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大力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高等教育论文,大力发展论文,手段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0)04-0051-05
一、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基本矛盾及引发的问题
我国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远远大于高等教育有限的供给能力，是我国高等教育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面临的基本矛盾。这可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我国现在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或在校生占同龄人的比率与同我国人均GDP和实际人均购买力大体相同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已经大大落后了。如果考虑我国独生子女政策和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使得我国高等教育需求与高等教育供给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二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基本实现小康以后，接受高等教育已经并将越来越成为适龄青年及其家长首选目标，而知识经济的来临也使人们无论从就业还是从提高自身的素质角度考虑，都希望能接受高等教育；三是我国高等教育适龄青年每个年龄组有2000多万人，如果把18～22岁这一年龄段作为高等教育适龄青年，我国共有1亿多人。而我国现在高校（包括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在校生人数只有600多万，这就使高等教育潜在需求极为巨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一份《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的统计，1998年世界适龄青年（18～23岁）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8.8%，其中发达国家为40.2%，发展中国家为14.1%。而我国1997年只有7.6%，加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也只有9.1%，即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从另一角度来看，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800美元，按购买力计算，已经超过2000美元。据对国际上66个国家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规模的研究，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水平，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16.05%[1]。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与相同经济水平国家相比大约落后10年。
从我国居民目前实际用于教育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意向来看，居民的教育消费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根据国际比较研究，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条件下，居民的教育消费额应占居民消费额的7%，而目前居民实际教育消费额比率为4.4%。1997年我国居民用于教育消费总额到达1280亿元，但距7%的教育消费比率，还有大约800亿元的扩展空间。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居民储蓄准备用于教育的支出份额为10%，高于住房消费额7%的份额。如果假定居民准备用于教育消费的支出有一半能够实现，则我国至少还有2500亿元的教育（其中包括高等教育）消费总潜力没有发挥出来（非一年之内消费）。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供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重要表现。
正由于我国高等教育需求与供给这一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矛盾，才引发或决定了我国整个教育系统一系列的矛盾并难以解决；才使得我国中小学多年来呼吁的素质教育举步为艰。因为我国高考的激烈竞争已经传递到了小学，甚至传递到了幼儿园。现在我国各地每年中考竞争激烈程度绝不亚于高考。很多家长都感到，如果自己的孩子不能上一个好的小学和初中，就会在中考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中考考不好往往就会失去高考的机会，更不要说上大学了。很显然，有考试就有应试；考试竞争越激烈，应试教育越严重，而进行素质教育就越困难。如果哪个学校强调素质教育，但其学生在各类考试中的成绩并不理想（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学生及其家长是不会满意的，不会答应的。
在一定意义上，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系统的龙头，主导着整个教育系统的发展和演化方式及方向。只有尽快扩大高校招生人数，尽快缓解高等教育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突出矛盾，才能为素质教育创造宽松的环境，才可能真正实施素质教育。
现在，由于我国高考竞争太激烈，一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学生，就想方设法出国求学，家长也不惜花重金送子女到国外上大学。2000年初春，在京城举办的英国高等教育展及其火爆场面，预示着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关注我国高等教育潜在的巨大市场。如果我国高等教育供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矛盾不能尽快缓解，势必会使更多的人到国外求学，势必会把大量的外币带出国门。
近些年来，由于我国高考竞争太激烈，学生出国留学的年龄下移的趋势已经很明显，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例如，长春市某中学以学生初中毕业后都能到澳大利亚读高中上大学的承诺招收初中生。当时要求每个学生交3万元人民币的学费，并承诺这些学生初中毕业时再次10万元人民币，就能到澳大利亚留学。但在三年学习过程中，去澳大利亚的费用不断加码，这些学生初中毕业时要求每个学生交39万元人民币才能去澳大利亚。结果，该校招收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没能去澳大利亚。
由于一些学生的留学年龄太小，生活不能自理，一些家长不得不陪伴孩子到国外读书。更有甚者，一些家长感到自己的孩子在国内考上大学的希望渺茫，为了孩子能到国外读大学，干脆全家移居国外。例如，一位从山东济南移居加拿大的科技人员，谈到移居加拿大的原因时说，主要是为了孩子能上大学。据他说，他的孩子刚刚在济南一所中学上高一，以往的情况是，只有班里学习成绩前8名的学生才有希望考上大学。他的孩子的学习成绩在60多学生的班里属中等偏下，为了孩子的前途，全家决定移居加拿大。当然，这种为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而全家移居国外的不一定有代表性，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子女求学在一些父母心理的份量。
现在，我国高等教育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突出矛盾，也严重影响了我国一些学有所成的留学人员回国工作。这些留学人员本人是愿意回国工作的，但为了孩子的学业，他们不得不继续留在国外。
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对个人和国家发展的必要性
我国高等教育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突出矛盾不仅引发上述问题和矛盾，而且如果这一矛盾不能尽快得到缓解，既会对许多适龄青年个人发展和前途产生不利的影响，又将对我国未来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和进步产生一系列不良的影响。
对个人的就业而言，我国和世界各国的一个普遍规律是学历越高，就业率越高，失业率越低。这个规律不仅现在对我国非常适用，即使将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大大提高了，也会适用。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现在就是我国的将来。以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为例，加拿大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仅次于美国，排世界第二位；而安大略是加拿大高等教育最发达的省份。1996年全省总的失业率为9.4%；其中受过8年以下（包括8年）教育人口的失业率为15.4%；受过高中（9～12年）教育人口的失业率为12.3%；接受过某种高中后教育人口的失业率为10%；接受高中后教育并获得学历证书（类似我国的大专证书）人口的失业率为7.6%；获得大学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证书人口的失业率为4.6%。很明显，获得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人口的失业率不到受过8年以下教育人口失业率的1/3。
从个人的工资收入来看，受教育年限越高，工资大幅度增高。仍以加拿大安大略省为例，1995年接受过少于9年教育的平均年薪为18894加元；接受过高中教育并接受过某种程度的高中后教育的平均年薪为25344加元；获得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平均年薪为45025加元。同样很明显，获得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者的平均工资是接受过少于9年教育的平均工资的2.4倍[2]。
我国许许多多家长看到了孩子上大学对其一生工作、事业和生活的极端重要性，看到了子女上大学是能够在未来一生中得到多种回报的最有价值、最有意义并且回报率最高的投资，才千方百计地为孩子求学创造机会，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工作、事业和生活。
对于我国发展和进步而言，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具有决定性意义。首先，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升级是必然趋势，这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否则，经济将不会有大的发展。今后我国的发展趋势是，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和增加值比重都会较快地下降；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和增加值比重在保持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后，也会下降；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和增加值比重会较快地提高。总的来看，第三产业需要的大学学历的从业人员的比重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另外，在三次产业内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接受过高等教育者的从业比重也会有较大的提高。例如，第二产业中，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会不断加大，而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员所需要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会远远高于传统的制造业，有些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员中具有高等教育学历者占1/3以上。而第三产业中从事金融、保险、法律、信息、咨询、科技和教育等行业的比重会不断增大，这些行业对从业人员的大学学历要求也非常高，有些行业50%以上的从业人员要有大学学历。很显然，如果我国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出数以千万计的高校毕业生，必然制约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制约我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从低收入国家向下中等国家的转变时期，而低收入国家和下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是两者之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相差3～4倍。而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低收入国家中也是很低的，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很显然，如果我国不尽快缓解高等教育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突出矛盾，不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就会拖延我国从低收入国家向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
第三，知识经济已经初见端倪，我们将迎来知识经济的新时代，而知识经济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的要求比传统的工业经济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将高一个数量级。如果我国高等教育产业的发展不高于其他产业的发展，必然制约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而且高等教育本身是知识经济的重要产业，即高等教育产业的发展本身就意味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同时，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会强有力地带动新闻出版、信息产业等智力密集产业的发展，从而有力地推动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
第四，目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需求不足，各行各业都是供给大于需求，因此，发展就有很大的难度；而高等教育成为唯一的“卖方市场”，这是高等教育大力发展的很好的条件。只要能充分、合理、有效地利用“卖方市场”条件，不仅高等教育本身会得到快速发展，缓解高等教育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突出矛盾，而且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一定的带动作用。
第五，加快高等教育发展最重要意义是使我国经济能够得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传统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为了使资本获得更多的利润，资本的流向往往总是从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直到资本的报酬在全世界趋同为止。这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终将趋同。然而，这一传统的理论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二战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加大。新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这种差距扩大的关键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拥有的差异，人力资本才是解释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因此，我国必须加快高等教育发展，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拥有，才可能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才可能使我国经济得到长期、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第六，从社会发展来看，现在世界各国基本上达成共识，把高校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我国加快发展高等教育无疑会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加快社会发展的步伐。这不仅会加快我国物质文明建设的步伐，而且会加快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
三、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大力发展我国高等教育
教育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部门和重要的基础产业既可以用计划体制来发展，又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发展，还可以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以不同的“比例”来发展。
教育作为我国重要的基础产业，从总的来说，国家计划和政府投资无疑起着重要作用，国家各级政府部门要转变把教育仅仅看作花钱的事业部门这一计划经济时期的观念，把对教育的投资看作既有近期的经济和社会意义，更有长期经济和社会意义的投资行为，使教育投资的绝对值不仅能快速增加，而且教育投资与GDP的比重也要不断增加。
但光靠国家计划和政府投资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政府财政投资能力一定的情况下，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应该有一种合理的分配和分清轻重缓急。基础教育是义务教育，是现代国家本身的职责，因此，对基础教育的投资是国家政府财政投资首先必须保证的，否则，就是“失职”。对我国近期来说，教育财政投资就是要首先保证到2000年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文盲目标的实现；其次，教育财政投资应该投向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随着国家教育财政投资能力的提高应该把此阶段的教育变为义务教育，即把义务教育从现在的9年提高到12年（由于我国各个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发达地区普及12年义务教育可以先行一步）；第三，教育财政投资应投向高等教育（包括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随着国家教育财政投资能力的提高对这类教育的投资也应该不断提高；第四，教育财政投资应该投向各类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
与国家教育财政投资的分配次序和程度相反，市场机制首先适用于各类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第二，适用于高等教育（包括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第三，适用于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第四，适用于基础教育。很显然，无论对于我国教育整体，还是对于各个层次的教育而言，国家计划和市场机制是相互补充的。对发展教育这个基础产业和满足受教育者的教育需求而言，国家计划和市场机制都是手段，其作用都应该得到充分发挥。
应该认识到，目前的高等教育计划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甚至可以认为是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像通过计划发展国民经济一样，国家通过计划来发展高等教育，从而使高等教育的发展，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在我国90%以上国民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的今天，高等教育仍基本上采用计划体制，这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更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上大学需求的根本的体制性原因。换句话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建立在市场机制上的高等教育。
这里需要弄清的问题是，在让市场机制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国家计划对高等教育发展起什么作用？国家的高等教育计划该如何制定，该如何实施？显然，这种高等教育计划只能是指导性的，而不能是指令性的，只能是“保底”的计划，而不能是“封顶”的计划，否则市场机制就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种指导性的计划要能对高等教育的市场力量起调整、补充和引导的作用，使高等教育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向着国家的宏观目标快速、健康地发展。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需求巨大，而高等教育的效益不高，学生与教师的比率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这种状况是国家长期以来实行的高等教育“封顶”式计划造成的。其原因是：
第一，在计划体制下，高等教育投入主要靠政府财政拨款，我国作为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期的发展中国家，财政能力有限，很难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5.2%，发展中国家的比率为3.9%。而我国此比率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从1990年到1997年连年下滑，从3.04%降到2.5%[4]。即使国家增加教育财政投资，短期内这一比率达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难度不小，更难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第二，在计划体制下，普通高等院校被捆住手脚，办学动力和提高办学效益的积极性很难发挥。高等院校类似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营企业，以完成国家的招生任务作为本身的组织目标，而且不能像当年的国营企业那样超额完成任务。从而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大量的能够并愿意完成大学学业的适龄青年被排斥在大学门外；另一方面，高校学生与教师的比率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高校的教师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
第三，在计划体制下，高校对学生免费或收费标准由国家制定，每一个被录取的学生每年将得到上万元的国家教育投入的“优惠”，这就进一步加大了人们上大学的需求。
因此，国家只有放弃“封顶”式的计划，采取“保底”计划，让市场机制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基础性作用，各个高等院校才能放开手脚，办学效益就会很快地提高，学生与教师的比率就会达到和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印尼和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高校学生和教师的比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一般来说，发达国家高等院校的在校生与教师之比值为10～20；而发展中国家这一比值为20～30），高等教育才能得到快速、健康的发展，高等教育需求远远大于供给这一基本矛盾才能缓解并最终得到解决。表现如下：
首先，在市场机制下，国家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这就会改变目前国家基本上按在校生人数平均拨款的办法。对市场力量强劲的学科和专业可以减少国家的财政拨款，对市场力量不足而又对国家有重要意义的学科和专业（如农林、水利、地质、基础学科）可以增加财政拨款，特别是可以集中力量办一些研究型大学。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越大，高等教育越能健康地、快速地发展。
其次，市场机制可以在国家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基础上，从社会和个人那里获得更多的高等教育投资，从而大大增加我国高等教育投入。如前所述，目前我国居民潜在的教育费用支出约2500亿元，相当于1997年全国教育总经费2532亿元。但要把居民潜在的教育投资，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潜在投资变为现实，主要靠市场机制。
第三，市场机制能够充分调动各个高校扩大办学规模和提高办学效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高校的招生规模扩大了，升学压力就会得到缓解。同时，在市场机制下，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免费午餐”，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等教育过热的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等教育就会逐渐达到供需大体平衡，甚至实现从高等教育“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
收稿日期：2000-06-14
标签：市场机制论文; 供给和需求论文; 大学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