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基本机制、约束因素及其对策（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谐社会论文,对策论文,机制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构建和谐社会核心的基本对策
（一）充分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和意义
从斯塔夫利阿诺斯、博斯腾等学者对西方社会发展的反思，到比尔·盖茨、巴菲特从实践中对市场的反思和善举，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对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已经在自身的反思中不断有所修正；如果向上追溯的话，早在20世纪30年代，政治家罗斯福实行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也可以看作是对于市场不足的一种修正。
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也是一样，就是要借鉴西方国家、其他国家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经验与教训，探索出一条能够更好实现人类理想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同样将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所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决不仅仅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特别是社会发展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更重要的是探索一条如何避免发展中出现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道路。我们目前经历的经济社会问题，诸如失业、贫困、贫富差距拉大等等，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初期乃至现在都出现过，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中国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中国同样也不能走西方社会发展不能很好解决社会问题的道路。这恐怕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所在。
综观历史和国际发展，中国所构建的和谐社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历史和世界也没有给中国提供一个和谐社会的现成模式，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问题。中国从1979年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改革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指出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①。到1997年，在改革开放近二十年之后，中共十五大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第一次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自19世纪中后期始，由于中国不断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锁，对国际社会和发达国家缺乏深刻的理解；改革开放初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我们更多的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经验，对于发达国家一个世纪以来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方面的一系列的调整缺乏整体、深刻地认识，因此，在一些体制和制度设计上不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偏差。或者说，基本方向是清楚的，但具体操作有一些模糊。
当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时候，提出了公有制的思想，这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反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正如巴菲特在纽约所说，市场不可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反思“以阶级斗争为纲”，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以前的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关注阶级斗争，忽视了经济发展，我们落后了。往更长远看，“我们中国人讲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讲了三千年了，忽略了人和物的关系，经济落后了，但是从全世界看，人与人相处的问题却越来越重要了。人类应当及早有所自觉，既要充分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更要明白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才能共同生存下去”②。费孝通作为一位社会人类学家，在十年以前就看到了我们现在考虑和焦虑的问题。他在那个时期就预言到，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不仅需要具体措施，也需要思想。所以，他说，21世纪，人类需要一个孔子，一个从更高一个层次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对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和资源问题考虑不够一样，我们对于市场经济负面影响考虑也不够。确切地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是非常科学的。可惜的是，我们在执行这个战略的过程中，过多地关注了市场而忽视了社会，从而导致后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另外，21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针对过度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问题带来的种种弊端，反思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那个时候，我们仅仅看到了社会问题。后来，我们又反思发展模式，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强调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涵盖了经济、社会、环境等，特别突出了增长方式的转变。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目前社会出现收入差距拉大归咎于社会转型。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为什么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着手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制、分配手段比较完善、经济社会比较成熟的美国和日本还会出现这类问题呢？这实际上触及了现行所有制理论和市场理论的软肋。收入差距拉大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除了实际生活发展的问题以外，有一个心态上的问题。因为中国是从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走向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不愿意看到不平等是中国人心理中深层次的东西（参见表2）。这一点，与美国不同。 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调查，尽管一个时期以来，美国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但是在美国，穷人对于这种差距的反应远远没有中国那么强烈，原因就在于美国人固有的那个美国梦——人人都相信只要自己辛勤劳动，终归会获得回报的，会进入富人行列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美国政府对于扩大的收入差距并不怎么过分关注，反而更加关注经济本身的增长。因为他们相信，经济增长会给每个人带来收入，或多或少。当然，中国和美国不同，中国的问题是机会不均等，有学者已经总结出这种不均等，主要包括腐败和垄断。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
可以预见，按照我们目前的思路来扭转这种趋势是比较困难的。目前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是承认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和前提，在技术进步、全球一体化等条件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难以避免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通过政府和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来保证那些不富裕的人能够有一个基本的工作和体面的生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政府公共服务功能强化、政府公共财政扩大、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教授希望21世纪的人类社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当时，他的谈话背景就是美国刚刚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在费孝通看来，美伊战争的实质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所以他提出了人类要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并进而提出了著名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进入21世纪，美国又对伊拉克发动了第二次战争，中东局势更加险恶，世界局势更加不稳定，我们一直推崇的美国并没有把这个世界带向和谐与繁荣。依靠美国不能建设一个和谐世界，那么，以美国为赶超对象就能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吗？我们理解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毫无疑问，是一个历史性的探索，它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合理的社会公平和人类各个群体之间的认同。合理的社会平等，就是承认在一定能力、要素占有差异下的机会公平；群体认同，就是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处，“合而不同”。博德塞奥说：“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些不平等那么失望，有些不平等是健康的和有利于转型的。”他认为，人们未必对目前的不平等感到愤慨，只要规则是合理健康的，那么，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是有希望进入新的社会阶层的。当前的机会均等和更多的机会代表美好的未来。③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三个基本环节
人类过去二百多年的历史和二百多年来思想家们探索的历史表明，要使社会更加和谐、美好，必须建立一个尽可能使社会成员发展机会均等、全体社会成员相互认同的机制。这就要求发挥市场在合理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企业与个人在社会事务中的作用，三者形成一个合力，一道工作，共同面对人类发展面临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发展机会均等机制，奠定社会公平基础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毫无疑问，市场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配置资源的最佳选择。但是，要让市场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必须为其创造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环境。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的要求是：
第一，要进一步对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经济布局和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使之与新的资产管理体制的建设和运行相配合，将有限的国有资产特别是其增量部分，主要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尤其是配置到社会发展与社会事业领域，以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第二，要加速推进还没有实质性转轨的大型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除极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外，其他所有国有企业应在股权多元化基础上规范公司制度，形成合理、有效的治理结构。市场领域的国有资本，应在与其他资本的融合和公平竞争中加快结构调整，部分国有资本可以转入经济社会发展更为需要、社会效益更为明显的公共服务领域和社会事业领域，尤其是教育、卫生、低收入阶层的救助等领域。
第三，要加快非市场领域的国有资本，包括社会事业单位的改革，应结合政府转型、事业单位改革和社会建设，加快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并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相衔接，向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或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者。
第四，促进国有企业职工就业机制转换和进一步发展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服务体系，形成与中国国情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相适应的就业和再就业机制，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资金，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构筑覆盖全社会的社会安全网，保证低收入阶层充分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
2.发挥政府在再分配和公共事务中的作用，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
历史已经表明，单纯依靠市场永远不可能实现公平，必须发挥政府在促进社会公平中的积极作用。在美国，要求政府发挥平衡生活作用的呼声不断高涨。依阿华州州长汤姆·威尔塞克说：“政府的作用无过于把人民组织起来去承担他们集体的责任，完成他们个人无能为力的事情。”④
在我们思考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欧美国家对于西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反思和在经济社会政策中的实践，是马克思理论以后人类历史上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和思考。为了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减少对于经济的直接投入，加大对于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之所以非常薄弱，在于政府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财力还没有用到社会发展事业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以公共财政为例，2004年，我国社保、救济、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性支出只占去16.1％，而经济建设高达24％，行政公务费用为17％。（见图3）
图3 中国国家财政按功能分类支出（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公共服务职能，应当包括通过立法和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全社会参与社会发展，避免由于发展中不公平和不公正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为社会健康和公平发展配置必要的社会资源支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十一五”时期，要加强和完善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公共服务职能，必须在理念、体制与机制三个方面对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进行全面规划。
这里需要简单地谈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事业问题。社会事业最初是我国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就更为具体的定义而言，社会事业是指也就是通常说的科、教、文、卫、体等活动，在中国已经发展延续了五十多年，并继续在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社会事业要实现三个根本转变：一是从带有政府计划经济色彩的社会服务向公共服务转变，二是从单纯由政府拨款、投资向公共财政转变，三是从单纯由政府提供向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共同提供转变。换句话说，社会事业需要在主体和运行机制上实现变革。
3.强化社会力量在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创造浓厚的公平文化氛围
西方社会公众通过慈善活动和志愿服务介入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社会慈善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不同，其作用发挥也不尽相同。美国属于自由市场经济类型，而欧洲特别是西欧属于高福利国家，慈善组织在这两种形态下的生存方式有很大差异。在市场化体制下，慈善组织在法制框架下运行，政府通过税收政策鼓励社会办慈善，并出台相关法律支持慈善组织。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也是一种合作关系。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强化了州、地方政府及私人团体的作用，更多地通过非营利组织来具体实施社会保障项目，除了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筹集资金以外，由第三方即非营利组织负责提供社会服务，非营利组织成为这种政府运作体系下的重要受益者。不仅如此，在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还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2002年，美国150万个非营利组织的财产达到2万亿美元，年收入为1万亿美元。在福利开支的比重上，1989年，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开支为9560亿美元，非营利部门达到2950亿美元，特别是在政府和非营利部门共同参与的服务中，政府在这些服务中每支出5美元，非营利部门要支出将近4美元。⑤ 在福利国家体制下，慈善组织依赖政府的拨款，也要接受政府控制和监督。在欧洲福利国家体系下，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是互补与协调关系，政府对慈善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并制定慈善法规规范慈善组织行为；同时，慈善组织要对政府负责，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不足。
“只有非营利部门和所谓的第三领域有能力解决社会问题。”“这一领域包括道德责任、社会责任、举止礼仪，以及推而广之为‘所有的除你自己以外没人可以强迫你做得正确的事’。在这个领域内，个人是心甘情愿、自觉自愿地从事某项事业。”⑥ 我们把这些视为社会责任。慈善具有两层含义，一是爱全人类，这种爱通过个人的善举或通过捐献钱物来促进人类的福利、生活质量，另外一个意思是指通过捐赠、提供服务或其他志愿活动来减轻人类的痛苦和灾难，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的活动。社会捐赠的确可以弥补政府公共财政之不足。在发达国家，慈善既包括捐赠财物，也包括提供志愿服务，所以，慈善精神和志愿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也就构成了慈善主体的多元化，不仅有公司、企业以组织形式的捐赠，也有个人的捐赠；不仅有富人的捐赠，也有普通公众的捐赠。捐赠的方式不仅包括钱物，还包括时间和知识。建立一个全社会认同的慈善环境是中国发挥公众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社会责任不仅仅是社会的个人和集团之间的相互帮助，更重要的是相互理解和尊重，是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价值。这种文化是要培养的。已故社会学家费孝通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合而不同’的世界上，从现在起就必须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这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场深刻的大变革，它可能与当前世界上很多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相抵触。在这场变革中，一定会因为不理解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抵制，特别是触动到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当我们看到人类前进的步伐已经迈上了全球化、信息化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尽快解决全球化和人类不同文明如何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的紧要关头，这些抵制和攻击又算得了什么？”⑦
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中把社会保障归纳出五个内容：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慈善事业就是动员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救济和从事公益活动，是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内的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使人们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的话，那么，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则可以使人们的发展机会更加均等，而鼓励公众参与社会事务——捐献财物和时间，则可以促进社会的价值认同，促进社会融合。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的结论是：
（一）社会公平和共同认同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机制。
（二）构建和谐社会是自古以来，更是近二百年来人类的崇高理想，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理想，思想家、政治家、社会公众已经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创建了丰富的理论。
（三）历史、国际经验、理论史，和人类近二百年的历史发展表明，社会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在加剧，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建设和谐、美好的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迫切任务。
（四）在任何条件下，包括市场经济条件下，都不会存在绝对公平和公正，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和不恰当的市场运作将加剧社会不公平和社会不公正。
（五）政府公共服务是自工业革命，特别是19世纪以来人类应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不公平和不公正而采取的积极措施，社会广泛参与公共服务使政府公共服务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到目前为止，完善市场体制、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和推动公众最大限度参与社会事务，是人类应对不平等加剧的最佳选择之一。
（六）规范市场，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鼓励全社会参与，是消除社会不平等差距的基本手段，任何单一的行动都不足以应对人类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也都不能够去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新的社会建设必须从这些历史和理论的启示出发。
（七）中国处于对未来发展的关键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让更多的人参加到这个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决策和实践中来。如果大部分人认为“我不能影响未来发展，我何必参与”或“官员与商人决定未来，我只管自己的事情”，那么，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就很难看到一个有效的合力。促进更多的人参与，将是中国促进社会和谐的最有效办法。这个过程一方面依赖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有力的国际环境、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能源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利用和有效治理：另一方面，依赖于我们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政府公共服务角色，特别是在提供社会保障体制和社会福利中的主导角色，同时发挥社会公众在社会发展中的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相互促进的作用。
（八）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必须加大对于社会发展的公共财政支持力度。公共服务型政府和公共财政密不可分，因为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反映着政府职能结构的变化。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是公共财政的首要目标和工作核心。从历史和理论上分析，建立公共财政就是为了满足全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政府的治理制度安排。公共财政出现的前提是市场失灵，在市场失灵情况下，政府以政权组织的角色，依据政权力量，在全社会进行以市场失效为范围的、以执行国家的公共管理者职能、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需要为目的的一种政府分配行为。在制度经济学的视野里，市场的确存在很多缺陷，即所谓“市场失灵”的方面，政府以政策的手段进行干预是非常必要的，公共财政是其手段之一。公共财政具有公共性和非市场营利性两个基本特征，其收支活动主要通过公共预算来实现，主要包括经费预算和公共投资预算。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九）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社会事业要实现三个根本转变：一是从带有政府计划经济色彩的社会服务向公共服务转变，二是从单纯由政府拨款、投资向公共财政转变，三是从单纯由政府提供向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共同提供转变。换句话说，社会事业需要在主体和运行机制上实现变革。
注释：
① 王岐山：《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见《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第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②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第190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③ Nancy Birdsall,Life is unfair:inequity in the world,edited by Charles W.Kegley,Jr.Eugene,R.Wittkopt,The Global Agenda:Issues and Perspectives,The McGraw-Hill Companies,2001,p.371.
④ Jared Bernstein,All together now,Common Sense for a Fair Economy,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Inc.,2006.
⑤ 丁元竹等：《中华“慈善一日捐”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华慈善总会，2005。
⑥ 史蒂芬·柯维：《理想社区》，见美国德鲁克基金会主编：《未来的社区》，第4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⑦ 《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第197—19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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