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经济增长论文,货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5)04-0191-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几次经济过热、货币发行量过多和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使正常的经济秩序被打破，迫使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调控措施。经过几年的努力，宏观调控已见成效，通货膨胀得到治理，甚至一度出现通货紧缩的局面，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导致2003年以来，又一轮物价上涨的势头来临。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货币的超量投放，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冲动，是最主要的原因。
一、货币既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又是诱发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
（一）货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无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和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对生产的推动力包括两层含义：其一，货币第一推动力。要开办一个新企业，必须有一部分预付货币资本，用这部分货币资本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使二者结合起来，生产才得以进行。从这个角度看，出现了社会再生产始端的由资本“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其二，货币持续推动力。要保持企业生产持续不断地在逐渐扩大的规模上进行，对货币的要求，一是原来已投入再生产中的货币不能被抽回去；二是必须不断地追加货币投入。所以，货币又表现为“持续的动力”。因此，马克思清楚地揭示了货币对社会再生产，从而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作用。
从我国近年的实践来看：货币投放量的大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统计，1993-2004年，GDP从总量上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从1993年的3.1380万亿元猛增到2004年的13.65万亿元，增加了10.5120万亿元。但从相对量上来看，1993-2004年，GDP平均递增9.2%，其中1993年、1994年、1995年增幅最快，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3.4%、11.8%、10.2%，超过两位数，1996年以来，GDP增长的幅度呈下降趋势，1998年、1999年、2001年最低，在8%以下，2003年GDP开始回升，增幅9.1%，2004年进一步提高到9.5%左右。[1]
不同年份经济增幅的变动是由于投资波动、货币投放和信贷投放波动导致流通中货币量变动造成的。据统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1993年的13072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69342亿元，增加了56270亿元，是1993年以来的最高值，总量也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但不同年份，增长的幅度不同。1993年、1994年、1995年增长的幅度最大，分别为61.8%、30.4%、17.5%，三年累计高达109.7%。1997年、1999年、2000年增长幅度较小，分别为8.8%、5.1%、10.3%，三年累计仅为24.2%。2004年开始回升，增长25.8%。如果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1993年、1994年实际增长分别为22%、15.8%。这说明，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实际超过1993年和1994年。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为6934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8%。[2]
流通中的货币量
从1993年的34879.8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221222.8亿元，净增加186343亿元，总量也是呈逐年递增的态势。但不同年份，增长幅度也不同。1993年、1994年、1995年增速最快，分别为37.3%、34.5%、29.5%，三年累计高达101.3%。1997年、1999年、2000年增幅最低，分别为9.6%、14.7%、12.3%，三年累计仅为36.6%。2004年开始回升，增幅为19.6%，高出GDP9.1的10.5个百分点。[3]
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从1993年的26461.14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58996.2亿元，增加了132535.06亿元，总量呈逐年递增的态势。但不同年份，增长的幅度不同。1994年最高为51.07%。2001年最低，仅为6.01%。2004年大幅度回升，达21.10%。[4]
可见，经济增长较快的年份，1993年、1994年、1995年、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货币投放量、信贷投放量增长的幅度都很快；反之，经济增长较慢的年份，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货币投放量、信贷投放量增长的幅度都较慢。
（二）货币是诱发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
各种类型的通货膨胀都源于货币过量发行，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看，由于生产要素成本价格急剧上升，引致了产品价格的上涨，因而，原有的货币已远远满足不了生产的需求，这就不得不增发货币，否则，生产则难以为继，于是通货膨胀不可避免。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看，由于投资体制不合理，引致投资饥渴症发生，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猛增，开工项目增多，这也逼迫银行增发货币，否则就会造成大量“胡子工程”和“钓鱼工程”，这样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通货膨胀。
从我国近年的实践来看，物价指数的上升与回落，都与货币投放量增长的快慢密切相关。1993年、1994年、1995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最高，分别为13.2%、21.7%、14.8%，货币投放量增长的幅度也最快，分别为37.3%、34.5%、29.5%；1998年以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负增长，货币投放量的增长幅度也平均降到15%以下。[5]
综合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货币超量投放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2、货币超量投放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诱发通货膨胀；3、货币作用的二重结果呈同向连动态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在寻求经济增长的途径上，是以牺牲物价上涨、严重通货膨胀为代价单纯依靠货币量的投放，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还是另辟他径，我们的回答只能是选择后者。
二、通货膨胀短期促进经济增长，长期有害无利
我们认为、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从长期看，通货膨胀的副作用将逐渐显现出来，并且通货膨胀的短期效益也会被后续的经济滑坡所抵消。对此我们不妨作以下分析。
首先，在短期内，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增长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我们设定，横坐标OQ代表产量，相应表示经济增长；纵坐标OP代表价格，相应表示通货膨胀，那么产量和价格，或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就可以用下图表示：
对于上图曲线的变动，我们作如下解释：
3.总需求曲线进一步由
移动到
。由于需求的增加，推动了一定量的供给的增加。要持续增加供给，则必须保证有大量的资金和闲置资源。但是资金和闲置资源并不是无限的，利用到一定程度就会匮乏，于是生产能力就会减弱或停滞，总供给量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动。这一情况在供给曲线上就表现为，先有一段代表供给量增加
的曲线，接下来是一条代表供给停留在某一水平与纵轴平行的直线。这时，价格水平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
移动到
。
其次，从长期看，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极为不利。从货币供应方面说，通货膨胀引起的过度需求必然带来一定的经济增长，但要保证需求的持续进行，则必须有持续的货币供应。在现实生活中，货币不可能持续地满足企业这种过度货币需求，在一个适当的时候，货币会减少，以至拒绝为这种货币需求而给予的贷款，这就是说，过度的需求肯定会有一个非持续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大规模增加存货的结束和存货减少的开始。这时，通货膨胀有所抑制，价格上涨速度会放慢，而经济减速也在所难免，甚至会出现停滞和衰退。
三、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
1988年和1994年我国出现两次恶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分别为18.5%和21.7%，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不可否认，这是适应当时形势唯一正确的选择。通过这一措施，通货膨胀得到遏制，但经济滑坡和工人下岗的现象也很严重，出现了长达五年的通货紧缩（1988-2002年）。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增加就业，从2003年开始货币投放量再度猛增，
都创出近年来历史新高。截止到2003年9月末，广义货币（）余额为21.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7%，其增幅不仅超过了中央银行制定的18%的增长目标，而且高于GDP增幅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之和的11.5个百分点；狭义货币（
）余额7.9万亿元，增长18.5%；流通中现金（
）余额1.8万亿元，增长12.3%；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达到16.7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5万亿元。[6]
货币投放量的猛增引起物价上涨。2003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同期上涨0.7%。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8.1%，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0.4%，服务项目价格同比上涨2.2%，居住类价格同比上涨了3.1%；同时，2003年三季度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平均上扬4.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了2.4%，土地交易价格上涨8.8%。[7]无论是消费品价格的上扬，还是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都说明新一轮通货膨胀降临已勿庸置疑。区别只是在于综合物价指数即通货膨胀率在3.2%左右，属于温和的通货膨胀。为了避免极端货币政策的选择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造成资源的巨大的浪费，治理温和的通货膨胀应继续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
首先，适当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适当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就是使货币发行和国民经济正常增长率相适应，不搞超经济发行，这是抑制通货膨胀，实现持续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措施。纵观我国多年货币发行的实践，每当货币发行增长率与国民经济发展大体平衡时，币值就稳定，反之则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要依据市场物价、货币流通、经济增长等变化情况，确定全社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
其次，适当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中央银行在供给货币量时，不但要考虑基础货币量的投放，更要充分考虑货币乘数的效应，根据流通中货币量的多少，适当调高或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根据2003年货币供给量增幅过快导致物价指数攀升的实际情况，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提高一个百分点，由6%提高到7%，是非常正确积极的选择。
再次，灵活运用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中国人民银行应继续通过国债回购、发行票据等业务操作，回笼货币，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抑制投资需求，减缓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心理预期，可能导致国际游资大量涌入，给基础货币量供给带来的压力。
四、摒弃速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实行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
过去，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是速度型的，即以高投入、高消耗换来较高的产出，这种速度型增长方式要求有大量的货币投放，这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实践证明，速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不但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相违背，而且也不适应我国实际情况。因此，必须转变速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效益型经济增长。
首先，要转变投资观念。在计划经济下，我国的经济增长往往是依靠大规模投入推动的，这种做法在建国初期是有理由的，因为，那时急需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物质基础，以壮大社会主义力量。于是，在经济生活中常常发现，大家纷纷急于上项目、上规模，以致领导是否有政绩也是看建了多少厂、修了多少桥、铺了多少路，而不问其花了多少资金，创造多大的效益，给经济发展带来许多弊病，通货膨胀就是其一。所以要控制通货膨胀，目前首先要转变投资观念，真正地把观念转移到经济效益上，以效益论政绩，这样投资者在投资时才能认真地考虑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从而能够真正地控制投资规模。
其次，完善核算体系。GDP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规模、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国家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依据，对GDP的重要作用不能忽视。但现行GDP也有其局限性，它主要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一定时期经济增长的“产出”、“总量”和“量”，没有或不能很好地反映其“投入”（特别是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的代价）、“结构”（包括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构）和“质”（包括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社会效益等）。在GDP核算存在种种缺陷的情况下，单纯地用GDP来评估一个地区的发展成果、考核领导班子的政绩，有失偏颇，容易导致一些地方不计代价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忽视结构、质量、效益，忽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为此，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绿色GDP核算体系[8]。
再次，严格控制投资规模。一是中央银行必须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建立固定资产投资约束机制，进一步医治投资饥渴症。由国家开发银行统筹安排国家重点建设、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的贷款规模；国家商业银行对企业的基建、技改贷款不得超计划发放；各金融机构都不得挪用同行业拆借资金和流动资金发放固定资产贷款，利用外资搞固定资产投资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从源头控制固定资产贷款规模。二是将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上，不能继续走盲目扩大规模的老路。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实行区别对待，扩大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加速重点建设投资的进程，采取经济、法律的办法，引导资金流向“瓶颈”产业；坚决制止地方走不顾实际争资金、争项目、盲目扩张的老路。三是将房地产开发、开发区建设、乡以下办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逐步纳入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及贷款计划，政府有关部门每年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产业产品政策的需要，制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由人大监督各部门组织实施。
最后，采取措施，努力提高投资效益。一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宏观调控指导下，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以提高工作效率和业绩水平。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健全市场体系，尽快建立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二是要提高技改投资比重，改变过去重规模、轻技改的作法。三是推进科技进步。转变增长方式本质上要求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和知识含量，使经济的快速增长建立在科技不断进步的基础上。要加强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自主开发和创新，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研究，推进高技术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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