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的龙云与汪精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初期论文,汪精卫论文,龙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21;K26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1)05-0080-05
抗战初期，汪精卫途经昆明出国，叛逃投敌。在他出国途经昆明之时，曾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有过较长时间的交谈，因此汪精卫的叛逃与龙云是否有关，历史说法纷纭，评价不一，成为近代中国历史、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尚未完全弄清楚的一个“谜”。
一 龙云在《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一文中的自我解释
要说明这个谜底，不能不注意到龙云自己的解释。龙云在《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一文中，对这一事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和解释：
抗战期间，还有这样一段事：就是汪精卫曾经过昆明飞往越南。在他未到昆明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作准备。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把他招待在云南警务处长李鸿模的家里。那天晚上恰巧我宴请美国大使詹森。我问汪：“方便不方便参加？”他说：“我不参加了。”当晚宴席散后已深夜，未与汪见面。次日上午，我去看他。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我问他：“到香港有什么事？”他说：“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我留他多住几日再去，他说：“我要转来的。”（我曾把他要去越南的事电告蒋介石。）他叫曾仲鸣到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办理出境签证，签证办好了，曾仲鸣拿给他看。他看见是一份普通护照，当时就大发脾气，即刻打电到重庆责问外交部，随即他就飞往越南去了。两三天后，蒋介石派谷正纲（按：据范予遂订正，应是谷正纲弟弟谷正鼎）携带着一份外交护照及旅费，飞往越南交汪精卫。谷正纲由重庆飞往越南，来回都经过昆明，但都不给我知道。不久，汪即在越南发出艳电。几日后汪即遇刺，曾仲鸣被误杀。我曾派李鸿模去越南看汪，汪将遇刺经过以及谷正纲来往的事情告诉李鸿模，我才知道这些情形。汪精卫写了一封信交给李鸿模带给我，告诉我他遇刺的经过及他准备接受广田三原则的意图，并且要我响应他的艳电主张。我看了信后，将此信送重庆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后，派唐生智将原信带到昆明，叫我将此信在各报发表。我照办了。[1]
龙云的解释，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汪精卫到昆，事前由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电告；（二）汪精卫到越南，因办护照事曾致电责问重庆外交部；（三）蒋介石曾派谷正纲（谷正鼎）去越南给汪精卫送外交护照及旅费；（四）龙云曾把汪精卫到昆及去越南事电告了蒋介石。上述几点都说明汪去越南，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
龙云的回忆，由于时间关系或其他原因，对具体情节难免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大的方面应该说大体上是信得过的。据龙云之子龙绳文生前与作者交谈，本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写作，对个别史实的认识，难免受“左”的思想影响，不一定准确，但不会太离谱。据曾任龙云秘书、后为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的蒋家骅（今尚健在）与作者交谈，该文系由龙云口述，蒋家骅记录，由曾任卢汉秘书的老作家马子华整理成文，然后读给龙云听，一字一句斟酌后定稿的，主要事实不会有明显出入，应当是可信的。
龙绳文还与黄美真作过类似的交谈。据黄美真记录说：“汪精卫发出艳电，并在越南遇刺未中而曾仲鸣则被杀。先父（指龙云）当时惟恐汪一时愤激出走投敌，故尽量派人对其劝慰安抚，免生分裂，但汪去志已决，坚拒龙氏善意的劝阻。但为表其心迹及批评蒋氏一贯个人独裁及玩弄两面手法的不满，如密派党要谷正纲（谷正鼎）到越南亲送路费及外交护照的详情，写了一封长达七万多字的信件致龙。这封信先父当年从未保密，并将其裱册存案，留作后世研究抗战阶段的重要参考，那时许多政要及科研学府的名教授们看过这篇文件的人，不在少数。”可惜，后来在运动中由于“抄家”的结果，此文件即不知下落。[2](p12)龙绳文与作者交谈中还说，如果此文件再度发现，将有助于澄清汪精卫出逃的经过，也有助于说明汪精卫的出逃与龙云并没有什么关系。
龙云的解释与龙绳文的说明，虽然很难说不是准确的事实，但总有“一面之词”的感觉，那么我们可以再从更多的方面加以研究。
二 汪派人士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汪精卫系统的人士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大体上都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并将龙云算在汪派人士的圈子内。
据日人松本重治（注：松本重治，为当时日方谈判代表。）提供的资料显示，汪派人马于1938年9月与日本代表进行谈判时，即谓龙云将与汪精卫“共同行动”云。汪精卫代表梅思平说：
“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领导不可，周佛海等我们的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之下。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已经秘密进行联络。[3](p312)
其实，汪精卫集团把龙云算作“自己人”，“有可能是虚张声势以增加谈判筹码”。[4](p177)龙云与汪精卫是1937年8月初次见面才相识的，并无历史渊源，只是汪精卫善于表演，才给龙云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为了筹备汪精卫经昆明出逃，周佛海于1938年12月5日先行抵达昆明，并于12月7日与龙云会晤，试探龙云的态度，龙云不能不有所应付。据周氏日记载：“谈一小时半，对于抗战前途及收拾时局问题交换意见，所见大约相同。其态度文雅，识见高超，令人感服。”[5](p200)在周佛海的印象里，龙云是不错的，双方有可能“一拍即合”。
12月18日，汪精卫一行飞抵昆明。汪精卫到昆明机场时，“看见龙云以及各厅、署、局长都来了，而且军乐大作，他很生气地问我（陈春圃），为什么没有照他的电报办事。原来他已来电报关照我转知龙云，说明只许龙云一个人来接，此外千万不要告诉第二个人，理由是要保密以防日机的中途拦击，此外不许我多说。我虽照着通知了龙云，他只口头答应了，但他一转身却遍告各厅、署、局长，而且各条街的商店也零零落落的挂起了所谓‘国旗’，可见是奉命欢迎的。”[6](p43)一个是要“保密”；一个要造成“奉命欢迎”的场而，以表明自己并无内部勾当。两者对这一具体问题所持的态度，是令人玩味的。
汪精卫到昆后曾与龙云秘密交谈，谈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作用？内情仍为世人所不知。龙云则干脆否认12月18日汪精卫到昆当晚与汪交谈过，周佛海日记则记载，两人当晚交谈时间甚长：“今晚汪先生与志舟（龙云）谈话，结果必甚佳，因此刻尚未见召；否则，汪性急，必召商也。（晚）十时，安心寝。”[5](p207)
汪精卫事后将谈话内容告知了陈春圃。陈春圃是这样回忆的：
我（汪）最后是这样说的：“好了，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告诉了你（龙），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话通知蒋先生，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功。”龙云听了后说：“汪先生说那里话，我完全同意。只是有一点，日本要两年之内撤兵，时间太长一点，最好改为一年。”接着我就讲：“如果你同意，请替我定飞机，明天就飞河内。至于改为一年之内撤兵的意思很好，将来试试交涉看。”[6](p44)
对于此次与龙云的谈话，汪精卫亦有回忆说：
我于十七日（按：应为十八日之误）到昆明的时候，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问我：“听说撤兵二年为期是吗？”我答：“是的，停战以后，二年撤兵完了。”龙云道：“能否早些？”我答：“我也想早些，但是能这样已不易了。”十八日（应为十九日）我到河内，还有电报给蒋先生。[7](p393-394)
这里又提到，汪精卫到河内后也给蒋介石发了电报，蒋介石应该清楚汪精卫的行踪。
至于日本方面关于龙云支持汪精卫的记载，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汪精卫集团的“一面之词”。在一项勾引汪精卫叛国的活动计划中，日本人曾提到：“与上述汪之声明相呼应，云南首先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与之呼应。云南的龙云及四川军地方将领作为同志订立牢固的盟约，但中央军三个师已开入四川，因此先自云南起义。又，广东军与其它战线的军队对此次运动也有不少谅解的人，由于中央军的监视，为了避免暴露计谋，尽可能延期起义。”该计划还称：“在非日本占领区之云南省与四川省建立独立政府，编组新军队。”[8](p304)，这个计划，几乎完全立足于想当然的基础上，只是一种单相思。
三 龙云对待汪精卫出逃事件的两难处境
汪精卫作为国民党中央大员、副总裁、二把手，龙云在他的面貌未完全暴露前，作为地方官既无能为力，也无可奈何。在对待汪精卫出逃事件上，龙云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能不应付汪精卫，因此对待此事表现了“两难”的处境。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到达昆明的当天，龙云违背汪精卫的意旨，在昆明摆出“奉命欢迎”的盛大场面，其用心明眼人一看是可想而知的。当晚龙云即向蒋介石作了报告以备案。第二日（19日）汪精卫乘飞机去越南，龙云向重庆国民政府又发出了加急电报说：“汪副总裁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9](p46)后两日（21日）龙云又向蒋介石作了详细的报告。电报说：
汪先生此次匆匆离滇，曾以效电略呈在案。查汪到滇之日，身感不适，未及深探，其态度亦不似昔日之安祥，不无诧异。临行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亦不作为离开钧座之工作。职观其言行，早有此种心理，惟关系甚大，未说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现陈公博继续赴港，钧座致汪马电，因无从探转，已交其携往矣。[9](p47)
电报提到，汪精卫的出走，“未说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这等于是将蒋介石一军。对此，我们没有看到蒋介石如何回答龙云的问题。
再过一日（22日），龙云给滇军将领、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原六十军军长、现第三十军团军团长卢汉的密电中，更坦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讲了心里话。这个密电是从云南省档案馆藏中发现的，未曾公开公布过。密电说：
汪先生前日到滇，昨赴港，愿效昔之李鸿章、今之张伯伦，与日方直接商洽，不顾一切，力主和议，加入防共协定。因在渝受人攻击，蒋、汪之间亦未尽同意，故谓成则返渝，否则不再返渝，云云。语气愤慨，大有各行其志之慨。大局如此，兄闻之忧心如焚，党内纠纷从此又开始矣。兄为杞人之忧，宿食俱废，三日不能成眠，如似大病，故深望弟早日告痊也（注：卢汉此时因盲肠症发，住院治疗，故电文中说“望弟早日告痊也”。龙、卢皆为彝族，且为表兄弟。）。[10](p213-214)
龙云“宿食俱废，三日不能成眠”，可见忧虑之深。忧虑什么？忧虑的是“党内纠纷从此又开始矣”。国民党的分裂无疑对当时的抗战事业是不利的。从这个密电中，我们看到的是龙云忧虑之情，而不是赞成“和平运动”。
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出“艳电”，表明了公开投日的态度。蒋介石乃派特务前往河内，暗杀汪精卫。1939年3月21日深夜，特务冲进汪精卫卧室，开枪射击，结果汪精卫夫妇幸免，曾仲鸣成了替死鬼。龙云再致电蒋介石表明态度说，汪精卫艳电“在异地突然发表，一般观听，不无惊疑。幸国人在委座领导之下，确知国策久定，毫不为其动摇。故汪之议论，对外虽属奇闻，受敌愚弄；对内仍毫无影响，祈释厪注。”[9](p49)无论如何，龙云并未响应汪的“艳电”，而是留在了抗日阵营中坚持了抗日斗争。
1939年4月13日，龙云致蒋介石长函，再度表明本人及云南的态度：
查汪氏前由滇赴越及发出艳电，又曾仲鸣被刺前后大概情形，均经先后电呈。近接薛伯陵来电，始知汪氏及其左右，不免在外招摇，有意簧鼓，实际上职与汪氏素无往还，此次短期接触，已稔知其人，既不磊落光明，又不忠厚安分，在其艳电发出后，职未加以攻击，犹本古人薄责于人之义，未肯论其长短，且各方正攻击汪氏，亦不必再下井投石，亦即遵钧座宽厚待人，不咎既往之旨，为留余地。但此种谣诼，对内虽自问坦然，对外仍恐不免有人怀疑，拟在相当时期，将其前后经过，完全公布，纯用事实，以正视听。盖滇省与我公同一命运，在此敌人力图分化，汪氏被敌利用之时，吾辈军人，不论任何职责，惟有立定脚跟，不为利害所动，确遵既定国策，以待钧座从容应付，此即剥复之机，亦国家之幸、民族之福也。(9)(p121)
蒋介石亦冠冕堂皇，先后派大员李烈钧、唐生智来昆考察和劝说龙云与汪精卫划清界线。龙云遂以主动方式发表谈话，表示拥护中央抗战到底。唐生智即于1939年4月29日致电蒋介石，说明龙云抗战态度比较坚决，与汪精卫并无牵连。电报说：“职默察渠意，似极顾大局，拥护钧座，始终不渝。”几天以后，唐生智将龙云致汪精卫的电报，表示与汪精卫划清界线，通报蒋介石。(9)(p123)联系龙云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应该说唐生智对龙云考察的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四 蒋介石与汪精卫“合唱双簧”还是蒋对汪“网开一面”？
有人说：“龙云对汪精卫叛逃一事事前是完全清楚的。”[11](p83)又有人说：汪精卫的出逃。“得到龙云保证”。[12](p112)这就把龙云与汪精卫完全拴在一起了。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情景，要么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合唱双簧”，[13](p204)要么是蒋介石对汪精卫“网开一面”，[14](p168)不过是利用和瞒着龙云，以掩护自己而已。
汪精卫逃出重庆是有惊无险的，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为什么呢？这其实是与蒋介石心照不宣的。据陈春圃说：“说到汪精卫要当上敌酋的对手，不用说与蒋介石的根本利益是冲突的，蒋要当‘儿皇帝’的意愿与行动在汪的心中是极其清楚的，不然派高宗武远涉重洋的试探又所为何来？现在汪既然插进一只手要取蒋而代之，蒋怎能放过他。蒋介石并不恨汪公开主张投降，谁也知道汪自逃离重庆以后，蒋自始至终无论在公开场合或私底下从来没有骂过汪精卫一句，这是事实。”只是在汪发表“艳电”后，蒋才慌了手脚，派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赴河内，“劝汪赴欧休养，并恳切表示和战问题可以谈，主张可以表示，但只要不再有第二步的行动，将来还可以合作与取得谅解。”[6](p42)
对汪精卫的出逃，蒋介石并没有蒙在鼓里。早在汪精卫通过高宗武、梅思平和日本勾结、准备出逃时，蒋已掌握了情报。梅思平“暗中往返港、汉之间（以后国民政府由武汉迁至重庆，则往返港、渝之间）不下五、六次。”[15](p54)汪精卫出逃，准备时间拖得较长，从1938年11月下旬决定行动方案到12月18日上飞机飞昆明，有20多天。在这段时间里，汪把特务头子康泽配给他的卫士支走了，把佣妇解雇了，后来还用汽车搬了大批行李去昆明，家里几乎搬空了，只剩下一些名酒，这能不暴露？何况汪精卫出走前，曾拉谷正纲一起离开重庆，哪知谷不仅不走，反而将情况密告蒋介石。这是陈璧君（汪精卫老婆）的堂侄陈曙风后来披露的。[14](p169)
当时的重庆，对出入香港和国外地区控制很严，普通旅客都要登记审查，高级官员的行动都要报告蒋介石。汪精卫和随员、家属一大群人去昆明，特务头子戴笠不知道是不可能的。而汪精卫出走前，还正式通告了孔祥熙，说他将“赴蓉演讲”。[9](p74)而且，汪精卫12月18日上飞机时，机场航检所姚悟千企图劝阻汪精卫登机未成，立即电告了戴笠，经戴请示蒋介石，蒋说：“只要他不去香港，在国内可以让他自由行动。”[14](p61)这一方面说明汪精卫行动已受蒋监视，一方面又说明蒋为汪的出走开了绿灯。而所谓不准去香港，不过是一种掩饰而已。
12月18日汪精卫在机场又巧遇了空军司令周至柔。汪、周不仅在机场见了面，作了交谈，而且周乘一架飞机到昆明。半途，这位周司令还亲自进了驾驶室，驾驶飞机送了汪一程。汪精卫大吃一惊，以为周至柔要把飞机开回重庆，可是却没有，而且顺利到达了昆明。正如周佛海所说：“此行极险”。[5](p20)可是仍然有惊无险。周至柔难道也不向蒋介石汇报此行？
值得注意的是，与日本勾搭联系的一个重要人物、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与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有关系。当时年仅32岁的留日学生，号称“日本通”的高宗武（1906年生于浙江乐清，与蒋介石有“同乡”之谊）曾派其亲信、亚洲司第一科科长、留日学生董道宁同日本人有过多次接触。随后，蒋介石为了打通对日联络的渠道，亲自批了一笔巨款，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对日搞情报的秘密机构，名为“国际问题研究所”，公开挂的牌子却是“宗记洋行”，由高宗武负责主持，为此外交部免去了高宗武的亚洲司长职务，让他专门从事对日情报工作，与日本方面有关人员广泛接触。高宗武不仅受到蒋介石的亲自召见，也曾与汪精卫长谈，而且与汪派核心人物周佛海来往密切，并参与了1938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重光堂”会议，达成了臭名昭著的《重光堂会议协议》（即《日汪密约》的最初草本）。可见，蒋、汪与高宗武都有直接关系，而且都把高宗武看作是对日联络的合适人选。难道蒋、汪之间没有通过高宗武交换意见？不过，高宗武的基本观点是：“日本战是与蒋战，和亦非与蒋和不可。”后来的态势是日本与汪精卫“和平”了，而战争却继续打了下去，不要说何应钦、余汉谋、陈济棠、何键、张发奎等人毫无动静；川滇地区实力派军人也没有响应；就连一向视为汪派人物的顾孟余、彭学沛、甘乃光、王世杰、梁寒操也不附和汪精卫的行动，这就促使了高宗武的变化。1940年1月，高宗武突然脱离了汪精卫一伙，得到蒋介石的秘密嘉奖。高宗武后改名为“高其昌”，化名“康绍武”（日语发音上与高宗武同音而异字），移居美国，度过了晚年。[16](p111-125)
而1938年底汪精卫出逃，与日本联系，就是通过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方面的松本重治、伊藤芳男通知日本政府的。高宗武在蒋、汪之间扮演的角色，还笼罩着某种神秘的色彩。
蒋、汪之间在对日和谈问题上，确有某些一致或相似的地方，但在一些原则、策略上却存在分歧。既然汪精卫蓄意要走，留也很难留得住，又不能扣押、逮捕，就只好上演“双簧戏”了，但却又是各唱各的调；再进一步则视而不见，网开一面，看看你汪精卫会搞成什么样子。只要不把事情做过头，蒋介石显然是不会采取什么行动的。蒙在鼓里的龙云又怎么知道其中的奥妙呢？蒋介石自己心里也明白，所以对龙云“放走”汪精卫，既没有任何指责，更谈不上进行处理了。这也许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收稿日期】 2001-4-25
标签：汪精卫论文; 龙云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越南民族论文; 蒋介石论文; 高宗武论文; 曾仲鸣论文; 周佛海论文; 谷正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