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受降权争端背景下的中共与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争端论文,对日论文,中共论文,关系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接受敌国战败投降，是战胜国政府、人民和军队的当然权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作为结束战争的法定程序之一，反法西斯盟国接受战败国德、意、日的投降，在各国进行得大体较为顺利，且由此划定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的分野，即所谓的雅尔塔体系。唯独中国，在受降权的归属问题上出现了尖锐的对立。国共受降权之争，是抗战期间双方实力对比消长变化的反映，实质则是对未来中国控制权的争夺。受降权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与美国政府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联。美国政府从其战后远东的战略利益出发，一直期望出现一个由国民党政府及其领导人蒋介石完成统一的亲美的中国，并把受降权作为实现这一政策目标的重要砝码，从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站在国民党一边。虽然美国再三声称不支持蒋介石进行内战，但以协助受降的名义，尽其所能地从各个方面给予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以援助，事实上已经介入了国共内战。面对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垄断受降权的复杂局势，中共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通过交涉和谈判据理力争自己的合法地位和权利，一方面展开积极的军事行动以做好应付内战的准备。由于国民党拒绝让步，中共争取受降权的政治努力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受降权的法理之争，最终演化为全面的军事对抗。到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冲突时，内战的态势已经基本形成。受美国对华政策内在矛盾的制约，马歇尔无法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局势发展的这一趋势。
一 中共与国、美方面关于对日受降权的交涉
美国在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加速了日本最后失败的到来。当共同的民族敌人被战胜之后，国共之间的矛盾顿时突显。随着战争胜利而来的接受日军投降问题，立即成为国内斗争的焦点。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没有预料战争会结束得如此迅速，因而缺少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是，长期对立的双方都再清楚不过地意识到，受降权的归属，直接关系着谁能从战败的日军手中接收大片沦陷区的国土、人口，收缴日军的武器装备，迅速扩大自己的实力，从而为今后与对方的全面抗衡抢得先机和优势。因此，双方都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一历史赐予的良机，一场围绕受降权问题的斗争就此展开。
作为在太平洋战场打败日本的主要力量，美国在国际上主导了对日受降事宜。在中国战场，客观存在着国共两党的政府和军队，两者都是与美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盟友。罗斯福总统就亲口对斯诺说过，自己一直在对中国的“两个政府”做工作，希望能把他们结合在一起①。战争胜利之际，美国理应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和对国共两党的影响力，就受降权问题同国共双方进行协商，做出公平合理的协调。然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继任的杜鲁门及其政府从一开始就蓄意把中共排斥在受降之外，决定由国民党单方面垄断中国的受降权。还在战争结束之前，美国方面就已对国民党受降之事预作安排。1945年7月30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指示，按顺序占领上海、釜山、烟台、秦皇岛等亚洲港口，“以使中国军队迅速收复失地”②。根据这一指示，魏德迈于次日与蒋介石、宋子文会谈并达成协议，商定由美国帮助国民党占领华北各港口和城市，美国海军陆战队则扼守中国的一些铁路要地，等候国民党军队前去接收。8月1日，魏德迈将协议内容向美国陆军部作了报告，明确提出只有国民党军队才得接受日军投降，建议增派美军，并授权其在国民党军队暂时来不及集结的地方代表蒋介石行事，要求批准他向夺占地盘的国民党军提供一切可能的后勤支援③。8月10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魏德迈发布如下指示：1.美国太平洋战区部队准备控制中国战区的重要和交通枢纽，以协助中国战区各部队。进入中国战区的美军归中国战区司令指挥，该司令负责与蒋介石委员长协作，规划并执行在中国战区的一切行动；2.目前军事援助仍将继续，以支持中国中央政府为重占中国战区目前为日本占领的全部地区所必要的军事行动；3.在中国战区，只有严格限制在军事形势所必需的情况下，才可与中央政府以外的中国军队及机构打交道。由美军占领的中国地区将移交给中国中央政府所指定的部队和机构；4.只要军事情况许可，在华日军无论是整体的还是零散的，都只向蒋介石委员长或他的代表投降。向美军指挥官投降的在华日军，在与中方达成满意的安排和待遇条件后，移交给中国中央政府；5.你当帮助中国中央政府将军队迅速运送到中国的关键地区，你还可以在正常职权范围之内，给予中国军队其他援助④。虽然这个指示也表示不支持国民党政府“打自相残杀的战争”，可却批准魏德迈向国民党军队提供几乎一切可能的援助，特别是同意他把国民党军队运送到势必与中共军队冲突的“关键地区”，其倾向性是不言自明的。这个指示成了日后在华美军介入国共冲突的基本依据。
大约在8月12日以前，驻华美军总部的参谋人员即与国民党方面商订了一项受降计划，准备在150天的时间内，用美国的海空军把国民党军队运往各关键地区。魏德迈在给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信中已经预见到，执行此项计划，必然会遇到已经包围或占领这些地方的中共军队的抵抗，国民党军队“不仅需要对付日本人，而且会与共产党展开战斗”，但他仍决心这样去做⑤。一向敌视中共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8月12日致电美国国务院，明确提出把中共排除在受降范围之外。电报称：“如果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允许中国的一个拥有武装的敌对政党接受日本投降，并缴收日本人的武器，那么中国的内战便会因而不可避免。我已建议依照投降条件，日本须将所有在中国的武器，包括日本兵士手里的日本武器，支持日本的中国傀儡部队以及同日本一起作战的游击队的武器，交给中国国民政府。”“我同意魏德迈将军的报告，并建议国务院敦促投降条件应规定：不准把日本人的武器交给中国共产党武装部队。”⑥中共受降便会引发内战，国民党受降则可避免内战，这就是赫尔利的逻辑。
杜鲁门政府完全采纳了赫尔利的建议。8月17日，马歇尔通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道：应该让日本清楚，按照波茨坦公告条款，在中国的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投降。同日，麦克阿瑟签署第一号总命令，其中规定：“在中国境内(除满洲外)、福摩萨以及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的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⑦9月2日这一命令正式发布后，侵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随即下令，日军不准向没有国民党政府授权的军队投降。为阻止中共军队进入日军占领区，杜鲁门总统亲自批准了利用日军维护社会秩序的决定。他后来解释说：“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⑧美国最高当局为阻止同为战胜方的中共军队受降，竟然不惜利用尚未解除武装的日军，可谓费尽心机，却也为此招致长久的诟病。
在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秘密策划单方面受降的时候，中共也为争得受降权采取了必要的行动。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后，毛泽东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向日伪军实行广泛的进攻，消灭敌人，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⑨。8月10日，得知日本有条件地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延安总部立即以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部队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附近日军送出通牒，限其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装；向附近伪军送出通牒，限其于日军投降后率队反正，听候编遣；如遇敌军拒绝缴械，坚决予以消灭。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为此，将党的任务分为两个阶段。在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决定还要求各解放区将军队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组成超越地方性的正规兵团，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在将来阶段，则要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大举进攻⑩。同日，延安总部又接连发出第二至第七号命令，令晋绥、晋察冀和山东军区各以一部兵力向东北进军，配合苏军作战，消灭日伪军；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对收复的城镇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保护人民(11)。
8月10日这一天，蒋介石连发三道命令，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命令沦陷区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擅自行动”(12)。这个命令等于公开剥夺了中共及其军队的受降权。13日，朱德、彭德怀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副司令名义致电蒋介石，抨击其11日的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13)。同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申明了中共要求受降权的正当理由。他说：八年抗战，中共领导的解放区人民和军队，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由于中共的坚决抗战，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才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摧残，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14)在当天为新华社写的《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评论中，毛泽东反驳了国民党方面对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唐突和非法”的指责，历数中共军队的抗战功绩，重申“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15)。
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国共两方在同一天向侵华日军发出投降令。蒋介石命令冈村宁次停止所有日军的军事行动，同意日军暂时保留武器和装备，要求其保护当地的秩序和联络，等候国民政府的指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随即下令，凡中国战区之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立即各就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对日军受降部署，对10个战区和4个方面军的200余万军队划分了受降任务。其中，把在华北、华东、华中等地被中共军队包围的日伪军也纳入国民党军的受降范围。国民党发言人还在重庆召开记者招待会，指责中共违反蒋介石11日给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说“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公敌”(16)。中共方面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冈村宁次“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17)。接朱德命令后，冈村宁次派专员与新四军接洽投降具体事宜(18)。为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共在受降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朱德通过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向三国政府发出说帖，提出下列要求：1.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沦陷区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2.中国解放区、沦陷区的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3.中国解放区、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4.中国解放区及其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19)。说帖还特别要求美国政府停止继续执行租借法案，如国民党发动内战，不要予以援助。
16日，朱德再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其收回给十八集团军的命令，公开承认错误，并提议按“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20)的办法解决受降问题。但是，自以为占尽优势的国民党，对于这个切合实际、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不屑一顾。8月23日，何应钦向冈村宁次下令，在蒋介石和何应钦指定的国民党军队接收之前，日军负责“作有效之防卫”。对于那些已被“非法武装组织”或“股匪”占领的地方，“应由日军将其收复”，然后交给国民党的接收部队。何还指示国民党军的指挥官确保日军从占领区的撤退与他们进入这些地区的行动配合起来，以防止“匪徒”钻空子(21)。实际上，冈村宁次在接到何应钦命令以前的8月18日，就已经命令所属各部，除蒋介石有命令外，对中国其他方面的要求，“不仅应坚决拒绝，而且应根据情况，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的武力”(22)。在国民党政府的纵容下，华中、太行、山东、华南各地日军以执行重庆“维持治安”的命令为借口，滋扰生事，拒不向中共军队缴械投降。
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仍未放弃争取受降权的努力。毛泽东启程前往重庆之前，中共于8月25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六项要求，其中包括：“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与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23)9月2日，毛泽东向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当面提出关于谈判的八点意见，亦含有中共参加分区受降的内容(24)。中共还通过外国媒体阐述自己的主张，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13日，周恩来向合众社记者表示：“共产党应接受在他们区域内的日军投降。”“如果蒋委员长不指定共产党在一定地区接受日本投降，则是不公平的。”目前中共从许多地区后撤，竭力避免与国民党军队冲突，但是伪军“依然攻击我们”，所以中共要继续与伪军作战(25)。27日，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重申了中共关于受降权的要求(26)。但是，蒋介石只想用谈判为其完成内战部署争取时间，始终不愿对受降权问题做出正面回应。国民党谈判代表也只是在《对于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案》中表示：“中共参加受降工作，在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27)所说的“接受中央命令”，无非是中共答应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这无疑为中共参加受降设置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门槛。国共双方经过四十三天的艰苦谈判，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有关受降问题仍未达成一致(28)。
蒋介石一面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一面以受降为名，加紧向解放区进兵。9月20日，蒋介石给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密电：“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29)从8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解放区推进，企图迅速控制华北、华东的战略要地和交通线，分割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通路并抢占东北。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又向部下发出迅速“剿除”中共军队的密电，内称：“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共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30)在随后的谈判中，国民党方面提出，国民政府军为了受降与复员必须经过中共地区时，中共军队不应加以阻扰和袭击。周恩来指出，中央军经过中共军队驻地，难免发生冲突。事实上，现在沦陷区许多县城都在中共军队包围之中，这些地区，中央应划为中共军队的受降区，始称公允。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条途径：一、规定双方停止攻击，各就原地不动；二、规定受降区，各自执行，不得相犯。针对国民党要求中共军队让出交通线的要求，周恩来予以有力的反驳。他说：截至现在，我军仍不能受降，一似我方的军队都是非法的军队，中央之视我军，连日本军队都不如。日本军队今日在中国境内，尚得保持武器，受命维持交通。而中共军队则须退出交通线，有这种道理吗？我方破坏交通，就是要阻止中央军的进军，这是当然的事。倘若中央军要以武力把我军驱出交通线，战争是不可避免的(31)。毛泽东在11月3日和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中，指示中共代表团要向对方表明，“华北各地敌伪受降全部归我”，“如华北各地受降不归我方，我方是绝对不答应的”(32)。要恢复交通，“必须立即制止内战，必须先解决受降、伪军、自治三大问题”(33)。但是，国民党最终也没有为中共军队划出受降区。
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应邀参加仪式的有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等国的军事代表和驻华武官，何应钦和冈村宁次分别在投降书上签定。嗣后，蒋介石把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并任命了受降长官(34)。延安《解放日报》刊登的新华社消息称：“在这个受降名单中，虽有各种各样的人物，但八年来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成绩卓著，功在国家的朱德总司令的名字反而没有。全国各地人民，特别是解放区的军队和人民，对国民党当局此种不公平待遇，一致表示愤慨。”(35)到10中旬，中国战区对日受降工作基本结束。得到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利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合法地位，完全垄断了受降权，国民党军队接受了120万日军中的绝大部分的投降，并收缴其装备和物资储备。
美国政府在受降问题上偏袒一方的做法，不能不引起中共方面的强烈不满。11月28日，朱德在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时严正指出：“围绕着受降的争论，是今天中国最重大最迫切的内政问题，美国在再三宣称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时候，用飞机、军舰、大炮来剥夺那些忠实于同盟国事业——抗日战争与民主政治——的中国军队的受降权，不惜与中国一切最坏的封建军阀、汉奸伪军甚至日军站在一起，来进攻中国人民，是任何主张中美友好合作的中国人民所不能谅解的，而且必然会受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与坚强抵抗的。”(36)《解放日报》12月13日的社论再次表达了中共对美国“协助受降”的态度：“八路军是贝纳斯(贝尔纳斯——引者)先生所说日本军队应向其投降的国民政府军队的一部分，国民党虽然从未否认过这一点，却不但剥夺它参加受降的权利，反而联合敌伪军向其围攻，这件事魏特梅耶(魏德迈——引者)将军比任何其他美国人都知道得更多。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军的‘协助受降’不但不必要，而且实际上必然是拖延与破坏受降，今天在华北的美军、国民党军、武装的伪军与武装的日军共同‘维护治安’以反对八路军的可耻现象，就最尖锐地说明了事实的真相。”(37)
然而，对于受降权之争的结果，中共领导人早有预料。在8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侵华日军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我们想争一部分受降权而不可得，因为我们没有合法地位。虽然现在我们对国民党还要提出受降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是没有希望了。”“日军不缴枪给我们，我们曾经力争过了。”(38)明知没有希望，为何还要力争？用毛泽东的话说，正像去重庆谈判一样，“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39)。国民党的自私与专横，美国政府的偏袒与虚伪，在这场关于受降权的争执中，都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是非公道，自在人心。期盼国内和平的人们，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解放区军队艰苦抗日八年，为什么没有受降资格，而劳其他军队从远远的地方开去受降呢？伪军人人得而诛之，为什么一律编为‘国军’，并且指挥他们进攻解放区呢？”(40)这恐怕就是蒋介石丧失人心的开始。从形式上看，国民党独占受降权的算计得逞了，但也就此揭开了国共内战的序幕。
二 美国以协助受降名义介入国共内战
抗战结束时的国内军事形势，总体来说对国民党是不利的。经过八年抗战，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经超过130万人，民兵等群众武装达250万人，解放了将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5 000万以上的人口，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各地建立了19个大块的根据地(41)。除少数地区外，大部分日军占领的中国城市、交通要道和海岸线，都处在中共军队的包围之下。而国民党的440万军队，大约一半以上还位于远离受降区的西南、西北大后方。日本投降后，美国政府一方面力促国共和谈，另一方面帮助蒋介石取得军事优势，加强国民党的军事地位，以迫使中共在和谈中做出让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曾毫不隐讳地说：“我在华军队的唯一任务，是为了便利国民政府的军队依照盟军最高统帅的命令接受日军投降。”(42)结果是，“在对日战争结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华盛顿已作出了几项重要的决定，使美国成了蒋介石反对共产党斗争中的盟友”(43)。
1.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登陆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魏德迈担心会造成对中共有利的形势，要求美国政府进行干预，“阻止共产党调动军队去占领”华北和东北的“关键性据点”，建议空运国民党军的几个师去“阻拦共军的调动”(44)。他向美国陆军部提出派遣7个美国师到中国的请求，准备在华北与东北间设置障碍，对抗苏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答复说，他所要求的几个师是得不到的，但同意派出海军陆战队担负这一任务(45)。从1945年9月起，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始在中国沿海一些重要港口登陆。9月7日，美海军第七舰队进抵上海港，60艘舰艇进驻黄浦江及长江口，随后在外滩设立司令部。9月30日，美海军陆战队第1师1.8万人在塘沽登陆。当时，八路军已经包围并正与驻守此地的日伪军作战，数月前还在冲绳与日军血战的美海军陆战队，此刻却对日伪军施以援手(46)。美军进入天津时，声称“是受中国政府委托遣送日本俘虏和日本侨民，并不作其他事情”(47)。言犹在耳，他们就捣毁了八路军冀中军区驻天津的办事机构，抢走全部文件，拘捕办事处工作人员。10月中旬国民党第94军空运到天津后，美军立即将天津、塘沽防务向其移交，同时移交了接收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并与国民党军沿北宁线天津至秦皇岛段展开驻守，以控制国民党向东北运兵的交通线。10月1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6师1.5万人在青岛登陆，占领了青岛海军基地。
美军在烟台的登陆行动遭到中共的坚决抵制。烟台已于8月25日被八路军部队解放，处于中共控制之下。9月底，从琉球驶来的美海军路易斯维尔号巡洋舰和几艘驱逐舰在烟台附近海域游弋，企图伺机夺占该城。9月27日，叶剑英参谋长奉朱德总司令命令，要求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转告驻华美军司令部，烟台已在中共军队控制之下，不存在缴械的日伪军，美军不得在那一地区登陆，否则将被认为是干涉中国内政。驻华美军对叶剑英的通知迟迟不作答复。10月1日，美军派代表在烟台上岸，与中共驻军负责人谈判，要求在烟台登陆。中共代表提出：美军士兵可在指定地点休息，美方可派人到市内察看美国人财产。除哨兵外一律不准携带武器。4日，美军派驱逐舰一艘，驶进烟台港，要求中共军队撤销烟台防务，将烟台移交美军接收。6日，中共中央两次致电胶东区党委，指出：“美军在烟台登陆，我应表示坚决拒绝，让其强行登陆，以便在全世界暴露美军无理干涉中国内政。但我军决不要先开枪。”(48)“美军还可能在威海、龙口及其他等地登陆，我军应表示强硬拒绝，建筑工事，实行抵抗”。(49)同日，延安亦由叶剑英致函在华美军司令部进行交涉，郑重声明美军勿在烟台登陆，如强行登陆引起严重事件，美军应负全责(50)。见中共军队决心抵抗，并迫于舆论的压力，美国军舰知难而退，驶离了烟台港。
秦皇岛作为连结华北和东北的战略要地，系美军必欲占领的另一个重要港口。美军登陆前，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一带已处于中共军队控制之下。为抢占这一战略枢纽，美军下令：如遇中共军队抵抗，“可执行必要而适宜的军事行动”(51)。10月1日，美海军陆战队第3师1.8万人在秦皇岛强行登陆，并向前往联络的中共军队开枪射击。不久，美军配合国民党军队攻占秦皇岛郊区的海阳镇，解除当地中共守备人员的武装。10月中旬，美军不顾中共守军的警告，强行修筑秦皇岛至山海关铁路，并向中共军队阵地推进。31日，美军掩护国民党军队攻占北戴河。鉴于秦皇岛局势日益严重，中共中央于10月25日致电晋察冀军区及下属冀东军区：美军强修秦皇岛至山海关铁路，我应表示坚决反对。除非武装的美国人外，应禁止美军任何武装人员进入我军控制区。我军应在铁道线上及其他接近美军地点建筑工事，严密部署警戒，不许美军武装通过。如美军武装进攻我，应给予抵抗，以暴露美军干涉中国内政的面目。只有在抵抗不住时才得撤退，并在有利的条件下反攻之。但我军应将上述警戒线通知美军，并不得对美军先开枪(52)。26日，叶剑英致函驻华美军总部，严重抗议秦皇岛一带美军向冀热辽军区部队阵地推进，并强行修筑铁路。其间，驻重庆中共代表团也多次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抗议，并提醒美方注意，美军干涉中国内政，有可能引起国际争端。但是，美军对此置若罔闻，继续向前推进。11月初，由美舰运送的国民党军队抵达秦皇岛，在美军配合下向中共军队发动进攻，很快控制整个秦皇岛、山海关地区，并由此突入东北。
到10月初，美军总计在华北、华东等地登陆达5.3万人，控制了河北、山东沿海地区的战略港口，并占领了华北的两个主要城市天津和北平。至1945年年底，驻华美军最多时人数达到11.3万人(53)。在美军占领的华北港口城市，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异的景观：“美国海军陆战队、国民党军队、以前的伪军，以及日军，在一个前所未见过的最奇怪的同盟之下，协同一致地防卫着这些铁道，以抗御游击队的袭击。”(54)
2.大规模空运和海运国民党军队
在派出海军陆战队登陆华北各港口的同时，美国方面还组织了大规模空运、海运国民党军队到华东、华北、东北各战区的行动。在7月底的会谈中，蒋介石就要求魏德迈运送300万军队到前线(55)。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魏德迈集中了在中国和印度境内的所有美军军用、民用飞机，从8月16日起开始了大规模的空运行动。据中国战区美国空军司令官斯特拉特迈耶称：“在8至9月间，美国已用飞机运送了国民党军队14万人到华北。”(56)空运毕竟耗资巨大，且运输能力有限，魏德迈致电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要求提供海上运输工具。后者同意派第7舰队的一部分军舰前往华南运送国民党军队。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指示魏德迈，在运送国民党军队上，特别是向东北地区运送，要尽可能地快。9月下旬，魏德迈与蒋介石达成秘密协议，由美军抢先控制从北平到山海关的交通线，以保证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陆路通道。
但是，美军将国民党军队直接海运到东北的计划，因苏军与中共军队的反对而落空。10月初，国民党第13军准备乘美舰在大连港登陆，遭到苏方拒绝。美军舰队转向葫芦岛和营口，发现这两处港口已为中共军队占据，只好开往秦皇岛登陆。到11月26日，在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推进至东北的门户城市锦州(57)。
1945年9月至11月，美军以空运和海运方式，将国民党的7个军19个师24.4万余人，从广西、湖南、九龙和越南的海防等地运送到华北、华东各战略要点。12月14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魏德迈，明确美军可以运蒋介石部队至东北，任务是协助国民党政府重新控制包括“中国东北”在内的地区，同时加紧遣返日本军民，并重申从日军手中解放的地区只能交给“中央政府”指定的机构。这一指示实际上扩大了美军在中国干涉的范围。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美国又用军舰将国民党军约30万人，由大后方运往华北、华东、华南、东北等战略要地。马歇尔调停期间，运送并没有停止。到1946年4月，由美舰运往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达5个军之多。据统计，截至1946年6月底，也就是全面内战爆发时，美国政府直接运送国民党军队到华中、华北、东北和台湾者共14个军(空运3个军，海运11个军)、41个师、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约54万人。
为了这个被魏德迈称之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58)，美国政府耗资6亿多美元(59)。花费如此巨大的本钱，目的就是帮助蒋介石对付中共。杜鲁门自己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蒋介石需要我们帮助他，把他的军队运到日本主要部队准备投降的地区。否则中国共产党人就会缴收日本军队的武器，还会占领日本人所控制的地区。”(60)
3.其他援蒋措施
继续执行租借法。租借法原本是美国为向反法西斯盟国提供军事援助而实行的战时措施，对日战争结束后，杜鲁门随即宣布从日本正式投降时起停止执行租借法。魏德迈在8月间也曾表示：“美军将与日本投降同时，停止向国民政府交付武器。”(61)然而宣布停止租借法十几天后，杜鲁门却又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批准对中国延长租借法。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魏德迈的指示称：“目前的军援仍将继续，目的是支持中央政府重新占领中国战场的一切地区所必需之军事行动。”(62)这次延长的有效期为半年，到1946年3月止。尔后又再次延长到10月21日。战后租借物资的主要用途是：一是协助国民党运送军队到华北和东北，此项开支占租借物资的绝大部分。二是向国民党军提供武器装备。杜鲁门9月14日向来访的宋子文表示，同意继续为国民党军队提供装备，以完成39个师为限(63)。此项开支中还包括帮助国民党建立八又三分之一个空军大队，飞机总数936架，全部装备和训练费用高达3.07亿美元，以及海军的部分弹药和维修费用。三是训练国民党军事人员。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提出，除原已在美受训的学员以外，再派1280名空军军官赴美受训。1946年6月双方签署协议，确认继续训练空军军官至1947年12月。海军学员在青岛基地接受美军训练，至1946年6月30日后继续训练。美国延长《租借法》，表面理由是完成遣返日俘的任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战后由美国提供总额达8亿美元的租借物资中，一半以上在1945年10月15日以前交付国民党政府，而全部用于遣返日俘的只有300多万美元(64)。
转让剩余物资。战后，美军在太平洋战场遗留了大批作战物资。美国把这些物资的大部分转让给了国民党政府。魏德迈曾对国民党军队将领说：“我不久以前曾到印度加尔各答和印度东北部里多地区，那里美国的SOS(即后勤部)的许多大小仓库中，不知有多少援助国民党和补给美国军队的械弹和其他军用物资。当时美军大都复员回国，这些仓库里的物资正设法处理，准备烧毁了事。我看到那些械弹物资，现在都是国民党军队所急需的物资，我要他们不要烧毁，并已采取措施，从加尔各答由海道运至京沪地区，准备交给国民党军使用。”(65)1945年11月27日，美国将其在中印缅战区的所有战斗机、运输机共700架移交国民党政府。这种额外援助虽然以销售的形式进行，但作价远远低于实际价值。如1946年6月，美海军将10艘专门用于运输国民党军队的海军登陆艇移交国民党政府，仅作价550万美元，且由美方提供贷款(66)。1946年6月，美国与国民党政府就美国战时剩余物资转让进行谈判。马歇尔在7月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辩称：出售军用物资，是前些时候早已安排好的，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在内战中支持国民政府(67)。8月31日，双方签订《中美战时剩余财产协定》，将美国存放在中国、印度以及存放在太平洋17个岛屿上的剩余物资折价转让给国民党政府。该项物资价值约9亿美元，最后实际支付了1.75亿美元。
成立军事顾问团。日本刚宣布投降，蒋介石就向美国提出派遣“军事顾问团”的要求。9月13日，杜鲁门致函蒋介石，同意“提供顾问身份的美国军事人员”。在美国政府内部为此进行的讨论中，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草案是，顾问团由1000名陆军军官、2600名现役士兵和300名至700名海军人员组成。这个草案附加了许多条件，如：中方未经美国同意不得接受其他国家类似的军事代表、军事援助或向他国购买武器；顾问团人员有权在全中国领土、领水及领空畅行无阻；其所需物资从中国以外进口一律享受免税待遇；中国不得奉行影响美国在中国获得战略物资的政策；顾问团人员及其雇用的美国公民一律不受中国法律管辖；中方得向美国提供军事、经济、科学情报，等等(68)。美国务院方面表示，顾问团规模太大，条件过于苛刻。而魏德迈回复说，美国的要求并不过分，是蒋自己提出，或预料中的，人数上可以压缩，初步定为海军156人，陆军750人，共915人。1946年2月25日，杜鲁门正式授权美国海、陆、空军联合组织派往中国政府的美军顾问团。虽然派遣海陆空军联合顾问团的决定到1948年9月才由国会立法通过，但此前一直按参谋长联席会议1945年10月22日的草案执行。
美国政府的上述举措，都是以“遣返日军、协助受降”的名义进行的。虽然杜鲁门政府一再声称“不能卷入中国的内战中为蒋介石而战”(69)，可政策的实际效果却是极大地助长了蒋介石的内战实力与气势。身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执行者，魏德迈更是深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而困惑。他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8月10日的命令后，当即致函马歇尔说：命令中关于“不支持中国中央政府打自相残杀的战争”这一条，与命令的其他内容是“互不相容”的。如果按字面理解并严格执行这条规定，就会取消现在给予蒋的军队的支持。他说，多数重要地区已经为中共军队所包围，美国的行动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国共双方以及外界必然会理解为，尽管美国公开声称帮助中央政府受降，实际上却起着预防共产党军队的行动取得成功的作用。他承认，在执行运送国民党军队、向国民党军队提供装备的任务时，“可能会不知不觉就直接为中央镇压共产党武装力量提供了美援”(70)。一位叫麦凯的美海军陆战队中士在11月5日写给某位参议员的信中发牢骚说：“在前来青岛的路上，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来协助解除这个地区的日军武装的……近来我们听说，我们长期留在这里的理由是要代替蒋介石将军的国民党部队扼守这个地区，以等待他们到达。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是要保护蒋将军的利益以防可能爆发的共产党起义。我们在这里的一切行动目的在于直接或间接地使共产党人受到压抑。”(71)可见，连普通的美军士兵也不再相信所谓“协助受降”的说词。
周恩来1945年11月15日曾当面向国民党谈判代表指出：接受日军投降工作不若想象之困难，不需美军在点与线上驻兵。现在美军行动与原定计划不符。魏德迈所说美国准备给中国50个师装备和在华剩余军火物资的计划就是要以武器帮助蒋介石打内战(72)。连对美国素有好感的某些民主人士也看出了问题所在，民盟执委罗隆基说：“美国人经常帮助而我们也欢迎他们帮助解除日军武装，但是我们希望这帮助不使内部问题复杂起来。因为现在共产党军队驻扎该处，因此这帮助有使问题复杂起来的可能。假使中央政府军队随美军进入各大城市，就可能发生麻烦。”(73)一位美国学者分析得很精到：“通过运用历史上最大型的空中运输线，把蒋介石的军队运送到华北，美国已经在卷入中国内争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正如随后美国援蒋反共的尝试所表明的，美国的介入从数量上说是不充足的，但是从质量上看，其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重要性都是非常现实的。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他们正面对一个由美国装备的，伴随有美国顾问的，由标有美国徽记的飞机运送的国民党军队。”(74)无论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做怎样的表白和辩解，他们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已经让美国陷入中国内战的泥潭。
三 战后初期中共对美政策的演变
从战争临近结束到战后最初的几个月，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着急剧变化，这是中共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观察、调整时期。
中共七大期间，就已经判定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扶蒋反共，对同美国发展合作关系不再抱有多少希望。毛泽东对出席中共七大的高级干部们说：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让。他强调，中国有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这将是一场长期的麻烦。要注意斯科比式的外来干涉的危险，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75)。他在中共七大闭幕时宣布，禁止美国政府派人进入解放区。6月初，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斯特尔向美国政府报告说，中共已在考虑，美军如在中国沿海登陆，将不是为了对付日本，而是可能“突入”抗日根据地，让“国民党部队尾随而来”(76)。魏德迈在7月底曾提出，美军观察组随国共双方的军队行动，以便随时观察部队的驻防、调动和部署情况。中共方面由叶剑英出面，正式予以回绝(77)。考虑到形势尚在变化之中，中共并不愿把同美国的关系彻底弄僵，而是尽量留有余地。毛泽东在7月30日给南方局工委负责人的电报中指出，对赫尔利可以批评，同时也强调，批评要注意界限，要把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分开，把美国政府中决定对华政策的人物与其他人员分开，把美国政府政策一部分错误政策与其他正确政策分开。只要美国政府的现行扶蒋反共政策有一天能改变，就将停止批评这个政策(78)。8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苏联参战后，美国的政策可能有某些改变，但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所以我们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79)。
美国在受降权问题上力挺蒋介石的态度，使中共领导人深信七大期间的判断是正确的，认为斯科比的危险依然存在。毛泽东在8月13日的讲话中提醒全党，要高度警惕蒋介石在美国帮助下挑起全面内战的危险。他指出：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美国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80)。毛泽东分析，由于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是美蒋占优势的地方，华北、华中铁路沿线的中小城市是双方的必争之地，华北的大块乡村和中小城市则将由中共控制。按照这一估计，中共冲破美蒋受降令的束缚，采取了积极的军事行动。从8月9日起，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冀热辽军区和山东军区的先头部队迅速向东北境内推进，各大解放区对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向敌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22日以后，各区以一部兵力威胁大城市，主力迅速转向夺取中小城镇，占领广大乡村，控制交通要道。到9月2日，共收复县以上城市150余座，歼灭数万日伪军(81)。与军事行动相配合，中共还利用电台、报刊等发起猛烈的舆论攻势，公开批评和揭露美国的对华政策。
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并不看好蒋介石的内战前景，魏德迈就说：“我怀疑他(指蒋介石)有能力在几个月内，或许几年之内在华北取得满意的结果”，更不要说去占领东北了(82)。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苏联承诺只支持国民党政府并让它在战后接管东北。赫尔利以为这是压服中共的一个机会，劝说蒋介石继续与中共谈判，通过政治途径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蒋介石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斯大林是时亦给中共中央来电：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和谈(83)。在总的力量对比上仍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共本来就不愿意打内战，进行反攻作战的目的之一是，“摆出内战是不好打的姿式给蒋介石和美国看，以便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于我的解决”(84)。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国内外形势作了缜密分析，指出：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在欧洲，苏联助保加利亚而不及希腊，是因希腊为英国所必争；在亚洲，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主要由于美国的势力使我们的发展受到限制，我们如果占领了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美国一定要干涉。苏联现在虽然并不直接帮助我们，甚至不多讲话，但还是真正援助我们的，是不帮助的帮助(85)。在8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又说：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苏美之外另外一国未指明何国——引者)，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我们又不得不和他搭伙。28日，毛泽东、周恩来由赫尔利陪同飞往重庆参加谈判。
为配合重庆谈判的进行，中共对美军登陆行动保持了克制态度。8月27日，中共中央致电晋察冀、山东、华中各局：“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决定与美蒋恢复谈判，因此，如有美蒋空运部队降落于平、津、青岛、京、沪等处不要加以打击，以利谈判。”(86)9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和区委：目前我们对美外交极宜谨慎，方针仍是避免与美军冲突。对美国人民仍采合作政策，如在前线碰到美国军民应不予扣留，不加伤害，并负责保护，其所带武器电台亦勿收缴；如与国特一起向我区活动，也仅扣留国特，勿牵及美人。应当注意尽量避免再次伯奇事件(87)一类的问题(88)。9月下旬起，美军陆续在华北登陆。美军登陆塘沽前夕，中共中央致电山东、晋察冀、华中各局，要求在与美军发生接触时，应取友好态度。如美军向我开枪开炮，或拘捕我方人员，占我地区，应将具体情形迅速上报中央，以便采取对策(89)。10月1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致电新四军四师师长张爱萍，重申：对美军登陆部队及美军情报人员仍应采取友好态度，不可报复，以免给中国及美国反动派以借口，造成反我空气(90)。在舆论宣传方面，中共方面也有意放缓了对美国的批评攻势。中共中央宣传部在9月29日给各中央局的通知中说，赫尔利、魏德迈是很反动的，但我们对赫、魏等暂时不采取公开揭露的政策，在行动上要“忍耐一时”(91)。
从10月初开始，中共对美国的态度再次趋向严厉。引起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是美军企图在烟台登陆。烟台所在胶东地区是山东部队海运东北的主要集结地和出发地，如果为美军占领，将直接影响山东部队的渡海行动，并将威胁到中共中央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部署的实现。中共对东北志在必得。苏军对日宣战后，中共立即派晋察冀军区和山东军区部队开往东北。在9月召开的五大国外长会议上，美英与苏联外长产生严重对立，斯大林调整了在中国东北的政策。东北苏军向中共建议，抽调20万到30万军队进入东北，守住东北大门(92)。9月17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力争东北，控制热河、察哈尔。9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山东军区和新四军：美将在天津登陆，援蒋夺取平津，与我争夺东北。我必须坚决先机夺取冀东全部，确实控制山海关、古北口、张家口、南口之线，控制东北门户，堵绝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之企图(93)。24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美军将在天津登陆并占北平，蒋军将由空运及海运至平津。又美军将在大连登陆，助蒋运兵，进占东北。我从山东去东北部队，愈快愈好，否则将失先机。目前对于你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迅速组织和接引山东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望用大力迅速办理，否则来不及(94)。10月1日，中央致电山东军区和东北局指出，山东军区前往东北部队的渡海行动，不能因美军在天津登陆停止，应全力组织渡海(95)。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共坚决拒绝了美军在烟台的登陆要求。
鉴于和美军的接触与交涉日益增多，为指导各地妥善应对，中共中央于10月29日发出指示，提出目前对美军的方针是：在其尊重我方权益的条件下，欢迎其与我合作；但当美军行动有损于我之权益时，则必须在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理由下，加以拒绝，或经交涉，加以制止；在一般外交场合应向美方人员解释，中共一贯主张与美方友好合作。指示还对与美军交涉中的具体事项做出了明确的规定(96)。总的说来，中共的政策还是相当忍让和有节制的，即避免冲突，不打第一枪，避免扩大事态，不给美国反共势力干涉的借口，但强调在遇到挑衅时有自卫权。毛泽东在11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就说：对美政策仍取友好态度，只在美军向我进军条件下我方不能不自卫。11月4日，中央致电彭真、林彪：“美舰如向我军开炮以掩护顽军登陆，我们自然可以大炮还击美舰。但我不应向美舰先开炮。”(97)7日，中央再电重庆代表团：美国政策深堪注意，友人意见值得考虑。但在美蒋坚决进攻方针下，我们无法退让，只有自卫一法(98)。这已经明显地有别于两个月之前所采取的对美军友好合作的态度。
此时，美军也开始不加掩饰地表现出对中共军队的敌对情绪。10月23日，美陆军部部长帕特森发表声明进行恫吓：“美军解放之数处中国港口，即将移交于被承认之中国中央政府人员，美军设非遭受攻击，并无参与中国内战之危险，倘遭攻击，即将予以有力而制胜之抵抗。”(99)11月8日和16日，魏德迈在上海举行两次记者招待会，对中共发出威胁。他宣布，已安排5.3万名美军代替国民党军在华北执行任务。美军如“受中共军队之袭击而发生危险时，可执行必要而适宜之军事行动”(100)。中共据此判定，美国“对中国的武装干涉，今后将变得直接与露骨”(101)。到11月上旬，中共中央对形势作了这样的估计：“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我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102)决定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准备在6个月内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然后同蒋谈判，迫蒋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以过渡到和平局面。虽然中共领导人也有另外一层忧虑，即美军可能直接参与国民党军对中共军队的作战，如毛泽东在给东北局彭真的电报中，便曾对美军是否协助蒋军进攻沈阳表示担心(103)，同时，也推测美国因受客观情势及对华政策的掣肘，直接派军队大规模干涉中国内战的可能性不大。毛泽东在11月12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美国实际上在干涉中国内政，但也有弱点，必须声明不干涉。有消息说它要派二十万美军来，但没有得到证实，可能不致搞到这样。就是来二十万，分布在中国也相当稀薄，也弱得很。”(104)
根据这一判断，与军事上的坚决自卫相呼应，中共加大了揭露与抨击美国军事干预政策的力度。11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开展揭露美蒋进攻解放区的宣传攻势，重点揭露美国所谓帮助受降事实上却是掩护及协助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和帮助国民党到已没有日军的东北去反对中国人民，要求美国立即撤出在华军队，把收缴日军武装的工作留给中国人民自己解决(105)。这是中共首次正式提出驻华美军全部从中国撤走的要求。为此，毛泽东曾致电晋冀鲁豫军区，要求注意搜寻蒋介石的“剿匪”文件，尤其注意蒋勾结美国打内战的材料(106)。朱德总司令也为美军搜查八路军冀中军区驻津办事处等事件向魏德迈发出抗议书，要求保证不再发生破坏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及参加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之行为(107)。《解放日报》也发表文章，历数天津、秦皇岛等地美军的干涉行动，揭露美军干涉中国内政的真相(108)。
随着赫尔利的辞职，中共于11月底重新调整对美国的政策，提出“中立美国”方针。11月27日，内外交困的赫尔利在华盛顿宣布辞去驻华大使职务，杜鲁门立即任命马歇尔为特使，赴华调停国共冲突。中共对赫尔利去职感到由衷的高兴，认为这暴露了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有可能成为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一个契机。中共中央11月28日给各中央局的电报指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之政策则在打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又必望连上共。故苏联目前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乃不得不与中共隔离，在对美斗争时有时中立蒋，在对蒋时亦常不联系美。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为避免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电报也强调：“这种中立美国，只是在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即是对美采取不挑衅的政策，以减少美国寻隙借口，并非不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也非不抗议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和参加中国内战的政策，更非在美军进攻我们时采取不抵抗政策。相反地，对于美政府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应持坚定的立场，严正的批评和坚强的抵抗以反对之，方能给以打击和教育人民。”(109)“中立美国”方针的提出，表明中共在处理对美关系上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思路，既坚持原则，又注重实效；既强调目标，又讲究策略，体现了斗争精神与斗争艺术的统一。
12月5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美国“在抗战时是扶蒋用共，现在是扶蒋压共。照赫尔利的政策，是支持蒋用武力压迫中共到‘不能为害’的地步。但这是‘杀鸡取蛋’，做不通，而且会使美国愈陷愈深。由运兵、护路、租借、顾问已走到直接参加内战的边缘，即使真来二十万兵，也并不能求得安定和统一，反而是内战和分裂”(110)。他估计，美国政策目前基本不会变更，但方法可能变。因此，“我对美国态度是力求在某种程度上中立它，不挑衅，但根据毛主席四种区别(政府与人民、错的与对的、反动分子与进步分子、今天与明天)，对其错误政策必给以适当批评，对其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必给以严正抗议，对其武装进攻必给以坚决抵抗。这样，方可使其知难而退重新考虑政策”(111)。9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赫尔利政策失败，马歇尔来华在方法有改变可能，故我宜严整阵容，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但同时又应使其在军事上知难而退。”(112)
恰如中共领导人所估计的那样，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确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陆军部部长帕特森、海军部部长福莱斯特尔和魏德迈都主张扩大对蒋介石的援助。帕特森甚至妄称：在中国的“六万名陆战队士兵可以不受严重阻碍地便从中国的一头走到另一头”(113)。而国务院方面的意见较为谨慎，不赞成增派美军，也反对直接使用美军同中共军队作战。最终是国务院的意见占了上风。12月7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参议院外委会上发表声明，表示美国的基本政策是建成与发展一个“强盛的、团结的和民主的中国”，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大部分以它自己的努力来完成”。美国所应当做的，就是鼓励各党派之间“大家互相让步”(114)。12月1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魏德迈：美军不承担进一步向华北增调国民党军队的任务，除非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专门指令。华北港口除了为向东北运兵所必须者外，不得再用于调动军队。驻华美军应尽可能避免与中共军队发生任何冲突，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不得扩大到用美军的介入影响中国内部冲突的进程。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提出两点主张：一是国共两党的军队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二是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内争，促成中国统一(115)。
中共对杜鲁门的声明表示出谨慎的欢迎。17日，中共发言人发表公开声明，赞成杜鲁门的声明中关于停止内战、通过民主协商改组政府的内容。声明指出，在华美军的行动“在很多方面超过了解除日军武装的范围”，但没有提出以往要求无条件撤退驻华美军的主张，而是“希望美军能够迅速地解除日军武装，并遣送其回国”(116)。从杜鲁门的声明中，中共领导人得出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即美国不会直接参加中国内战。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和我党对策的指示，指出：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虽然美国政策在基本上仍然是扶助蒋介石的，这是美国一贯政策，罗斯福亦如此，我们不可存幻想。指示提出，准备利用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变动，在政协会议上向国民党展开和平政治攻势。指示还对如何对待美方人员提出了要求，总的原则是采取友善态度，避免冲突，以免国方作为挑拨的借口(117)。中央随后决定，中共谈判代表团重返重庆，恢复已经陷入僵局的国共和谈。
自此以后，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转入了既非友好合作，亦非公开对抗，而是既不抱幻想，又不轻言破裂，既有合作，又有斗争，合作但不放弃立场，斗争而不失分寸的时期。这一阶段大致延续到马歇尔调停失败为止。
四 结语
抗战结束时，中国正处在战与和的十字路口。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形成的特殊关系，对于战后中国形势的发展，美国政府的态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决策者一厢情愿地以为，帮助国民党垄断受降权，通过各种援助加强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将迫使中共知难而退，然后通过谈判使国共双方达成妥协，各自作出让步，从而造成由国民党主导的统一局面。这种设想既低估了蒋介石通过内战消灭中共的强烈愿望，也低估了中共的抵抗意志和斗争能力。美国政府不愿并极力避免国共内战的发生，对这一点无需怀疑。问题在于，一旦避免内战与支持国民党政府这两大对华政策目标发生冲突时，美国政府总是把后者置于优先的位置，选择让前者服从后者。美国对国共受降权之争的态度，就是其对华政策结构性矛盾的深刻反映。其结果是，与中共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受到进一步破坏，而得到美国支持的蒋介石非但没有按照美国决策者的意图行事，反而愈发坚定了发动内战的决心，美国也在国民党的牵引之下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国共军事冲突之中，事实上介入了中国的内战。一心想要避免中国内战的美国政府却不可避免地卷入中国内战，这不能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只不过这种介入还局限于一定的范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军事干涉而已。美国政府之所以没有走到这个地步，一是美国国内反对对中国内部事务进行军事干涉的声音甚为炽烈；二是战后美军大量复员，难以迅速动员大量军队投入中国；三是担心对中国进行军事干涉会导致与苏联发生直接对抗；四是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不在亚洲而在欧洲。杜鲁门派遣马歇尔使华，是美国政府为避免全面内战的爆发做出的最后一次努力。不过，在美国对华政策没有彻底改弦更张的情况下，这注定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注释：
①[美]洛易斯·惠勒·斯诺著，王恩光等译：《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页。
②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③[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3页。
④[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2～373页。
⑤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375页。
⑥[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74页。
⑦[英]F.C.琼斯等著，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41页。
⑧[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72页。
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945年8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9～1120页。
⑩《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1945年8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1)《关于接受日本投降的命令》(1945年8月10日～11日)，《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558页。
(12)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00～501页。
(13)《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1945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2页。
(14)《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9页。
(15)《蒋介石在挑动内战》(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9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17)《命令冈村宁次投降》(1945年8月15日)，《朱德军事文选》，第561页。
(18)接洽经过详见李新、陈铁健总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10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7页。
(19)《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解放日报》，1945年8月16日，第1版。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把朱德的说帖转到华盛顿。8月22日，美国方面复信说，美、英、苏三国已一致同意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盟军总司令，接受在华日军的投降，美国政府希望共产党能与他充分合作，实际上拒绝了中共受降的要求。见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第393页。
(20)《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1945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44～1145页。
(21)《中国战区当局纵容下日军拒缴武装积极出扰》，《解放日报》，1945年9月17日，第1版。
(22)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85页。
(23)《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8～249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34页。
(25)《毛主席在渝发表谈话希望谈判有良好结果》，《解放日报》，1945年9月14日，第1版。
(26)《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27)(30)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313页。
(28)《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1945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26～330页。
(29)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31)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1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89、390页。
(32)《华北东北等地须归人民自治》(1945年11月3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57页。
(33)《先解决受降、伪军、自治三大问题才能恢复交通》(1945年11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66页。
(34)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603～605页。
(35)《对国民党当局不公平待遇全国人民表示愤慨》，《解放日报》，1945年9月8日，第1版。
(36)《朱德同志答外国记者要求美军不要参加中国内战》，《解放日报》，1945年11月30日，第1版。
(37)《社论：评贝纳斯声明》，《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3日，第1版。
(38)《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4～5、9页。
(39)《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9页。
(40)《国民党进攻的真相》(1945年1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9页。
(41)《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0页。《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1945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43页。《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7页。《在抗大七分校的讲话》(1945年10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47页。各处引用的中共军队与民兵的数字略有出入。朱德在中共七大军事报告中公布的数字是正规军91万，民兵220万以上。见朱德《论解放区战场》(1945年4月25日)，《朱德军事文选》，第511页。
(42)转引自李新、陈铁健总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10卷，第6～7页。
(43)[挪威]文安立著，陈之宏、陈兼译：《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44)(46)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264、272页。
(45)[美]魏德迈著，林海译：《魏德迈回忆录(续)》，《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页。
(47)廖耀湘、杜建时：《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美蒋勾结的内幕情况》，《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第62页。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09页。
(49)《中央关于采取强硬态度拒绝美军登陆的指示》(1945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19页。
(50)《为美军拟在烟台登陆事叶参谋长郑重声明》，《解放日报》，1945年10月8日，第1版。
(51)杜建时：《蒋帮劫收平津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第37页。
(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第519～520页。
(53)茹莹：《从协调走向对立：美苏对华政策研究(1945-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
(54)[美]白修德、贾安娜著，端纳译：《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329页。
(55)[美]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42页。
(56)屠传德：《美国特使在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57)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7页。
(58)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265页。
(59)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卷，第141页。
(60)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87页。
(61)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页。
(62)(64)(66)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第95、96、101页。
(63)到1946年年底，美国政府实际装备了国民党军队45个师。
(65)廖耀湘、杜建时：《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美蒋勾结的内幕情况》，《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第50页。
(67)《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5页。
(68)(70)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第373～375、373～375页。
(69)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75页。
(71)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272页。
(7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42页。
(73)《罗隆基等接见记者谈美军在华北登陆》，《解放日报》，1945年10月6日，第1版。
(74)[美]罗伯特·梅斯尔：《罗斯福、杜鲁门和中国》，袁明、[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页。
(75)《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2页。斯科比，英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驻希腊盟军司令。1944年10月德军在欧陆败退，斯科比率英军带着流亡国外的希腊政府进入希腊，向希腊人民解放军进攻。
(76)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218页。
(77)赵佳楹编著：《中国现代外交史(1919-1949)》，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8页。
(78)《关于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电报》(1945年7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0页。
(7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618页。
(80)《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7页。
(8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531页。
(82)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页。
(8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30页。
(84)《抗日战争胜利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页。
(85)《抗日战争胜利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4～10页；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396页。
(86)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2页。
(87)约翰·伯奇是美国陆军的一名上尉。1945年8月25日，伯奇等美军人员与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小组进入解放区活动，在徐州附近与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的部队发生冲突。伯奇因挑衅滋事，被八路军处决。重庆谈判期间，魏德迈曾就此事向中共方面交涉。事见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269页；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第192页。
(88)《中央关于对美外交政策的指示》(1945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62页。
(89)《中央关于美军登陆后我之对策的指示》(1945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02页。
(90)《刘少奇关于目前形势与对美方针给张爱萍的指示》(1945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08页。
(91)《中央宣传部关于目前宣传方针问题的通知》(1945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03~305页。
(92)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93)中央军委主席团给罗荣桓、黎玉、饶漱石、张云逸的电报，1945年9月20日。
(94)(9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第502、505页。
(96)《中央关于对待在华美军的方针和应注意事项的指示》(194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90～392页。
(97)《中央关于组织野战军及反对美舰掩护国民党军在东北登陆等给彭真、林彪的指示》(1945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00页。
(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6页。
(99)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第201页。
(100)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273页。
(101)《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揭露美蒋进攻解放区的宣传攻势致各地电》(1945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06页。
(102)《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1945年11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2页。
(10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46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4页。
(104)《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1945年11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
(105)《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揭露美蒋进攻解放区的宣传攻势致各地电》(1945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06～407页。
(106)《对俘虏官兵的处理办法》(1945年11月3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61页。
(107)《朱总司令抗议驻华美军非法行动》，《解放日报》，1945年11月6日，第1版。
(108)《违反美当局历次声明美军武装干涉中国内政》，《解放日报》，1945年11月4日，第1版。
(109)《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5～456页。
(110)《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12月5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1、23页。
(111)《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12月5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第24页。
(112)《政治进攻，军事防守》(1945年12月9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第35页。
(113)文安立：《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第114页。
(114)《社论：评贝纳斯声明》，《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3日，第1版。
(115)《杜鲁门对华政策的声明》(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98～500页。
(116)《中共中央发言人关于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的谈话》(194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96～497页。
(117)《中央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和我党对策的指示》(1945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94～495页。
标签：美军论文; 抗日战争第三战区论文; 国共内战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美国军队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中国武器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历史论文; 蒋介石论文; 魏德迈论文; 武装论文; 军事论文; 中国战区论文; 国民党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伪满洲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