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视野下的苏共“超阶段”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历史文化论文,视野论文,阶段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在我国社会主义理论界，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主要归咎于苏共的“超阶段”问题。所谓苏共“超阶段”问题，按照通常的解释，是指苏共对苏联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的定位超出了国家实际的发展水平。大多数人认为，苏共“超阶段”的问题缘起于斯大林，但也有一些学者追溯到了二月革命后的列宁。不过，在这一解释模式下，仍有许许多多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例如，号称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武装起来的苏共为何屡犯这样一种低级错误？如果说苏共“超阶段”问题始于斯大林或者列宁，那么他们又为何犯这样的错误？本文认为，在纯粹社会主义话语范式下，苏共“超阶段”的问题很难求得正确的解读。它实际上是一个古老的俄罗斯命题，我们只有从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来分析才能真正把握其实质。
一 俄罗斯自古以来就存在对自身角色定位不当的痼疾
俄罗斯自立国之日起就存在着自我定位过高的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强烈的救世意识，超级帝国诉求，对外战略目标与国家实际能力长期背离，等等。
俄罗斯自我定位过高首先与其在民族国家形成阶段从拜占庭帝国引进东正教有关。东正教是东罗马帝国拜占庭信奉的基督教，在西欧则称为天主教。尽管仅仅是基督教的一支，但拜占庭帝国却将东正教视为基督教的正统，将信奉东正教的国家看作是世界的中心，称东正教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负有拯救其他民族的使命。古罗斯从拜占庭引入了东正教，因而也具有了罗斯是世界的中心和具有拯救其他民族使命的意识。15世纪中叶，拜占庭帝国为奥斯曼土耳其所灭，东正教的中心从拜占庭移到了莫斯科。莫斯科大公此后遂以拜占庭帝国遗产的继承者和东正教世界唯一的监护人自居。“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后俄国成为唯一的东正教中心，宗教上的这种特点抬高了俄国沙皇的地位，使之成为王中之王，也赋予俄罗斯人以优越地位，使之萌生普救众生的救世主义。”① 15世纪末推翻蒙古人统治后，莫斯科公国的帝国意识空前膨胀，突出表现就是出现了一种“第三罗马帝国”理论。当时的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费洛菲上书莫斯科大公说：“莫斯科是新的罗马帝国，是罗马和拜占庭的精神和物质遗产的继承者，莫斯科国在扩大自身的权势时，也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督教帝国的基础，有鉴于拜占庭帝国在政治上的死亡和宗教上的毁灭，这就使莫斯科大公命中注定是这个基督教帝国的领袖。”“前两个罗马帝国已经灭亡，第三个罗马帝国正矗立在那里，而第四个罗马再也不会出现了 。”② 第三罗马帝国理论逐渐成了莫斯科公国的一种官方意识形态。
追求成为第三罗马帝国，就意味着征服世界，而当时的莫斯科公国仅仅是偏居东欧一隅的一个小国，为了实现宏大的对外战略目标，它便开始了疯狂的对外扩张。到伊凡雷帝（1533年）即位时，莫斯科公国已拥有了280万平方公里的幅员，比西欧版图的总和还要大；而在其执政时代结束时（1584年），莫斯科公国的领土已深入到了亚洲腹地，具有一个巨大帝国的规模了。马克思在描述当时的情形时说：“惊惶的欧洲，当伊凡在位之初，几乎不知道夹在鞑靼人和立陶宛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这时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突然出现在它的东部边境而弄得目瞪口呆”③。到17世纪中叶，俄罗斯的版图已扩至太平洋沿岸。
长期的扩张造成了国家的衰弱，而此时的西欧则经历了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实力日渐强大。17世纪末彼得一世上台执政，随即发动了旨在学习西方的改革。但彼得改革的目的仍主要是为了扩大俄国的外部权势。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彼得大帝“剥去了旧日莫斯科公国蚕食方法的地域性和它的一些偶然杂质，把它提炼成一个抽象公式，概括了它的目的，并以废弃某些既定的权力限度达到渴望无限权力而提高了它的目标。他并非仅仅靠增加了几个省份，而是靠概括了它的体制而把莫斯科公国变成为近代俄罗斯。”④ 为了实现庞大的对外战略目标，彼得竭泽而渔，极大地加剧了对社会的奴役，正是在他执政时期，绝对君主制和农奴制都被推向了顶峰。彼得为扩大财政收入向社会征收极为沉重的赋税，结果就像克柳切夫斯基所说：国家强大了，人民瘦弱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继承了彼得大帝的衣钵，不仅四处扩张，而且还在晚年拟定出了称霸世界的宏伟计划，她甚至放言：“要是我能够活上200岁，整个欧洲必将置于俄国的统治之下”⑤。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欧强国相继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进入了工业革命时代。然而，落后、虚弱的俄国却仍在追求称霸世界的目标。战胜拿破仑法国后，俄国几十万大军长期驻扎欧洲，充当着镇压欧洲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宪兵，但很快就为此付出了代价，在19世纪中期为争夺奥斯曼帝国遗产而同欧洲列强发生的冲突中，俄国惨遭失败。军事上的失败虽然引发了农奴制改革，但俄国追求过大的对外战略目标的传统并没有改变。俄国官方开始奉行泛斯拉夫主义，将斯拉夫国家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继续在近东同英国进行角逐。在接连吞并了中亚各国后，俄国还试图将整个朝鲜和中国东北并入自己的版图。20世纪初，时任大臣会议主席的维特仍向沙皇进言：“以中俄接壤之广及吾国极其有利之条件，俄罗斯吸收极大部分之中国乃迟早之事”⑥。为了争夺远东，虚弱的俄国不惜同日本开战，结果败在了日本这个新兴东方国家的手下。在欧洲，俄国为了同其他列强争夺巴尔干，最终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俄国自我角色定位失当的问题直到罗曼诺夫王朝垮台也没有解决。
二 面对先进的西方，19世纪俄国主流社会意识的扭曲与变形
19世纪上半叶，俄国较之于西欧的落后已十分显著，并如上所述，开始引起严重的地缘政治问题。在此情况下，俄国本应像日本一样，承认自己的落后，全方位地学习西方。然而，在当时的俄国，西方主义并不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在社会意识中占主导的是斯拉夫主义。“斯拉夫主义，或者俄罗斯主义，不是一种理论，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受到屈辱的国民感情，是一种令人不快的回忆和正确的本能，是对纯粹来自外国的影响的对抗，它从彼得一世开始剃须运动时就存在了。”⑨ 俄国无法甩掉心理上的包袱，它越是在与西方的地缘政治较量中处于下风，就越需要通过反西方在精神上肯定自己。最初的西方主义者后来也大多转向了斯拉夫主义立场。对于蒸蒸日上的西方，斯拉夫主义者向人们描绘的是它的这样一副景象：“西欧呈现出一种奇怪的、令人悲哀的景象，各种见解、各种权利、各国君主互相纷争不息，科学、艺术和宗教，社会生活的三种原动力，已经失去了力量。我们可以大胆作出断言……西欧正在崩溃。”⑧ “西方发生的事含义很清楚，西方正在毁灭，西方的谎言正在露馅，很清楚，他们所选择的道路把他们带到了什么样的病态之中。难道到现在俄罗斯还想保持与西方的联系吗？不，俄国大众与西方的所有联系都应当切断。”⑨ 对于以俄国为首的斯拉夫世界，他们则大加颂扬：“斯拉夫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仍在人类的命运中起重要作用，在斯拉夫人身上，你永远不会看到德国人的市侩气、法国人的浅薄、英国人的自私、意大利人的浮躁，但是斯拉夫人拥有一切：德国人的思辨理性、法国人的人道主义、英国人的务实精神和意大利人的机智。”⑩ “对于人类而言，斯拉夫世界如果不是包含着新世界的萌芽，那也是包含着使世界得到更新的可能性。”(11)
在斯拉夫主义甚嚣尘上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俄国知识分子转向了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这部分俄国知识分子不满于国家落后的现状，但同时也拒绝承认西方制度与文化的先进性，认为俄国不需要学习西方，而是应该超越它，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俄国是不是应该重复欧洲发展的一切阶段？或者它应该走一条不同的革命性的道路？我坚决反对重复欧洲人的老路……人民不需要重新开始这种痛苦的努力，他们为什么要为那些我们遇到的、只能引起其他问题和激起其他渴望而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而流血呢？”(12) 那么在俄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呢？ 他们将目光转向了俄国古老的村社。“俄国多么幸运，农民公社没有垮台，个人财产没有瓦解公社财产；俄国人多么幸运，他们避免了欧洲文明的政治运动，无疑这种文明会破坏公社，而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达到了自我否定的阶段，事实上，如果社会主义证明不能重建没落的社会，在西欧完成其使命，那么俄国将会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思想在我们这里能够成为人民大众的思想……俄国的民族生活方式和西方的科学，这两者综合起来，将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特长。”(13) 俄国空想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不过是斯拉夫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对此，俄国哲学家弗兰克曾精辟地评论道：“别林斯基的社会主义虽然是无神论的，但其中隐含着不自觉的宗教倾向，这使他的社会主义直接接近于斯拉夫主义的思维方式……恰达也夫、赫尔岑、别林斯基这些‘西方论者’的思维也受到斯拉夫主义思想主旨的内在决定，亦即具体的普济主义的理想，集社会生活与自由于一身的总体性理想。”(14)
19世纪下半叶，大量平民知识分子登上了俄国的思想政治舞台。他们是社会革命的“酵母”。俄国资本主义越是快速向前发展，农民村社受到的冲击越是巨大，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就越强烈。“有人对我们说：你们等一等吧。什么话！在我们面前有着用血泪写在史册上的一些事例，我们应该等待吗？难道我们应该等待村社解体，以便说还应该保存村社吗？应该等待所有的国有土地和工厂都转入私人手中，集中到小私有者手中，以便说俄国工厂主的利益不是俄国人民的利益吗……我们的罪过不在于我们没有等待。相反，我们的罪过在于我们‘唾弃’得不够。”(15) 他们渴望行动，渴望革命。“俄国迫切需要革命，而且恰恰是在目前需要革命；我们不允许任何耽误、任何延宕。如果现在不干，那就要等很久才能干，也许永远也干不成！”(16) 与此同时，俄国的落后在他们眼里成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优势。“有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开始得比其他国家较迟，但却能够远为迅速地通过发展的全程。也可以说，它能够跳跃过整个的时期，所以俄国也就可能越过资本主义时期而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时期。”(17) 俄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将农民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于19世纪后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到民间去”的民粹派运动，但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总起来看，无论是斯拉夫主义者的斯拉夫优越论，还是民粹派的“跳跃”论，都是俄国知识分子由于内心无法承认西方的先进性而不能给俄国正确定位的表现。
三 俄国共产党人对民粹派“跳跃”传统的继承与强化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苏联官方理论的影响，我国学者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夸大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主义者的区别，认为二者之间的距离至少同与自由主义的距离一样远。实际上，这里的情况非常复杂，需要仔细加以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粹派日益分裂成两大部分，即革命民粹派和自由民粹派。自由民粹派的队伍在不断壮大，但仍没有获得决定性的影响。与此同时，刚刚形成不久的马克思主义者阵营也在发生分化，即分成了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派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形势下，俄国左翼阵营逐渐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组合：自由民粹派逐渐与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接近，革命派马克思主义者则迅速地与革命民粹派联姻。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是革命派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立场从一开始就与革命民粹派的立场相近，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走到了比日益具有了自由主义倾向的革命民粹派更极端的道路上去了。
刻意强调俄国马克思主义（这里主要指的是布尔什维克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民粹派思潮对立的人们习惯于引用列宁早期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的话作为自己观点的依据。实际上，列宁的此类讲话不仅不是很多，而且他对资本主义的肯定往往也是很抽象的。从总的倾向看，列宁一开始就是强烈否定资本主义的。还在与民粹派论战时，他就这样谈论资产阶级：“商品经济把‘人民’和‘农民’分裂为无产阶级（破产而变成雇农）和资产阶级（吸血鬼）”(18)。“资产阶级，或者说靠别人劳动过活的人……”(19) “社会民主党人……直截了当地对农民说：只要资产阶级还在统治，任何改善都不能使人民摆脱贫穷困苦。”(20) 资产阶级既然被界定为吸血鬼和不劳而获者，那还有什么存在的合法性呢？也正因为如此，列宁当时就这样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说明了雇用工人、购买劳动力怎样掩盖着一小撮资本家、土地占有者、厂主、矿山主等等对千百万贫苦人民的奴役”(21)。
有鉴于此，如果说列宁主张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那也不是因为他对资本主义有什么好感，而是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式的要求，不经过资本主义就不能到达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就曾清楚地表达过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一思维逻辑：“我们完全不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坚决相信资本主义越是有力地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越是大大地尖锐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越会临近”(22)。同大多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列宁更看重的是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要时时刻刻使工人阶级记住：反对这一切制度的斗争，只是作为促进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手段才是必要的；工人需要实现一般民主主义要求，只是为了扫清道路，以便战胜劳动者的主要敌人即资本。”(23) “工人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支持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时，必须记住：有产阶级只是他们暂时的同盟者，工人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工人需要消灭政府的无限权力，只是为了公开地、广泛地进行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24)
自1905年革命以后，在列宁的言论中就基本上没有对资本主义的正面评价了，取而代之的是将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强调：“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的、局部的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难道欧洲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还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任务要去最终完成吗？”(25) “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26) 列宁这时日益明显地回归了民粹派的“跳跃论”传统：“修正主义者认为，所有关于‘飞跃’、关于工人运动同整个旧社会根本对立的议论，都是空话。他们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其实，这种策略就是坐等‘伟大日子’的到来，而不善于聚集力量，来创造伟大的事变。”(27)
与此相一致，列宁对民粹主义的评价也与以前截然不同了。他在1912年写的《两种乌托邦》一文中说：“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这种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剔除民粹派乌托邦中的糟粕，细心剥取它所包含的农民群众的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康而宝贵的内核。从19世纪80年代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可以看到为取得这种宝贵的民主主义内核一贯所作的努力。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前10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28)
“跳跃论”的表面意涵是超越西方模式，实质则是拒绝承认西方对于俄国的先进性和榜样性。关于这一点，列宁也是表达得越来越清楚了。他在1908年批驳修正主义者的改良主义观点时说，“在危机论和崩溃论方面，修正主义的情况更糟。只有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只有最近视的人，才会在几年的工业高涨和繁荣的影响下，想要改造马克思学说的原理……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卡特尔和托拉斯把生产联合起来了，但是大家都看到，它们同时又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变本加厉，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加没有保障，资本的压迫更加严重，从而使阶级矛盾尖锐到空前的程度。最新的巨型托拉斯恰恰特别清楚，特别广泛地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不管这是指一次次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还是指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崩溃。”(29) 他断然否定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议会制并没有消除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本质，而是不断暴露这种本质。议会制度有助于教育和组织比先前积极参加政治事变的人多得多的广大居民群众，但是这不会消除危机和政治革命，只会在这种革命发生时使国内战争达到最激烈的程度。”(30)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更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发展到极限，就要崩溃了。“所有欧洲国家都已经达到同等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它们都已经提供了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一切。资本主义已经达到自己的最高形式，输出的已经不是商品，而是资本了。”(31) “在一切先进国家，战争已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提到日程上来”(32)。列宁这一思想发展的顶点是《帝国主义论》的提出。在这篇著名的文章里，他宣布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世界已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列宁立即号召反对临时政府，要求进行连续的革命。“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所引起的第一次革命已经爆发了。这一次革命想必不会是最后一次革命。这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这第一阶段想必不会是我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33) “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34) 到1917年秋天，布尔什维克党人就将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付诸实践了。
19世纪末列宁开始走上革命道路时，曾这样描述俄国的状况：“俄国中世纪的半农奴制度的残余还异常强而有力（比西欧），它像一副沉重的枷锁套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身上，阻碍着一切等级和一切阶级的政治思想的发展……。”(35) “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会有这样的情况：在对拥有20000工人的将近9000个小作坊的调查中，会发现生产者如此惊人的分散和落后，共有财产的事例只有几十个，3～5个小业主联合起来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的事例还不到10个！这种分散性也许会成为可悲的、经济上和文化上停滞不前的最可靠的保证，可是我们幸而看到，资本主义在一天天地摧毁着宗法式的手艺及其自给自足的小业主的地方局限性，一天天地破坏着狭小的地方市场（它们支持着小生产），而代之以全国的和全世界的市场。”(36) 他批评“民粹派分子从自己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同资本主义作战，便把任何历史现实主义都抛弃了，总是把资本主义的现实同对前资本主义制度的虚构加以比较。”(37) 1921年，他在《论粮食税》一文中，又重申了俄国的这种落后性：“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畔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伦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有一片片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纳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那么在俄国所有其余的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乡村和铁路，即同那连接文明……连接大城市的物质脉络往往相隔几十俄里，而只有羊肠小道可通，确切些说，是无路可通的。到处都是这样。这些地方不也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的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38) 显然，1917年的俄国与19世纪末的俄国相比，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状况，列宁在1903年时曾这样评价：“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早就争得了政治自由……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都能进入国家杜马（议会）：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自由地讲工人的贫苦生活，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为更好的生活而斗争。谁也不敢出来阻止人民代表的这种讲话，哪个警察也不敢用指头触动他们一下。”(39) 即使对专制的德国，列宁也这样说道：“德国人民早在50多年以前就打垮了专制制度，用武力取得了政治自由。德国不像俄国，那里的法律不是由一小撮官吏颁布的，而是由人民代表会议、议会或者是德国人所说的帝国国会颁布的。凡是成年男子都有选举这个国会的议员的资格。因此可以算出投社会民主党人的有多少票。”(40) 而到1908年时，正如前所述，列宁所作的就完全是另一种评价了。毫无疑问，即使是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17年时，世界依然是以前的世界。列宁预言的世界革命并没有发生。身临其境的欧洲工人阶级政党就从来没有得出列宁那样的结论，当然也不会赞成他的结论。
既然无论俄国自身还是客观世界都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那么在1917年后的俄国变化了的就只能是自我意识和意识形态话语。当俄国共产党人既没有对自己的国家、也没有对所处世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我们还指责苏共在后来的岁月里没有给自己的社会主义进行正确定位，难道还有什么意义吗？
注释：
① 安启念：《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页。
② 张建华：《彼得大帝和他的帝国》，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56、210页。
③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内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70页。
④ 同上，第77～78页。
⑤ 于宗宪：《俄罗斯文学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⑥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67页。
⑦ ［俄］《赫尔岑全集》，第9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135页。
⑧ ［俄］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学林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第161页。
⑨ ［俄］奇姆巴耶夫：《斯拉夫主义》，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86年中俄文版，第155～156页。
⑩ ［俄］潘京等：《俄罗斯的革命传统（1783～1883）》，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6年俄文版，第136页。
(11) ［俄］比拉日科娃：《革命民主主义者论斯拉夫主义和斯拉夫主义出版物》，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84年俄文版，第14页。
(12) ［苏］瓦洛京主编：《俄罗斯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莫斯科1985年俄文版，第136页。
(13) 前引书：《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第161页。
(14) 同上，第36页。
(15)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第231页。
(16) 同上，第353页。
(17) ［苏］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上册，三联书店1978 年中文版，第237页。
(18) 《列宁全集》第1卷，1992年中文第2版，第256页。
(19) 《列宁全集》第7卷，1992年中文第2版，第123页。
(20) 《列宁全集》第7卷，1992年中文第2版，第144页。
(21) 《列宁选集》第1卷，1995年中文第3版，第273页。
(22)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三联书店1964年中文版，第172页。
(23) 《列宁全集》第1卷，1992年中文第2版，第196页。
(24) 《列宁全集》第2卷，1992年中文第2版，第91～92页。
(25) 《列宁选集》第1卷，1995年第3版，第591页。
(26) 《列宁选集》第1卷，1995年中文第3版，第650页。
(27) 《列宁选集》第2卷，1995年中文第3版，第275页。
(28) 《列宁选集》第2卷，1995年中文第3版，第301页。
(29) 《列宁选集》第2卷，1995年中文第3版，第5页。
(30) 《列宁选集》第2卷，1995年中文第3版，第7页。
(31) 《列宁全集》第26卷，1995年中文第2版，第35页。
(32) 《列宁选集》第2卷，1995年中文第3版，第408～409页。
(33) 《列宁选集》第3卷，1995年中文第3版，第1页。
(34) 《列宁选集》第3卷，1995年中文第3版，第14页。
(35) 《列宁全集》第1卷，1992年中文第2版，第255页。
(36) 《列宁全集》第2卷，1992年中文第2版，第319页。
(37) 同上，第408页。
(38) 《列宁全集》第41卷，1992年中文第2版，第216页。
(39) 《列宁全集》第7卷，1992年中文第2版，第115～116页。
(40) 同上，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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