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档案思想及其对我国近代档案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蔡元培论文,思想论文,我国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他作为一名教育家，为我国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引领了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在诞辰100周年之际，被联合国冠以“世界文化名人”的称号。蔡元培的学术志趣、品格修养、教育思想、政治追求、处世心态等方面均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和讨论。然而，蔡元培的档案思想却鲜有人关注，他所处的特殊社会背景、“求真务实”的实证主义作风和章学诚、沈兼士等学者的影响，决定了蔡元培档案思想形成的历史性和必然性。
一、蔡元培档案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缘由
(一)社会背景
辛亥革命后，由于封建帝制的颠覆，政府机构的增置，产生了大量的文书档案，我国的档案学进入快速萌芽阶段。生活于清末民国时代，活跃于“五四”运动前后的蔡元培，广泛汲取西方文化的精髓。他深深感到特殊的社会背景所赋予当时文化人的一种特殊的文化使命，作为当时的文化领军人物，有义务、有责任保护面临流失的珍贵文化遗产。蔡元培参与了大量与档案有关的实践活动，特别是1922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参与抢救了大批清内阁大库的珍贵档案，并组织了北大明清档案的整理编纂活动，堪称近代中国的文化捍卫者。理论和实践相伴而行，促使蔡元培的档案思想逐渐形成。
(二)个人修养
被毛泽东称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一生勤奋好学，“早年习举业，后治小学及经史，甲午之后留心西学，涉猎之面渐广”。①蔡元培“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众所周知，他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曾考察欧美各国，走访参观国外学校及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事业单位。广博的知识功底，公正、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实证主义”的思想，为蔡元培关注、重视档案史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学者影响
1.章学诚编史思想的影响。章学诚是我国文献编纂的集大成者，认为“六经皆器”、“六经皆史”，注重在文献编纂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档案史料。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对蔡元培档案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蔡元培在青年时期，非常喜欢章学诚所著的《文史通义》，他在《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一文中曾对章学诚的史法进行了分析：“章先生这部书里面，对于搭空架子，抄旧话头的不清真的文弊，指摘很详。对于史法，主张先有极繁博的长编，而后可以有圆神的正史。”蔡元培认同并推崇章学诚的思想：“我在二十余岁时，曾约朋友数人，试编二十四史检目(未成书)，后来兼长国史馆时，亦曾指定编辑员数人试编此种检目(未成书)，都是受章先生影响的。”②章学诚对蔡元培档案思想形成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2.沈兼士、傅斯年等学者档案思想的影响。曾共事过的沈兼士、傅斯年、胡适等学者也促进了蔡元培档案思想的形成。蔡元培参与抢救“八千麻袋”珍贵档案和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整理和利用，离不开沈兼士、傅斯年等同事。沈兼士是近代著名的文献档案学家，曾任教北京大学，1922年，沈兼士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期间，将故宫清代档案进行了分类整理，并总结出关于明清档案整理的一些理论，这些理论方法为后来故宫博物院档案整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其档案工作受到蔡元培的肯定和高度赞扬：“有功史学，夫岂浅鲜”。傅斯年曾多次致函蔡元培提到档案的保护和利用。1928年9月11日蔡元培接傅斯年函，请求筹集经费购买“八千麻袋”内阁大库档案，傅斯年信中称：“去年冬，满铁公司将此件订好买约，以马叔平诸先生之大闹而未出境，现仍在京。李盛铎切欲即卖，且租房漏雨，麻袋受影响，如不再买来保护，恐归损失。”③虽然已辞去大学学院院长职务，但蔡元培仍为此事奔波，最终令大学学院购回这批档案。
二、蔡元培档案思想的核心内容
(一)推崇档案的史料价值与历史价值，注重档案的收集和整理
蔡元培认为“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核出来的”，指出“历史中直接的材料与间接的材料有很大的分别”④，批评旧史的编纂者不重视档案的做法，认为没有查找大量档案的史书容易“有意的颠倒，甚至改换”，“我们可借档案知道一事之最直接的记载”。蔡元培在1930年12月21日复张元济函中道：“《郑成功实录》，拟付裱后，先送历史研究所，与所中所有档案校对，加以考证，乃付印。”⑤蔡元培认为与档案记载不一致的史书是万万不能出版的，可见他对档案史料的价值推崇备至。
1922年，北大国学门成立不久又逢教育部历史博物馆出卖档案，蔡元培在为抢救清内阁大库上呈给教育部的材料中说：“本校研究所国学门及史学系知近世之重要，特设专科研究，现正广搜材料”，“拟肯钧部将此项档案全数拨归本校。”⑥经蔡元培的游走奔波，终于为北大争取到一部分珍贵档案史料。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演说中蔡元培曾追忆：“从前国史馆附在本校的时候，凡遇着暑假、年假等假期，各省的人回去，都要托他们搜集史料”，还说“搜集材料，固属最要”，在搜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还应进行科学的整理工作，“吾国古昔档案，仅有清一代尚有留遗，惟久经堆积，次序凌乱，非下绝大整理工夫，无从翻检”⑦，应“分门别类”地整理档案，否则便“积久尘封”，无法利用。蔡元培对档案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为国家保存了珍贵的记忆，奠定了日后档案开发利用的基础。
(二)提倡将档案用于学术研究和编史修志，重视档案的开发和利用
蔡元培在为王彦威编纂的《清季外交史》作序时指出，我国档案应像欧美国家一样，“除必须守秘密者外，多由政府随时刊行，而外部档案慎重保存，常亦对学者开放，以资研究”。认为：“此(档案开放)不但有助于国民外交常识之普及，抑且供给历史家以多量正确之史料。”蔡元培在为《敦煌掇琐》作序时，对刘半农先生整理出版敦煌档案“感激不尽”，认为出版公布档案“很有益于考察当时社会状况”。他提倡档案的开放利用，以实现档案的信息价值。
当时蔡元培抢救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目的有二：一是不忍看“档案及文籍之失散”；二为北大国学门及史学系寻求编史材料。蔡元培认为搜集整理档案不仅是保存档案载体的完整，更应开发其价值，利用档案史料编修史书，即“用科学之方法，作新式之编纂”，并决定用争取到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先将目录克期编成”，然后“辑成专书”。除亲自组织档案史料的编纂外，蔡元培还极力支持和鼓励学者编纂档案。蔡元培对当时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主任沈兼士主持汇编《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工作，给予赞赏，他在给该目录作序时称赞道：“任事者之勤苦，即阅览者之便利，有功史学，夫岂浅鲜。”蔡元培还特别提到在编纂过程中应注意对档案的“述”与“作”，并且引用刘子玄的观点“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来说明“述”与“作”各有所长。
(三)倡导建立专门的档案收藏保管机构，主张对进馆档案进行鉴定
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蔡元培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蔡元培广泛汲取西方先进文化，注意到“各国皆有大规模之档案馆焉”，认为随着“近世学者对于基本史料，如档案一类，愈益充实，而保存及编目各方法，亦日渐精密”，应在我国建立专门的档案收藏保管机构，使我国丰富的档案史料免遭“散失不传”之痛。蔡元培在1928年6月提出故宫博物院组织法草案，提议设秘书处、总务处、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三馆各司其职，其中“文献馆之职掌”包括“关于档案及清代历史物品之编目、陈列、储藏、展览和清代史料之编印事项”五大职能，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成为我国近代档案馆雏形，亦发展为后来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与此同时，蔡元培主张对进馆的档案进行鉴定，指出我国古昔档案的失散，不仅是“轻视史料，无意保存”，“而亦数量太多到无法保存之故也”。“蔡元培先生并不主张‘凡文皆档’或‘凡档必藏’，而是强调进入档案馆的文献必须经过认真的鉴别挑选。”⑧以保证馆藏档案的科学有序。
三、蔡元培档案思想对我国近代档案学的影响
(一)推动我国近代档案学的产生
我国的档案学思想在辛亥革命后迅速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在行政界文书档案改革运动和史学界整理明清档案两大热潮的推动下，产生了早期的档案学。史学界对明清两代历史档案的整理和利用离不开蔡元培的组织和支持。1922年，蔡元培规划成立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且积极支持北京大学对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收集和整理。这一行动，不仅收集、整理、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档案，也为我国近代档案学的产生做了初步准备。
(二)拉近我国近代档案学与史学的联系
由于机构产生的文书档案具有机密性，当时开放利用的档案多数为历史档案，蔡元培重视档案史料的价值，倡导保护和整理档案史料，档案的利用者也多数为考证历史和编修史志的历史学家。蔡元培对档案的史料价值与历史功能的深刻认识，影响了早期参与档案分类整理的档案工作者和参与编史修志的历史学家，给早期的档案学思想注入了广泛的史学意识，决定了我国近代档案学具有与史学关系密切的特点。此外，蔡元培将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单独划出，为早期档案学家的成长提供了环境，例如陈恒、沈兼士、单士元等均先后任职于故宫博物院文献部，后成为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兼档案学家。这些都进一步拉近了我国近代档案学与史学的联系。
(三)丰富我国近代档案学的理论
第一，蔡元培的档案思想丰富了档案分类、档案价值鉴定等一系列档案管理的原则和方法。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档案整理活动中曾指出：“对档案的整理应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他建议组成档案整理委员会，分两步完成整理工作，即‘先将目录克期编成，公布于世’，然后‘再由专门学者鉴别整理，辑成专书’。”⑨蔡元培还提倡应对档案进行鉴定，有选择性的保存，这些都是近代档案学中档案管理原则与方法的宝贵内容。第二，蔡元培提倡档案开放利用。他认为，将档案对社会开放，公布于众，不仅可以为学者研究提供原始材料，还可以利用档案史料编纂史书。第三，蔡元培档案思想及其实践为档案文献编纂学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蔡元培领导的档案整理编纂活动，践行了“述而不作”、“多闻阙疑”等思想，并围绕“述”与“作”的关系展开了讨论，加深了早期档案编纂学者对档案编纂原则和方法的认识和把握。20世纪30年代后这些思想作为档案文献编撰的原则和方法，被近代档案学界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广泛继承。
(四)促进近代档案学引进欧美相关学科理论
蔡元培档案思想对早期档案学引进欧美档案学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具有促进作用。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所领导的档案整理活动中，召集了沈兼士、胡适、李大钊等15位学者讨论档案整理办法，对档案实体整理分类，引进了美国的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纲目分类法等图书分类的方法。此外，蔡元培倡导效仿欧美等国建立专门的档案保管机构，他所设想的档案保管机构是一种紧密与学术文化相结合，集妥善保管与开放利用为一体的与西方档案馆性质相似的文献机构。
综上所述，蔡元培对档案的重视及他所领导下的档案整理实践，奠定了蔡元培档案思想形成的基础。蔡元培档案思想及其实践活动，对我国近代档案遗产的保护、文科学术风气的导正、第一个现代意义档案馆的诞生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同时，蔡元培档案思想也对我国近代档案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提出的档案利用与档案保管应并重、档案机构应注重服务性和文化性、对档案进行鉴定等观点，不仅是近代档案学理论中的先进思想，在今天的档案学界仍具有科学价值和指导意义。
注释：
①蔡建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年：316
②蔡建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年：229
③庚向芳：《蔡元培与明清档案史料》，《历史档案》2010年第1期：123-129
④高平叔：《蔡元培史学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244
⑤高平叔：《蔡元培全集(1925-1930)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8年：497
⑥高平叔：《蔡元培史学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169
⑦高平叔：《蔡元培史学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282
⑧覃兆刿：《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137
⑨覃兆刿：《蔡元培档案思想浅议》，《北京档案》1998年第5期：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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