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未来世界贸易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世界贸易论文,体系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融合崛起的中国经济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中国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高速经济增长，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经济及其与外部经济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而贸易则更以远高于此的速度快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了当今国际经济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员。中国经济的改革、国际化以及高速增长过程已经延续了近二十个年头，如果中国的终极目标是将自身深深地融入到国际经济之中，实现主要是由市场来分配资源并达到发达国家那样的生活水平，那么看起来中国才走过了仅仅四分之一的路程。当然即使在远未达到那个目标以前，很快中国便会成为世界上第一经济大国—就象过去五千年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一样。融合这样一个国际化导向的、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将是国际社会今后几十年内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若成功，则将不仅会使中国，同时也会使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不是全部）获益非浅；而失败则可能会导致开放性的国际经济系统陷入困境。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其生产与贸易规模正在飞速增长，更因为中国经济中计划体制的残存部分仍然有可能会诱致她成为国际交换的一个极不稳定的参与者。这就值得我们作出努力去理解这个过程及其潜力，并构筑一些有效的规则以提高成功过渡的概率。
中国的增长给外部世界带来益处的主要代价是那些短期的、过渡性的结构性调整。但以分析的眼光来看，这种调整对于国际社会在今后10～20年间的挑战并不可怕。一个潜在危险是：可能会因中国的经济规模以及政治权重而引出一种所谓零总和博弈的错误观念，这种错误观念若与抵制调整的阻力相互作用，那将会大大弱化制约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国际规则。世界对待中国贸易改革与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度基本上将决定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持其贸易扩张以及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能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国的这种增长中得益。
一个改革进程中的大国经济
尽管许多经济学家也指出中国的很多改革措施是以比较剧烈的方式实施的。与东欧及前苏联各国的改革方式相比，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显然是走了一条渐进的道路。中国改革的一个中心点是从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过渡到由市场导向、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改革具体追求三个方面的转变：在微观层次扩大企业与生产者的自主权；以市场代替计划作为资源分配的主要机制；以及将宏观管理体制由单纯直接控制改造为间接调控（林毅夫等1994）。
开放政策是总体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贸易开始被看作提高效率与促进增长的重要手段，而不再是被当作平衡国内市场余缺的不可避免的手段，并控制其规模使其尽可能小。这就迫使贸易体制发生一系列的变革。毋庸讳言，中国的外贸体系中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和有待改革的地方：尤其是那些依然过高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人民币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兑换；而服务贸易包括金融系统和知识产权保护则与发达国家的一般做法相去甚远；国内价格扭曲及对国有企业的高额补贴等国内经济中的一些问题继续扭曲着中国的贸易结构。如果中国及其贸易伙伴期望从贸易的进一步增长中获得更大的益处，这些问题都必须及时得到解决。
然而在中国，已经有人开始担心过高的贸易依存度的存在，从官方数据看，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高达20%，远远高于其它大国的一般水平。解开这个疑团首先要对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这对准确理解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对于世界经济有多大的影响也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的官方数据显然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的实际经济规模。在70年代后期，世界银行曾报告说，中国在1976年的人均收入为410美元。在此后的15年内，同一个世界银行出版物记录了中国的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约为8%，然后世界银行又报告，中国的人均收入在1992年是371美元。这个大约370美元的数字将中国归入了世界上最穷的25个国家之列，这显然与人们的常识不符。一个为经济学家们所较普遍接受的估计值是：人均收入在1990年约为1000美元（表一）。本文后面的分析基本上采用了这个数字。若按此估计值计算，中国已经是当今世界上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第四经济大国。中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由1978年的3%上升到了1993年的7%（若按官方数据，则这两个比例应分别为1%和3%）。
表1 中国人均GDP的官方与估计数据
来源 年份
人均GDP（美元）
世界银行（官方数据） 1976 470
世界银行（官方数据） 1990 370
亚洲开发银行（官方数据） 1980 29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81 410
Nicolas Lardy 1990
1000—1200
Dwight Perkins1990 1000
Summers and Heston（购买力平价） 1988 2308
郜若素和马国南1990 900
郜若素、马国南和黄益平1995 1500
任若恩1990 1000
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1990 1950
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
中国经济能否以过去近二十年的速度继续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继续以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为特征？国际化导向的东亚经济增长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们，保持高速增长往往要比引发高速增长容易。中国拥有那些被认为对东亚国家的高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征：超乎寻常的高储蓄率与投资率；对普通大众的良好教育的高度重视；全社会对增长目标的支持；接受与高速增长相联系的结构调整与社会变迁；充分利用国际投资和技术；以及支持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贸易高速增长（Garnaut1989；世界银行1993）。和其他东亚经济相比，中国作为后来者也有她的有利条件。当一个后进者追赶世界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前沿时，如果与前沿之间的差距越大，则追赶的速度可以越快。另一个有利条件是，中国已经有机会看到别人所走过的成功之路。同时，与东亚那些外向型的，充满活力为邻也是中国追求国际化导向的增长的十分有利的条件。
中国计划体制与市场机制不匹配的部分可能会阻碍高速增长。目前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控制通货膨胀，同时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系统的平稳过渡。而对于中国的持续性增长的一个最大的威胁是中国经济领导人在改革过程中犯一些严重的失误，这些失误可能会相互作用且相互放大，一直累积到无法用简单的政策进行处理为止（Garnaut and Huang（1995）。
我们预期中国未来的增长仍然会象过去二十年那样有较大的波动，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会保持过去改革阶段的平均增长率。假设中国经济按8.5%而世界经济按4.5%的速度增长，那么到20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大概会处于日本与德国之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例就会上升到11%。如果没有社会性、政治性的大灾难的话（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假设），则上述预测仅仅是一个保守的下限。在1978～1993年间，贸易以远高于产出的速度增长，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3%上升到6%。同期中国占世界总出口的比例也由1%上升到2.4%。中国目前的贸易依存度其实还远远低于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的贸易在未来是否还能继续以远高于生产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的规模、国内地区间资源禀赋的多样性以及一个目前仍与国际分工相隔离的巨大的内陆人口似乎都表明中国未来的贸易依存度会低于其他东亚经济。而中国的资源禀赋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巨大差别、广大的华人社会（包括海外华人）之间的低交易成本以及国内地区间贸易的严重壁垒等则又指向国中未来保持较高的贸易依存度的可能性。
刘尊义（Lau1993）曾经预测中国未来出口占总产值中的比例将逐步下降。理由是世界容纳不了中国持续增长的出口，同时国内贸易的机会也在迅速增加。我们的判断是：若中国能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框架里继续其贸易自由化进程，她的贸易完全有可能继续以高于产出的速度增长（其增长速度应基本上与过去近二十年的实际绩效差不多），当然“刘尊义因素”最终会发生作用使得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保持稳定，甚至适度下降。如果中国的贸易继续以过去改革期间的速度增长，她占世界总贸易的比例将会从1990年的1.7%上升到2000年的3.6%和2010年的6.6%（表二）。那么，世界接纳这样一个持续增长的中国经济的难度会有多大呢？
东亚经济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
表2 1960—2010（百分比）
年度
日本
新兴工业化经济 日本与新兴工业化经济 中国
19603.3 0.8 4.1 0.5
19706.3 2.1 8.4 0.6
19806.5 3.810.3 1.0
19908.0 7.715.7 1.7
19949.1 7.616.9 2.6
2000—
— —
3.6
2010—
— —
6.6
确实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已是当年日本和新兴工业化经济开始高速增长时的好几倍，但世界经济也已经比60年代增加了2～3倍，并且各国之间也已经远比当年更为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中国生产的出口依存度大概不会达到日本的水平，当然更会远远低于新兴工业化经济的水平。从表2可以看到，中国占世界贸易的比例在1991—2000年间的上升幅度的预计值远低于日本在60年代的实绩，其在2001—2010年间的上升幅度的预计值也远低于新兴工业化经济在80年代的实绩。中国的贸易比例将会上升到较高的水平，但世界已经有过多次接纳类似增长幅度的贸易的经验。到2010年，中国占世界总贸易的比例将大致与日本在1980年的水平相当，但这远低于新兴工业化经济在1990年的水平。因此接纳中国的增长并不象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可怕，不仅因为世界的生产与贸易规模已经扩大了好几倍，而且未来调整的一大部分将在其他东亚经济中进行，而她们又远比那些老牌的发达国家要灵活得多。此外，世界经济调整的任务会由于中国进口的同步增长而变得相对比较容易。事实上，中国在改革期间的大部分年头存在着贸易逆差。尽管贸易平衡在年度间有过大幅度的波动，但并不存在走向贸易顺差的长期趋势，这与日本在60年代及新兴工业化经济在70年代的经历基本上是一致的。
分部门与产业的影响
若把中国看作一个统一的总体，与世界上大部分参与国际分工的经济相比，她拥有很丰富的劳动资源，但其农业与矿产资源稀缺，沿海地区尤其如此。沿海地区的人口密度基本上与一些东亚经济相当。中国在改革初期的贸易专业化也与上述经济的早期经历类似——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大幅度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及一部分资源型产品。中国的这种过于集中于少量产品的贸易结构可能会对世界其他经济提出结构调整的要求：在发达国家，主要是对他们的进口替代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冲击；而对于其他谋求国际化导向增长的低收入国家，则主要是对他们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及农业与矿产进口产品的直接竞争。
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增长
改革以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量直线上升，其占总出口的比例由1978年的30%提高到了1993年的56%。其中仅服装纺织品一项即已占到28%，这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对于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品的大幅度增长，世界所作的调整部分地表现为同期内日本和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同类出口品的相对下降。
有人担心中国出口的大幅度上升可能会挤占其他试图谋求国际化导向增长的低收入国家的发展机会。当然，竞争将会非常激烈，尤其是在消除了“多纤维协定”的北美及西欧市场。如果中国与世界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均以80年代的水平继续增长（分别为23%和9%），那么到2000年，中国将占世界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市场的34%。这个比例大致与80年代中期日本和新兴工业化经济的总和相当。中国的份额的上升或者意味着东南亚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将受到限制，或者将导致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竞争力的增强而使得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总份额扩大（即出口增长快于消费增长）。
动态比较优势与经济多样化
如果中国的贸易继续集中在一小部分产品上，以中国这样的规模与发展速度自然会严重威胁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印度、孟加拉国、越南及菲律宾）等试图以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导向来谋求经济增长的战略。但中国的贸易会长期地集中在那一小部分产品上吗？
如果再观察得仔细一点，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其实并不是可以简单地用1000美元的人均收入来描述的一个同一化的经济，而是由较高的贸易壁垒与要素流动壁垒分隔开的多个地区经济，各地区经济间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千差万别。从海南、广东到上海、江苏这一拥有约3亿人口的充满活力的地区，其人均收入早已步入世界中等收入水平之列，该地区中较为富裕的部分已经出现了因劳动力短缺及劳动力成本上升而迫使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现象。相比之下，许多内陆地区的人均收入却还只处于相当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人均收入的水平。因而，在今后几十年里，这些沿海地区将会为那些相对贫困的内陆地区生产与供应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创造机会。沿海地区自身则会逐步专业化于相对比较精细的资本密集型的加工与服务行业，并以此来支持内陆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正如新兴工业化经济在80年代支持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一样。
由计划生育引起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促进产业结构的演变。目前中国年轻工人占工人总数的比例大致与其他亚洲大国（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水平相当，但二十年后这个比例将会远低于其他国家。同时老年人在社会中的比重会直线上升。这对那些依赖低劳动成本产业的将会产生不利影响。由于上述原因，尽管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会在很长时期内保持较大的规模，但同时技术及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也会变得日益重要。最终将会导致中国经济结构及其出口构成的多样化。
个别产品市场上的波动
中国的经济规模决定了她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力，她的进出口量的变化会导致一些世界市场价格的不稳定。棉花贸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在棉花问题上采取的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策略，但同时也随国内供求的变化而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在某些年份如1986—1988年间，中国年均出口50—75万吨；在另一些年份如1980—1981年间又进口约80万吨。因此中国有时候是最大的卖主，而有时候又是最大的买主。这种变化直接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大幅度波动。钢铁贸易是又一个例子。改革期间，中国的钢铁净进口量在3万吨与300万吨之间波动，这也是国际市场价格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许多产品的主要生产者与消费者（如煤、棉花和粮食等）。因此，中国国内市场的正常波动也会引起世界市场的不稳定，更何况国内的波动往往还会受到政策变化的放大。这种不稳定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担忧。如果所幸这种担忧不导致对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的限制，中国及其贸易伙伴就应该寻找有效的办法使得这种不稳定最小化。一个办法是同时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取消对贸易的数量控制，这将会扩大世界市场的规模从而减弱由于中国净进口变化而引起的世界市场的波动幅度。另一个办法是继续改革中国的生产和贸易体系，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政策性波动。
谁的调整？
近年来，在一些发达国家，有人讨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与这些国家国内的就业与工资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些国家所经历的变迁远不如东亚国家和地区那样剧烈。有三个原因使我们相信，中国的贸易扩张导致了东亚经济的大幅度结构调整。第一，这些东亚经济相对比较开放，世界市场上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很快地传递到这些经济；第二，考虑到中国经济与东亚经济间的相似性以及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他们之间的贸易壁垒也就相对比较低；第三，东亚的一些经济如台湾、香港和韩国都曾经拥有大规模的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形成直接竞争的产业，他们所受到的冲击自然也会相对比较大。事实上，中国占东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总进口的比例几乎是占发达国家的比例的4倍。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幅度出口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发达国家的国内产业，但因此而要求的调整是相对有限的。第一，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量往往只占总进口的很小一部分。第二，关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对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具有不良影响的说法并没有充分证据。第三，由于其他东亚经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量正呈现相对下降的趋势，中国的市场扩张部分地只是取代了那些东亚经济原先的市场份额。
随着出口的急剧扩张，中国的进口也大幅度上升。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用美元表示的总进口已增加了近8倍。同时，目前的总进口中资本密集型产品约占2／3。有人估计，如果没有中国单方面的贸易改革，其1992年可能的进口量会比当年的实际量大致低一半左右。这充分显示了其他国家通过结构调整能从中国的增长中获得高收入及扩大就业的巨大机会。从中国贸易增长中获益最多的也是东亚经济。在中国的总进口中，新兴工业化经济所占的比例由1980年的27%上升到1993年的42%。
世界贸易体系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其贸易自由化给世界带来一些挑战同时也提供不少机会。发达国家与中国之间贸易的互补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很多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及资源密集型产业。这种比较优势的差别已经清楚的反映在他们之间的贸易关系上。至于未来的发展，最大的机会将产生于生产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改善。事实上，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高速增长降低了世界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因此提高了那些贸易伙伴国家的低收入人口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使得中国的贸易伙伴能更充分地利用他们的比较优势并专注于资源、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
中国融入国际贸易体系的程度以及中国及其贸易伙伴可能从中获益的程度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及国际社会对于制约经济融合的国际规则的信心。中国已经远远地走离了原来的自给自足的战略，但要求中国接受由完全的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结构性影响则又将是很重要的一步。如果中国对于扩张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出口市场没有信心，如果中国对于其他国家稳定地提供她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能力没有信心，她就会走这一步。因此，中国能否较早地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就变得非常关键了。中国参加了贸易组织以后，国内利益集团就较难坚持限制性的贸易政策。其实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问题上，确定大的总体原则比纠缠具体的时间和规则更为重要。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重要争议在于中国究竟应以发展中国家还是以发达国家的身份参加。其实质性的差别无非是中国能否以食品安全或保护幼稚工业的名义来保留一些数量性的贸易控制？另一个重要差别在于中国是否应如乌拉圭回合协定要求发达国家的那样，在一年之内实施所有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条例？乌拉圭回合对农业改革也作了差别性处理，即要求发达国家在六年内将国内支持降低36%，发展中国家降低24%，而人均收入低于100美元的国家则无须改革。
客观地说，上述对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的优惠条件对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与福利的提高并非有利。因此，尽快地达到发达国家贸易条件的水平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但问题是我们要考虑到中国社会承受这种改革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的能力，由于中国一贯承诺渐进式的改革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中国经济制度的历史以及现状。有些变化要在很短的时期内实现，这既不一定理想同时也极其困难。那么我们是否就因此而让中国继续留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呢？一个比较现实的方法，是让中国先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并单方面承诺继续改革且在一定时期内争取达到合理的贸易政策状态。这种选择远比将中国排斥于国际贸易体系之外的做法高明。中国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间的经济关系最为密切，因此，一个稳定而又安全的制约这些经济间的关系的国际框架显得尤为重要。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对于中国的改革与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含义便体现在这里。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促进贸易与投资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其基本方法是通过各政府间的合作来降低地区内的贸易与投资的交易成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首脑们已经承诺了在亚太地区实现贸易自由化，其中对发达国家的期限是2010年，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期限是2020年。有意思的是，中国在这个组织中是毫无疑义地被作为发展中国家来对待的。当然，对于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将以何种方式推进尚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比如这种自由贸易是否包含对外部其他经济的歧视性措施或者每个经济都将采取不带任何歧视性的措施？如果是后者，这对于为中国的改革和国际化建立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国际框架是十分有益的。在接纳中国作为强盛的主要贸易伙伴的过程中的一个主要危险是，世界其他经济对所面临的结构性调整有畏惧情绪，并因此试图控制他们与中国发生经济关联的程度与范围。这样的反应会很快地降低中国对于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信心。中国与某些大国（尤其是美国）之间的政治竞争也可能会伤害到他们的贸易关系。这样，最终可能会导致中国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交流中退缩回去，而这将给中国、东亚及其他任何谋求国际化导向的经济增长的国家带来严重后果。
*本文建立在“中国的贸易改革与制度转型：经合组织国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原文是作者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中国于一九九五年三月在巴黎举行的第一次官方对话所准备的背景报告。这也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合作研究项目“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部分。邓海燕帮助将原英文稿翻译成中文，作者并在原文基础上作了较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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