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臻于成熟的特定历史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成熟论文,环境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探讨一种思想的成熟，不仅要研究这一思想的内容和体系，还必须注意孕育这一思想成熟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为什么毛泽东思想能够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①？本文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斗争实践所造成的特定历史环境给它提供了特殊的历史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得以从理论的高度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由此构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
一、斗争环境复杂：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犬牙交错，中国共产党面临一系列理论课题
毛泽东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②1937年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进行的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它展示了丰富的斗争内容和广阔的革命实践。革命实践是革命理论的源泉，抗日战争的复杂斗争环境，是促进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重要条件。
一方面，日本的全面侵华使中国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在国内，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面对整个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无产阶级始终依靠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决不当亡国奴，这部分人是抗日的主要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绅士亦转变了政治态度，成为抗日的同盟军；连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秉承其主子的旨意，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明争或暗斗，被迫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阶级矛盾依然存在，蒋介石国民党并未因参加抗日而放弃反共立场，他们既存在着抗日的动摇性，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还有着原则上的分歧。因此，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时地交织在一起。此外，在新的斗争形势下，中共党内却产生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他在斗争问题上只见民族斗争，忽视阶级斗争；在国共关系上只求统一，不讲独立，在当时造在了很大混乱。在国际上，欧洲的德国、意大利和亚洲的日本同是战争策源国，毫无疑义地结成法西斯同盟。苏联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战，但大都是直接援助国民党。帝国主义阵营中的英、美等国，对中国的抗战则采取阴险狡猾的两面政策。鉴于这复杂的形势，作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摆在面前的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就是要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环境，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另一方面，全民族的抗日斗争实践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诸多急待解决的理论问题。这场中华全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革命战争，是在各个方面大规模展开的。在内容上，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有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的阶级斗争，有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党内斗争；在战线上，包括军事、政治、思想、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斗争；在区域上，包括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占领的沦陷区；在形式上，有城乡工作，有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面临着如此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国共产党必然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而且必须进一步予以加深认识和妥善解决。诸如，怎样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指导抗日战争的进程，怎样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如何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武装斗争道路究竟应当怎么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斗争时要怎样加强自身建设，应如何批判伪“三民主义”而科学地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等等。每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都是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也不例外。上列历史课题推动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抗日战争的革命实践中，进行艰巨的理论探索，力求准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使自己胜任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重任。于是乎，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任弼时、陈云、董必武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撰写大量科学论著，全党在此期间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仅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有77篇，收入《刘少奇选集》的有23篇，收入《周恩来选集》和《朱德选集》的各有17篇，其中包含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三篇重要文章——《〈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这样，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抗日民族统一线的理论和策略，关于军事战略策略的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关于白区工作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理论等一系列中国革命的理论，便在抗日战争的复杂环境中更加丰富和完善。
二、领导群体稳定：中共中央卓越领导人汇聚延安，集体智慧充分发挥和集中
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需要造就出自己的领袖集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汇集了一大批卓越领导人，并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稳定的领导集体，因此能够对历史上经过的两次伟大转折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系统的、科学的总结，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抗日战争所提出的新问题作出正确回答，从而推动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了成熟阶段。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之前的历史时期，其各项活动均受到极端困难的条件所限制，因而难以对全党的实践经验进行交流总结及把革命理论进一步升华。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环境就截然不同了。由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团结御侮，更由于中国共产党已拥有自己的政权和军队，而党中央机关所在地延安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斗争的总基地，因此，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经常汇聚到延安，而且自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来，领导核心更加稳定。他们不时在这里召开中央会议，一块分析中国革命的形势，研讨抗日战争中出现的问题，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期间较为重要的会议有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讨论了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制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行动方针，并正确地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1938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批判了统一战线中的右倾偏向，强调必须坚持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1994年5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了党的历史上、主要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政治路线问题，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党的七大，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奠定了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其中，六届六中全会“是六大以来人数到得最多的一次”会议，③六届七中全会是中共有史以来时间开得最长的中央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党中央领导人所作的报告和集体通过的文件充分表明：第一，他们具备了独立地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在斗争中善于掌握时机，成功地“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④，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即中共一批杰出的领袖在共同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从事理论创作的活跃阶段，在延安共写下92篇光辉著作，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和哲学诸方面；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刘少奇等则分别在指挥军事战争、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以及从事白区工作的实践中，以各自的卓著努力，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思想。第二，他们能够集中党和群众的智慧和斗争实践的经验，实行革命家的集体领导，通过每次重大会议的群策群力，对毛泽东思想发展到成熟作出了重要贡献。以毛泽东在各次会议上的报告或为会议起草的决议为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都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由许多同志共同起草，而由毛泽东修改和定稿的；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是经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在中央会议上反复讨论研究，最后由毛泽东亲自写成定稿的。
三、理论水平提高：马列著作大量出版，党员干部具备相当程度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曾经提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在中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先要高度重视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而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总结在中国实际斗争中所形成的经验。因此，毛泽东思想的成熟离不开全党的理论水平。抗日战争时期，乃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时期，党中央关于提高全党马列主义水平的号召及其采取的有力措施，使全党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理论基础。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研究状况，自党成立至遵义会议召开之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上准备不足的缺陷。尤其在国民革命时期，党一成立就投入空前艰巨的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加上那时传到中国来的马列著作极少，没来得及也不可能对马列主义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即便毛泽东、邓中夏等党内为数不多的同志在作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撰文对中国革命提出一些颇有价值的见解，但对于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也是肤浅的。
历史长河伸展到抗日战争时期，一是逐渐发展和巩固起来的陕北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深入、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以及党内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也亟需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加以认识和总结；三是王明“左”倾分子生搬外国经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深刻教训，特别引起了全党对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视。这种状况极有利于全党对马列著作的学习及对理论水平的提高。为此，党中央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并与此相适应，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两项至关重要的工作：第一项，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⑥，“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⑦。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作的主题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解决一个态度问题，即：不应当把马列主义理论当作教条，而应当把它看作行动的指南，而且应当从中学习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方法。这里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⑧于是，一个提高全党尤其是党的干部马列主义水平的学习运动便蓬蓬勃勃地掀起。中共中央还先后于1939年2月和1941年9月，设立了以洛甫（张闻天）、罗迈（李维汉）为正副部长的干部教育部和以毛泽东、王稼祥为正副组长的高级学习小组来加强领导。到延安整风运动结束时，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获得了普遍的提高，党的干部都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理论基础，而且明确认识到，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是一项指导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原则。这些表明，毛泽东思想已经进入成熟阶段。
第二项，直接组织领导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在延安等地大量出版革命导师的经典论著。为了推动全党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的开展，中共中央在1938年5月成立的马列学院建立了编译部，由院长张闻天兼任该部主任；还建立了出版发行部，部长由中组部部长李富春担任，专门负责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出版马列著作的出版机构，主要的是延安解放社；其它的如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延安新华书店和延安的中国工人社也有少量的马列著作出版。1938年后出版的马列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期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期丛书》（计10种），《反杜林论》，《恩格期军事论文选集》，《英国工人运动》，《列宁选集》（第一至十八卷，中间缺十四、十五两卷，共16册），《斯大林选集》（第一至五卷），《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除延安外，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一些出版社如读书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神州国光社等，也积极出版了诸如《资本论》、《费尔巴哈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列著作中译本。据张静庐所辑《马恩列斯著作中译本年表》中的统计，抗战期间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包括重译本）总计有192种。⑨这些马列主义著作的大量出版，为中国共产党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教材，直接促进了全党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
四、思想路线端正：延安整风运动肃清教条主义流毒，全党进一步树立起实事求是的优良风气
毛泽东一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毅力和理论勇气，同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把苏联经验机械化的错误倾向进行坚决斗争，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由实践到理论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共中央利用中日双方军事对峙造成的有利环境，从1942年开始，在延安领导全党开展了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延安整风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主观主义，特别是肃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流毒，进一步端正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树立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反复强调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并对它作了精辟的阐述，还亲自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号召一切共产党员都要具备和掌握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为了在全党深入、持久而又扎扎实实地开展调查研究，1941年8月1日，党中央向全党同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重要文件，根据两个《决定》的要求，党中央和各中央分局及各省委还都先后设立了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此后，全党从中央机关到地方组织纷纷深入实际，大搞调查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学风，实事求是因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突出的优良作风。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中心环节，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又一重要条件。党的七大确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⑩，这正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结果，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完全成熟。
综上所述，毛泽东思想只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才能臻于成熟。恰如毛泽东本人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他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写下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以及他为中央起草的一些重要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这个论断无疑是符合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事实、合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来稿时间：1995年4月25日）
注释：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73页。
②、⑥、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4、499、499～500页。
③、⑩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第178页，（五）第461页。
④刘少奇：《论党》，第23页。
⑤《马恩选集》第1卷，第10页。
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第247页。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第7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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