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璟[1]2001年在《《汉书》引用书目考》文中研究说明《汉书》在我国史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是班固倾 注一生心力完成的一部历史巨着。班固在撰述《汉书》的过程中，大量采录了先 秦、秦汉时期的文献，引用材料十分丰富。但由于大多数人认为《汉书》着有《艺 文志》，研究《汉书》引用书目没有意义。因此，关于这方面的着述历来十分有 限。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汉书》引用材料及书目的分类和分析，总结出《汉 书》引用书目的五个特点，从而探讨班固的政治思想和着述观点，了解当时文献发 展的状况及《汉书》在中国古代文献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部分：前言包括对《汉书》及班固的介绍；《汉书》历史地位的评价，以及 《汉书》引用书目工作的简短评价。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一百篇，主要记述汉高帝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二百叁十年的史事，全书八十余万字。班固一生的主要精力和成就，都体现于《汉书》的着述。班固自永平初年起着手编撰《汉书》，在其父班彪《后传》的基础上，他博采众家之言，着成《汉书》。《汉书》的成书，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政治上，他编写西汉全史，给了统一的西汉王朝以突出的历史地位，总结了它兴亡盛衰和政治上的成败得失，适应了东汉王朝大一统的时代要求。思想上，《汉书》推崇汉为正统，独尊儒学，宣扬大一统思想，得到东汉王朝统治者的允许和帮助，为他提供了着史的便利条件。在文献典籍上，《汉书》前有《史记》及其父《后传》作基础，又身处兰台，得以遍览群书。班固所处之时代，正是典籍汇集的时期，。经过西汉历代的收集，在东汉时文献十分丰富，这些都是班固撰述《汉书》的必备条件。 《汉书》首创断代体；首开史志目录之先河，根据《七略》编成《艺文志》，开辟了纪传体史书内立“艺文志”的做法，都是其历史地位的突出体现。它承袭了《史记》的体例而有所变化，改“书”为“志”，舍弃“世家”，四体形式，体例严整，为我国正史定下了格局，遂成为后世正史“不祧之宗。” 第二部分：《汉书》引用书目情况的具体分析根据《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原则，本文将《汉书》弓佣之书目大体分为七大类：一、六艺类。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八个小类；二、诸子类。包括儒、道、阴阳、法、纵横、杂家及其他七个小类；叁、诗赋类。包括辞赋、歌诗两个小类；四、兵书类；五、方技术数类。包括天文、五行、历谱叁个小类；六、诏令奏议类。包括诏令、奏议、个人书信叁个小类；七、俗语谚语类。每类中每部分书前做关于此书的简要介绍，依据鹏行本之排列内容，将《汉书》中出现之文字与晰本进行对照比较，并注明《汉书》引佣的方式（内乳谰括叁种：原文引用，变化引用，省略引用。形式上讲包椭文有目，即有文字贿书名的引佣情况；有文无民 即仅有文字而无书名的引用情况；有目无文，或称篇名引用，即只有书名而无文字的引用情况）。对《汉书·艺文志》中没有G薯录的书目，在本文中狮日以注明。 第叁部分：对《汉书》引用书目工作的评价 通过《汉书》引用书卧清况的分析，总结出《汉书》引用书目的原始性、灵活性、选择性、侧重性和多样性五个特点。通过举例详细论述这五大特点，进而从这五个特点总结班固的推崇汉为正统以及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和“探纂前纪，缀集所闻，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治通”的着述观点。通过对《汉书》引用书卧清况的分析，总结当时文献发展的状况及特点：五经为主；儒家地位突出；诗赋流行。文献典籍的丰富及当时文献发展的特点，从本文中可以得到W碎现。通过对《汉书》引用书目情况的分析，无论从史料的选择处理、目录学角度还是辑佚、编纂学方面，都反映出《汉书）｝在文献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总之，《汉书》引用书目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D探讨。
王晗[2]2015年在《《雍录》引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南宋程大昌所撰的《雍录》,是一部记载周、秦、汉、隋、唐五朝都城丰、镐、咸阳、长安古迹的地方志,内容除一般方志所记述的沿革、宫殿、山川、历史事件以外,又参考《叁辅黄图》、《唐六典》、《长安志》等书并对其记述内容作进一步考证解说,论证史料的可信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雍录》：“搜罗丰富,辩证亦详,在舆记中固为最善之本”,为历来研究长安史地者所重视。《雍录》博引群籍,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古今学者多有利用,或当作一手资料引用或直接转引其中史料。然而程大昌在引用史料和考证时存在一定错漏,所以有必要对《雍录》引书、引文进行系统梳理,揭示其史料价值,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便利,也有助于古籍的辑佚工作。本文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部分对选题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包括选题缘由、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方面。第二部分“程大昌与《雍录》”,主要简介宋代以前的长安地方志、程大昌的生平与着作、《雍录》创作的背景、《雍录》的版本流传情况及撰写特点。第叁部分“《雍录》引书研究”,主要把引书按“四部”分类,将引文与现存文献互证,进一步考订、整理《雍录》中史料的引用情况。最后总结全文。
邵秀丽[3]2010年在《李善《文选注》引小学类书目考略》文中研究指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太子萧统主持编纂,对后世影响极大。唐代,李善《文选注》的出现进一步把《文选》发扬光大,李善注本本身也因征引广博和注文精审、独到而为后人所推崇。千百年来,《文选》和李善注相互依存,注以文传,文以注显。李善《文选注》采用征引式注释,通过征引大量古籍故训解释文义。保存了很多已亡佚典籍的断章残句,成为我们当今考辨、辑佚隋唐古籍的重要参考文献。与李善《文选注》这一注释特点相合,它的引书研究也成为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统计李善《文选注》引书数量是李注引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前人曾有过多次统计,但由于李注版本众多且征引繁复,最终统计结果常有差异。本论文中,笔者以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影印胡刻本为底本,认真统计了李善《文选注》征引小学类书的具体书目,并依据《四库全书》分类法将所引书目分为训诂、文字、音韵叁类。同时,由于李善《文选注》所征引之书大多已亡佚,流传至今的也与原着相差甚远,故本文还从原始材料出发,以考论结合的方法,对李善所征引的37本小学类书进行考证,考证内容包括作者生平、成书年代、主要内容、流传辑佚情况、现存版本与佚文等。本论文写作始终坚持一切从原始材料出发的原则,整个论文主要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简介《文选》及李善《文选注》、综述李注引书研究现状并说明论文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写作思路；第二部分具体统计李注引小学类书书目和征引次数,并在此基础上对该书的流传亡佚情况等进行考辨；最后一部分对李善《文选注》征引小学类书的情况做总体分析。
任明华[4]2003年在《中国小说选本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导言 小说选本就是以选录他人作品为主的小说书。近百年来，小说选本的发现、整理出版、思想、艺术及演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小说选本的研究现状与其蕴含的研究意义之间，尚有相当大的距离。小说选本的研究意义完全取决于选者本人的审美趋向和性情禀赋。小说选本作为选者和读者的纽带，不仅仅是供阅读的作品集，而且还是一种批评形式，蕴含着选者的小说观念、时代精神以及读者的欣赏趋尚。本文拟对小说选本进行全面的考察。 上编 小说选本总论 第一章 小说选本的流变 小说选本的产生取决于统治者的小说政策、选者与读者的小说观念、印刷出版技术等诸多因素。我们打破单纯以朝代分期的方法，按照小说选本自身演变的内在规律，将小说选本的流变分为萌生期、发展期、消歇期、繁荣期和衰落期五个阶段，探讨各个时期盛衰的原因和小说选本的基本特点。 第二章 小说选本的编纂体例 编纂体例指编者将选录内容编辑成书时所采取的方法和格式，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形式方面指小说选本的编者署名、序跋、凡例、引用书目、目录、插图、引文出处等，内容方面指编者对引文进行删改、评点等。对此作一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小说选本的成书特点、过程以及编者的编选宗旨、态度和小说观念。 第叁章 小说选本的类型 尽管小说选本数量庞大，编者身份各异，题材千差万别，形式体例变化多样，但按照编选主体、编者身份、编选目的和选录内容的特点等，小说选本大体上可以分为资料汇编型、文人赏鉴型、通俗传播型叁种基本类型。它们总体上呈渐次演进的趋势，且关系密切。这叁种小说选本适应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共同促进了小说的传播和保存。 第四章 小说选本的价值 小说选本编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趣味选取优秀的小说作品，将小说的评价表现在“选集工作本身的取舍中”，其取舍不仅意味着小说价值的确定标准，也意味着“小说”本身的界定、小说的功能与读者群的确定。同时，小说选本还为阅读和创作提供了范本。因此，小说选本的价值是多重的，具有阅读与传播价值、理论批评价值和小说史、文学史价值。 下编 小说选本叙录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依据公私书目清理出历史上的小说选本400多部，大致按照成书时间先后排列，逐一考定其存佚、编者、成书时间、版本、内容和编排体例，并摘录、评价能够反映编者小说观念的序跋、凡例。
张茜[5]2017年在《《文选》李善注引别集研究》文中认为《文选》为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的一部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隋唐之际“文选学”大兴于世,李善所着《文选注》为选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善注最大的特点是征引注释,这种注释方法保存了大量文献资料。李善注不仅引用别集中的文献资料注释《文选》,还依据别集中的原文与《文选》所录诗文作校勘、考证,保存了一些异文,这对考察唐以前别集的编纂体例有很大帮助。《文选》李善注引用原文地研究,最多的是对引文的辑佚、校勘和考据。辑佚有清代朴学一派大家,成果颇丰,现代人也多热衷于利用各种文献进行校勘。前人多专注于的是引文体例的研究,即主要研究李善注的体例及其特点。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专门的引文、引专书的研究。但对李善注引集部书目、文献的研究依然很少,目前仅有《楚辞》这一部书,有人做过系统研究。本文之前,有《<文选>李善注引先唐别集述论》一文从李善注引别集的注释情况和校勘、考证两个方面论述李善注得失,揭示意义与价值。由于《文选》李善注引文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容易陷入谈及整体性而忽略特殊性,谈及特例又忽略其整体性的情形中。因此本文也仅作个性研究,即从引用的别集内容出发来看李善注的特点。本文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版《文选》为底本,对李善注引总集和别集的书目、内容一一辑录、考证、辨析,并进行分类研究,分析总结李善注的特点。本文的研究范围主要是李善注中明确指出的某个作家别集及其所引述内容,并参照李善注引用这个作家的其他单篇作品。全文共分为四章,绪论部分主要谈到本文研究的一个前提条件:李善注引书书目研究的整理情况。前叁章内容大致是对李善注引经史子书的研究情况做一概述。第四章为全文重点,分别辑录出李善注引用的总集和别集的书目及原文内容,考证、辨析具体问题,并对其进行分类研究。通过对《文选》李善注引总集、别集书目内容的辑录,得出李善注共引用总集7部:《楚辞》、挚虞《文章流别集》、刘义庆《集林》、李充《翰林论》、江邃《文释》、萧统《古今诗苑英华》、《歌录集》;引用别集56部:宋玉集、李陵集、东方朔集、古永集、孔臧集、张敞集、扬雄集、班固集、曹大家集、冯衍集、张纲集、卢植集、葛龚集、李尤集、魏武帝集、曹植集、钟会集、繁钦集、陈琳集、潘勖集、韦曜集、嵇绍集、陆机集、木华集、傅咸集、竟陵王萧子良集、孔稚圭集、陆厥集、刘孝标集、嵇康文集录、文帝集、李重集、虞义集、任昉集、潘岳集、孙绰集、董仲舒集、司马迁集、桓谭集、裴頠集、江淹集、王俭集、刘伶集、王粲集、枚乘集、丘迟集、陆倕集、鲍照集、谢瞻集、颜延年集、谢眺集、嵇康集、陆云集、卢谌集、范云集、刘琨集、沈约集。
佟大群[6]2010年在《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文献辨伪学是一个学术性和思想性兼具的课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尚未有人对其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笔者有感于此选作该题,勉力为之。本文主要讨论以下五方面内容：(1)探讨了有关辨伪学、文献辨伪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并对二十世纪初年迄今,文献辨伪研究的状况进行回顾。同时对本文的选题意义、理论方法等进行了简要说明。(2)回顾了清以前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历史及其成就。文献辨伪学发端于先秦,形成于两汉,复经隋唐、宋明数百年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清人的文献辨伪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3)分析了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动力和环境问题。文献辨伪学的存在和发展同所处时代和社会息息相关。清代的文献辨伪学能够继续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是清代学术和社会对其提出的内在要求和它们所给予的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4)分清初、清中期和清后期叁个阶段,系统考察清人文献辨伪研究的状况。笔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对顾炎武以降数十名学者的文献辨伪成就进行个案分析,还专设“图书”辨伪、《古文尚书》辨伪、《周礼》辨伪、《竹书纪年》辨伪等专题,此外还对《总目提要》的辨伪学成就进行了全面研究。(5)最后总结了清人文献辨伪学研究的学科体系、辨伪学成就和清代文献辨伪研究的现代启示等。本文对清代文献辨伪学、中国学术史及社会现实均不无意义,其主要创新点可概括如下：(1)首次明确规定文献辨伪学的学科体系,确立文献辨伪学研究的理论框架。现代的文献辨伪研究存在诸多问题,如混淆文献辨伪与考订文献作者及其成书年代的关系、混淆文献真伪考辨和史料真伪甄别的关系、仅仅视文献辨伪为文献整理的方法、往往阉割文献辨伪的思想性意义,等等。这突出反映了文献辨伪学理论研究中的阙失,因此亟需对其进行完善。笔者所为,是对既有理论框架的突破,是对文献辨伪学史的重写。(2)全面清理清以前文献辨伪发展的历史,为考量清代文献辨伪成就提供合理的参照标准。清人的文献辨伪研究渊源有自,因此全面把握清以前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历史,是正确认识清代学者文献辨伪研究状况、准确把握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程度、合理定位清代文献辨伪学学术成就的基础和关键。在这一点上,学界目前还作得不够。(3)系统考察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动因和外部环境,这是以往学界多忽视的问题。笔者将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归纳为守卫圣经圣道、处理遗留问题等七个方面。同时也综合考察了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探讨了文献辨伪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出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深刻社会背景和原因。学界目前对文献辨伪学发展动因和环境关注的不足与对文献辨伪认识的片面之间有着因果关系。(4)整体把握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定位清代文献辨伪研究的学术地位。就阶段性特征而言,清初文献辨伪气势磅礴,清中期精益求精,清后期则能推陈出新,叁者各具特色,鼎足而立。清代辨伪学家,初步统计有213人,考辨文献涉及783种。从文献辨伪学通史的角度,其巅峰地位是无可置疑的。以往学界对清代文献辨伪学特征和学术地位的认识不清,且多有妄论,笔者的结论,不无意义。(5)全面分析清人文献辨伪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思想观念。在辨伪方法问题上,参照前代,笔者认为清人少有发明；一些学者动辄十几种、数十种的罗列办法,也非允当。在辨伪思想方面,笔者特别强调了清人文献辨伪的思想性因素,特别是对维护经学正统、治学以经世的问题阐发颇多。已有成果中多将文献辨伪视为文献整理的方法、或无视其思想性意义,笔者以为不妥。(6)驳正对清代学者文献辨伪学成就的不恰当定位。笔者通过重点考察和宏观描述相结合的方式,以重要学者的深入分析支撑起宏观描述,以宏观描述的广泛开展给个别学者的学术定位以合理的参照系统。通过这样的方式驳正了已有研究成果中对个别学者过高估计或贬抑太过的问题,前者如阎若璩、姚际恒、崔述等,后者如毛奇龄等。(7)订正清代史料中的记载及其解读中的错误。如《阎若璩年谱》、乾隆本《古文尚书疏证》中记载的阎若璩东归过灵璧的时间；朱彝尊等关于万斯大《周官辨非》考条数量的记载等,都是清代史料记载中的错误。如林庆彰等所谓黄宗羲在“十六字心传”问题上态度有“重大转变”问题；如司马朝军的《辨伪书目》中误收67种文献,却漏掉224种文献的问题；如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中考辨伪书的确切数目等,都是对清代史料的错误解读。诸如此类问题,笔者多有订正。
刘高尚[7]2015年在《《文选》李善注引经部佚书考》文中研究说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撰而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同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之际,《文选》发展成为一门显学。特别是唐高宗显庆年间成书的六十卷《文选》李善注,对《文选》在唐代及后世的传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甚至有人说,“文选学”主要就是《文选》李善注释学。此说虽然略有片面,但也说明了李善注的重要价值。《文选》李善注注重典故及训诂的源流梳理,故而在注中引用了大量当时所能见到的古书,与裴松之《叁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并称引文浩博的四大古注。由于唐代时期的典籍大量亡佚,而清代朴学大兴,特别是辑佚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文选》李善注因其引书量惊人而引起学界重视,许多学者陆续对李善注引书数量进行了统计研究。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是第一部系统的关于《文选》李善注引书的研究专着,其中《书目注》部分对《文选》李善注引书进行了细致梳理,将所引书按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方法进行归类整理,一一列出书名,其中经部着录诸经传训101种、小学类37种、纬候图谶78种。沈家本《文选李善注书目录》是以《汪目》为蓝本并补其遗漏,着录经部书215种。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据宋刊《六臣注文选》编《<文选注>引书引得》,据其引书部分进行统计,其经部书共151种。马念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亦对《文选》李善注引用书进行统计,其中经部共列书目130种。日本学者小尾郊一以清人胡克家重雕宋淳熙本李善注《文选》为底本,着有《<文选>李善注引书考证》,参照有《文选集注》残卷、明袁褧仿宋刊本《六家文选》、《四部丛刊》景宋本六臣注《文选》之本,其中经部共127种。另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骆鸿凯《文选学》、孙钦善《论文李善注和五臣注》等也都对《文选》李善注的引书数量进行了或详或略的统计。在以上诸家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我们以中华书局影印清代胡克家翻刻宋代尤袤刻本为准,兼采书末所附《考异》,对所引经部亡佚书目之作者行迹、历代着录及辑佚现状等方面进行梳理,其分类依照《隋书·经籍志》的分类为准,分为十类,分别是:易类、尚书类、诗类、礼类、乐类、春秋类、孝经类、论语类、谶纬类、小学类,统计亡佚,进行提要钩玄,现存者则只统计数量,不再撰写提要。《文选》李善注引用经部书目有许多,亡佚的占大多数:易类有《归藏》、郑玄《周易注》、王肃《周易注》、刘瓛《周易乾坤义》、刘瓛《周易系辞义疏》、张璠《周易集解》、《周礼注》,共七部;尚书类有《尚书逸篇》、伏生《尚书大传》、《欧阳尚书说》、刘向《尚书五行传论》、马融《尚书注》、郑玄《尚书注》、郑玄《尚书大传注》、郑玄《尚书五行传注》、王肃《尚书注》九部;诗类有《鲁诗传》、《韩诗》、《韩诗内传》、《韩诗序》、《薛氏章句》、王肃《毛诗注》、陆机《毛诗草木虫鱼书》、刘芳《毛诗笺音证》八部亡佚。礼类有杜子春《周礼注》、郑众《周礼注》、子夏《丧服传》(单行本亡佚)、郑玄《丧服传》(单行本亡佚)、《礼记逸礼》、蔡邕《月令论》、蔡邕《月令章句》、阮谌《叁礼图》八部;乐类有蔡邕《琴操》、孔衍《琴操》、释智将《古今乐录》叁部,我们另论述了桓谭《琴操》;春秋类有马融《春秋左氏传注》、贾逵《春秋左氏解诂》、贾逵《春秋外传国语注》、何休《春秋公羊墨守》、服虔《春秋左氏解谊》、刘兆《春秋谷梁传》、郑氏《左氏传》,共七书亡佚;孝经类有郑玄《孝经注》一部;论语类有《鲁论语》、《孔子家语》、孔安国《论语注》、犍为舍人《尔雅注》、《五经通义》、刘向《五经要义》、包咸《论语注》、马融《论语注》、孙炎《尔雅注》、李巡《尔雅注》、韦昭《辩释名》、王肃《论语注》、雷次宗《五经要义》、《谥法》,共十四部。谶纬类李善引有一百二十七部,均先后亡佚,故佚书一百二十七部。小学类有《苍颉篇》、服虔《通俗文》、蔡邕《劝学篇》、张揖《埤苍》、张揖《古今字诂》、李登《声类》、郭璞《叁苍》、李彤《字指》、李彤《单行字》、吕忱《字林》、吕静《韵集》、樊恭《广苍》、顾恺之《启蒙记》、《纂文》、阮孝绪《文字集略》、阳休之《韵略》、《字说》十七部。通计《文选》李善注引经部书十类共计248部,亡佚200部,亡佚率81%。其中易类10部,亡佚7部,亡佚率70%;尚书类11部,亡佚9部,亡佚率多少82%;诗类16部,亡佚8部,亡佚率50%;礼类15部,亡佚8部,亡佚率47%;乐类3部,亡佚3部,亡佚率100%;春秋类16部,亡佚7部,亡佚率44%;孝经类2部,亡佚1部,亡佚率50%;论语类26部,亡佚13部,亡佚率50%;谶纬类127部,亡佚127部,亡佚率100%;小学类22部,亡佚17部,亡佚率77%。
孙晓英[8]2008年在《老子传本研究》文中提出古籍的流传,时间越长,问题越多。在不断的传抄整理过程中,古籍的面貌或大或小地产生变异,在春秋战国时已为显学载体的《老子》更是如此。本文欲以时间为序论述《老子》版本状况,以求对各时期不同《老子》传本进行全面地了解。全文共七章,其中前六章分别对先秦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二十世纪及二十一世纪初具有代表性的传本进行了较为详细地介绍,并在每章末对该时期传本特点及传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总结。先秦两汉时期《老子》得到了充足的发展,为后世各种传本奠定了基础,也为《老子》的演变划定了基本的跑道。魏晋南北朝时期《老子》传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变化,而且从王弼《老子注》取之于河上本、隋唐初期《老子》传本以河上本为主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老子》亦应深受河上本之影响。隋唐时期,统治者对《老子》极力推崇,形成《老子》发展的鼎盛时期,诠释《老子》的文献大量增加,并首次出现了石刻本的形式;但是由于唐玄宗等人常以己意篡改经文,《老子》离原始面貌越来越远。宋元时期注释《老子》者,人数比以前明显增多,研究者的身份及其观点存在很大分歧和差别;注解《老子》的方式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处于《老子》发展的流传变形期;另外,宋元时期涌现出大量的集注本、集解本,为后人的辑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前期相比,明清时期更加注重对《老子》本文的研究;而且在大量的《老子》传本中,河上公本、王弼本的主流地位更加明显,唐石本《老子》开始受到特别重视,更加体现出《老子》传本定型期的特点。近现代时期,学者比较注重对《老子》本文的校勘训诂,并且先后出土的《老子》文献为《老子》本文的校勘训诂提供了新的动力,进一步刺激了学者对《老子》文字、传本研究;同时,在《老子》文本方面,王弼本、河上本依然受到重视,研究者往往以新出土文献与之作比较研究;另外,唐本老子也越来越为老学家看重,许多学者以唐本为底本校勘他本,而且在出土文献研究中,唐本也往往被作为参照本。第七章是对前六章地总结补充,既对《老子》传本的演变及《老子》传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综合论述,又对王弼以前老学传授与流传、《老子》出土文献、《道藏》所收《老子》传本、《老子》音韵研究论着等作了简略介绍。
白金[9]2012年在《北宋目录学研究》文中指出宋代目录学成就非凡，在编目实践、学科理论建设、图书分类方式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选择目录学发展史上的这一时期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北宋目录编纂工作取得的成绩有准确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北宋目录学的特点、理论发展及其在目录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提供基本的文献参考；也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到北宋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北宋处于唐宋变革期的重要节点上，北宋学术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此背景下，北宋目录学体现出非同一般的学术价值。对目录学在北宋时期发生的这些变化进行深入考察，即是对中国近古目录学源头的研究。这对了解中国宋代以后古典目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也是研究宋代以后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参考。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北宋目录学进行研究，全面考察北宋目录的发展背景，编纂成就、理论建树和学术特点。第一章，宋前目录学的发展状况。本章以时代为纲，简述了目录学自汉代产生以后的发展过程。目录学在宋前的发展历经两个主要阶段，一个是汉魏时期从刘歆创制《七略》开始的六分法阶段；一个是在隋唐时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四部分类法阶段。在这两个稳定期中间，是延续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分类法转化时期。宋代目录学的发展，有社会文化发展的外部推力，也有文献学、目录学自身学术进化的内在因素。理清从汉到唐的目录学演进过程，把握其发展规律，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研究北宋目录学，更有助于我们研究目录学在唐宋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变革路径。第二章，北宋目录学发展的背景。本章从北宋政治文化特点、北宋官方与民间的图书出版与藏书、北宋馆阁与图书校勘、管理等方面出发，对北宋目录学发展的文化背景进行全面阐述。北宋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促使整个国家文化、教育事业获得巨大发展。而与之相关的图书出版、收藏、整理事业也发展迅速。叁馆秘阁是政府图书校勘与整理工作中最重要的机构，它校勘、整理、纂修了大量重要的书籍，带动了北宋官私藏书、校勘与编目活动的大发展，为北宋目录学迅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第叁章，北宋的目录编纂工作。有宋一代编纂的书目数量相当可观。作为目录学的基本文献与研究内容，目录着作体现了目录学发展的总体水平。本章将宋人编纂的目录分为官藏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专科目录和特种目录五种类型，对各个类型的存世目录与可考目录皆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其编纂经过、分类方法、分类思想与时代学术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通过本章研究力图较为全面、系统的反映出北宋目录编纂工作的整体面貌。第四章，《崇文总目》研究。《崇文总目》是北宋编纂的一部重要国家藏书目录。它着录的书籍基本反映了宋代仁宗朝时期国家藏书情况，是对北宋建国以来图书整理与收藏工作的系统总结与记录，也是自《开元四部录》以后由官方所编纂的着录最完备，体例最完善、解题也较为详尽的一部国家藏书目录，代表了北宋官藏目录的最高水平。《崇文总目》在图书分类法、着录体例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革新趋势，对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章对《崇文总目》的编纂过程、分类思想、着录体例、版本流传等情况进行了系统阐述。第五章，《新唐书·艺文志》研究。《新唐志》是北宋史志目录中保存至今最完备的一种。该目录与唐人所编纂的《开元四部录》、《古今书录》等目录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唐代目录学的思想理念。同时，此目编纂于《崇文总目》之后，曾参编《崇文总目》的欧阳修亦是《新唐书·艺文志》的编纂者，所以它又具有北宋目录学的某些特征。本章从编纂过程、编纂体例、分类思想等叁个方面对《新唐志》进行研究，特别关注了《新唐志》的分类思想在唐宋目录学发展变革过程中的特殊地位。第六章，综述北宋目录学的成就与学术特点。北宋目录学是在四部分类法已经发展数百年的基础上起步的。在从隋唐到宋代这个中国古代社会转型期间，北宋学术思想的整体风貌与此前有了明显的差异。本章在前文对北宋目录编纂研究的基础上，从分类思想变革、体例创新、理论构建等叁个方面阐述了北宋目录学的总体成就。同时，本章对北宋目录学与北宋文化思想之间的联系以及目录学本体的学术发展特点进行了论述。
王映予[10]2017年在《宋代类书《海录碎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类书是我国古代的一类独特典籍,自叁国曹魏出现以来,经历了一千六百多年的发展,数量多,体式繁,影响大。宋代是类书发展的高峰时期,私人编纂的各种类书很多,南宋初年叶廷圭的《海录碎事》,是其中很有特色但世人关注不多的一部。现今所见的有关《海录碎事》的研究论着很少,仅是将该书作为工具书为所研究的对象提供引证、进行辨析,并没有对该书进行全面细致深入的研究。因此,本论文尝试利用多领域资料与文献,从探讨该书作者叶廷圭的生平事迹入手,就《海录碎事》这部类书产生的缘由、着作本身的编撰体例、内容特色及意义影响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并将其放在两宋之交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结合当时的政治、文化等社会背景,进而总结其形成特色的原因。正文共六章。第一章从历史学角度全面考察叶廷圭的生平事迹及其从事着述活动的学术背景。叶廷圭的史料记载较少,本论文从诸多散见的相关典籍、地方志及其本人、友人的序和跋中归纳出叶廷圭的主要事迹及履历。结合两宋之交的文化风气,以及叶廷圭生活和工作的闽地,尤其在泉州任职时,使他眼界开阔。泉州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港口之一,“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对外交流频繁,结合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时代背景,对作者思想意识、文化主张、所着书籍及处事态度进行研究。第二、叁、四章对比各类典籍,分别从该书部类划分、编排体例、引书方式以及引书的价值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剖析立类的思想和目的、分部分类的特点以及类目的类型,找出该书与众不同的特点以及辑佚校勘价值。尤其是该书引录了已佚古书《市舶录》中关于中外交通的条目,是《市舶录》仅存于世的文字,不仅使我们得以窥探《市舶录》的面貌,也能从中了解宋代海运的规模和一些习俗。同时,该书存录了大量我国南方的地域性史地资料,有利于研究探讨地方史。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研究,了解当时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探究古代社会结构与文化意识形态,揭示了类书内容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客观原因,概括出宋代类书发展某些方面的特点。《海录碎事》自宋绍兴十九年(1149)问世后的很长时期里,很少有人关注,可见其流传范围不广。第五章将《海录碎事》与唐宋私修类书《白氏六帖事类集》《锦绣万花谷》两部流传范围广、影响较大的类书进行对比研究,从编纂体例、内容、刻印流传等方面进行考察,揭示《海录碎事》反映的思想文化特征,从中得出《海录碎事》流传范围不广的原因所在。第六章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的研究入手,总结该书在宋代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传承与影响,以及对后世类书发展的影响。从探究该书的价值、影响和不足方面,深入探讨古代类书在保存历史文献,传承封建文化,维护儒家正统思想中的积极作用,以及钳制学术创新,制约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 《汉书》引用书目考[D]. 闫璟. 陕西师范大学. 2001
[2]. 《雍录》引书研究[D]. 王晗. 广西师范大学. 2015
[3]. 李善《文选注》引小学类书目考略[D]. 邵秀丽. 华中师范大学. 2010
[4]. 中国小说选本研究[D]. 任明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5]. 《文选》李善注引别集研究[D]. 张茜. 广西师范大学. 2017
[6]. 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D]. 佟大群. 南开大学. 2010
[7]. 《文选》李善注引经部佚书考[D]. 刘高尚. 郑州大学. 2015
[8]. 老子传本研究[D]. 孙晓英. 山东大学. 2008
[9]. 北宋目录学研究[D]. 白金. 河南大学. 2012
[10]. 宋代类书《海录碎事》研究[D]. 王映予. 兰州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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