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论鲁迅对近代上海社会西崽相的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上海论文,近代论文,社会论文,华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77(2010)04-0001-05
一
上海是近代中国买办、西崽最集中的地方，一般上海居民对这个社会群体都不会感到陌生，如鲁迅所言“上海住着许多洋人，因此有着许多西崽，因此也给了我许多相见的机会；不但相见，我还得了和他们中的几位谈天的光荣”[1]。西崽本是上海人对于那些在中国居住的西方国家侨民家中的华人奴仆的称呼，后来被泛化而把买办也包括进来，指代一切为外国人效劳奔走、以外国人为主人的中国人。买办与西崽均替外国人办事，一样的“奉洋若神”。两者在人格上属于同一类型，西崽人格也可称为买办人格，是在租界文化的殖民性、混杂性、近代性的合力作用下的产物。
“与租界一样，买办是中国被迫向世界开放过程中的畸形产物。这是一个复杂矛盾的社会群体，在中西文化的接触与交流中，充当了承递的中介与载体。”[2](P111)在近代上海，买办和西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社会生活中的活跃力量。在华人中他们较早西化，较多较早地参与了近代社会生活和近代化历史进程，其文化心态最早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剥离而萌发近代意识，他们以其特殊地位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上海和上海文化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群体具有一定的近代性和时代性。买办是在为外国殖民者服务过程中产生、发展的“食夷利者”和“奉洋若神者”，在19世纪60年代后的上海社会发挥了更大作用。买办的经济利益总是与外国殖民者息息相关，他们的经济基础则是一种附庸经济，不依赖外国殖民者就没有自己的地位。买办还往往是“暴发户”的代名词，可以说是上海华人中最富有的群体。他们的生活关注和生活方式都是非传统的，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也起到一定的开拓和传播作用。但他们毕竟是外国对华经济侵略和掠夺的工具和同谋者，因此虽然因其经济地位而受一般市民尊敬与羡慕，但另一方面买办又有着被公认为不佳的道德形象。容闳曾这样评价买办：“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耳。”[3](P49)对于买办的形象，现代作家萧乾曾有一段剔皮见骨的挖苦文字：
他们上身穿的是欧服，黑色硬壳帽，衬衫，领带，然而下半截却是旧式裤子，丝腰带，裤口缠着缎带，脚上蹬着皂鞋。这些人说话，每句十个字必来四五个欧字，而且大半是欧洲商人用的俚语。他们因为世代做的都是买卖，所以商人习气未免重一点。但因为他们经营的是替洋人买原料，所以一切都以侍侯主顾为原则。对一切“洋”的另眼看待。然而洋音乐如贝多芬，洋文学家如莎士比亚又与他们了无缘分。那些既不能装箱贩售，在国家市场上又没有行情，在他们眼中，其价值还不如一听罐头花生米。他们上半截“洋体”是为应付大班的：机警，敏锐，相当地不留情面；那下半截却深深埋在国粹里：姨太大，人参白木耳，甚至偶尔来口鸦片烟，还谙于逢节送礼，递片托情等种种中国处世奇方。他们可以说是《南京条约》的重要副产物，兼有了东西方应付本领。[4]
西崽和买办的道德形象，往往是和崇洋、势利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崇洋和势利性格，直接反映着租界文化的殖民性、混杂性及一定的近代性内容。
众所周知，崇洋已经成为“上海人”的重要人格内容。细究其由来，说它滥觞于一众租界里的西崽、买办大概是不过分的。西崽、买办替有力的外国人效劳而获利，属于华人中最早时间、最近距离介入外国事物的一类群体，也属于最早服膺外国事物和接受外国人支配、指挥的一类群体，因而他们对于殖民性情境接受最为彻底，身上的租界文化的积淀性内容也最多，受制于职业、环境和自身素质，西崽、买办身上确实集中了较多的租界文化的阴暗面。
在上海租界集中存在的西崽买办很自然地滋生出洋优于土、洋货优于土货、洋人优于华人的心态，从而在沪上形成渐次扩散到生活各个层面的崇洋气候。“视吾中国同洲之人皆若土块粪壤，目中意中惟有一洋商，虽为之走狗，为之涤溺而不惜”[5](P432)，早在19世纪，买办的“崇洋”性格就被认为已经到了如此令人不堪的地步。关于这种从租界、从西崽买办那里发散开来的崇洋性格，时人有论：“‘洋’是上海人最崇拜最欢迎的东西，凡物加上一个洋字头衔，便觉得特别高贵，所以上海最出风头的人是洋人，上海最大的商业是洋行，上海最受人尊敬的职业是洋行买办，上海人最欢迎的货物是外洋的来路货，上海人最希望的是发洋财，上海流氓最靠的住的牌头是洋盘户头。”[6](P393)这种发端于西崽买办性格的崇洋有时还会到一种不顾自身起码尊严的地步：“因为上海人有‘来路货’癖，所以挨揍也以挨来路货的为时髦，挨嘴巴也叫做‘吃雪茄烟’，挨人踢一脚叫做‘吃外国火腿’。……中国人在租界里住久了，神经就会逐渐麻木，看见了同胞受异族的侮辱，非但不会生气，还能站在远处拍手欢笑，笑别人吃外国火腿。”“上海是中国的天堂，也是亡国奴的传习所，‘外国火腿者’，传习课程表中之一课也。”[6](P195)
与崇洋相提并论的，还有西崽买办的势利性格。这种势利性格可以用俗语“只重衣衫不重人”来概括。作为通商口岸的近代上海，是个商业社会，其中西崽和买办服侍的对象基本都是在上海租界中广有权势和金钱的外国洋行大班，而要做买办，则本身就必须是个商人，这决定了在西崽、买办那里，金钱、权势被抬到一个极高的地位，从而羡慕富豪、鄙视贫穷，只承认现实的暴发户，不承认破落的贵族。他们遵重的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原则，为此甚至见利忘义、惟利是图。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在上海租界这样一个人、事、物高度集聚的商业城市社会，租界中的人际交往往往是非人格化、非道德化的。分工也趋于细化，人们与陌生人打交道的几率大大增多，而在无法了解其背景的情况下，认识只能从短暂接触和表面来得出。从以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来适应环境这方面说，“只重衣衫不重人”在近代城市社会中有其必然的一面。因而与崇洋一样，在西崽买办身上最为明显的势利性格也被近代“上海人”人格所承接下来。“上海人”从来就“不佩服那些缺乏创造力、比自己更差的文化与人群。要使上海人佩服并不容易，他们佩服与钦羡的是那些比自己更高明、更精明、更聪明与更文明的文化与人群，上海文化的无根性使之少了传统意义上的谦虚与含蓄，而多了直露与浅白，其向善恶陋的心态可以理解，但以此而蔑视他人称之为‘势利’也不为过”。[2](P225)
二
崇洋，正是洋奴性格的题中之义，而“不自由、不平等的主奴关系，正是人类社会产生‘势利眼’的根源”[7](P13)。西崽在人格上兼具主与奴的方面，洋与土的方面。说到底其崇洋和势利性格都是奴性人格的表现。鲁迅对上海西崽相的透视，正是在这个深刻层次上展开的。
纵观鲁迅一生，对于西崽买办，从来就没有好声气。他的高度的道德感使他对西崽买办一类人物有着本能的厌恶。譬如曾被列为中国十大买办的盛宣怀的买办身份及其资产就屡次受到鲁迅的讥刺。他在《准风月谈·登龙术拾遗》中，又曾讽刺一些文人和报章追捧大买办出身的虞恰卿的孙女虞岫云，说她只是一位“家里有些钱，而自己能写几句‘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士”。鲁迅谈到1933年的“国货运动”时则直斥“一些戴着假面具的买办”的金钱乃是“从猪狗牛马身上剥削来”的。[8]“做买办立刻享荣华”[9]更是他所鄙视的。
至晚在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就有对西崽性格的细致观察，并且注重西崽身上的中国传统人格内容。在《两周氏谈：“面子”和“门钱”》里，特别谈到西崽“一旦损伤了‘面子’，那就会忘掉一切利害关系顽固到底”，但他在“大肆主张‘面子’”之外，又常常利用服侍洋人的职位之便向同胞“强行索取若干‘门钱’”。[10]周氏兄弟实际上在此把西崽作为中国世俗社会中讲究表面、名实不符的虚伪矛盾人格来看待，观察中侧重的是西崽人格中属于中国传统人格中恶劣方面的内容。
30年代，随着鲁迅对于中国奴性文化人格以及租界文化的认识的加深，在一些杂文中，鲁迅具体阐发了他的西崽相观念，并在西崽相的崇洋、势利之外，着意指出西崽相的善于变化、“无特操”的性质以及与中国传统的“事大”奴性传统的关系：
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这就是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但又并不是骑墙，因为他是流动的，……
（西崽相）但又不全和职业相关，一部分却来自未有西崽以前的传统。所以这一种相，有时是连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历史上有过的，“自大”，事实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虽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却又为实际上所常见——他足以傲视一切连“事大”也不配的人们。[1]
鲁迅也谈到西崽身上的属于本土的、“国粹家”的一面：
他们倒是国粹家，一有余闲，拉皮胡，唱《探母》；上工穿制服，下工换华装，间或请假出游，有钱的就是缎鞋绸衫子。不过要戴草帽，眼镜也不用玳瑁边的老样式，倘用华洋的“门户之见”看起来，这两样却不免是缺点。[1]
鲁迅眼中西崽形象的丑恶，不在于其职业本身而在于由内而外显现的那种“西崽相”，因而这种“西崽相”除了“高等华人”外，在士大夫、知识分子那里也经常找得到。对这种上海租界上的西崽相，鲁迅给出了自己的概括，那就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西崽在华洋、主奴两方面都找到了自身的优胜和心理满足，他内心傲视华人，因为华人比起洋人是弱者，而他是接近洋人的。他内心也傲视洋人，因为洋人不如他了解中国情况，更没有他拥有的中国的传统文明背景，而毕竟还要选中他来做奴才。既然洋人也有不如他处，那就更证明了华人在他面前应该等而下之了。所以西崽在华人面前就倚仗洋人势力，在洋人面前又可以以炎黄子孙摆谱，所以西崽有着“崇华抑夷”和“崇洋抑华”的双重人格表象。西崽的“崇华抑夷”和“崇洋抑华”，它的“倚徙”和“往来”，立场从来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动的，“又并不是骑墙”。西崽人格的这种善变“无特操”的一面，传达的是一切以自身利益为旨归的生存原则。西崽相的另一层，是因“事大”而来的“傲视一切连‘事大’也不配的人们”的“自大”。西崽之所以做西崽，乃是受着未有西崽职业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事大”的中国传统心理支配。
对于西崽相的势利性格，鲁迅也曾有辛辣的描述：
“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11]
势利性格素来为鲁迅所深深憎恶，早在定居上海前，他对厦门、广州表现出的恶感部分就来自二地的势利风习。所以1933年傅东华以笔名“伍实”作文暗讽鲁迅势利、对黑人作家有肤色禁忌时，鲁迅不仅迅速写公开信反驳，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傅东华耿耿于怀。鲁迅憎恶势利，他自己从不势利，凡事“亲力亲为，无分大细，也不骄，也不馁，对阔人是这付面孔，对穷人，村妇，小孩也是这付面孔”[12]。对于30年代上海的衣衫取人、势利看人的风习，鲁迅竟丝毫不以为意。鲁迅的反虚伪态度，在物质生活上他的表现也最为本真。“衣服他是绝对要穿布制的，破的补一大块也一样的穿出来。帽也破旧，他自己也承认，‘破帽遮颜过闹市’所以弄成这样子，并不是标新立异，经济关系是一大原因。谁不愿意穿得体面些；受人尊敬呢？但是假如两餐不饱而衣履簇新，专讲究门面，他没有这样傻的。为了衣着的随便，于是乎在十里洋场的第二小巴黎的上海，他到医院给朋友当翻译，医院里面的人就当他是吃翻译饭的，大敲其病人的竹杠；到印刷所接洽印件，或到制版公司去制锌版，人家当他是商店里的跑街或伙计；到外国人的公寓去拜访，电梯司机人就当他是Boy，不准他乘电梯，要他一步一步跑到九层的楼上。”[12]正因为鲁迅自己不势利，他在上海便不免要成为别人势利的受害者。小焉者如上述在日本医院、印刷所、大楼电梯中的经历，大焉者如20年代末北新书局大量克扣鲁迅的版税——当时北新书局总店迁沪后“书店老板吃得愈肥，也愈益势利。他看定先生这次在四面八方的围攻中要被打倒了，对先生也就冷冷然，置之不理了”[13]。
三
鲁迅对西崽相和奴性心理的洞悉，还表现在对当时盛行上海的“揩油”行为的分析上。
“揩油”行为，并非源自开埠以后的上海，但确实在上海的西崽群中较为普遍。“揩油”堪称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种特色，也是一种重要的“生意经”，其实是一种陋习和痼疾。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曾是“揩油”的受害者，同时又都是自己有机会便躬行“揩油”的受益者。“揩油”具体含义是指当并不属于自己的钱财从自己手中经过时，使用手段来把其中的一部分归为己有。“揩油”在中国社会往往见怪不怪，大家习以为常，被“揩”者会忿忿不平，而“揩油”者则心安理得。作为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劣根性的“揩油”，在上海开埠、租界辟设后在西崽买办那里得到恶性发展。上海的洋人往往靠与中国的带有掠夺性、不义性的种种贸易发财，而侍候他们的西崽、辅助他们贸易的买办则靠“揩油”得利，即“主人们靠剥削致富，仆人们则靠揩油分肥。”[14](P182)
鲁迅所关注的是殖民情境中的“揩油”的新发展，他所剖析的，是体现了传统国民劣根性在上海租界中进一步发生变异并恶性膨胀的“揩油”。鲁迅认为，“‘揩油’，是说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揩油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为所揩的是豪家、富翁、阔人、洋商的油水，而且揩得的不过是一点点，并不有损于对方的油水之汪洋，却可让自己得益，还可以用“不失为损富济贫的正道”自慰。鲁迅举了上海电车售票员的例子来说明“揩油”：技术纯熟后，他一面留心着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着突来的查票，“眼光都练得像老鼠和老鹰的混合物一样”。付钱而不给票，客人本该索取的，但很难索取，也很少见有人索取，因为他所揩的是洋商的油，一向他索取，他会给一个帮助洋商的罪名。但另一方面，假如有乘客买票时偶然缺了一个铜板，这售票员可就不肯通融，只好提前下车，他又俨然以“洋商的忠仆”自命了。[15]由此，鲁迅在上海的电车售票员身上发现了西崽相，点出了“揩油”者的奴性性格：
“揩油”的生活有福了。这手段将更加展开，这品格将变成高尚，这行为将认为正当，这将算是国民的本领，和对于帝国主义的复仇。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所谓“高等华人”也者，也何尝逃得出这模子。[15]
这即是说，“揩油”的上海电车售票员与巡捕、门丁、西崽等类人物，身上都隐藏着西崽相。电车售票员的“揩油”，实质是谋得一己私利，却要靠拢在损坏洋商利益这面“抑夷”义旗之下，而在不能增益一己私利的场合，则换回“崇洋抑华”的本来面目，要忠于自己的在洋人手下效劳的职守，万事“不肯通融”了。这种西崽相的外在表现，常常不是一般性的崇洋、势利，而是“崇华抑夷”的态度和言谈。他们的西崽相的要害，就在于“崇华抑夷”只是他们行私利己时的善于变化的工具和外衣，他们的精神本质上是侍奉洋人的奴性精神，他们真正的是“崇夷抑华”者，做洋人的帮凶，来奴役更弱的华人，“棍棒和拳头和轻蔑的眼光，专注在中国人的身上”。
鲁迅愤激于这种“说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揩油”，愤慨于上海社会对这种隐含西崽相的奴性行为的宽宥纵容，更指出上海所谓“高等华人”同样有着这种“揩油”的奴性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而面对上海社会“揩油”行径正在走向扩大化、正当化的现实，不能不让他对上海社会文化的走向充满着担忧和悲观。
剖析和揭露西崽相，是鲁迅上海时期社会和文化批评的重要成就，是鲁迅的上海租界生存实感的重要表现，也是他的观察和思考租界文化的重要结晶。鲁迅把对租界文化的思考与改造国民性的一贯思路连接起来，从而能够深刻地从“主—奴”的奴役关系中，在奴性人格的层面上，展开对西崽相的透视，言人所不能言，能够在崇洋和势利性格之外，又挖掘西崽买办的“无特操”的善变性和源自中国传统的“事大”心理，以及在表面“崇华抑夷”的态度和言谈下面隐藏着的西崽相，更能够在上海社会乃至中国社会发现广泛的西崽相。鲁迅对西崽相的分析，是他对上海租界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有力针砭，体现了鲁迅思想一贯的深刻性。
［收稿日期］201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