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异化劳动范式的湮灭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范式论文,轨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黑格尔常说，往往人们自以为十分熟知的东西也正是最不理解的。后来19世纪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口号叫“陌生化”，其意思是讲文学的本质是将日常熟知的现象通过艺术变形变得陌生起来，以达到重新震撼人心的层面（“剧场效果”）。学术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面对传统哲学解释框架，许多看起来已经解决的问题，在新的语境中都成为一个更高层面上的逻辑盲点，我们不得不认真地重新审视，以求达及一个新的理论维度。这里，我们只界说一个概念，即马克思哲学新视界中的劳动规定。在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原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个至关重要的异化劳动，此处已经为一个新的非意识形态理论规定——手段性雇佣劳动所替代。这自然也是他们科学文本中的一个极重要的过渡性理论构件。当然，要说明这一论点，必然引出一些挺烦琐的历史考据，一些理论逻辑辩说。可是，如果透过这一切能廓清一线新的解读地平，也就达及了本文的目的。
（一）
首先要说明两点：其一是马克思最早关于劳动的哲学规定形成于1843到1845年，这是一个动态的却是隐性建构的逻辑过程，因为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文本多数是未公开发表的，也没有经过后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的直接指认，只是在本世纪30年代由于特定的思想背景突现而发生显性作用的。所以如同本世纪中叶，弗罗姆与南斯拉夫实践派将其直接指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本主义的主要依据一样，今天任何非历史的简单理论确认同样具有不合法性。其二是由于我们这里将确证的劳动规定，并不是马克思后来在经济学意义上确立的实证科学概念，而是一个哲学范畴。因此，马克思这种劳动规定的主要思想史逻辑定位必须从黑格尔哲学开始（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而不是古典经济学（虽然一开始这一线索似乎是青年马克思劳动规定的表层语义发端）。
劳动在黑格尔的话语中，只是观念异化在其实现过程的第三阶段，即绝对精神假手社会历史运转中的一种必然通道和手段。众所周知，黑格尔的哲学实际上是爱利亚学派的“一”与柏拉图的相（理念）论的延续。变动不居的感性存在背后被指认出一个本真的彼岸世界，不过这一次创世主被叫作绝对观念（从《精神现象学》到《逻辑学》）。不同的另一点，这一次的造物是通过空灵的精神上帝幻化在自然背后开始的，这是所谓精神异化（从费希特始）的第一步（也是绝对观念实现自身的第二阶段，即《自然哲学》）。在这里，观念本质是通过对象化为物质存在实现的，虽然精神“沉沦”于自然物质，从自身异化出去也就是过渡性地肯定自己。因此异化等于对象化。在表征绝对观念运动的第三阶段上，人的现实“激情”成了造物主的工具，因而异化的后继过程是客观精神对象化和外化为社会机构和社会活动之结果，以及人的精神对象化为他劳动的产品。在此，我们将思路收缩一下，以黑格尔的劳动规定为逻辑激活点。
以黑格尔之见，劳动在观念的异化（对象化）中首先是人的精神本质（绝对精神在现实中的次主人）实现出来的通道，劳动就是异化，因为精神性的人之本质实现为物质性的活动，并直接物质化于劳动产品中，所以劳动也意味着人的自我产生，人的主体确立和提高。同时，在人的劳动发生之前就已经异化的自然物质，随着劳动的运作，在劳动成果的形式上被提高到精神自觉创化的层面，这个“第二自然”区别于原生的完全物性化的第一自然。请注意，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悖结：人通过劳动将无机界和有机界的物质“调集”到自己身边，劳动实际上在使精神成为自然物质的主人，这是一个从死物质向观念性的回归，即对自然物化（异化）的摆脱，但是，劳动又使精神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受到人造物的奴役，劳动对象化是一种新的更深刻的异化。当然，这是一种不得不发生的必然肯定的异化。我们请读者记住黑格尔逻辑中这个劳动的“二律背反”——劳动异化逻辑矛盾。因为这将是我们下面进行理论解析的重要参照系。
1843年以前，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虽然关注了经由鲍威尔“油炸”过的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博士论文》），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黑格尔历史辩证法，更谈不上从劳动的角度去规定人类社会。马克思理论文本中的劳动规定始出于1843年《德法年鉴》时期。此时，在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刚刚发生了第一次重要（不是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变：从青年黑格尔学派自我意识的唯心主义转向费尔巴哈式的自然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抽象的共产主义[①]。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思想上的这次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莱茵报》时期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遇到的挫折引起的。在他的思想深处，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急于了解现实生活的冲动，这一点，开始表现为他对历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事变的关注，后来在赫斯与青年恩格斯等的影响下才进一步研究经济生活。
这第一个转变过程的直接文本群，主要是马克思写于1843年7—10月的克罗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通过研究以法国革命为主线的历史学资料，这是他自己独立走向社会历史本体的极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在这一研究中，他在现实生活真实层面上确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这集中表现为对黑格尔哲学的主谓语再颠倒的肯定：因为“在历史的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可是我们发现，在马克思这时面对的历史学文本中，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经济学内容，其中也包括关于劳动的规定，比如路德维希《最近十五年的历史》中的货币、施米特《法国史》中的土地与财产，甚至在有关近代英国历史的论著中，他直接摘录到“劳动是唯一的财富”（斯密的话）的话，在汉密尔顿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人与风俗习惯》一书中，马克思记下了“纽约资本主义社会为两部分：劳动者与不劳动者”。可是这一切并 没有引起马克思的特别注意。因为此时他主要关心的还是政治与法，历史在这里是被当作政治史来解读的。所以经济学的内容只是作为政治斗争的脚注被摘录的。
以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历史学确证为本，马克思才开始对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的第一次清算。这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显然，马克思不是简单地受了费尔巴哈的影响就发生了思想转变，而且还因于：一是现实问题的困窘，二是自己在历史研究的确证后，他才超越性地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立场，但这又是从社会历史现实的角度被理解的。依我们之见，对马克思这一文本不应估计过高，更不能说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进程。因为，比之于同期的青年黑格尔其他也转到唯物主义立场的先锋分子来说，此时马克思的观点并非是最深刻的。
（二）
有的学者认为，经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已经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哲学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异化劳动理论为生长点，完成了向实践人本主义的彻底转换，并以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成熟学说。对此，我们是不能苟同的。还原到马克思思想的真实发展进程来看，异化劳动理论有三个理论来源：（1）费尔巴哈人本异化史观构成这一时期的哲学前提；（2）赫斯、青年恩格斯和普鲁东对政治经济学的人本主义批判；（3）在理论内核上恰恰是对黑格尔历史辩证法中劳动异化（对象化）理论的深层领悟。以此为基本构架，马克思建构出系统的异化劳动学说，实现了从政治异化到经济异化的逻辑分析递伸，也第一次力图对资本主义社会从政治、文化到经济的全面批判，为无产阶级解放奠定理论基础。但是，由于一切从人本出发，马克思还无法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基础与途径，这又决定了马克思此时理论的脆弱性。如果以为从这里可以继承马克思的实践人本主义学说，恰恰是在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地方，远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如上所述，经过历史的研究，马克思转向了一般的唯物主义。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开始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清算，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必然决定了国家作为维护私利的工具。马克思看到了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但紧接的问题是：如果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林木占有者和地产所有者利用国家来维护私利不就是合理的吗？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无法接受的，因为原有的哲学批判力消解了。为了重新生发新的哲学批判力，马克思在确证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后，便力图从费尔巴哈的人本异化史观中寻求新的社会批判力的生长点，把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史观扩大到政治领域，形成政治异化史观，对市民社会进行政治异化的批判。这一点只要看看《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著作便一目了然。而批判又是以法人（人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与利己主义个体的分裂与背离为起点，以人的类本质为最高价值尺度。如果说，马克思此时已实现了向人本主义的转变，那也只能算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
当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大谈政治异化（法人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裂）时，赫斯、青年恩格斯和普鲁东从异化史观出发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则已把研究视角指向了市民社会的发生地——现实的经济生活领域，形成了经济异化史观。
在赫斯的思想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同神学一样，关心的根本不是人。国民经济学是尘世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正如神学是天国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一样。”[②]二是他抓住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被金钱奴役的普遍现象，提出以“自由行动”代替劳动，以“实践的人道主义”代替费尔巴哈“理论的人道主义”。赫斯的研究开始显示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新动向：把哲学批判同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以哲学逻辑为前提，以经济学研究提供理论确证，把人本学推到社会经济生活领域。而他的以自由自觉的行动代替受金钱奴役的劳动的思想，已经蕴含了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的思想。在赫斯的影响下，青年恩格斯写下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一份重要的文件——《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青年恩格斯紧紧抓住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来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他认为斯密是“政治经济学中的路德”，因为斯密把财富的本质理解为是人的劳动，从而扬弃了财富的外部实物性特征。这实际上是对自由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辩护。而整个普鲁东的法国社会主义，几乎就是在一种社会经济（财产所有制）批判之上产生的。
在赫斯、青年恩格斯等人的影响下，马克思从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大量阅读了经济学著作，写下了9个笔记本的《巴黎笔记》。前5个笔记本于1844年8月完成，构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另外三个独立的笔记本，以下简称《手稿》）的主要思想资料，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主要发端、成熟于这一时期。
在《巴黎笔记》的前5个笔记本中，从马克思摘示的内容与加注的评论看，关心的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1）政治经济学都以私有制的永恒存在为前提，这是建立在没有必然性事实的基础上的。这一点在《手稿》中成为对国民经济学总前提的批判。（2）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出发，批判地透析国民经济学的非人本质。“人性在国民经济学之外，非人性在国民经济学之中。”[③]国民经济学关心的不是人，而仅仅是纯收入、利润、地租，人的生活本身没有任何价值。（3）资本是物化劳动，工人只是“劳动机器”[④]。当李嘉图（和斯密）在主张“以积累起来的劳动代替资本的时候，看起来承认了劳动是财富的唯一原理，但是却以成为物化的、商品（以资本的形式）出现的死劳动，而不是人的活动。”[⑤]这些内容实际上是赫斯等人经济学批判的翻版，从中也能看到异化劳动理论的最初逻辑统摄。
在写作《手稿》时，马克思再次阅读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虽然在《手稿》的成书结构安排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置于全书的末篇，实际上，它是《手稿》的真正总导言。经过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才真正领会了黑格尔历史辩证法中的劳动异化理论。
黑格尔的劳动异化理论是从哲学立场上读懂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⑥]黑格尔认为，只有在劳动的异化（对象化）中，人才能真正地认识自我，也只有劳动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他称之为“劳动陶冶事物”。因此，异化（对象化）是绝对精神回归本身的环节与必经之路。绝对理性的自我认识就是一个不断通过劳动进行否定与创化的过程。这是对斯密价值论的哲学解读，黑格尔将经济学研究中的“劳动”提升到哲学历史观的视角。黑格尔对劳动的理解，直接触及到社会历史观的核心内容，是非常深刻的。但在黑格尔的劳动异化理论中，错误也很明显。第一，他的“劳动”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劳作，一切现实的物化劳动是绝对观念自我运动的一个环节，这样他们所讲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劳动便成为抽象的范畴，淹没在巨大的理性黑洞之中，具有超历史的特性。第二，也是他更突出的错误。处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的黑格尔，看到的更多是社会的进步，因而劳动异化在他的概念系统中蕴含着完全首肯的意义，劳动带来的“异化”被他冷峻的目光忽略了。这样黑格尔真正站在了国民经济学家相同的立场上完成了资本主义现阶段的哲学辩护，他以“绝对观念”来统摄“个人”，只是想从哲学上完成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利己主义的修正。
黑格尔对“劳动”的哲学解读，无疑启发了马克思，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也是从哲学历史观的立场出发的。但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对异化与对象化作了区分：黑格尔对劳动的肯定性合理的理解，被马克思解读为体现人的类本质的劳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当然，这已是经过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赫斯等人经济学说论证的中介，特别是吸取了赫斯“自由自觉的行动”的思想。只有在 对象化劳动中，人才能占有自己的类本质。这构成马克思《手稿》中批判的价值尺度。另外，马克思从赫斯等人的经济异化史观出发，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称之为异化劳动，这无疑是对黑格尔的否定性解读。在《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地分析了异化劳动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即工人与自己的创造物、工人与自己的类活动、人同自己的类本质、人同人的多重异化关系。而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又是依据于自由自觉的劳动这一价值先论。在黑格尔哲学中关于劳动理解的潜在的二律背反，在马克思这里显性化了，形成了理论思考中的矛盾。异化劳动理论的内在悖结，共同论证了共产主义存在的合理性。既然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础，那么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只有劳动者才能占有劳动成果，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颠倒了，劳动者在劳动中恰恰是失去了自己、受自己创造物的奴役。因此，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以自由自觉的劳动代替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实现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一个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批判的人本学构架形成了。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形成，经过了两重颠倒，一个扩展。一是颠倒了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变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性为非合理性，实现对经济学的批判；一是颠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劳动辩证法，完成了对劳动异化理论的颠倒性解读，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在思维构架上，则是扩展了赫斯等的经济异化史观。由于马克思无法分析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也就无法为无产阶级解放提供现实的依据与途径，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便只能从价值先论出发。因此，从《手稿》的异化劳动学说中，寻求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学特质，除了提供一种哲学批判激情外，并不能真正地楔入社会生活层面。从哲学的深层意味看，人的类本质是用另一种话语表达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内涵，是上帝的另一种指称！而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中，异化劳动的哲学范式很快就消解了。
（三）
今天看来，《手稿》是一部矛盾性的探索文稿。在马克思此时的思考中，已体现出两个理论向度的分离：一是从人本学出发，以一种价值悬设为先导的批判哲学，其理论前提是理想的人的类本质存在，并以此来否定现实社会中的非人劳动，从逻辑上完成共产主义合理性的论证。这是显现层面。在这一层面上，虽然马克思想扬弃康德哲学，但实质上“应该”还是其理论前提。一是在隐性层面上，有着关注现实的客观分析视角。在《德法年鉴》时期被否定的社会现实，经过对黑格尔劳动异化理论的理解，区分了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并试图从对象化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理论定位。在这两个研究视角的碰撞中，马克思抽象的人本异化史观受到了来自现实视角的排斥，他的思考也常不自觉地驻足于现实生活。沿此思路，马克思最终完成了哲学视域的转换，以方法论的唯物论终结了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哲学规定消解了，并将之重新规定为经济学中手段性雇佣劳动。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具体的、历史的、暂时的矛盾分析视角，矗立在新的哲学地平线上。
如果说在《手稿》中，人本主义构架占据着逻辑分析的统摄地位，那么在《神圣家族》中，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的视角在人本主义的构架下开始强化了。针对鲍威尔等人反历史、反现实的思辨哲学，马克思质问道：“难道批判的批判认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了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如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认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⑦]这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已开始下意识地转变为分析问题的方法，开始关注对历史本身的分析。当然作为分析问题的参照系依然是人的类本质。可以说《神圣家族》把《手稿》中的两条线索的隐性冲突变得显性化了。
在这一新的思想层面上，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已不再是从人本学劳动本体论出发了，关注的却是黑格尔哲学的方法论层面。这一思索成果，初步体现于1844年11月写下的《黑格尔现象学结构》心得中[⑧]。这一心得共4条。在第2条里，马克思关注的是对事物内在区别的方法论把握。“事物的差别并不重要，因为实体被看作是自我区别，或者说，因为自我区别、区别、悟性的活动被看作是一本质的东西。因此，黑格尔在思辨范围内提供了真正把握事物实质的区别。”在黑格尔那里，这一方法论被其理论体系窒息了。而马克思则想将之剥离出来。在第4条中，马克思写道：“你扬弃想象中的对象，作为意识对象的对象，就等于真正的对象的扬弃，等于和思维有差别的感性的行动，实践以及现实的活动。（还需要发挥）”按照黑格尔的思路，事物的区别是在运动中实现的，对事物区别的把握也只有在对现实运动的分析中才能实现。象费尔巴哈所讲的仅从扬弃异化中扬弃同人相分裂的对象是没法达到黑格尔的高度的。在这里，马克思对仅从扬弃异化来谈论问题的思路开始了反思，关注的是社会的运动过程，是对这一运动过程的方法论把握。在当时的思想历程中，赫斯曾提出了以“自由自觉的行动”——实践的人道主义代替费尔巴哈哲学，但马克思认为“还需要发挥”，要发挥什么呢？联系第二条，应该是一种关注现实运动的分析思路与从中生发出的革命的实践。由此引发的一个思考是：对现实具体的分析能否留连于一般的理论抽象？联系到我们的议题，一般的“劳动”及其变式——“异化劳动”能否完成对现实的具体分析？
有了这个理论背景，我们就容易理解马克思在《评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下简称《评李斯将》）中对劳动范畴的理解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马克思注重于对现实工业的分析，已开始了对社会生活动态的理解；同时，他虽未摆脱人的口号，但已显示出从现实运动中分析人的思想，从现实的工业活动结构及其存在条件来分析问题的思路，已开始冲破人本学的最后框架！因为一旦把人放置于历史活动中去理解，一切从理想本质出发的先验界说便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前提。在理论表述上，马克思关注的已不再是体现人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劳动，而是现实工业社会中的“劳动”。
同《手稿》相比，马克思的思考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对异化劳动理论的反思。马克思认为“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也就是说，《手稿》中提出的表征人的类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不合法的，实质上还是国民经济学家所论证的劳动！“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活生生的基础，作为创造私有财产的源泉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无非就是物化的劳动。”[⑨]我们也只能去分析私有制中的“劳动”。这是对劳动双重理解的消除，人本异化史观开始弱化了。“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当然，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而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的时候，才能成为现实。”[⑩]这里是“废除‘劳动’”而不是废除异化劳动！并将之置于社会物质活动的过程中。这是对《手稿》的反思。二是马克思在论证无产阶级革命时，已不是从“人——非人——人”的逻辑先论，而是求助于现实的物质活动——工业。马克思认为只有工业活动才能为无产阶级创造废除‘劳动’的物质活动条件[11]。不仅如此，也只有工业的发展，才能真正在现实生活上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束缚，“摆脱工业力量借以活动的那种条件、那种金钱的锁链”。“这是向人发出的第一个号召：把他们的工业从买卖中解放出来”[12]。这里马克思虽然还在借用大写的“人”，但这里“人”已开始显示出不同的内涵，即不再是表征抽象类本质的人，而开始关注现实工业活动中的人。人本异化史观已出现了无意识的解构，异化劳动范畴不见了，凸现在哲学视野的已是工业结构中的“劳动”。到1845年4月写下《札记》时，马克思已自觉地实现了哲学视野的格式塔转换，由人本主义的抽象思考自觉地转换为对社会生活具体的、历史的分析！[13]
从前是以异化逻辑统摄现实，现在已是从现实历史出发了。
在这种视角的转换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已经放弃了抽象的本体论思维，并不想把自己的理论妆扮成可以适用于各个时代的药方与公式，而是对传统的唯物主义做了方法论提升，使之成为行动的指南。同时这种新的哲学视域也深刻地体现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实质在于对一切事物都从暂时的形态上去理解，一切都处于历史的活动中。但由于他受拘于传统的本体论哲学，依然想从绝对理性中寻求万物的依据，革命的辩证法也就被窒息了。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多次批判，通过对一般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提升，达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统一。旧哲学的本体论在马克思这里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实质是方法论的历史唯物论。
有了这样的理论背景，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内涵。许多学者以为，《提纲》中马克思已经确定了实践本体论哲学，但他们对实践范畴的理解却又是从《手稿》中劳动的哲学人本学规定来寻求理论依据。实际上，实践范畴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对自己哲学信仰的清算，扬弃的恰恰是哲学（不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本体论，生发的恰是从现实历史出发的方法论。实践范畴在马克思思想转换中只是过渡性逻辑范畴，实现了哲学研究从抽象的本体论领域转向现实的社会生活领域[14]。如果从《手稿》中的自由自觉劳动来注解实践范畴恰恰是哲学的误读。而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分析，是从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的矛盾分析出发的，这构成马克思方法论唯物主义的理论入口[15]。
经过哲学视域的变革，在《评李斯特》中开始解构的异化劳动范畴，已被《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新的非意识形态的经济学意义的实证概念——手段性雇佣劳动所代替。这是马克思经过哲学变革后第一次阐述劳动范畴的真实内涵。在《手稿》中具有肯定意义的对象化劳动已被现实的物质生产所代替。而对“劳动”，马克思直接指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活动方式。“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16]劳动只有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分裂的前提下才能存在。在这种分裂中，“物质生产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它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形式，然而也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则表现为手段。”[17]共产主义革命就“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18]代之以自主活动。这里的自主活动虽还有赫斯的思想痕迹，但应该看到的，马克思的论述已不再借用“人”的口号，而是通过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矛盾分析来分析现实的“劳动”，来论证共产主义的现实性了。劳动范畴的人本学哲学规定到此时才初步得到澄清、扬弃，并在历史唯物主义地平线上赋予劳动范畴以经济学实证意义。而对一定历史条件中社会关系的矛盾分析，解析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裂变性与虚幻的整体性特征，本身就渗透出历史辩证法的现实批判力。历史的总是暂时的，而暂时的总要走向灭亡，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就更加确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在异化劳动中生发的人本学批判力真正转换为科学的批判力。
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经常提到在未来社会，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这是不是向《手稿》的回归呢？当然不是，这已是不同质的问题。马克思后来所讲的劳动，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自由时间成为人们活动境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经济学的分析构成其实证的理论基础，而不像《手稿》中从价值悬设出发对劳动的理解。这已经历了哲学视界的格式塔转换。不分清这一区别，对许多问题的论述就易流于一般，也无法澄清马克思思想的具体语境。
注释：
①参见孙伯癸：《探索者道路的探索》，第3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第1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3页。
③ ④ ⑤《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年版，第40、32、4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37页。
⑨ ⑩ (11)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4、255、257、259页。
(13)关于这一《札记》的解读，参阅张一兵：《马克思走向哲学新视界的三次非常性探索》，《哲学研究》1996年第2期。
(14)参阅仰海峰：《实践：一个过渡性逻辑范畴》，《探索》1995年第6期。
(15)参阅张一兵、仰海峰：《社会关系本体论还是方法论的历史唯物论》，《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12期。
(16) (17)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27、128、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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