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蒙代尔教授谈中国金融开放与政策导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贝尔奖论文,得主论文,导向论文,中国金融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融市场化与相关的问题
李量：在中国的改革方案中，金融市场化和金融体制改革被视为最滞后的。中央银行长期实施信贷额度（目前已基本取消），对贷款和储蓄利率进行管制，国有金融中介机构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对这一改革战略的安排，您有何看法？
蒙代尔：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金融系统改革却相对落后。在金融系统双轨运行的情况下，人民银行应该更关心一些宏观经济问题，即准备金控制、向非国有企业进行银行贷款。同时，应该形成调节利率的价格机制，以实现严格信用的均衡程度。
李量：我们曾经讨论过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过的投资推动的高速增长。很清楚，中国的金融系统面对来自受“软预算约束”、投资需求强烈的国有单位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财经纪律发挥着必要的作用。在坏帐对金融系统增加风险的同时，持续的国有单位之间的“三角债”也困扰着中国经济。地方政府一直通过所谓的预算外收入向其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融资，这对国有专业银行系统乃至中央银行直接或间接增加了风险压力。同时，外资金融机构正加入中国的金融竞争。在这样的局面下，经济主体中的“金融资源战”和“旁道金融市场”不断滋生，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无疑，中国需要尽快建立一个新的金融体系。中国应该怎样深化金融改革？从长期看，如何考虑金融竞争与监管的关系？对此，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蒙代尔：中国银行和产业的债务问题可能最终不得不采取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即对公司和国有银行实行真正的硬预算约束。为此，中国可以借鉴罗斯福的做法。1933年，罗斯福总统关闭了不少银行，只允许那些适宜进行下去的再开业。对于处理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银行，恐怕也得采取类似的办法。与此相应，必须采取相应措施解决国有企业在政治上敏感的退休金问题。
货币需求与货币政策
李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国货币供应增长率将近同期GDP 增长率的两倍。当然这种货币增长部分地反映了满足真实货币需求增长的要求。但是，政府也的确获益于发行货币的收入。您怎样评价这样的货币增长呢？
蒙代尔：从中央发行货币取得收入对中国来讲，有很大的潜力。这是因为中国有很高的现金比率及很高的货币占GDP比率。 对这种现象的解释部分是中国没有个人转移支付的支票系统，另一个解释是中国经济还处在货币化过程之中。但是，从基本的道理看，通过发行货币进行融资不应是投资的主要来源。
李量：罗伯特·卢卡斯对金融政策制定者们提出了一个“金融中性”的忠告。在中国，货币政策制定者如何遵循这一忠告原则呢？
蒙代尔：货币中性意味着，货币政策既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也不能阻碍经济增长。从最基本的层面讲，必须使货币供应的增长保持这样一个水平，即等于货币需求的非通货膨胀性的增长。
李量：在中国，银行技术有望大幅度提高，这主要表现在银行卡、信用卡及ATM等现代电子货币手段的发展。这对货币政策有哪些影响？ 中国应该如何引导金融深化？中国经济货币化的优化水平应是什么？
蒙代尔：非常简单，交易和转移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对货币需求的减少，因而减少了可供非通货膨胀性的中央银行融资的可用资源。
金融竞争与监管
李量：中国的金融改革从一开始就对金融竞争持慎重态度。最近几年，中国的金融市场部分地对非国有投资者开放，也对外国人开放。我想听听您的见解，中国可以向其他国家在金融市场化过程学习什么经验？
蒙代尔：中国追求金融市场化应该保持这样一种进度，即与保持经常帐户平衡相适应。应该抛弃那种引致大量经常帐户逆差的政策，因为经常帐户逆差最终引致国家步入危机。
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最大失误是积累大量的主权债务，从而引起大量主权破产和债务支付危机。当国外以较低价格向采掘工业购得较多股权的时候，一个国家应该引起警惕，我觉得中国在金融市场化方面采取审慎的做法是没有错误的。一些国家担心外国资本接管了国内的产业，对国外的产权也存疑虑。但大多数与中国相关的问题是，各国资本没有接管中国的现存产业，反而创造了新的产业。
李量：在金融市场化过程中金融监管是必要的。中国已颁布了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其他法规。中国应该建立怎样的金融监管框架，应该怎样考虑金融监管与储蓄保险方面的关系？
蒙代尔：中国的银行法是非常有用，下一步是要看中国如何解释和实施它。储蓄保险不是一个免费品。在美国，储蓄保险转移了大众监视的责任，这种责任被转嫁到政府身上。
经济发展与金融战略
李量：在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对西方金融市场上的过度投机、过度“金融泡沫”或金融资产过分游离于产业发展等现象持批评态度。为此，他们提出中国金融重组过程的“产业导向的金融战略”（IGF）。 这一战略的中心内容就是协调金融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促进金融资源更多地流向产业部门，防止金融资本的过度投机和游离于产业发展。请您就这种IGF战略发展谈谈看法。
蒙代尔：我对IGF战略所知甚少，不便于发表具体意见， 我只能从更宽泛角度谈谈我的想法。金融市场反映潜在的盈利机会，能够在这种盈利机会增加的时候吸收资本，并且促使投资者朝着盈利的方向增加投资。因此金融市场发展越广、越深，越能促进效率的提高。在我看来，中国市场经济已经积累到相当程度，应该朝着更市场化的方向走得更远一些。
李量：就我所知，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对发展资本市场采取谨慎态度。我想请教您，资本市场到底有哪些积极的功能？资本市场有没有消极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资本市场到底应发挥什么作用？我们是不是应该鼓励更多的直接投资而不是“股权和债权资产组合投资”？
蒙代尔：资本市场是沟通作为储蓄者的家庭和作为投资者的企业之间的桥梁。未消费的生产结余部分可以用于投资，这不产生通货膨胀。问题的关键在于能找到“可赚资产”（earning assets），这种资产为家庭所愿意购买和保持，而公司又能够发行。这样的资产可分为固定收入资产（债券）和股权资产。第一关键点在于，没有一个稳定的与债券联系的货币，债券市场就不可能发展。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债券市场。当债券市场被不稳定的通货所排除，发展中国家就不得不依靠股权融资。但是一个国家股权融资的发展只有在交割和结算方面的法制系统完善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如果一个国家缺乏金融稳定，缺乏一个可操作的法制系统，就不可能发展适合于其经济高度发展的资本市场。
李量：自从1993年以来，中国实施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的措施，这既是建立中国商业银行制度的改革步骤，也是与中国一贯主张的“产业政策”战略相适应。我想请您就“产业政策”和中国的“政策性融资”战略发表见解。
蒙代尔：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恰当功能是维持价格或者汇率的稳定，建立和实施合同法律体系，维护民事法律和秩序，提供防卫、教育、医院、公路、铁路和其他公共物品，并通过征税来为“公共物品”融资。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政府将国民储蓄的一部分用于政府自我意图的开支。在中国这是成本最大的一部分，因为中国经济最虚弱的部分就是公共经济部门。之所以说成本最大，就是因为公共经济部门从更需要融资的部门分流了大量资金，这样的部门包括从非常需要融资的“公共物品”活动到可由私人部门经营更好、更有效率的活动。只有盈利性的公司才能生存。中国的现实是，为了支撑众多不景气的国有企业浪费了大量的公共资源。
无论承认与否，每一个国家都有其产业政策，自由贸易政策也是一种产业政策。一项特定的经济政策是否有效，主要看其是否有助于帮助实现国家经济目标。
中央银行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李量：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着非常主动的作用。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政府促进的，通货膨胀也是政府引致的，社会投资是政府导向的。在这样的格局下，银行系统面对着由地方政府或政府相关活动的特殊“倒逼”压力，无疑这是一种不正常的联系。那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国民投资和金融市场中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中央银行如何保持其独立性。
蒙代尔：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部分是出口部门，这在相当程度上与外国资本流入相关。国内生产中，国有部门相对而言在经济增长中是较慢的，在过去20年GDP中，国有部门的成分由80%下降为40%左右。
中央银行在中国是不可能完全独立的，因为中国政府对汇率还要保持控制。但是中国的中央银行在为政府融资和支撑国有经济方面独立出来是绝对必要的。
李量：在宏观决策层次，中国存在三个宏观调控部门（即国家计划、财政和银行）之间的协调。对此，您有什么评价？
蒙代尔：无论是集权型，还是分散型的管理，其作用的结果取决于其工作的质量或其个体的公共努力的程度。最理想的结果是有一个单一的拥有统一的、正确指导思想的经济领导部门。当这样的部门不存在时，由各委员会分工负责是必要的。对此，各部门的领导能力和效率至关重要。
李量：中国的政府赤字及其融资方式正引人关注。这一问题涉及到中国的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的敏感关系。中国政府应当怎样外理发钞收入（seignorage revenue）及债务收入的关系？政府的业务支出可直接从中央银行融资，也可从国债市场融资，还可以举外债。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蒙代尔：发钞收入应当可作为政府融资的一个成分，但其运用应当受到严格的审查。
优化的汇率制度和政策目标
李量：我学过您的货币理论和国际金融领域的诸多经济模型。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对外开放，货币政策面临不可避免的外在冲击和挑战。中国如何考虑对各种外在冲击的反应？
蒙代尔：中国面对哪些可能的冲击呢？或许最危险的冲击是出口市场的冲击，因为出口对中国太重要了。很难设想一个战略来对付出口市场的突然冲击，这可能因世界性的大萧条，或因对中国商品进口国家的抵制，或因政治因素而引发的问题等。这些冲击是货币政策本身所难以对付的。
李量：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中央银行将汇率稳定作为一个基本的政策目标。就我所知，汇率稳定在中国有一系列的战略考虑，您如何评价中国的汇率稳定政策？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起初均衡汇率水平不断变动的增长型经济，什么是优化的汇率政策或汇率战略呢？
蒙代尔：中国的经济，从一些标准看很大，从另一些标准看较小。今天的中国经济开放度很高了，这意味着不能忽视汇率了。从另一角度看，固定汇率是一种很复杂的安排，它在将市场预期和货币政策统一的意义上很复杂。固定汇率从长期来看是可行的，只要市场能够将汇率调整到所承诺的水平，并且所承诺的汇率能够经受考验。
李量：纯粹的浮动汇率可能引致经济的波动，这种波动可能起因于资本市场。在您的修订的模型中，资本市场可以在瞬间反映来自通货膨胀、货币需求变化、外国通货膨胀、外国利率变动、外国对本国商品需求的变化等方面的冲击。并且，强烈的投机预期可能引起“过激反应”。这在金融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可能引起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这似乎意味起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这似乎意味着，纯粹的浮动汇率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更大。如果保持一定程度的汇率浮动并引入一定的政策自律，那么国内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协调就变得更加重要。我很希望听听您对此的见解。
蒙代尔：我认为对中国来讲，最佳的政策就是同时利用汇率和价格指标来反映经济政策。当人民币大幅度下降或者通货膨胀上升时采取从紧的政策，而当汇率贬值或价格下降时，则不轻易采取任何宏观政策，或者无为而治。
李量：中国一直采取一些资本控制和国内利率限制的措施，旨在调控资本内流及国内资源分配，减少国际“游资”的投机性冲击。就我所知，任何汇率和资本的控制在开放经济中都面对投机性冲击的风险。资产的不完全可替代性固然可以缓冲这样的风险，但代价是对国内资产要求较高的风险溢价损失。所有这些都是中国金融系统压力的源泉。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应取消资本和利率的控制？中国对此应采取什么过渡性的对策？
蒙代尔：您基本上讲完了。但是我要说，对外资进行导向得小于失。因为导向者不可能对市场的信息充分了解，对外国资本流向不可能有一致的认识。我也没有看到中国的人民币在经常帐户可自由兑换有什么障碍，这种经常帐户的可兑换还是与香港一体化的必要步骤。
汇率演化与经济增长
李量：关于汇率与经济增长的联系，我们需要考虑真实汇率。真实汇率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我想我们应看真实汇率变化对贸易和资本移动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恰当的真实汇率水平（不高估也不低估）对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有利的。相反，真实汇率的误置对经济害处甚大。因此汇率政策制定人应当考虑长期均衡汇率的演化，观察长期真实汇率的变动趋势。那么我们怎样来观察和确定长期均衡的真实汇率趋势呢？
蒙代尔：汇率政策必须与宏观经济政策变量一同考虑。研究中国长期均衡汇率是有益的，但是应该记住，要告诉何时的汇率处于均衡是很困难的。我想举个例子，在联系汇率下，香港的真实汇率自1983年联系汇率系统建立后就一直在升值。如果据真实汇率标准来判断，即通过对过去10年的汇率的研究结果来吵着要对港元实行贬值，这正好是错误的政策。
（据此，我们可以推演，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港元面临贬值的重大压力，如果放弃联系汇率，也将是错误的政策。编者）
外资流入战略
李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由于国内储蓄的有限，中国自1978年以来大量利用外资。但利用外资也有风险和成本。基于此，中国建立了利用外资的一系列战略，对外商直接投资采取优惠和鼓励政策，对外资进行控制并采取政府担保政策等。
经济持续增长增加了货币的需求，这对中国金融当局十分有利。由于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下的双顺差，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增加。这样的格局对于增强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外汇储备的增加也为中国货币当局运用好外汇资产提出了新课题。我想对此听听您的见解。
蒙代尔：如果认为外汇储备的增加不利于稳定政策的认识绝对是一种谬误。反过来讲，外汇储备占中国中央银行负债比例越大，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越强，当然外汇储备增加了基础货币，但1500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对中国来讲绝对不算多，日本的外汇储备也这么多。
巨额外汇储备的突出优势在于使一个国家保持经济的独立性。外汇储备应该在中国经济中得以更有效的运用。中国保持较高的外汇储备的重要性和及时性还表现在对人民币完全可兑换的必要支持。
李量：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在经常帐户盈余的同时保持资本的流入。并且流入的资本以长期资本为主，如从国际金融组织的长期债务资本及国际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您愿意就此发表您的看法吗？
蒙代尔：除了外汇储备变化，经常帐户赤字与资本流入相联系，经常帐户盈余与资本外流相联系。但是在中国，资本内流与经济帐户的基本平衡联系，资本内流相应地用于积累外汇储备。虽然我认为中国的外汇盈余会在将来下降，但是我不希望看到中国在引入外国资本的过程中积累过多的债务。
李量：外商直接投资正为全球所争夺。外商直接投资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同时也对国内的生产者和不协调的经济、社会管理系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益到底是什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贸易、汇率、贸易价格比率、国际收支及整个经济有什么影响呢？
蒙代尔：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现代化十分关键，主要在于它不仅带来资本，而且带来了技术和出口供应的潜力。为了使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加，中国应当使其商业法结构不断得以改进和保持现代化。外资企业的确对国内的厂商形成压力，但国内厂商应该视这种竞争为觉醒的信号，就像美国的汽车制造商视日本汽车竞争为摆脱其休眠状态的清醒剂一样。
李量：中国一直在推进汇率制度改革。自1993年，人民币有条件地在经常帐户可兑换，中国应当如何解除资本和贸易的控制？
蒙代尔：我没有看到中国的人民币在经常帐户完全可兑换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资本帐户下可兑换却有相当长的路程。
李量：尊敬的蒙代尔教授，作为您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非常感激给予我机会得以系统地与您讨论中国金融战略问题。我也要感谢您对中国的友好情谊。
蒙代尔：与您共同讨论我感觉非常好。您提供了一系列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使我不得不认真对待。它们非常实际而有趣。我对中国经济致以最好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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