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意义的课程论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言论文,中小学论文,诗文论文,意义论文,课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课程论的原理，选择什么样的知识进入课程，既要考虑社会需求，将社会需求转化为学生的内在需要；又要兼顾儿童的发展，还要考虑学科自身的发展和知识的内在逻辑。文言诗文教学作为中小学语文学科的课程内容，从课程论的视角，用一种发展的眼光，对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一番探寻和解读，应该是学理上一条强有力的线索。
一、社会的发展需要文言诗文教学的坚守
（一）弘扬民族文化需要文言诗文教学的坚守
今天，全球化带来了文化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为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借鉴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文化上的趋同现象，并可能模糊原有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剧莫过于自身文化的解释系统正被西方文化解构掉了，我们已不能按自己的文化理念来看待自己的历史。
对社会的新生代来说，这种影响更为深刻。与霸权文化新异便捷的特点相比，作为华夏子孙的精神家园——我们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显得那么古老和沉重，以至于难以看到它的价值。这种文化上的自卑，加上中小学校在人文教育上的失误，使母语教育陷入了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尴尬境地。中国人学习英语热情如火，母语却躲在“被爱遗忘的角落”瑟瑟发抖。至于母语教学中的文言诗文，更是被应试教育异化得面目全非，青少年避之都唯恐不及，又何谈接受文化遗产呢？于是，社会是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着，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一步一步地走出中国古典文明的灿烂。
作家韩少功说：“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从语言开始的。一个人的心里只有语言，精神唯有语言可以建筑和守护。”[1]从传承文化这个角度看，学不学文言，广义上讲，首先不是语文教育中的课程问题，而是语文教育对于国家民族之强盛所应具有的功用问题，也就是说，其要义在于国家政治而非仅止于学术。强调从国家与民族的层面上认识文言诗文的教学价值，并不是夸大其词。正如法国教育家加斯东·米亚拉所指出的，“学校的语言首先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的传播工具。因此，所谓母语教学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2]一个民族的文化如要得到传播，必须从青少年开始，教育使这种传播自觉化、科学化。如果我们不愿看到自己的后代除了黑头发、黄皮肤，不再具有中国人的道德、情感、习俗和艺术能力，那么我们就应该将文化传统的教育、传统道德的教育纳入学校正规教育的主渠道，使其名正言顺地进入教材和课堂，使“孔子”“孟子”……古代文言经典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知识点”，而是一个个值得尊重和继承的伟大传统。
（二）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发展需要文言诗文教学的坚守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以诗人的敏感，在西方文化主导下的工业发展正如火如荼的时候，就预见到了它将产生的恶果，并开出了药方：那就是诗与想象力，再加上一个爱。以爱来医治人的创伤，以想象力来开拓人的崇高，以诗来滋润久旱的土地。用“想象力、诗和爱”作为对物质崇拜和金钱专政相对抗的解毒剂，以拯救全人类。雪莱提出的想象力、诗和爱，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传统文化基于一种综合的思维模式，即承认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人与自然为一整体，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中国固有的思想中对大自然的这种态度，包括对鸟兽的同情的表现，在古典诗文作品中，在在皆有。最著名的两句诗“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是众所周知的。孟子的话“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也表现了一种同情。“天人合一”的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的凝练的表述。
如今，全球的生态问题已危及人类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生存，它不是哪一个国家、民族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在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逐步走向融合的新时代，人们找到了比较合理的拯救方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1988年初，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就像20世纪80年代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中所赞扬的那样，“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主轴。”[3]从这个意义上说，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融合发展的要求。
二、学生的成长需要文言诗文教学的坚守
（一）语言纯化与心灵净化
语言教育和“立人”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说什么、怎么说”是一个人心灵和思想的外在表现。中华民族的母语是一种极具人文性的诗化语言，蕴含着丰富、深邃、广博的人文意蕴与文化精神。它们是学生们品尝不竭、领受不尽的精神盛宴，无论是传承中华文明，还是对学生的人格陶冶都是极佳的精神资源。如今，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在“后殖民”的文化思潮中，我们的汉语文化似乎溢出了“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正常变革范围，不是对自身文化的自觉尊重，而是对异域文化的盲目崇拜；不是科学化的求新思维，而是猎奇式的求异心态。社会上弥散着种种母语的“过度变异”，影响着每个社会成员的语言生活，同时也给学校的母语教育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流行歌曲、通俗读物、媒体广告、手机短信等助长了人们说话不动脑子的言语惰性。垃圾语言泛滥成灾，套话空话不绝于耳，“短路”了的文字思维导致语言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下降。试想，一个只会用“爽、超级”或者“哇噻、咆”来形容自己情感的人，一定是词汇贫乏的人，他们讲究不起文字，也舍不得在文字的精致上花精力。这不仅造成了汉语言的失范，生活用词的平庸乏味，也让汉语中独特的文化意蕴在我们生活中日渐消退，汉语言的纯洁性和独特性也在渐渐销蚀。
“立人先要立言”。语言的低俗、贫乏所折射出的是道德的缺失和心灵的荒芜。被污染的语言一旦先入为主，占据人的心灵，就像电脑染上病毒，接踵而来的混乱和毁灭有多么恐怖。因此，保卫我们的母语，纯化我们的语言，是多么重要。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承者。而处于这一阶段的中小学生可塑性极强，最容易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涂抹，施朱则赤，施墨则黑；对流行的事物嗅觉极其灵敏，追逐时髦、新异、刺激，似乎是他们的本能。因此，加强对他们的母语教育，既需要全社会对语言的污染源进行肃清、排毒的“破”字当头，更需要从“立”字着手，通过学校教育，一方面加强语言的规范训练，一方面突出母语的文化意识培养。使他们从小就对祖国的语言文字产生热爱之情，对民族传统文化由衷生发出自豪感和自信心，给他们的心灵打上“精神的底子”，今后面对各种污染和侵蚀，不再偏离心灵的航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守护者”——文言诗文，以其语言的含蓄、严谨和精致，珠玉重拾，精华再现，在“保卫汉语、纯化语言”的建设中被委以重任，自然成为中小学语文教学一块必须坚守的阵地。
（二）经典阅读与语文素养
日本教育家内田义彦在《读书与社会科学》一书中区分了两种阅读：一种是作为信息的阅读；一种是作为经典的阅读。对培养现代人的语文素养来说，这两种阅读都是必要的。但这里有一个孰轻孰重的问题，有一个泛读和精读的关系。前一种是可泛读的部分，而经典就是要精读的部分。经典给人知识，教人做人。前者的阅读是为生活，后者的阅读则是为人生；前者的阅读具有很大的功利性，而经典的阅读富有更多的人文性。经典阅读无论何时都应该也必须成为人们阅读的主旋律。固本培元，守正求新。母语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根，也是学生将来进一步发展的根。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盲目求新、追随潮流并不是件好事，应该将选文的经典性放在第一位。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文言诗文，大多经过时代的淘洗、过滤，很好地体现了民族文化传统，是历史积淀的结晶，相对时文更富有经典性，大多布局严谨、行文简洁、气韵生动、文采斐然。多读这样的作品，确实会使人受益匪浅，对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十分有利。著名作家舒婷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对于我的一生，或者我们一生的影响，孰重孰轻？因人而异，很难梳理明白。若是要在我们的身上检测出“优雅汉语”的成分，多多少少会把古典诗词的脐带给拉出来，“谁家玉笛暗飞声”，古典诗词的潜移默化，涓涓潺潺，积少成多，是我们平时想不起，终生扔不下的无形财富，是纯净的源头，是汉语的核心，是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基本构架。[4]
学古为何用？是翻箱倒柜将某部经典放于案头，做一个详细的校注？是偶尔掉掉书袋，锦心绣口引用几句古语，显示自己的学识、儒雅？还是让自己的文章引经据典增添几分文采？都不是，利用经典对学生进行语文教育，是通过学习作品本身，增强一个人的人格魅力，从而升华自己，重塑自身。母语教育不能墨守“知的教育”，而忘掉“人的教育”。要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健全人格”，不能靠“零零碎碎之国文常识”和“七镶八搭之断片的科学知识”[5]，还得依靠经典阅读，依靠经典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哲学思想、审美趣味、民族智慧和理想人格，从中吸取各种文化营养，完成学生人格的自由发展和精神生活的建构。这也是语文教育培育民族新人和时代新人的重要手段。
三、语文学科的发展需要文言诗文教学的坚守
（一）语文学科民族化的建设需要文言诗文教学的坚守
语文学科的“民族化”建设并不与语文学科“科学化”探索相对立。科学的作用就在于使传统长期被遮蔽的意义和价值得以显现，并重新获得新的时代意义。正是由于对语文教学规律的科学思考与探索，我们才得以窥见传统的精髓所在，那就是汉语的特点和我们的文化传统。
首先，汉语是一种以文字为中心的语言，与西方表音文字迥然有别。对中国人来说，几千年前写成的《诗经》《论语》，今天读来依然并不难懂。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语音虽然有明显的差别，但文字是一样的，对由文字写成的同一文本意义的理解也就不会产生太大的障碍。正是汉文字这种沟通古今的“共时文化”特性使得文言具有了超越“生死”的特权，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只要文字不死，文言的生命还将延续，并将在现代与传统的对话中焕发新的光彩。其次，汉语的语法关系不是靠形态变化来表现，而是以意义为支点，依赖语义的搭配及语用因素来反映语法关系，表达句子的意义。如王力先生所言，西方语言是“法治”的而汉语是“人治”的。“法治”的不管用不用得着都呆板地要求句子形式一律，而“人治”的汉语则很灵活，不拘于繁琐而机械化的外部形态的束缚，讲究“意尽为界”，只要使对方能听懂就行。因此大大简化了语法关系，可以以少驭多地表达丰富的内容，具有一种传神写意的艺术气质。葛兰特(Granet)对汉语言如此感叹道：“中国人所用的语言，是特别为‘描绘’而造的，不是为分类而造的，那是一种触发特别情感，为诗人或怀古家所设计的语言……”[6]朱光潜则认为，中国文学只有诗还可以同西方文学相抗衡，其特点就在于语言的精练隽永。同西方语言相比，汉语的特点见诸文言。汉语言简意赅、意蕴深远等诸多优越性均在许多优秀的文言诗文作品中得以体现。作为母语学习的语文学科，要突出民族特性，理应展现其与众不同且优异的一面，从而培养年青一代对本民族语言的热爱之情。从这一点看，推进语文学科的民族化建设，失去文言诗文这一翼，必将使汉语的美失色不少，而汉语母语的优越性也将得不到很好的表现和发挥。
（二）文言诗文教学有助于现代汉语表达能力的培养
首先，文言诗文对学习现代汉语的字词有很大的帮助。汉语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现代汉语中活跃着大量古代汉语的因素。张志公先生曾举过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如“达”这个字，文言里单用，现代汉语不单用，可是现代汉语里有“达到”“通达”“四通八达”“达官贵人”这些词和成语，每个里边都保留着“达”字的一部分原义。学白话文，遇到这些词和成语，不见得有机会去讲字的含义，这样学生就只能似懂非懂地接受它们，随后又模模糊糊地去用它们。念《论语》，念到“赐也达”这句话，念《孟子》，念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句话，就不能不把“达”字的意思弄清楚。弄清楚这两个“达”字，“通达”“达官贵人”的意思就可以理解得确切多了。[7]可见，准确地把握关键字的词义对理解现代汉语有很大的帮助。但如果我们把词义的演变问题作为一种知识向学生去讲，无疑会把学生讲糊涂。而教文言文，则在讲文章的过程中自然而然讲了词义的演变，学生不以为难。在字的问题上，文言和现代汉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这么说，学文言文是过字关的一个有效办法。这并不是说学习现代汉语的词语，都要搬出一大堆古文作盘根诘底式的训诂学考究，这是舍近求远，也是不切实际的。然而通过合理的教学，把文言词义与现代汉语中的有关词义联系起来，帮助学生准确而深刻地理解现代语言，让文言诗文的学习成为学习现代语言的必要深化和补充，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而且这样做还能达到白话文不大容易替代的效果。
其次，学习文言诗文对现代汉语写作能力的培养有很大的帮助。阅读和写作，是一种思维的训练。当下一些中小学生读书只注重文章内容的理解，对文章的条理层次不愿弄得很清楚，不大会有条不紊地说出文章的要点。作文时，常常是有很好的意思而说不清楚，写出来前言不搭后语，或者重复累赘，颠三倒四，或者拖泥带水，眉目不清。这当然是思维条理的问题。其实，学习文章的篇章结构，是培养阅读写作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锻炼思维的一个有效方法。明晓章法，才能真正洞谙作者为文的用心和文章布局之妙。倘若不知文章布局之妙，一味探析情意，不免有隔靴搔痒之弊。学习白话文，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有困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白话选文的问题，一些优秀的现代白话文的内容一般比较复杂，篇幅比较长，尽管文字好懂，但文章的结构层次不容易体会。所以要选篇幅短、结构简，容易念、容易背、容易模仿且水平高的现代白话文并不容易。在这一点上，文言文又显示出它的优点。经常选来作教材的文言文，不仅词汇丰富，语言精练，而且命题立意、布局谋篇、遣词造句等方面，都堪称典范。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篇幅比较短，章法较简明，怎么起，怎么结，作者的思路比较清楚，初学者比较容易把握。像王安石的《读孟尝君列传》，陶潜的《桃花源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等，都有这样的特点。可见，只要教学得法，并作出合理的安排，学习文言诗文对现代汉语表达力的培养是大有益处的，且这种益处是从白话文那里难以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