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当#183;斯密到马克思的历史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当论文,马克思论文,概念论文,斯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历史概念怎么能从亚当·斯密那里拉出一条线索呢？这个问题的确问得很好，但笔者特意提出这一问题的用意恰恰正在于指出，长期以来学界单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拉出线索来研究马克思哲学历史观的方法是有很大的欠缺之处的。事实上，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吸收了很多从法德启蒙思想家那儿所学不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马克思形成其“历史”思想时恰恰又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因此，要想完整深入地阐发马克思历史概念的深层内涵，怎么能不从研究斯密开始呢？
“历史”对于斯密来说决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作为苏格兰历史学派的主要成员，对这一概念的运用应该是他的看家本领。斯密的好友，同为苏格兰历史学派成员的休谟、福格森在当时相继出版了《英国史》和《市民社会史》这样的著作，斯密本人在关于法律的演讲（注：参见《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坎南编，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及其《国富论》中也充分展开了其历史性的思维方式。这些是构成苏格兰启蒙思想的独特民族性的东西。而与上述其他两人相比，斯密历史性思维的特点在于首次介入了独立的经济生活的领域。休谟的《英国史》讲述的是英国从意志的统治到法律的统治的历史（注：D.Hume,History of England,V,London,1762.），福格森的《市民社会史》听起来好象是要讲述以经济生活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的历史过程，但实质上却只是一种对政治组织形式的不同表现形态的研究，在他那里，市民社会的概念还只是其原有意义上的，即市民只是一种政治市民意义的概念（注：D.Ferguson,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相比而言，斯密的贡献就要大得多。在斯密那里，经济生活的线索已不再只是一种政治发展史的陪衬，而已经展开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生活研究的理论平台。
不过，斯密的历史概念也有其重要的缺陷：第一，“历史”在他那里还没有能够被视为一种完整的社会总体。不但经济的线索还没有被视为处于基础的地位，而且经济与法、政治、道德等等各社会因素的发展线索之间在他那里是相互独立的关系，斯密分别用《道德情操论》、《国富论》及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和军备的演讲来独立地阐述这些问题。第二，就经济线索来说，斯密的问题在于他事实上尚未发现经济阶段更替之间的真实动力。斯密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与其说是经济阶段发展的真实过程，不如说是专注于证明分工对于各经济形态来说都具有的基础作用。
斯密历史概念的这些缺陷的原因在于，第一，斯密时代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即手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尤其是斯密所在的苏格兰，社会生活本身还没有展现出在经济发展的线索之上进行整合的可能性及必要性，人们还处于兴高采烈地欢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的阶段，对于这种制度所带来的道德问题，人们还没有从与经济制度相联系的角度进行思考，总认为只要进行适当的道德建设，问题便会得到解决。与此同时，此时的人们也尚未认识到法、政治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真实关系，多数学者还停留在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相同的思想水平上，把政治制度视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性的东西。因此，可以这么说，历史现实还没有在斯密面前展开出把经济生活转型为经济基础的社会背景。第二，就经济生活的线索来说，斯密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关注的是怎样才能既论证英国式自由制度的优越，又说明苏格兰原有的经济形态并不是什么糟糕性的东西，这是当时象斯密等既具有开明的头脑，向往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又具有强烈的苏格兰民族情绪的苏格兰思想家所共有的一种思想倾向（苏格兰在1707年才并入英国，在1745年又发生过旧苏格兰封建王朝斯图尔特王子的武装复辟）。由于他们的理论目的并不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性（事实上也不具备这样的客观现实背景），因此，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线索在他们的理论中必然不可能存在。没有了这一点，自然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认清经济形态各阶段之间的发展动力及发展规律的问题。从主观上讲，斯密等人也并不想这样做。与他们的理论目的相对应，譬如斯密，他就着重在于论证分工的这种发展程度必然与一定的交换形式相适应，那种发展程度必然与另外一种交换形式相适应。这也是他达到对英国自由经济制度与原苏格兰经济形态的历史合宜性的双重证明的有效途径。
这条线索上的下一个人物是李嘉图。他是一个在不经意之间给哲学视域中的历史概念提供了重要生长点的人。现实历史发展到李嘉图的时代实际上已经给世人提供了资本统一、抽象了客观生活世界的经验事实，任何形式的劳动都被抽象化成劳动力，并且也只有以劳动力的形式才能在资本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李嘉图客观上的确是把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推进到了古典经济学所能达到的最高极限，即把商品价值的创造、衡量的因素彻底地归结为一般劳动。从后来的情况的来看，李嘉图这一思想的学理贡献应该说是相应重要的。这当然不是说李嘉图是有意识地领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上述崭新内涵，然后再加以经济理论上的概括的。李嘉图事实上并不关心经济线索以外的其它事情，这一方面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哲学视域的历史概念方面作出什么有意识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他的劳动价值论必然不可能展现出其应有的完整内容。因为，只有浓缩了产生这一理论的现实历史内涵，这一理论才可能具有真正的思想魅力。尽管李嘉图提出彻底的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原因很难用一、二句话讲清楚，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事实上也尚存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他的理论不是对现实历史发展的内涵进行科学概括的结果，这也是导致他在复杂的经济事实面前最后甚至想放弃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原因（注：参阅[法]夏尔·季德和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第194页对此的说明，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斯密、李嘉图做不到的事情在黑格尔那里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得到了实现。黑格尔赋予了历史概念很多的东西，但最终却从根本上抛弃了它。在斯密那里相互独立的社会形态各因素，如经济、法、国家和道德等，在黑格尔的手里得到了统一。我们可以从《法哲学原理》中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但遗憾的是，统一的基础并不是经济的，甚至连客观现实的都不是。黑格尔只是用绝对精神的自由发展的线索把它们统一的起来。再者，李嘉图经济理论中的劳动概念的人文意义在黑格尔那里的确得到了有效的展开，撇开了各种具体性的一般劳动创造一切财富的观点在黑格尔那里甚至被溶进了其整个哲学的体系的建构之中，而不单单只是在对客观精神阶段的论述中。但问题在于，黑格尔不是从使人类劳动产生一般化、抽象化的现实历史过程中去阐发劳动的历史意义，去理会历史的劳动性生成，而是把精力放在了绝对精神通过自我对象化的“劳动”来不断意识到自己的自由本质的过程。再进一层，黑格尔还认为，绝对精神自我对象化的这种“劳动”不是随便进行的，它决不可能在各种各样的客观事实中麻烦自己，相反，它所要做的是自己选择对象化劳动的线索及历程，即决定历史。这样一来，“历史”在黑格尔那里便最终失去了生存的权力，成了“精神”自我游戏的原材料、工具及舞台。
与此相关联，由于黑格尔没有开发出历史的客观现实基础，没有找到历史自我运动的真实内在动力及规律，因此，他势必无法解决其“历史”中各阶段之间的内在过渡问题。三段论中的肯定环节为什么必然过渡到否定的环节，否定的环节为什么必然过渡到否定之否定的环节，黑格尔的回答是，这是逻辑的力量。至于这种逻辑能否加以分析，黑格尔的回答很明确，不，因为这是一种思辨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这样，当黑格尔说，“上帝统治着世界：这种统治的内容以及这种计划的实现，便是世界历史。哲学所做的是在设法理解这种计划”（注：G.W.F.Hegel: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88,P39.）时，我们便不足为奇了。
这条线索拉到马克思那里，历史概念所获得的内涵是极其广阔和深远的。首先，历史被彻底地放置到了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这包含两层含义：第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从根本上理清了斯密所无法解决的社会形态各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使历史在正确的基点之上的整合得到了实现。第二，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为理解经济基础的历史性本身提供了依据。这是马克思在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完成的工作。马克思准确地抓住了历史发展到他那个时代所呈现出来的特征，以客观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的理论支点的得出为突破口，以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的非天然性为基本立足点，一举实现了历史观念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化。仅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便已经具有了超出过去任何一位研究市民社会发展史的思想家的思想的深刻内涵。马克思说，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发源地和舞台，只有对于马克思来说，这句话才真有真正科学的内容。
何况，历史概念在马克思那里还不止这些。《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的历史概念继续得到了发展，当然这主要表现在内容的丰富和完善上面，而不是基本原理方面的改变。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相比，马克思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的贡献在于，在批判蒲鲁东经济概念的非历史性的过程中，马克思自己对经济概念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认识也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高。此时的“生产关系”具有了比《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更贴近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生产方式的内容，它更多地浓缩了一定生产方式中所具有的本质内涵。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了马克思剖析历史的基本原理的话，那么，《哲学的贫困》的地位在于，它为在上述基本原理指导之下深刻地展现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内容，展现一定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力的牵引下不断获得新形态的真实过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是马克思更为深刻地理解李嘉图不自觉地提出的劳动价值论的深刻哲学意义的结果。
对于上述这种历史敞开过程的阐发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完成的工作。由于上述这种真实的生产关系的敞开过程事实上同时也是一种生产关系本身的不断抽象化、物化的过程，是一种私有制度下生产关系不断走向其本真面目的过程，历史本身在不断地推进着社会生产关系的物化，因此，这一过程必然还具有科学的批判的历史现象学的本质。（注：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八、九章。）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价值—货币—资本之间的内在递进关系的层层剥离，深刻地揭示了市民社会发展史自身不断地走向社会关系的物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私有制的历史不断地剥离其现象，不断地走向其本质充分展现的过程。这样一来，黑格尔想要让“历史”具有的两层含义，即客观的历史本身及历史意义的自我认识，在马克思那里便得到了真正的实现，而不只是象黑格尔那样把“历史”穿上了神秘主义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