民国历史研究就为各界所重视。这个时期政治风云变幻，思想文化激荡，内忧外患叠起。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新与旧，自由与专制，激进与保守，发展与停滞，侵略与反侵略，各种社会潮流在此期间汇聚碰撞，形成了复杂多变的特殊历史景观。中国现代文字设计是中国现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表征，中国字体设计与激荡的中国社会发展关系如何？对于这点，李公明这样评价《图史》，“其意义超出文字设计领域，对于晚清以来的中国近现代文化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文字简明的历史叙事呈现中国现代文字设计史的发展全貌。在设计与观念、视觉与文字、传统与激进之间，作者坚信‘文字设计史的历史、文化和审美一定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加持久的价值’，这里包含有关于历史与未来的睿智的思考与充盈的美感。”[12]李公明指出了文字设计史与中国近现代文化之间互为文本的关系，字体史实际上成为一种思想史。
[9]李明君：《中国美术字史图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3页。
[3]关山月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编：《20世纪中国平面设计文献集》，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5页。
《图史》以1949年为界，分上、下两个篇章，在大时段内再作横向的目录研究。列举项目包含字体类型、名家、门类关系、事件等。
[5]翁贝托·艾柯：《无限的清单》，彭淮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377页。
[6]何步云：《中国活字小史》，见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活字印刷源流》，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年，第66-88页。
作者周博的史料收藏聚焦在近现代平面设计领域。中央美术学院曾在2009年、2011年举办过两次的平面设计文献展，对20世纪百余年来的月份牌、商标、期刊、宣传画等历史文献作系统整理，之后并出版研究性的文献资料。周博是这次活动的主要推动者，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陈湘波在《文献集》前言中写道“周博先生穿梭于各大图书馆、旧书店和网站，收集、整理了大量珍贵的民国期刊资料，为这一项目的深化贡献良多”。[3]周博并在《文献集》中撰文《平面设计史视野中的民国期刊》，对民国期刊作全面的综合评述，显示了驾驭文献史料极好的能力。近年，周博编撰出版《字体摩登：字体书与中国现代文字设计的再发现（1919-1955）》，选用60册中国美术字研究重要文献，整理了70余册的书目。[4]周博库存的第一次展示为中国美术字研究新添一份有分量的著作。
宝格丽Octo Finissimo陀飞轮自动上链腕表厚度仅为3.95毫米，第四次刷新世界纪录。Octo Finissimo陀飞轮自动上链腕表作为2018年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作，充分诠释了宝格丽在腕间时计上所赋予的非凡艺术造诣。Octo Finissimo镂空陀飞轮腕表与Octo Finissimo自动上链腕表均在去年的日内瓦高级钟表大赏斩获大奖，为品牌赢得业内一致认可。
[8]孙明远：《聚珍仿宋体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
[2]尚刚：《中国工艺美术的史料和史学》，见杭间主编：《设计史研究：设计与中国设计史研究年会专辑》，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第49页。
教师在编制导学案时，要求在难度、内容形式要设计为三个类型：一类为识记类，要求在课前必须解决；二类为“理解类”，要求学生能把新知识与自身的生活实践挂勾，形成融会贯通的衔接，三类为“应用类”，学以致用，能解决例题和习题。“三级要求”便于学生根据自己的学情自主选择。对于教师而言，导学案实现了从教师带着课本走向学生转变为教师带着学生走向课本，学生带着问题走向教师的转变。
[10]阿德里安·福蒂：《欲求之物：1750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苟娴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
翻译诗学本体论是书中建构的翻译诗学体系的哲学基础，保证了研究的深入性。作者从语言本体论出发，关照了中西诗学的契合和差异，并生发出诗歌翻译的本体论。研究提出，中国的“名象观”和西方现象学意义观都揭示出对译出语意义的认识应该具有整体构成观念；和诗歌创作类似，译者也应该将“兴”作为翻译的最高境界，在主客相容、物我两忘的“神思”境界中，实现译文对原文的有机“化通”。
回到家，妻子正在电脑上弄什么东西，没有理他。他心里发虚，主动搭话，妻子则是淡淡地回应。等妻子离开书房去淋浴，他心里紧张地瞄着妻子忘在电脑桌上的手机。淋浴的的哗哗声刚一响起，他就悄悄过去，快速翻看着手机内容……
[11]路易斯·布莱克威尔：《西方字体设计一百年》，许捷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12]周博：《中国现代文字设计图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专家推荐语”。
[13]周博：《现代设计伦理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14]周博：《字体家国：汉文正楷与现代中文字体设计中的民族国家意识》，《美术研究》,2013年第1期，第16-27页。
[15]阿德里安·福蒂：《欲求之物：1750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苟娴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8页。
五是实施水源储备方略，优先保障饮用水安全。建立和保护备用水源地，尽可能地减少单一水源供给方式。提升水源应急监测及应急供水能力，建立健全饮用水源环境管理技术及方法体系。
如图5(a)，通过配置表中表名字段与盾构数据表名关联，实现数据分散至多表存储，而图5(b)则是对某台盾构而言的设备、部件、测点和数据的关联示意，如此则实现了树形存储。
朱伟斌 浙江财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