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治”到“管理”——现代社会管理观念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社会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人们终于抛弃了把“现代化”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目标（国民生产总值）的狭隘视界，意识到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思想观念、人的素质等多方面内容的立体概念。用这样的观念来认识中国国情，必然有一个管理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管理观念、体制、方式和手段。用传统的管理来应对现代社会，无异于用古代兵器去从事现代战争。
一
在严格的意义上，中国传统社会几乎没有什么管理观念，有的只是“统治术”（从“治国犹如牧民”的意义上讲，也可称为“牧民术”）。由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没有明确的权力、义务边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乃至被统治者没有起码的人格尊严和人生独立（“一人治天下，天下奉一人”），根本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在各种纲常礼教的束缚和压制下，老百姓总是自甘为“奴仆”，形成“自觉奴性人格”；大小官僚则在宗法等级制体系中对上对下表现出两副嘴脸：对“下”（百姓）摆出一副尊长的面孔，俨然“民之父母”，对“上”（上司）又自甘屈辱，自觉为“奴才”，他们的最高理想不过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即使身为国君，也对冥冥之中潜伏着的“天命攸归”不无顾忌，担心有新的“真龙天子”取而代之，“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总之，谁都不会真正感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人、自己命运的主人。在这样的社会等级制体系中，严格意义上的管理无从谈起。时下正被日本人炒得火爆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三国演义》与现代商战”等等，不过是日本民族实用主义的“移花接木”而已。
现代管理科学严格厘定了管理型社会系统与统治型社会系统的界限。统治型社会系统是一种强制性的机构反馈型控制系统。在人类历史上，奴隶制和封建制都属于这种统治型系统，尤其是封建社会的等级制体系在其完备性上更是这种系统的典型代表。
构成统治型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是：（1 ）决策中心（皇帝或国王）；（2）执行机构（各级官府）；（3）反馈机构（谋士或幕僚）；（4）被控制对象（农民、农奴）。在这种系统中， 最高决策者依靠直接与谋士或幕僚“对话”和各级执行机构的“汇报”以及在民间收集“情报”三个途径来实现信息反馈，达到对被统治者的控制。由于这种系统中的信息回路具有“层层上递”的特点，不能保证反馈信息的真实性，故有官僚乃至皇帝亲自“私访”、“体察”民意作为补充。但慑于专制政治的淫威，老百姓往往“敢怒而不敢言”，通过这种途径也难以掌握真实情况。为了加强控制，有的封建王朝还另设特务机构（如明朝的锦衣卫），专门监察各级官吏对皇帝的“忠心”，窥探老百姓的“抗上”情绪，“专线”向皇帝报告。“特务”们的活动难免卷入“私欲”“杂念”，往往酿成贤臣受戳、奸臣当道的悲剧。
与上述情况相关联，统治型社会系统具有如下特点：（1 ）决策中心的绝对权威性。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皇帝的指令就是“圣旨”，谁也不得违抗，具有极端野蛮的强制性；它又打着“体恤下情”的招牌，或者玩弄“让步政策”具有极其狡诈的欺骗性；由于皇权事关既得利益乃至身家性命，谁也不甘自动放弃而总是要拼命维护，它又具有牢固的“超稳定性”，除非农民起义，才能用暴力摧毁这种绝对权威的决策中心。（2）执行机构的机构性。各级官府的唯一功能， 就是不折不扣地执行皇帝的旨意，对皇帝负责，效忠皇上。“大官管小官，小官管百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层层操纵，层层盘剥，只“对上负责”，不“对下服务”。（3）被控对象的绝对被动性。 老百姓没有丝毫权利，不仅无权参与决策，就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奴隶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农民也不能摆脱对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而获得人格独立，毫无“人权”可言。这充分说明了统治型社会系统的反动性即反人民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统治者通过垄断思想文化和精神生产的权利，实行“愚民政策”，为巩固其专制统治秩序服务。
以上特点造成的最后结果，即是（4）统治系统的不稳定性。 靠强制的机构反馈控制模式来维持的统治系统，难以找到自己的平衡点。由于信息流向的单线性，往往导致问题越积越多，“官”“民”矛盾越来越大。“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老百姓在衣食无着、走投无路时，只好铤而走险，起来暴动，推翻现政权。由于农民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往往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推翻一个专制王朝，又建立另一个专制王朝（有的农民起义领袖最后直接成为封建皇帝）。所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论历史观在中国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和民众基础的。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特别漫长，上述统治型社会系统的特点在中国表现得特别充分和突出，其遗留给我们的教训也极为深刻。早在三十年代，熟读中国历史的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在参观延安时，就曾向毛泽东同志坦诚直言他所意识到的支配中国历史几千年的“一种可怕的周期率”——一种使人堕落、使物变质、使时间逆转的无形支配力。大凡一个团体、一个政党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力求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及至环境渐渐好转，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于是惰性发作，日趋下坡，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他不无忧虑地问道：国民党初起时不也是一个万众瞩目，人心所归的革命政党么？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呢？最后，黄诚恳地对毛泽东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地有所了解了。就是希望贵党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略作沉吟，便朗然答道：“先生！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听后深为赞许，“萦绕在他心头的那团疑惑涣然冰释。”（资料源于“张希贤等编著《毛泽东在延安》，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289页）
毛泽东所说的“民主”，确实是走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型社会系统恶性循环周期率支配的一条新路，而它也正是现代管理型社会系统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
二
管理型社会系统不同于统治型社会系统，它是一种“自适应型”控制系统。它不是靠强制性力量来实现系统的稳定，而是靠各子系统之间充分的信息交流和反馈来实现整个系统的平衡。在这种系统里，决策中心并不要求它的执行机构一成不变地、机械地执行它的指令，而是要求它们在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并通过反馈渠道反映问题，然后由指令中心根据情况不断修改自己的指令，最后达到最优控制，避免系统在机械反馈控制中出现的振荡。这就要求管理系统必须具有自动修正自己指令的能力；而要自动修正，又必须有专门的机构，对反馈机构反映上来的情报加以分析研究。这就是智囊机构。智囊机构不同于统治系统中的幕僚或谋士之处在于，它是决策中心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只是“进言”“劝谏”的参谋”。它的建立使决策中心形成了信息的内循环通道，扩大了决策中心的智力，从而使决策中心可以在决策指令未下达前，先在内部做到政策的最优化模拟，减少乃至消除决策失误，避免决策指令作用到被控对象时，出现反常现象。同时，为了防止执行机构不力，还必须有对执行机构的监督信息参与指令的调整，这就产生了监督机构。监督机构不仅要保证指令的落实，而且要对决策中心成员的品德、作风和行为进行约束。
这样，构成自适应型管理系统的基本要素就应该是：（1 ）决策中心（含智囊团）；（2）执行机构（事业部）；（3）反馈机构（情报部）；（4）监督机构；（5）管理对象。“执行机构”的职责是“承上启下”；“反馈机构”的职责是“下情上达”；“监督机构”的职责是“中上督导”。它们都是管理系统中的中介子系统。如此，管理型社会系统就成为内外信息通道同时起作用的、“言路畅通”的自适应型控制系统，能够自动修正决策指令，达到最优控制。
严格地说，上述意义上的“管理”是西方的概念，是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资本主义确认劳动力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确认生命、自由、私有财产等“天赋人权”，从而使权力、义务边界明确的契约关系（法权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普遍的基本形式打破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为管理型社会系统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前提和社会基础。这是资本主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所在。
当然，资本主义的管理型社会系统决非尽善尽美。它最根本的缺陷是仍然把人民当成“控制”对象，而把管理和决策看作少数“管理专家”的事情，没有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的管理中不仅有与其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联系的特殊性的一面，而且有同一般商品经济和工业化生产相联系从而具有普遍意义的一面。这后一面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是完全可以通过改造和转化拿来：“为我所用”的。更何况，资本主义的管理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适应社会的发展不断演进的。认真总结西方管理观念的演进，对于没有经历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来说，肯定是不无教益和值得借鉴的，它至少是我们清除封建主义“统治”观念的消极影响，更新落后和陈旧的管理观念的一条重要途径。
19世纪以来，西方管理观念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泰勒理论阶段。它把被管理者（工人）看成机器的附属品，把人同机器、工具、环境等因素加以机械地分解，然后按动作与时间因素的分析法，制定一种检查工人定额的衡量制度，控制工人的活动；用一种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制来刺激工人的积极性。 这种把被管理者“物化”和机械化的管理，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里有典型的刻划和辛辣的讽刺。机器大生产要求工人的劳动节奏与机器的运转节奏相一致，它打破了小生产的自由散漫，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本来是一大进步。但泰勒理论却是建立在这样两个错误假定基础之上的：一是认为“工人注定会偷懒”；二是把工人看成“单纯的经济动物”。应该说，这两个假定都是不真实或不完全的。
第二阶段是行为科学阶段。它不再把工人当成机器的简单附属物，也不再把工人视为单纯的经济动物。行为科学学派认为，工人是“社会的人”，他们不单单追求金钱收入，还有社会、心理方面的需求，有追求友谊、安全感、归属感和荣誉感的需要，有人格的尊严等等。因此注意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去激励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表现为对工人更多的“关心”和人格上的“尊重”。平时人们常说的“用感情吸引人”就属此类。
第三阶段是决策科学阶段。强调管理系统内循环信息流的重要性，强调管理就是决策（“决策贯彻管理的全过程”），强调扩充和放大管理者智力的重要性，用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来提高管理系统的自适应能力，通过“智囊机构”、“计算机系统”、“人——机系统”来为决策提供咨询。“管理就是决策”的观念反映了二战以后西方管理系统进化的新阶段，吸收被管理者“参与”管理是其必然要求和重要形式。
三
根据西方管理观念的演进，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联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实际，当代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树立怎样的管理观念才算是现代管理观念，才能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相适应呢？
从根本上说，这种管理观念只能是民主化、科学化、高效化的观念。
所谓“民主化”，即是广大人民群众按照现代民主政体的规则和程序“参与”管理和决策，真正体现《宪法》关于“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要求。民众“参与”管理和决策，民众选举、聘任、监督和罢免执行“民意”的领导者，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的体现。同时，现代意义的“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还是一种政治体制，包含着一套完善的形式规则和操作程序。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和决策，实施对领导者的监督，也必须按规则和程序办事，而不是任意妄为，搞所谓“大民主”。但是，各种规则和程序应最终有利于落实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否则“民主”就变成了纯粹的形式和装潢门面的摆设，而不能体现现代管理的民主化要求。
所谓“科学化”，即是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各种先进手段和媒介，充分利用和吸取管理系统内外信息通道所提供的各种情报，并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处理，使管理决策达到最优化，决策运作和实施达到最佳状态。要实现“科学化”的要求，保证管理系统中各种信息通道的畅通是基本条件。如果信息闭塞，管理决策者就不可能掌握真实情况，至少其所掌握的情况是不完全的，这样显然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同时，由于现代社会极其复杂，各种现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变化极快，其所提供的信息也极其丰富繁复，要实现管理科学化的要求，还必须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各种先进手段和媒介，用科学的方法对反馈信息进行研究处理。
所谓“高效化”，即是各层次管理机构高度协同，保证最优决策迅速作出并付诸实施，在单位时间内取得最高效益。高效化是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和工业化生产的必然要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生动地体现了这一要求。要使管理达到高效，各层次管理机构的高度协调配合是基本前提。这就要求机构设置应该合理得当，如果机构雍肿，人浮于事，互相扯皮，显然不可能实现高效。同时，要真正达到高效，还要求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得力。如果决策机构遇事拖拉，或难于决断，就不可能迅速作出决策；相反，如果执行机构消极对抗，或应付了事，则不可能使决策迅速付诸实施。
上述三者是紧相联系的有机整体。“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前提和保障，“高效化”则是前二者的必然结果。其中，“民主化”又是最根本的要求。只有充分实现“民主化”，才能真正达到“科学化”和“高效化”。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看起来好象是“高效”的，但由于无法保证决策的正确性，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走很多弯路。“民主决策虽然不一定保证最好的方案得以通过，但一定可以防止最坏的方案得到通过。”所以民主政体终究是人类发明的所有政体中最佳的政体。倘若民主决策再辅之以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就可以达到高效的结果。可见，“民主”是“本”，“科学”是“用”，“高效”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