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稳健性研究的理论回顾与展望——基于契约观和信息观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契约论文,稳健论文,视角论文,理论论文,会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作为一项重要的会计惯例，会计稳健性自15世纪以来便持续地影响着会计实践（Bash,1997）。但是有关会计稳健性（accounting conservatism）的经验研究在20世纪末期才开始大量展开，国内在这一领域也逐渐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经验证据。Fan和Wong（2002）发现，东亚地区股权越集中的公司，会计信息的稳健性越差。Laya等（2005）发现，公司治理水平越高，会计也会越稳健。LaFond和Watts（2008）通过理论分析得出，会计稳健性可以降低管理者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孙铮等（2005）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1999－2002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债务比重高的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越稳健，在国家控股上市公司，债务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明显小于非国家控股上市公司的影响。王毅春、孙林岩（2006）、陈旭东和黄登仕（2007）的研究也表明，银行贷款比例的上升会提高会计信息的稳健性；比较而言，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稳健性程度较低。陈少华和王丽娜（2005）以及陈胜蓝和魏明海（2007）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会降低A股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稳健性。毛新述、戴德明（2008）从理论的视角认为稳健性原则的运用可以改善公司的盈余质量，并强化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然而，综观国内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验研究，理论研究少之又少。美国会计学会前会长Schipper就曾在2007年厦门大学举办的“第七届会计与财务问题国际研讨会——估值：前沿与挑战”上所做的题为《中国会计研究的未来方向》的主题报告中指出，中国目前的会计研究大多集中在经验方面，未来应提倡运用分析性模型来研究中国的会计问题。由于分析性理论研究不仅有助于评价现有经验文献在研究设计上的合理性及其所提供证据的可靠性，更有助于开创新的经验研究方向，并促成经验研究的体系化。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就有必要从理论研究的视角，对西方学者在这个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介绍和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
二、会计稳健性需求——基于契约观的解释
以利得和损失确认的不对称及时性（asymmetric timeliness）为特征，会计稳健性长期以来似乎成为一个难以解读的“会计悖论”：虽然会计稳健性导致会计收益对真实经济收益的系统性低估，然而大量经验证据表明会计稳健性却普遍而持久地影响着会计实践。为寻求会计理论逻辑的内在一致性，不少西方学者借由最新的经济学理论，包括从契约观（contracting perspective）的角度为会计稳健性的经济需求提供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假说。
（一）会计稳健性需求的契约效率假说
契约效率假说（contracting explanation）最初由Watts（2003）提出。他认为会计稳健性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使企业的各缔约主体受益：首先，限制经理的机会主义报告行为。会计信息长期以来构成企业各项契约签订乃至履行的基础，通过利得和损失确认的不对称及时性，向下的稳健性偏差（conservative bias）能够抵消经理在呈报那些有助于契约履行的会计信息时可能存在的向上的管理者偏差（managerial bias）。其次，限制经理的机会主义支付行为。通过低估企业的净资产和累计净收益，稳健性将有效地限制经理对其自身以及其他缔约主体（比如股东）的机会主义支付，从而提高了企业价值。在Watts（2003）看来，受益于会计稳健性的契约主要包括债务契约和薪酬契约。在债务契约中，稳健性可以降低企业向股东支付清算性股利以及拒绝具有正净现值（NPV）投资项目（即投资不足）的可能性，同时还可提高债务契约技术性违约的可能性。在薪酬契约中，稳健性可以抵消管理者通过高估公司净资产以及累计净收益从而获得更多机会主义支付的动机。
通过承认会计稳健性将导致信息无效率（information inefficiency），Guay & Verrecchia（2006）（以下简称GV）进一步发展了契约效率假说。借助一个单期间模型，GV（2006）分析了经理关于财务报告策略的均衡选择。根据可验证性程度（verifiability）的高低，他们假设经济收益由易验证的当前利润和难验证的预期利润组成，并进一步将预期利润分为难验证的损失以及难验证的利得。在假定经理有动机高估真实的经济收益以抬高公司的股票价格的前提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经理将在权衡因公司价值提升而带来的个人利益与监管者针对机会主义报告行为所施加的个人成本的基础上选择均衡的报告策略。最终，经理向市场报告利润的会计模式将是稳健性的：难验证的预期损失将被及时地报告，而难验证的预期利得则不被报告。因此，GV（2006）认为，在企业各特定缔约主体（尤其是股东和债权人）对难验证利得和难验证损失这两类信息存在着不对称需求的条件下，虽然会计稳健性将导致盈余—报酬关系异常从而损害信息效率，但却能提高契约效率，并且，只有在契约效率改善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信息无效率所导致成本的条件下，会计稳健性才可能持续存在。
通过正式化会计稳健性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Chen,Hemmer & Zhang（2007）（以下简称CHZ）研究了为会计准则所决定的可观察的稳健性偏差在弱化盈余管理所引起的不可观察的机会主义偏差中的作用，从而为会计稳健性的契约效率假说做出进一步的贡献。CHZ（2007）假设会计报告同时发挥定价功能（valuation role）和受托责任解除功能（stewardship role）。定价功能使公司现任所有者有动机开展向上的盈余管理以推高公司的股价，不过，公司潜在的投资者能够理性地预期到这一动机，并及时地反映在公司股票的定价中。由于公司现任所有者无法值得信赖地向潜在投资者承诺不进行盈余管理，从而被潜在投资者的理性预期所套牢，以至于现任所有者不得不实施向上的盈余管理以抵消潜在投资者的理性预期，最终导致低效率盈余管理均衡的产生。在市场有效的前提下，机会主义偏差虽然不影响会计报告的定价功能，但却损害会计报告的受托责任解除功能，导致现任所有者与经理之间低效率的风险分担，最终降低现任所有者与经理之间的契约效率。他们的理论分析表明，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稳健的会计准则将有助于弱化经理的盈余管理动机，从而降低盈余管理的均衡水平：首先，由于在稳健会计准则下观察到一个较低的会计盈余水平通常并不意味着较低的真实经济收益，这将降低盈余管理给现任所有者带来的好处；其次，会计稳健性提高了现任所有者激励职业经理的边际成本，从而进一步弱化他们的盈余管理动机。
虽然都属于会计稳健性需求的契约效率假说，但Watts（2003）、GV（2006）和CHZ（2007）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理论观点上，Watts（2003）认为契约效率的改善来源于会计稳健性对经理机会主义报告行为的限制以及稳健性偏差对管理者偏差的事后抵消，CHZ（2007）的分析则表明契约效率的改善来源于会计稳健性对公司内部人盈余管理动机的事前弱化所导致的会计报告偏差均衡水平的降低。在理论前提上，CHZ（2007）根据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会计稳健性不会损害信息效率，因为市场能够看透“会计伎俩”，GV（2006）的分析则以会计稳健性将导致信息无效率为前提，认为会计稳健性是信息效率和契约效率之间权衡的产物。
（二）会计稳健性需求的管理控制假说
LaFond & Watts（2008）（以下简称LW）的理论分析显示，即使不存在以会计报告为基础的正式契约，会计稳健性也将因公司治理的需要而存在，从而提出了管理控制假说（management control explanation）。该假说将会计稳健性看作一个为弱化权益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避免企业价值下降的均衡反映。
除了正式的债务契约和薪酬契约，会计报告也可能透过其他方式对经理的福利产生影响，包括公司的股票价格、经理保持其职位的可能性以及非正式决定的经理薪酬（如在职消费）等。因此，产生于经理私有信息的代理成本不仅局限于正式的债务契约和薪酬契约，不对称损失函数还可能激励经理运用私有信息通过高估财务绩效以推高股票价格，从而通过非契约的方式将财富由股东转移给他自己。LW（2008）认为，作为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会计稳健性通过限制经理操纵会计报告的动机和能力，以及提供一个允许其他信息渠道得以活跃的信息环境，从而降低经理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来自信息不对称的净福利损失（deadweight losses），最终提高企业价值。会计稳健性将通过以下两个机制来降低内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第一，稳健性会计能够为处于信息弱势的投资者更好地提供有关当前绩效的“硬性”（hard，即信息的可验证性较强）综合信息。利得确认的较高可验证性标准可以抵消经理高估不可验证利得的动机，损失确认的较低可验证性标准可以传递经理所不愿意提供的信息；第二，“硬性”的会计信息可以对与公司当前及未来绩效相关的“软性”（soft，即信息的可验证性较差）信息来源起到约束和检视作用（Lambert,1996; Ball,2001; Watts,2006），从而成为评价各项相互竞争的、多元的软性信息来源可靠性的基准。
（三）会计稳健性需求的代理假说
Kwon,Newman & Suh（2001）（以下简称KNS）运用标准的委托代理理论正式地分析了会计稳健性的经济需求，从而提出了代理假说（agency explanation）。契约限制（contracting constraint）是代理假说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指委托人通过契约机制解决代理问题存在有限性。契约限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缔结契约只能依据会计报告这样一个退化的讯息空间（a reduced message space），其二是代理人契约责任具有有限性。KNS（2001）认为契约限制将促使委托人寻求会计稳健性来解决代理问题。在他们的模型中，会计系统被定义为一个将关于企业无偏的基础信息空间（underlying information space）映射到一个退化的讯息空间的过程，映射过程的参数为委托人所控制。为了进一步定义会计稳健性，他们将由代理人的努力和随机的自然状态共同决定的企业“产出”（outcome）分为有利状态H和不利状态L两种情形，并将H和L的简单算术平均数定义为一个特定的阈值w[,0]。当委托人为报告企业“产出”而选择的会计系统的临界报告水平大于阈值w[,0]，为稳健的会计系统；若小于阈值w[,0]，为自由的会计系统；若等于阈值w[,0]，则为中立的会计系统。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在契约限制的条件下，通过采用稳健性的会计规则，委托人能降低向代理人支付高工资但却无法实施有效激励的可能性。因此，当委托人通过契约机制向代理人施加的惩罚相对有限时，为了对代理人实施最优的激励和奖酬，会计系统将是稳健性的。不过，在一个无限责任的背景下，模型显示会计系统的任何偏差将产生于环境的随机性，会计系统类型的选择将取决于代理人的行动能够产生委托人所想要结果的可能性。此时，委托人将没有动机选择一个有偏的（即稳健的或自由的）会计系统，而可能在考虑到财务报告信息功能的基础上严格地偏好于一个无偏的（即中立的）会计系统。
（四）会计稳健性需求的信号假说
Lin（2006）运用机制设计理论解释稳健性会计方法的选择如何成为一种最优的激励机制，从而提出了会计稳健性需求的信号假说（singling explanation）。他对模型的背景做如下设定：委托人雇佣代理人实施一个两期间的投资项目，在契约签订之后，代理人拥有投资项目前景好坏的私人信息，他的努力程度不可观察，同时，他拥有关于折旧方法选择的会计酌处权（accounting discretion），可能选择激进的折旧方法以高估当期净资产和净收益，也可能采用稳健的折旧方法以低估当前净资产和净收益。在上述背景下，能够私下观察到项目类型的代理人可能会产生与委托人进行交流的内在动机。不过，由于自我报告（self－report）通常被认为是不太值得信赖的（Ijiri,1967），因此，直接交流机制，也就是最优的直接显示机制（optimal direct revelation mechanism）是不可行的。此时，通过将折旧方法的选择与项目类型联系起来，会计机制能够替代直接机制而成为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交流媒介。拥有“好项目”的代理人将选择一个稳健的折旧方法以牺牲第一个期间的薪酬而“赌取”（bet）第二个期间更高的薪酬，从而证明项目未来的前景确实是好的。然而这一选择对于拥有“坏项目”的代理人却不是最优的，因为“坏项目”代理人第二个期间的期望薪酬不太可能完全补偿第一个期间的薪酬损失。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稳健折旧方法的采用成为代理人的一个可靠的承诺机制，从而以值得信赖的方式向委托人释放“项目未来前景是好的”的信号。
同样采用机制设计理论，通过关注会计稳健性在信息不对称的债务市场上的信号功能，Wang，
gartaigh & Zijl（2009）（以下简称WOZ）提出了另一个有关稳健性需求的信号假说。他们的信号模型建立在Stiglitz和Weiss（1981）开创的分析债务市场的逆向选择和信号问题的经济学文献的基础上。Stiglitz和Weiss（1981）发现，在债务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以至于银行无法区分高风险和低风险公司的情况下，银行将实施信贷供应的配给制（credit rationing），这将导致贷款的需求与供应无法在均衡状态下出清。其后，大量的经济学文献开始研究债务市场的逆向选择和信号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方案试图解决信贷供应的配给制问题。WOZ（2009）关于稳健性的信号假说便是这一系列文献的延续。他们的债务市场信号模型存在一个占优的分离均衡，在该均衡下，低风险企业选择高水平的稳健性，而高风险企业选择低水平甚至零水平的稳健性。作为一个信号机制，会计稳健性能够在签订债务契约之前将关于公司营运风险的私有信息传递给借款人，通过降低债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而使借贷双方受益。由于债权人能够通过观察企业的稳健性水平来了解贷款企业的风险水平，因此信贷配给制可能是不必要的，信贷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在均衡的状态下可以实现出清。比较Lin（2006）和WOZ（2009）的研究，我们发现，Lin（2006）关注的是稳健性在降低事后信息不对称过程中的信号作用，WOZ（2009）研究的则是稳健性在解决事前信息不对称过程中的信号作用。因此，前者属于道德风险模型，后者属于逆向选择模型。
三、会计稳健性对权益估价以及市场效率的影响——基于信息观的解析
会计稳健性在实践中普遍而持久存在的经验事实同时还促使众多学者从信息观（information perspective）的角度来预测稳健性偏差对权益估价以及市场效率的潜在影响。
（一）会计基础估价模型的稳健性修正
自Ohlson（1995）以来，会计基础的权益估价模型（accounting－based valuation model）构成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研究的基石。然而，早期的估价模型均假定会计系统是无偏的。因此，如何将有偏的会计稳健性内生到会计基础估价模型中，从而实现估价模型的稳健性修正（conservatism correction），便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1.Ohlson（1995）模型的稳健性修正
Ohlson（1995）在线性信息模型（linear information model）的基础上提出了权益价值的线性估价模型（linear valuation model）。然而，后来大量经验证据表明，与市场价值相比，Ohlson（1995）模型的估计价值存在较大的负向偏差。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支持Ohlson（1995）模型的无偏会计假设在现实中的背离导致了上述偏差的出现。通过区分公司的营运性活动和金融性活动，并且假定金融性活动所产生的NPV为0，Feltham & Ohlson（1995）（以下简称FO）放松了Ohlson（1995）模型关于无偏会计的假设，从而得到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线性信息模型：
除了剩余收益估价模型，Ohlson（1995）线性估价模型另一种形式是加权平均估价模型（weighted－average valuation model）。该模型将权益价值表示为净资产账面价值和会计盈余资本化的加权平均数。然而，大量经验研究发现该模型中净资产账面价值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为了解释这一异常的经验现象，不少学者尝试对Ohlson（1995）的加权平均估价模型实施稳健性修正。Zhang（2000）较早地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在分析会计稳健性对会计数据与企业价值之间渐进关系（asymptotic relations）影响的基础上，Zhang（2000）正式确立了稳健性会计条件下资本化会计盈余的估价权重与公司成长之间的数量关系：
w＝（R－1）（1＋g）/［R－（1＋g）］ （8）
上式中，R≡1＋i，其中，i表示权益资本成本（下同）。式（8）意味着，在稳健性会计的条件下，资本化会计盈余的估价权重（w）是公司成长速度（g）的递增凸函数。并且，当公司成长速度为正时，资本化会计盈余的权重将大于1，而账面价值的权重（1－w）将小于零；当公司成长速度为零时，资本化会计盈余的权重将等于1，此时，权益价值完全为会计盈余所决定。
试图对加权平均估价模型做出稳健性修正的还有Pope & Wang（2005）（以下简称PW）。他们对线性信息模型做如下设定：
上式中，x表示会计盈余（下同），λ为会计盈余的资本化因子（即估价乘数），w表示资本化会计盈余的估价权重，d表示现金股利（下同）。PW（2005）对加权平均估价模型的稳健性调整表现在估价权重以及会计盈余的资本因子上。由于更高质量（即更稳健）的盈余将吸引更高的估价乘数，因此，修正模型中的会计盈余资本化因子λ将与会计稳健性正相关。同时，为了补偿稳健性所导致的净资产账面价值的低估，账面价值的估价权重（1－w）与稳健性程度正相关。并且，仅当稳健性参数
＝0时，上述估价模型中的资本化因子与估价权重才与Ohlson（1995）模型完全相同。此时，PW（2005）模型便退化为Ohlson（1995）模型。
上述文献存在着一个共同特点，即都在线性框架内对Ohlson（1995）模型做出稳健性修正。然而，线性估价模型在实证应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验异象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权益价值与会计变量之间呈现出非线性关系。为此，Zhang（2000）借助期权理论将Ohlson（1995）的线性估价模型扩展为非线性估价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稳健性的估价效应。根据公司投资项目内涵报酬率的高低，Zhang（2000）概括出公司未来三种可能的投资决策：维持、扩大以及终止公司的营运。通过将公司未来营运活动的扩张及终止分别看作一项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他们将无偏会计条件下的权益价值表示为以下三部分之和：维持当前营运水平将带来的期望价值、看跌期权的期望价值，以及看涨期权的期望价值。
上式中，△u表示会计收益的稳健性偏差，u表示净资产账面价值的稳健性偏差。方程（12）从两个方面推广了现有的线性估价模型：其一，权益价值表现为账面价值和会计盈余的凸函数。不过，对于那些未来营运活动预期保持稳定状态的公司，权益价值将退化为会计盈余和账面价值的线性函数。因此，Ohlson（1995）模型可以看作Zhang（2000）模型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二，账面价值和会计盈余的稳健性偏差被内生到估价模型中，这些偏差与会计数据一起为权益价值的估计提供信息。
2.Easton & Harris（1991）报酬模型的稳健性修正
通过识别会计稳健性的两个基本来源，以Ohlson（1995）的价格模型为起点，Easton & Pae（2004）对Easton & Harris（1991）的报酬模型做出相应的稳健性修正。稳健性的第一个来源表现为会计处理使得正NPV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没有被包含在当前的资产负债表和收益表中，他们将因此被低估的经济收益称作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这一类型的稳健性意味着新增现金投资应该增加到价格模型中。稳健性的第二个来源表现为某些特定会计原则（如激进的折旧政策）的采用将导致净资产账面价值以及会计盈余的系统低估，他们将因此被低估的经济收益称作会计增加值（accounting value added），这一类型的稳健性意味着滞后一期的营运资产应增加到价格模型中。这样便得到一个扩展的价格模型：
（二）会计稳健性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
从信息观的角度看，稳健性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备受关注。但早期的研究大多仅表现为基于直觉的判断，缺乏应有的逻辑性。Dierker（2006）正式地模型化了会计稳健性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他的理论分析表明，与无偏的会计制度相比，稳健有偏的会计制度将导致一个更低的资产价格。这是因为当市场观察到稳健性会计制度所发出的一个特定信号时，有限理性的投资者不太确定会计稳健性对于该信号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其风险厌恶的态度自然导致预期资产价格的降低。因此，在一个完美、无摩擦的资本市场上，会计稳健性通过引入额外的不确定性，从而损害市场的定价效率。但是，当Dierker（2006）将卖空限制（short－sale constraint）作为市场摩擦的一种形式引入模型时，结论便发生改变。卖空限制将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使得悲观的交易者退出交易，资产价格的形成主要以乐观交易者的信念为基础，这将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由于坏消息的及时公布强制乐观交易者对其信念做出向下的重大调整，而好消息的逐步释放仅导致乐观交易者事后信念的边际递增。因此，在有摩擦的资本市场上，稳健有偏的会计制度能够抵消资产价格的泡沫，从而提高市场定价的效率。Dierker（2006）认为，稳健的会计制度之所以能够提高市场定价效率，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市场在处理坏消息和好消息的速度上可能存在系统的偏差，即坏消息处理的速度更慢（bad news travel slowly）。① 在资本市场处理好消息和坏消息的速度存在差异的情况下，稳健性偏差的存在刚好可以抵消预期的市场偏差，从而提高市场的定价效率。Dierker（2006）关于稳健性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之间关系的分析为美国SEC长期以来倾向于实施稳健性会计准则的动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四、简要述评与展望
综观上述西方学者在会计稳健性理论研究文献上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从非正式的理论分析到正式的理论分析、从对称信息到不对称信息、从单期模型到多期模型的演变历程。模型的理论基础也从契约理论、代理理论发展到后期以信息经济学为基础的机制设计理论和信号理论，以及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同时，理论模型的建构背景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从早期抽象的契约背景到后期逐渐聚焦于特定的委托代理关系、债务市场以及权益市场，理论分析的前提变得更加清晰，推演的结论也更加具有可辩驳性。应该说，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对稳健性这一重要会计现象的存在提供了多维度的解释，而且使得权益估价模型更加符合现实的会计信息环境。
对于这个方面的未来研究，应该说，对现有理论的批评与拓展，不断地放松其研究假设将是其基本方向。比如，虽然契约效率假说不断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从而构成会计稳健性需求的主流解释，但该假说的逻辑前提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以债务契约为例，由于导致公司控制权过早或频繁地被转移给债权人，稳健性的存在虽然对债权人有利，但因控制权转移而导致的公司清算决策不一定是社会最优的。也就是说，现有债务契约“效率”概念仅考虑了债权人的需求，而没有考虑股东及其他契约主体的利益。可以预期，一旦引入“社会效率”（social efficiency）概念，既有的理论模型就可能需要被重构，支持契约效率假说的经验证据也将面临重新解释。此外，就中国的研究而言，特殊制度背景的考虑将是非常重要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相对有限，市场不一定能及时看透上市公司的“会计伎俩”。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如何将这一约束条件内生到模型的建构中，将是我国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此外，相对于西方企业，债务融资在中国企业的资本结构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因此，债务契约需求的解释与检验应该构成未来中国会计稳健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同时，在理论模型方面，由于现有模型均建立在净剩余会计（clean surplus accounting）的基础之上，然而，现实中更多的是存在不洁剩余会计（dirty surplus accounting），比如，将资产重估增值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而不是作为当期盈余。因此，如何在会计基础估价模型中对不洁剩余会计予以考虑将是未来理论模型研究的一大挑战。另外，会计盈余的不同要素在现实中可能有着不同的估价效应，而稳健性会计原则更多地体现在非经常性盈余而不是核心盈余的确认中。因此，将会计盈余的具体构成引入到稳健性估价效应的理论分析中将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三，稳健性包括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健性，然而，现有的某些理论分析以条件稳健性为基础，而另一些理论分析则以无条件稳健性为基础。由于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健性之间往往是相互作用的，因此，如何提出一个整合的理论模型，以同时解释两种类型的会计稳健性将是一个重要课题。
总之，随着我国学者研究条件的愈发成熟，我们相信这方面的分析性研究也将越来越多。因为中国会计学界对于会计研究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利用独特的数据以提供独特的经验发现，更要体现在发展出适合中国特定制度背景的理论模型，以作为中国经验会计研究的基础，并用来解释中国会计实践中所存在的特殊的经验现象。
注释：
① Hong et al.（2000）的研究表明，当投资者卖空一家近期经历过低报酬率的公司股票时，动量交易策略（momentum strategies）便非常容易获利。这一证据为市场在处理好消息和坏消息的速度上存在系统性的偏差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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