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女性论文,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女性的文学创作历史悠久，然而在20世纪以前的漫长时期，妇女的文学活动本质上仅作为男性中心文学传统的附庸而存在，她们的创作被纳入正统文化圈内，成为一种增添别趣的点缀。与此密切相关，两千年间，除了极个别的女作家曾进入主持文坛的男性视野，受到这样那样的品评外，从根本上说，妇女文学从未被视为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在20世纪初叶西方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反封建斗争的直接推动下，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以其为关注对象的文学研究亦随之萌发。然而，大半个世纪里，受特定的时代、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制约，无论女性创作还是女性文学的研究工作，其发展都是曲折而缓慢的，显然滞后于其它一些文学研究领域，以致迟迟未能建立起成熟而独立的学科门类。这种状况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改观。近十余年来，大陆女性文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虽然就学科建设来说，至今仍处于初级阶段，但毕竟已开始发生质的飞跃，并取得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而今，在面临新的世纪之交之时，回顾和反思近百年女性文学研究所走过的历程，对加深有关女性文学研究规律性的认识，更好地推动这一领域未来的研究工作，是必要而有益的。
一
“五四”时期至20年代，是女性文学研究的萌发阶段，此时女性文学批评的发生与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实践紧密相连。“五四”时期，中国女作家首次以觉醒的“人”的意识登上文坛，创作造成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她们的创作成就是在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在进步思想界倡行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的时代气氛中发生的，其所表现的“人”的自觉及其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所传达的社会情绪、时代精神，很自然地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作者的女性身份、作品的自叙传色彩也格外引人注目。对“五四”女作家创作的评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最初的批评实践的一部分，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开始出现的。
当时见于报刊的有关女性创作的评论文字，所关注的主要是若干在“五四”文坛上有影响的女作家，如冰心、庐隐、凌叔华、丁玲和谢冰莹等，其中，最早引起论者注意的是冰心的“问题小说”。1919年10月7日至11日的《晨报》副刊发表冰心小说《斯人独憔悴》后仅一星期，《国民公报》的“寸铁”栏中便刊出了署名“晚霞”的短评，指出该作揭示了“旧家庭的坏处”。一个多月后，冰心的另一篇问题小说《去国》同样很快引起反响。12月4 日该报发表的鹃魂《读冰心女士的〈去国〉的感言》，或可说是中国现代第一篇由女性创作引发的较长篇幅的评论文字。此文结合当时一些满怀理想的留学生归国后在冷酷现实面前的失望和沉沦发出感慨，言称“对于这篇《去国》，我决不敢当它是一篇小说，我以为它简直是研究人材问题的一个引子”；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具有醒世的苦心”。当时，关于文艺作品的评论尚十分少见，而冰心创作之初便受到人们瞩目，虽与“女作家”身份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所包含的社会内容，所提出的社会问题，激起了同时代一部分有着忧国忧民情怀的读者的强烈共鸣。这种从反映社会现实的角度探求文学作品得失的阅读思维方式，也正是现代文学批评发展早期，在“为人生”的文学观指导下的文学批评的一个带普遍性的特点。
不过，对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活动从萌发之日起即已呈现出偏重于社会学分析和偏重于艺术审美的评说的不同趋向。以冰心早期小说代表作《超人》发表后的反应为例，它一方面是冰心参加文学研究会以后，抱着积极的“为人生”的态度写作的产物，是问题小说创作的延伸；另一方面，又是冰心以“爱的哲学”为核心的人生观初步形成的标志。对此，当时即引起人们重视，有多篇文章涉及对其思想和艺术的评论，如佩蘅《评冰心女士的〈超人〉》、潘垂训《对于〈超人〉〈命命鸟〉〈低能儿〉的批评》、剑三（王统照）《评冰心的〈超人〉与〈疯人笔记〉》、成仿吾《评冰心女士的〈超人〉》、枝荣《批评〈超人〉》等。这些评论有的着眼于作品的思想内容，有的较注意创作者的文学素养和作品的艺术特点，有的评论则注重阅读感受和印象的传达。整个20年代，报刊上有关女性创作的评论文章不过数十篇，相当一部分为作品读后感。此外，有的女作家所出版的作品集中，收入了含有评介性内容的序文，例如1928年4月， 新月书店出版了现代文学第一位女作家陈衡哲的作品集《小雨点》，其中胡适和任叔永写的序，对陈衡哲的生活和创作进行了生动的叙评。
尽管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有关女性创作的评论比较稚嫩、粗浅，即兴感言的色彩较重，理论内涵欠缺，但其重要意义在于，现代文学批评在建设初期，已将女性创作作为“人”的文学的一部分纳入了批评的视野，评论者大都是在肯定妇女“人”的存在、承认女性创作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的着眼点上对她们的作品加以讨论的。这无疑是时代新潮使然，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女性的创作进入“主流”文学批评提供了历史契机。这一时期的批评实践开启了20世纪女性文学批评的先声。
二
30年代到40年代，女性文学研究处于初建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坛，笼罩在浓重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气氛之下。以反对封建压迫、要求人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启蒙主义的“五四”新文学，其主潮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发展为以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为旗帜的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社会的急剧变化，促使文以载道的传统进一步发扬，作家大都难以保持静观的审美心态，而怀着沸腾的情感、深切的忧患，关注、参与着阶级搏杀和救亡图存的斗争。文学格局由“五四”时期的开放态势趋于比较单一，政治意识大量输入文学本体，反映革命生活、阶级斗争、民族抗战的文学创作迅速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妇女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逐渐增多和知识女性社会参与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涉足文坛的女性较前一时期有了一定数量的增长。据初步统计，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经常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作品的女性已达百余人。不同版本的女作家小说选、散文选、随笔选、小品选等，程度不同地受到读者注意。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和文学背景下，女性文学研究得以真正开始作为受到批评家关注的一个门类，在文学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在前一时期女性创作批评初步实践的基础上，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有关女性文学创作的研究专著相继问世，如黄英《中国现代女作家》、草野《中国现代女作家》、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贺玉波《现代中国女作家》等。一些报刊杂志刊登了多篇以女性作家创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门性论文，如张若谷《中国现代的女作家》、方英《丁玲论》、未明（茅盾）《庐隐论》、茅盾《冰心论》等。这里主要考察几位对当时和以后的女性文学创作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批评家的有关评论。
黄英（钱谦吾）《中国现代女作家》是出版较早、评论范围较广的女性创作研究著作。该书分别评论了冰心、庐隐、陈衡哲、袁昌英、冯沅君、凌叔华、绿漪、白薇和丁玲等九位“五四”女作家。就研究对象的选择来看，是比较全面而富有代表性的：其中既有诗人、小说家，也有散文、戏剧作者；既有“五四”初期影响最大的女作家，也有“五四”落潮期走上文坛的后起之秀。就研究方法看，在以个体考察为主的同时，注意到对作家创作轨迹的动态把握，并贯穿了“五四”女作家创作的相互比较。比如，同是“问题小说”的作者，冰心与庐隐所分别具有的个性特征；同是学者型女作家，陈衡哲与袁昌英在文学表现上的异同等。其间艺术分析虽非论者着力点，但也时有较为中肯的点评。在具体评介中，主要采用由题材入手分析作品内涵，同时对作者的立场、思想进行评判的方法，从一特定角度，为十年间的女性创作状貌划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该书在对女作家的评论中也有明显的不足。论者身为当时“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之一，受左倾机械论文学思潮的影响，对文学阶级性的理解较为片面、狭隘，部分论述中有以政治批评代替文学批评的倾向。
鲁迅不同于黄英及其他一些论者，他从未专门探讨过女性创作，然而，作为新文学阵营的代表人物，对伴随“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中“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而出现的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具体的指导。30年代前期，他曾先后以不同形式就一些女作家的创作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些言论主要见于《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及两部女作家作品的序言中，所论及的女作家有冯沅君、凌叔华、萧红和葛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评论了冯沅君的短篇小说《旅行》，指出它真实表现了“五四”运动后部分青年“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精神状态的社会价值，同时评价了其艺术上“虽嫌过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的特点。同一篇文章中，鲁迅对凌叔华小说亦有评语，既准确揭示了凌叔华创作的题材内容，又指出其风格特色，称赞它形象地写出“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的文学贡献。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和葛琴的《总退却》集的出版，均得到鲁迅的亲切关怀，他分别为之作序，对作品的时代意义给予了肯定，同时对作品的艺术特点也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总退却》集作为“时代的出产品”，“人物并非英雄，风光也不旖旎，然而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但集子中的“写工厂，不及她的写农村”；评论《生死场》“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的评论是以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清醒的认识、深邃的思考以及自身文学创作实践的感受作根基的，是站在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的立场，以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战斗意识融入批评的，其评论很自然地带有社会批评的色彩，但他又未曾放弃对文学作品艺术审美特性的关注，因而对不同女作家创作特色的概括言简意赅，精当透彻而又富于形象性。特别是在对《生死场》的评论中，鲁迅在概括作品基本内容的同时，从女性作者观察生活和用墨运笔特点及其对小说艺术风格的影响的角度，揭示了这部作品的个性特征。
茅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本时期较之他人，对女性创作给予了更多的关注。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期，他在“五四”时期表现人生、指导人生为宗旨的批评观基础上，较多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滋养，在批评实践中形成了“作家论”批评文体，对社会—历史批评流派的形成发生了重要影响。茅盾的此类评论中，关于女作家的有两篇，即《庐隐论》和《冰心论》， 分别载于《文学》第3卷第1期和第2期。此外，1933年丁玲被捕后，他又写有《女作家丁玲》，发表在当年7月《文艺月报》第2号。可以说，茅盾所选择的评论对象，是几位“五四”时代成名的最有影响的女作家。他自觉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判断作家写作立场、阶级属性以及作品的意识形态。一般而言，常是从分析作家生平材料入手，对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作家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政治态度或时代变革所引起的作家世界观的变化给予特别注意；在此前提下，考察作品思想倾向和社会价值，说明作家的立场如何制约作品倾向；最终又将作家创作所反映的趋向或问题提到社会现象的高度去分析，判定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可能起到的社会作用。例如《庐隐论》开篇即着重指出这位女作家与“五四”运动的“血统”关系：“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是“五四”的产儿。继之在考察庐隐创作的基本特征时，着重分析了她小说中人物的时代性和作者的“停滞”所带来的小说创作的“停滞”。茅盾认为，庐隐的小说人物，大多是一些怀着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却又苦闷徘徊，叫着“自我发展”却又动辄顾忌的青年。这些青年也正是“五四”时期的“时代儿”。庐隐带着她们从《海滨故人》走到《女人的心》，首尾有十三四年之久，时代向前发展了，而她的小说人物却没有与之俱进，这就是所谓“庐隐的停滞”。《冰心论》探讨了冰心创作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认为“五四”热蓬蓬的社会运动激发了冰心第一次的创作活动，她唱的“第一部曲”是“问题小说”。那时的人生观问题、民族思想、反封建运动，使冰心同“五四”时期所有的作家一样“从现实出发”。她注视现实，提出问题，并且试图给予解答，然而由她的生活所产生的不偏不激的中庸思想，使她的解答等于不解答。于是，她只好从“问题”面前逃走了，躲到“母亲的怀里”了。这一发展过程，正是“五四”时期许多具有正义感然而孱弱的好人的共同经历，而冰心是其中典型的一个。冰心唱的“第二部曲”是她的“爱的哲学”或者说“神秘主义的爱的哲学”。这种“爱的哲学”虽然受到基督教教义和泰戈尔哲学的影响，却离不开冰心个人的家庭生活环境。她从自己小我的和谐生活与爱的经验出发，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宇宙观人生观，以至“唯心”到处处以“自我”为起点去解释社会人生。因此，在所有“五四”作家中，只有冰心“最最属于她自己”。她的作品不反映社会，却反映了她自己。在这一点上，她的散文的价值比小说高，长些的诗篇比《繁星》、《春水》高。到了小说《分》和《冬儿姑娘》，冰心要唱的“第三部曲”透露了一些消息。这位富有强烈正义感的作家已经知道，贵与贱这两者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永远分开了”。这种严肃的人生观察说明，她的“第三部曲”可以唱了。在评述丁玲创作时，茅盾首先简介了丁玲作为一个“叛逆的青年女性”，如何“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走上文坛，奉献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而其笔下的人物莎菲，又正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但时代要求“更深刻更有社会意义的创作”，丁玲不久写出“革命与恋爱”的题材的小说《韦护》， 显示了“思想前进的第一步”。 1931年她成为左冀阵营内战斗的一员，小说《水》的创作表明，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
可以看出，密切结合时代变迁，把握作家思想艺术的发展脉络，并从文坛整体格局中考察某一作家地位，是茅盾批评思维的突出特色。就其批评视角和批评尺度来说，并未因批评对象性别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其间的局限性在于，论者有时机械地强调题材对创作的决定性作用，以题材之社会性、时代性的强弱来判断作家思想先进或落后、创作的发展或停滞。例如，丁玲创作从20年代末表现“个人主义旧礼教的叛逆者”的精神苦闷起步，经历了“革命与恋爱”的题材的写作，30年代初转为写劳苦大众的斗争，由此被茅盾视为思想的“前进”和“表现才能的更进一步的开展”；而庐隐初期创作中，《海滨故人》等带自叙传性质的作品尽管不无时代意义，但因“题材的范围很仄狭”，所以，她更有价值的是那些“注目在社会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小说，而“五四”落潮后庐隐围绕“感情与理智冲突下的悲观苦闷”的一系列创作，则被称作“停滞”。其实，一个作家的艺术视景不可能不在受制于时代社会生活的同时，受制于个人生活体验，对那一时代的女作家来说更是如此，而当时最具普遍形态的女性生活无疑是“狭仄”的，但艺术创作的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题材是否重大，是否更切近时代中心。况且无论庐隐还是丁玲，早期创作中成就较高的作品在较多地融入了个人生活、女性体验的同时，从中无疑还是折射出了时代的面影的；而那些社会题材的作品则往往因理念的过多渗入而显得比较粗糙，缺乏创作风格的代表性。由于茅盾的评论更多的是把作家作品当作特定的社会现象来进行研究的，着眼点在辨明作家作品与时代社会的适应程度，所以，对女作家创作的艺术特点、审美特征较少论及。
在左冀文艺批评家中，冯雪峰30年代对丁玲的《水》和葛琴的《总退却》发表过评论文章，其中《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是他将左联时期从苏联传入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付诸批评实践的著名论作，曾产生较大影响。他从题材的现实性、重要性，小说所反映的作者对阶级斗争的正确而坚定的理解，以及所采用的新的描写方法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水》的意义，称它是“新小说的一点萌芽”，是“从浪漫谛克走到现实主义，从旧的写实主义走到新的写实主义的一个路标”。论者联系丁玲创作道路指出，“丁玲所走过来的这条进步的路，就是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这一论断是符合丁玲的创作实际的，同时概括了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日益尖锐时期，许多追求光明的女作家在文学上的共同价值取向。文中也明确指出了《水》在艺术表现方面的缺点。在《关于〈总退却〉和〈豆腐阿姐〉》中，冯雪峰也是从作品表现群众生活和斗争的热情这一角度来加以注意的，显示出他立足于正确和本质地反映工农大众生活，自觉地将引导创作与阅读作为批评的目标，执著于政治功利的批评特点。
40年代女性创作受时代影响，大都性别意识淡薄，评论者亦多从反映社会生活的角度加以论析，较重要者有解放区围绕丁玲创作的评论和沦陷区关于张爱玲小说的评论。
丁玲是解放区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女作家，她奔赴延安后，写出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其中小说《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杂文《三八节有感》尤为引人注目。对于她解放区时期的创作，人们当时就给予了比较充分的关注。其中有批评之声，亦不乏赞扬之语。冯雪峰《从〈梦珂〉到〈夜〉》对丁玲20年代末至40年代创作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概括，对《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七篇小说进行了具体分析。此时，他已改变了左翼运动时期受苏联“拉普”影响，在文学批评上机械论的观点，扭转了侧重于历史批评而忽略美学批评的倾向，注重了作品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然而，在对丁玲作品的评论中，人们很少注意到她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流露出来的女性意识，忽略了从这一角度探讨她的创作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40年代在上海，张爱玲的创作一度成为文坛的热门话题。诸多议论声中，迅雨（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最有影响。文中高度评价张爱玲的才华和成就，对《金锁记》所创造的“富丽动人”的文体，所表现的作者在主题的发掘、人物的塑造、想象力的驰骋、心理描写的运用等方面的艺术素养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阐发。与此同时，对张爱玲除《金锁记》之外的其它小说程度不同地存在选材不严、开掘不深、主题不够鲜明、文风华而不实、有唯美主义倾向等毛病进行了批评，体现了批评者高度忠实于艺术，对艺术产品一丝不苟、力求完美的精神。同时，文章并非仅着眼于对张爱玲个人创作的评价，而是有意识地以张爱玲创作的优长之处作为参照系，严肃指出当时新文学创作中的某些通病。在文章前言中，他批评新文学作家缺乏独到深刻的人生见解，没有对生活的真实体验，又对技巧抱鄙夷态度，只是一味盲目追随先进的思想，“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可以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由于论者是一位在音乐、美术、文学诸方面皆造谐精深的翻译家、文艺理论家，其文章艺术视野开阔，古典美学尺度严格，又有着充沛的情感和飞扬的文采，显示了相当高的批评水准，成为当时注重审美批评的难得的范例。不过，迅雨所采用的仍是一般批评家所取的中性或男性立场，对作者的性别生活体验、女性意识在创作中的独特表现未能给予特别的注意。在这一点上，李建吾在印象式批评实践中对女作家林徽因的小说《九十九度中》的评论也有相近的贡献和局限。
总的来看，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批评，其主导方面突出了文学的工具论，批评内涵由注重启蒙主义的功利性渐向强调阶级斗争、民族抗战的功利性迁移。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处于初建期的女性文学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其一，紧密结合女性文学创作实际，对妇女生活背景及其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关系给予了一定的注意；其二，部分评论者能在肯定女性“人”的存在的着眼点上，关注女性生存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显示出一定程度上的女性本位观念；其三，一些评论家开始具备自觉的文体意识，并具体体现于女性创作的批评实践；其四，在批评形态上，多种探索共存，并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其不足之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女性文学与外部社会生活的关系给予充分重视的同时，忽视了对其内在构成的深入探讨，对女性创作主体观察世界、体验生活的特殊性及其在文学表现上的特点等缺乏研究；未能将女性创作视为一个有独特价值、自身特色的文学系统进行观照。二是在研究格局上，随感式批评所占比重较大，而富于学术底蕴的理论性探讨明显欠缺，整个研究仍处于较为浅显的层面。
三
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就其时间上的承接关系而言，似应与新中国建立后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具有最为直接的联系，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直线式，从实际情况看，此期研究的进行，恰是在打破建国后长期停滞局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建国后十七年，女性创作作为共和国乐章的一部分，发展平稳。由于女性意识淡薄，多数创作并未体现出鲜明的性别特征，在社会性时代性群体性的表现中很难辨别出女性的声音。此期对女性创作的评论也延续了注重社会生活内涵特别是政治倾向，注重作品的思想教育意义的批评尺度，评论家对女作家及其创作的评论同样缺乏性别意识和个性视角。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创作和评论即是典型的一例。这部作品，无论写作者还是评论者，都是从反映革命斗争历史，表现进步的知识青年在党的教育下锻炼成长的角度加以把握的。在解放后新起的女作家中，茹志鹃是十七年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一个。自1958年成名作《百合花》问世后的几年间，先后有二十多篇文章见诸报端，对其作品展开评说，作协上海分会还专门举行了一次茹志鹃作品讨论会，包括侯金镜、魏金枝、茅盾等名家在内的评论者，大都给予热情肯定和鼓励。茹志鹃创作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首先因为她的创作所具有的独特风格与当时文坛通行的艺术风范明显不同，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在感到耳目一新的同时也不无疑虑，于是在文学界引发了一场讨论。讨论实际上已不是仅仅局限于茹志鹃的创作本身，而是涉及到文学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如作家创作个性、审美趣味与艺术风格的关系，选取重大题材反映现实生活矛盾与描写一般题材以小见大，塑造英雄人物与写普通人，不同的风格与反映时代的关系等等。这一讨论在十七年文学发展中有积极意义，不过如同三四十年代的情况一样，无论作者本人还是评论者，基本上都是取中性立场的。即使在探讨作家艺术个性形成之因时，也极少从“女性创作”的角度思考问题。十年动乱时期，文坛遭到空前浩劫，根本谈不上女性文学及其研究。
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发生历史性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和女性文学创作勃兴的大背景下，女性文学研究开始成长为一门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一批文学研究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女性文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第一，关于女性文学发展的整体考察以及女性创作主体的研究。
鉴于女性创作长期以来在文学研究中没有独立地位，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者很自然地要从重新认识和挖掘女性创作传统入手，对女性的文学存在及其意义、价值做出新的评价，赋予其应有的文学史意味，其中包括对古代女作家创作的述介，而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重新审视和评说。在对20世纪女性文学所进行的梳理工作中，现代女作家及其创作的研究成绩最为显著。其中有的女作家在以往的文学史上虽被提及，但因囿于传统思维框架，研究未能充分展开，新时期以来有关方面的探讨大为深入，如对冰心、庐隐、丁玲、萧红等现代女性文学史上重要女作家及其创作的研究；更多的是一些曾取得一定成绩但以往由于种种原因未被文学史注意的作家，近年来得以进入研究视野，如陈衡哲、方令孺、林徽因、沉樱、罗洪、罗淑等，其中，张爱玲研究最为引人注目。
对现当代女性文学整体性研究的进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拘于对研究对象作孤立、 静止的研究， 而将其置于现代女性文学以及20世纪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进行多层面的综合性研究。一批女性文学研究专著及相关成果无不具有这一特征，较突出者如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五四”女作家群的论述，盛英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在填补现当代女性文学“史”的研究空白方面做出的可贵尝试等。与此同时，台湾、香港女性文学创作也开始纳入大陆女性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并已取得一些初步成果。二是改变过去那种在将个别女作家的创作纳入文学史的同时忽视丰富的女性创作现象的状况，从文学的实际出发，探讨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女性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所具有的共性特征，确立“女性文学”的研究角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女作家创作的艺术风貌和个性特征。这方面涌现出一批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如李子云、季红真关于中国女性文学基本倾向的论述，钱虹关于“五四”女性文学的研究，王绯关于新时期女作家涉性题材创作特点的女性分析，万莲子关于左联时期女性文学创作的研究，于青、游友基、任一鸣对女性文学审美特色的研究等等。
新时期研究者对作家主体性的内涵给予充分重视，自觉致力于细致深入地考察生活经历、文化背景等在女作家们创作中所产生的影响，从一个方面为加深对女性文学创作风貌的理解创造条件。80年代以来，一批介绍女作家生平创作的著作和女作家传记相继问世，如阎纯德主编《中国现代女作家》，萧凤的《萧红传》、《庐隐传》、《冰心传》。此外，丁玲、林徽因、石评梅等人的传记也有出版，张爱玲的传记更是多达数种。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著了《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评传》，较早对新时期文坛上涌现的一批年轻女作者投去关切的目光。
第二，热情关注新时期以来女性创作，并对其加以富于当代性和时代感的把握。
进入新时期以来，女性创作蔚为大观，文坛几代女作家携手并进，奉献出一大批为人瞩目的作品，在社会上影响空前。女性文学研究适应这一形势，出现了一批紧密追踪当下女作家创作实践的研究性著作和论文。一些出自女作家之手的作品引起讨论和争鸣，如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人到中年》、《人啊，人》、《北极光》、《在同一地平线上》、《方舟》、《小鲍庄》、《小城之恋》、《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等，以及一批“女性诗歌”、“女性散文”。新时期之初，讨论尚较多地关注于社会生活层面，社会学的、历史—审美的批评占主导地位，一些中年女评论家于此间显示了良好的批评素质和深厚的批评功力，她们所奉献的研究成果如《净化人的心灵》（李子云）、《中国新时期女作家论》（盛英）、《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世界》（吴宗蕙）等，显示了观察女性创作的敏锐目光和对同一性别作者的深刻理解，对研究的深入起到了切实的推动作用。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中渗入了更多的对男权文化的批判精神，对作品女性意识的开掘日趋自觉。研究思路的更新与拓展，研究方法的丰富与多元，成为此期女性文学研究的突出现象。一批更为年轻的研究者迅速成长，为女性文学研究事业的开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不少研究者在不忽视作品社会内涵的同时，注重考察其间所体现的女性人生经验、女性审美心理以及富于女性特色的艺术表达方式，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研究工作的当代性和时代感进一步增强。
第三，学科基础理论的探索。
在对女性文学传统、女性创作实践以及文学现象的研究基础上，一些研究者围绕女性文学进行了更深一步的理性思考。在此过程中，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意识由模糊到清晰，由不自觉到自觉，一些带理论性的问题被提出来并引起讨论，如关于女性文学的概念界定，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的联系与区别，女性文学的文化内涵、价值目标等。为了促进女性文学理论建设，一些学者（如朱虹、李小江、王逢振、王宁、康正果、张京媛等）在译介和引进西方女性文学理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女性的奥秘》、《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等的问世，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此同时，李小江《夏娃的探索》、《女性审美意识探微》，禹燕《女性人类学》等在女性文化的研究和理论建设方面做出了切实的努力。
在以上各层面的工作中，特别能够反映女性文学研究在深、广度上的进展的，是研究中突破了单一的社会政治学视角和中性（或男性）文化眼光，注入了女性本体意识，提供了文学研究的女性视点。这一变革不仅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而且具有认识论上的价值，对于开拓思维空间，实现文化观念的转变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重构的过程中亦有建设意义，女性文学研究也由此开辟出前所未有的新天地。在这之中，西方女权主义观念产生了极大影响，一些研究者尝试运用女权主义观点剖析文本中的两性对立，解构长期以来男权文化对妇女的奴役，揭露“天使”与“恶魔”的传统女性形象的虚假性和欺骗性，鼓励新时期女作家强化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体现了鲜明的女性立场和对压抑妇女的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新时期问世较早、影响较大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专著是孟悦、戴锦华所著《浮出历史地表》，近年出版的《娜拉言说》（刘思谦）、《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刘慧英）、《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林丹娅），以及《神话的窥破》（陈惠芬）等在这方面的研究又取得新的进展。
总的说来，20世纪的女性文学研究经过艰苦努力，在多方面取得了成绩。
首先，初步形成了比较开阔的研究视野和比较合理的研究格局。在以女性文学为对象的研究工作中，既有立足于世界女性文学发展潮流的宏观考察，也有紧密结合中国女性文学实际的具体分析；既有古代妇女文学传统的发现与整理，也有现当代女性创作风貌的探索与追寻；既有创作主体的研究、创作现象的分析，也有对社会文化、读者心理的剖示；既有女性创作群体特色的开掘，也有女作家个性特征的揭示；既有关于台湾、香港女性创作的地域性研究，也有大陆女性文学与之联系与区别的比较研究等等。
其次，积极而富于创造性地吸收当代各种批评流派的成果，初步实现了各种研究方法的多元并存，相互补充。研究者在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审美批评的同时，根据不同研究对象的实际，引进和尝试运用心理学、原型批评、传播学、符号学、叙事学、读者接受理论、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及解构主义理论等各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特别可贵的是，许多研究者在借鉴西方批评方法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没有陷于盲目摹仿、生吞活剥，而是注意立足于中国女性文学的实际，把握了研究工作的正确走向。
第三，营造了较为和谐宽松的研究氛围，形成女性文学研究者之间以及研究者与创作者之间相互交流共同切磋的良好风气。大家在肯定女性价值、倡导两性平等的共同前提下能够畅所欲言，就共同关心的理论和创作问题发表各种见解。多元的批评视角和宽容的批评态度，有助于学术问题的讨论正常、健康地进行，同行之间能够以平等友好的态度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和学理的辨析争鸣，这在当今文坛非学术性论争频发，批评空气不尽正常的情况下尤显可贵。
当然，女性文学研究在扎实、稳健的发展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理论建设薄弱的状况亟待有所改变，如何在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实际、借鉴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富于中国特色的女性文学理论体系，尚须付出极大努力；对女性文学现象的研究还有待拓展与深入，目前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复性研究较多，创造性研究较少的现象；研究队伍的基本素质仍须进一步提高，实践表明，研究者理论素养不深，批评功力不足，直接影响到学科建设及其在文坛上乃至社会上的地位；女性文学研究在确立自己的价值目标时，眼光应更为开阔，注意探讨女性文学与广大女性生存现实的关系，避免那种为研究而研究，或是在一个小圈子里孤芳自赏，满足于做精神贵族的倾向。
从以上初步总结中可以看到，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与社会历史所提供的人文环境紧密相关。如同女性文学的发展不可能脱离整个文学进程一样，女性文学研究的现代性演进也同整个文学研究领域思维的变革、视野的拓展、方法的更新、形态的多元同一步伐。展望未来，我们认为，女性文学研究本体意识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划地为牢、自我封闭，不意味着在关注女性写作的同时忽略更为广阔的文学天地。注意研究女性意识浓厚、取鲜明女性立场创作的作家作品，不等于可以漠视现实中仍广泛存在的不带有明显性别意识、女性色彩的女性创作现象。女性文学与时代的联系是整体的、多层次的，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所谓女性情感、女性生命体验等实际上都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生活而纯私人化地存在。女性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待于付出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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