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条件下的东亚经济与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条件下论文,中国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东亚地区经济曾经被誉为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然而，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10年的衰退，至今还没有显露出摆脱衰退的迹象；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把这一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卷入了经济衰退之中。从1999年开始，这一地区的经济呈现出明显的转机，但是伴随着美国经济出现硬着陆，加上造成东亚金融危机的结构性矛盾重新显现，经济衰退的阴影再次笼罩这一地区。鉴于它在全球经济的重要地位（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额的1／4），其未来的经济走向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东亚地区的经济体制和结构能否应对来自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其前景如何，中国作为这一地区的一个大国，为东亚经济复苏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一、关于“东亚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60—1990年，东亚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几乎比拉丁美洲和南亚地区快两倍，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快5倍。这期间， 日本和亚洲“四小虎”的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4倍多， 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增加了1倍多。除了经济增长率之外， 这一地区的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水平也有了相当大的改善。
对于这种经济高速发展的解释各种各样，但一种得到比较普遍认同的看法是，东亚地区采取了有选择的政府干预和经济开放的政策。政府的有选择干预政策包括：为特定产业提供专项和贴息贷款，保持较低的储蓄利率，制定贷款利率的最高限额及增加企业利润和提高留利水平，保护国内的进口替代产品，建立并从资金上支持政府银行，对应用性研究提供公共投资，制定企业和产业的出口目标，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广泛分享信息，等等。这些措施为私人投资创造了积极的条件。经济开放被认为是东亚模式的第二个特征。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尽管这一地区曾普遍采取了替代进口政策，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它们都迅速建立了鼓励出口的机制，并且对外国资本的流入采取了欢迎的态度，致使国内市场价格更接近于国际市场价格。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支撑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两根支柱开始受到冲击。具有浓重政府干预色彩的银行体系以及银行和企业间的传统关系，首先成了经济增长的障碍。银行系统得到政府的鼓励，故放心向大企业贷款而勿需担心贷款的回收；而大企业（集团）得到政府的鼓励，因而放心向银行借款而勿需担心贷款的偿还。当投资的需求超出了国内银行体系的供给能力时，向国外寻求新的融资来源便是必然的选择。由此造成的投资过度与泡沫经济，为后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与东亚地区的其他经济体不同，日本作为一个资本净输出国，过度投资与泡沫经济勿需建立在大量外国资本流入的基础之上。因此，当泡沫经济率先崩溃后，不良债权便成为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对东亚地区的其他经济体而言，泡沫经济的延续不仅需要外国资本源源不断的流入，而且还需要实物经济部门能够实现出口的不断增长。这是开放经济战略的必然要求。除日本以外东亚地区的出口依存度高达37%，其中电子产品出口又居主导地位。当日本经济率先陷入衰退时，这一地区对美国市场（尤其是电子产品市场）的依存度进一步上升。1996年美国电子产品需求的减少，这一地区泡沫经济继续繁荣的势头随之被阻止。此外，开放的金融市场和过多的短期外部债务为国际金融投机商提供了投机的契机，并最终酿成了亚洲金融危机。至此，支撑东亚地区长期高速增长的有选择的政府干预和开放经济模式，便转变为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人们对东亚模式的肯定变为对东亚模式的质疑。
1999年东亚地区经济开始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多数人预期的U 型增长曲线，即在低谷徘徊一段时间后恢复增长的现象并未出现，相反，经济增长呈现出V字型反转。 该地区受危机影响最严重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从1998年的—8%回升到1999年的近8%；同样，资本市场也出现了惊人的回升，汇市回到了稳定的轨道。这种出人意料的结果似乎让人们再次看到了“东亚模式”的魅力。
然而，进入2000年3月，东亚地区的股市再次猛跌，整个2000 年，东京日经指数下跌了27%，汉城综合指数下跌了51%，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了22%，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13%；与此同时，泰国泰铢、菲律宾比索和印度尼西亚盾又开始了下跌的历程。除少数国家和地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也在减少。尽管预计2000年的经济增长率仍能维持6%以上的速度，但2001年的经济减速已在所难免。 人们又一次看到了危机的阴影，V字型增长曲线正在为W型增长曲线所取代。
这一地区经济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从外部条件来看，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经济的减速。因为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对美国市场的严重依赖格局没有任何明显的变化。在世界各地区中，东亚地区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是最高的。例如，对美贸易占名义GDP的比重，马来西亚为27.7%，新加坡为19.1%，菲律宾为15.8%，泰国为11.8%，印度尼西亚为8%，韩国为7.8%。然而，更重要的还是内部因素， 即金融危机遗留下来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过去的两年间，金融体系的改革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国有银行和大企业之间的非市场交易关系仍旧存在，银行内部的不良债权名义上有所减少，实际上是被转移到了公共资产管理公司。尽管一些短期债务被转化为长期贷款，一些美元债务被转变为本国货币债务，但除日本之外，该地区的债务仍然超过6000亿美元。与银行体系改革停滞相联系，企业领域的改革进展也不明显。在韩国，改革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担心企业主的抵制和雇员的反对。过去最大的30个财团如今只剩下了16个，但它们仍然受到高债务和低利润的折磨。
当然，和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情况相比，目前东亚地区经济遇到的困难至少已有所缓解，抗危机的能力已有所提高，衡量这种能力的主要指标，比如短期外债／外汇储备、经常项目赢余／GDP， 已有明显的改善。此外，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景气也使该地区遭受国际投机商打击的可能性减少。因此，东亚地区再次爆发类似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二、东亚经济的前景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东亚模式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原有的发展模式能否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要求。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历程和该地区目前面临的困难表明，东亚地区的政府需要对原有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进行重大调整。
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的一种客观趋势。它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表现为统一的全球经济规则对民族国家的约束力加强。但这种统一的全球经济规则，基本上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意志。除了日本之外，东亚地区的经济体大多属于新兴工业化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干预方式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例如，国内产业政策需要受制于市场准入规则、反补贴和反倾销规则、外资保护规则、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等；国内金融政策需要受制于国际资本流动、金融自由化等。虽然经济全球化不会消除政府的功能，但东亚模式中的经济开放和有选择的政府干预政策，将会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伴随着新一轮经济危机阴影的到来，该地区的一些政府已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2001年2月22日， 马来西亚政府公布了“资本市场大蓝图”，前瞻性地为未来10年马来西亚资本市场发展确定了明确的方向。其主要目标是，使资本市场发展成为马来西亚公司和企业首选的融资渠道，将马来西亚建成国际伊斯兰资本市场中心。3月1日，马来西亚政府又推出了“金融领域大蓝图”，目的在于加速金融市场的改革和重组，强化金融市场的竞争力，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竞争。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局面，实现经济再次复兴，东亚地区在致力于发展新经济方面所做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以发展新经济为契机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摆脱现行的经济结构负担是这一地区的共同愿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决定今后竞争力的因素将是各国、各地区信息技术化的进展程度。
与欧美国家相比，东亚地区目前的新经济发展水平是比较落后的。以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因特网网站数、因特网用户数量占人口比率为标准进行排位，居第一的是美国。新加坡是亚洲国家中最靠前的，居第6位，中国香港地区居第11位，中国台湾地区居第13位。 日本虽然拥有受机联网服务等方面的先进技术，但其移动电话和网络的普及率却比较低，居第14位。东南亚地区除了新加坡之外都还处在较低的水平上。
新经济的发展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美国式的，新兴企业主导着新经济的发展；另一种是欧洲式的，以传统经济领域的大公司领导新经济的发展。这种差异是由风险资本及整个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造成的。对东亚地区而言，由于风险资本和资本市场不发达，走欧洲式新经济发展道路似更为可取。
在发展新经济方面，东亚地区也有自身的优势。其一，该地区有着较强的制造技术优势。迄今为止，信息处理技术的核心是因特网和个人电脑，而未来的主角不是个人电脑，也许是数字电视机或新型终端。在这方面较强的制造技术优势便有了用武之地。其二，该地区对新经济产品拥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在2000年全球电脑使用人数前10位的国家中，日本、中国和韩国分别居第2、8、10位；互联网使用人数和使用比例，亚洲地区的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都位居前列。据估计，到2002年底，将有6000万亚洲人经常地上网，其消费可达300亿美元。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网络公司急于抢占亚洲市场的重要原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该地区政府都把发展新经济置于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2000年10月，日本推出了致力于使经济获得新生的新发展政策，计划在5年后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信息通信最先进的国家。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2000—2001年信息技术政策；韩国政府宣布2001年之前，50%的政府采购活动将在网上进行。
区域经济合作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按照WTO 的统计，区域性贸易协定的实施数量在1990—1998年间达到了82个。目前，世界贸易的55—60%是在贸易集团内发生的，几乎所有的大国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位居世界前30名的经济大国中，只有日本、韩国和中国还没有正式加入到某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去（日本正在与韩国、新加坡商谈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目前东亚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水平是最低的。
亚洲金融危机的经历使东亚地区意识到，该地区之所以陷入危机，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一个独立的机构，以便监督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各国资金动向、对异常征兆迅速发出警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过程中又常常不考虑各国的国情，因而强加给借款国的一系列经济调整措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在这种背景下，2000年5月“10+3会议”正式决定实施“亚洲货币合作计划”。它第一阶段的目标实际上是一个货币互换协定，即在加强各成员国中央银行相互协调的基础上，交换金融信息，建立一个可预防货币危机的监督机制，从而使一个伙伴国的货币在遭到攻击时能够迅速地得到所需支援。仅就这一目标而言，短期内成为现实并非难事，因为该地区的外汇储备总量接近欧元区的3倍， 即便拿出一小部分用于基金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货币合作只是该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开端和组成部分。下一步能否在贸易和更广的领域开展合作，则取决于未来各方的意愿和经济环境。从贸易、投资的依存度和产业结构的互补性来看，东亚地区已初步具备了发展自由贸易区的条件。在2001年举行的“10+3会议”上， 各方已经表现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意向。如果自由贸易区能够顺利实施的话，东亚地区的区域内贸易将会迅速增长，使东亚经济在继续保持开放性特征的基础上减缓外部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冲击。
在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东亚地区也在积极努力推动与其他地区的跨区域经济合作。自1996年开始，由欧盟、东盟和中、日、韩参加的亚欧首脑会议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传统上，东亚和欧盟倾向于各自开展与美国的经贸关系，而在2001年1月13—14 日举行的亚欧财长会议上，双方提出共同寻求对全球经济增长趋缓的应对之道，主要目标是促进两地更密切的经贸关系。亚洲出口商一直在寻找美国以外的买主。考虑到美国经济增长放慢，欧盟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区和亚洲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似乎比美国更有助于振兴亚洲地区的经济。
综上所述，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东亚地区经济和东亚模式虽然都遇到了挫折，但它们正在寻求新的应对之策。东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主要取决于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新经济的发展和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事实将会证明，以有选择的政府干预和开放经济为特征的东亚模式，经过调整并赋予新的内容之后，仍将是有活力的。
三、中国在东亚经济中的地位
中国是东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东亚地区的其他经济相比，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既与其他经济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之处。一方面，中国需要改革经济体制和调整经济结构，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为此，在我国的“十五”计划中，加速发展信息产业，大力推进信息化，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等，已被列为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另一方面，中国还将面临来自加入WTO 的挑战。这是东亚地区其他经济体所没有的。
中国加入WTO， 无论是对中国经济还是对东亚经济都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对中国经济发展而言，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机遇。作为一个正在经历经济体制变革的发展中国家，加入WTO 不仅需要中国改革经济体制，调整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而且还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提高企业竞争力以适应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要求。
对东亚地区而言，中国加入WTO 将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提供新的机遇。目前，中国已经是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市场，2000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值达到4743亿美元。其中，与东亚地区的贸易占51%。随着“入世”完成，中国将提供给世界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按照我国的“十五”计划，到2005年进出口总值预计可达到6800亿美元。虽然东盟的一些国家对中国“入世”后出口能力的增加有所担心，但中国的进口能力有可能增加得更快。例如，在东盟国家的出口中，电子产品出口占主导地位，而中国是该地区仅次于日本的最大市场。2000年，中国是不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地区个人电脑最大的市场，占总销售量的45%，达到717万台，是位居第二位的韩国的近两倍，是澳大利亚的四倍。 如果考虑到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实施，中国市场提供的商机会更大。
同样，中国加入WTO也为该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创造条件。 在中国入世之前，尽管中国遵守国际贸易的通行规则，可一旦与贸易伙伴出现贸易摩擦，却不能像WTO成员国那样诉诸于WTO进行裁决。这就从客观上限制了该地区成员国贸易政策的协调力度，抑制了发展区域内贸易的潜力。另一方面，任何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程度上的要求，都高于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所有成员国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程度达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随着中国入世，东亚地区经济在贸易规则和市场开放程度方面将会更加趋近。这就为各方在超越世界贸易组织、超越APEC的层次上更进一步开展合作奠定了基础。当然，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如果不涉及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如目前的区域货币合作，则参与者不需要一定达到世界贸易组织要求的标准。
中国政府对待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采取了积极的态度。除了参与亚洲货币合作之外，中国政府在2001年的“10+3 ”会议上还提出了由中国与东盟率先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建议。1999年“10+3 ”会议期间，在中日韩三国首脑早餐会上，韩国总统金大中第一次提出了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的可能性。三国首脑对此达成共识。在2000年会议上，此建议再次得到了首脑层面的确认。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随着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步入实质性阶段，整个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前景亦充满光明；随着调整的深化和被赋予新的内容，东亚模式将会焕发出新的活力。正如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那样，在新世纪，新千年，亚洲仍将对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此文为作者在第四届亚欧论坛的演讲。此次论坛由德国柯万特基金会、政治学研究所、亚欧基金会共同举办，主题为“亚洲与欧洲——21世纪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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