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口的增长和迁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中国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creased rapidly in 18th and 19thcenturies,and reached 430 millions in 1840.Due to thispopulation explosion,peoples were forced to migrate to findnew livelihoods. The movements continued into the 20thcentury forming the current patterns of distribution of theChinese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overseas. The paper alsodiscusses the reasons for the overseas migration, the hardlife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overseasChinese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ir host countries.
一
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前提。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就构不成社会也不可能有历史。人口的增减、迁徙、构成、素质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是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书籍中有丰富的关于人口问题的记录，早在两千年前已有全国人口的总数。公元二年（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人口六千万，为汉代最殷盛时期。以后，历朝人户的数字，史不绝书。由于统计标准、方法和其它种种原因，统计数字和实际人口往往有较大的差距。比较正规的人口统计是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的。1741年（清乾隆六年），政府下令统计全国“大小男妇”，得一亿四千万人。此后，人口的增长非常迅速，1766年突破二亿人，1791年突破三亿人，1836年突破四亿人。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全国人口增加三倍，形成了中国现代庞大人口的基础。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侵略，连年战争，灾荒频仍，社会动荡，人口减员，再加上各地经常不申报人口数目，故登录的人口数大为减少，中国的人口增长进入停滞状态。据《申报年鉴》称：1919年全国人口为四亿五千万人。此后又经过34年，到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数目为五亿八千万人。
从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的一百年，中国人口从一亿四千万增至四亿以上，这样的高速增长和庞大数字在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的，究其原因是当时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结果。从十七世纪下半期以来，中国经历了清康熙、雍正、乾隆的统治，中原地区一百多年没有发生战争，边疆的割据先后平定，国家得以统一，清政府实行了促进生产的政策，使经济发展，人口激增。
清政府促进生产的政策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减免赋税。清朝入关，代替明朝统治，取消了明朝的三饷：即“辽饷”、“剿饷”、“练饷”。三饷是明朝为紧急军事需要而加派的赋税。“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天下嗷嗷，朝不保夕”〔1〕。清朝入关后，三饷即行停征。 又很快修订《赋役全书》，规定税额，归并税种，简化征税手续，以免官吏舞弊。康熙乾隆年间，政府财政盈余，国库充实，故多次免征全国田赋，部分免征或因灾减征的次数更多。又进行赋税改革，1723年实行“地丁合一”，即取消人头税，只按土地的多寡征税，减轻了贫穷人民的负担。
其次是奖励垦荒。清初，大力奖励开垦荒地，政府出资，借给垦荒者耕牛、种子，免除三年至六年交税。并且责成地方官员劝民垦荒，以垦荒多少来考核地方官的政绩，决定他们的升迁或降黜。又将明朝分封的诸藩王的土地，共一千八百万亩，准许原承耕者作为自己的产业。
第三是兴修水利。如治理黄河，清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和人力，任用水利专家靳辅、陈潢、于成龙等为治河大臣，建堤坝、堵决口、浚河道、开引河、疏海口。有时，一年黄河工程疏浚费达银一千数百万两，几占清政府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乾隆皇帝说：“河工关系民生者甚巨。苟有裨益，虽费帑金一二千万，亦非所惜”〔2〕。其它治理淮河、 运河、长江、永定河、海塘工程以及其他各地河渠湖泊的小型水利工程，不胜枚举。
第四是推广高产作物。甘薯、玉米、花生等高产作物原产于南美洲，明末传入中国。这些作物能适应恶劣的气候和土壤，不畏旱涝，产量甚高。十八世纪在中国得以大面积推广。福建人陈世元曾到山东、河南，教种甘薯，得到乾隆皇帝的褒奖。“各地给种教艺，俾佐粮食，自此广布蕃滋”〔3〕。玉米适合于山地丘岭，十八世纪广为传布， 显示出高产的优势，“延山蔓谷，皆种玉米，农民恃此为终岁之粮”〔4〕。 十八世纪末，随同英使马戛尔尼来访中国的随员安德逊看到了天津附近有大片的玉米田，“品种之优良与耕作方法，与英国农村相等”〔5 〕。高产作物的推广缓和了人口增长与粮食不足的矛盾。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故十八至十九世纪前期，农业发达，粮食丰富，中国人口急剧增长。到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时，已达四亿一千万人，远远超过历史上人口的最高纪录。
二
十八世纪以后，中国人口急剧增长，但土地开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据估算，十八世纪末时，中国耕地已有10.5亿亩，直到20世纪初，仅增至15亿亩。一百数十年间，人口增加三倍，耕地仅增加40%。不管怎样改良耕作，已有的耕地难以养活庞大的人口，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过剩人口，这不仅成为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催化剂，也促使大量贫苦人民向地广人稀的边疆和海外迁移。
决定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是自然条件和可资利用的资源的丰啬，但还有其它社会因素，如战争、赋税、政府的政策、强制迁徙以及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等。在中国古代，人口迁移已形成自北而南的模式。北方的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农耕民族长期对峙和冲突，北方民族勇武善战，组织良好，每当他们势力强盛时，一次又一次发动战争，进入中原地区，迫使中原人民向长江以南和珠江流域大规模迁徙。
中国时间最早的一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发生在公元前三世纪。当时秦始皇统一中国，徙六国之民以实咸阳，征发夫役修造陵墓，建造长城。同时又徙中原民人五十万，跨越五岭山脉，远戍岭南，定居珠江流域，这是政府为开辟边地郡县而进行的强制性迁徙。
公元四世纪初，西晋发生“永嘉之乱”，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大举进入中原，西晋灭亡，政权南迁。黄河流域的人民为逃避战乱，纷纷渡过长江，估计南迁人口九十万。移民到达的地方设置侨州郡县，到公元五世纪，长江流域的侨州郡县将近一百个。
公元八世纪，唐王朝统治下发生“安史之乱”。战祸遍及黄河中下游，这里的人口又大规模南移，其数量比四世纪的移民更多，集中于长江中下游，湖北荆州是当时移民的集中地。长江流域得以补充了大量劳动力，并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逐渐超过中原地区。
公元十二世纪的“靖康之乱”，女真族进入中原，北宋灭亡，中原人民又一次大规模南迁，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四川、福建是吸收移民的主要地区。至此，东南各省区的人口经过大规模迁入和长期的自然增殖，人口亦逐渐饱和。以后，元灭南宋，江浙人民南迁福建、广东；清朝灭明，东北满族举族入关，关内汉民则往东南和西南迁徙。中国古代许多次大规模人口迁移大多是由于战争的影响，其移动轨迹则沿着自北向南的模式。
中国古代黄河中下游，包括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五省是中华文明孕育的摇篮，当时人口稠密，居全国之冠，公元二年（西汉平帝元始二年）这五省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7%，以后逐渐递减。742 年（唐玄宗天宝元年），五省人口占总人口49%；1461年（明英宗天顺五年）五省人口只占总人口24%。可见长期以来，中原五省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呈递减趋势。〔6〕
再看长江下游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古代为水泽沮洳之地，人口较少。西汉时四省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13%，唐代上升到20%，明代已达47%。
东南沿海广东、福建（含台湾），西汉时人口极少，只占全国总人口不到1%；唐代占3%；明代上升到10%。
以上中原、东部和东南十一个省区人口最稠密，古代人口常占全国人口的70—80%。但三个地区的人口比例在不断变化，中原的人口比例递减而东部、东南递增，这显示了西汉至明朝一千五百年间中国人口自北向南迁移的趋势。
三
近代中国人口的增长远远超过古代，达到了4 亿以上的创纪录数字，其迁徙模式也和古代迥然不同。
首先，中国近代人口迁徙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所引起的长期战争的驱赶，而是由于中原、长江、珠江流域人口急剧增长，谋生维艰，出现了大规模、持续性的自发人口迁移。
其次，人口的流向不同，古代人口迁移自北而南，由黄河流域南迁长江和珠江流域，波浪式地层层递进，迁移的轨迹十分明显。迄至清代，黄河、长江、珠江中下游人口稠密，已呈饱和，这些地区已无人口移入（除四川省外），反而成为人口移出的中心。大量人口从这中心地区向周边地区和海外四面八方辐射式地迁徙扩散，这与古代自北而南的迁移模式显著有别。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交通不便、政治上阻隔、禁令，中国辽阔的边疆以及海外，不可能成为中原人民向往和奔赴的目标。康熙、乾隆以后，边疆统一，秩序安定，经济、交通、技术条件进步，使得以往硗瘠不毛、人迹罕至的边疆、海岛成了可以开垦耕作的场所，谋生条件比人口稠密的中原和东南地区更为优裕。在中心地区的人口压力和边疆地区的人口引力的作用下，十八世纪迅速增加的人口被强大的冲击波，从中心地区甩向四面八方，四散辐射到边疆、海岛，以至海外各国。
四
近代中国中心地区（中原和东南）人口迁出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流向。
第一种流向是从黄河中下游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迁往东北和内蒙古。这种自南向北的大规模持续迁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恰恰和历史上自北而南的迁移趋势相反。1644年清朝入关，东北地区数十万满族举族南迁，荒无人烟，因该地是清朝的发祥地，曾被封禁，清政府禁止移民开垦，但这一禁令逐渐被冲破。1749年（清乾隆十四年）辽宁人口已有40万人，此后，大批农民纷纷涌向东北，1786年辽宁、吉林两省人口达95万，1851年更激增至290万人。近代东北，地邻俄国、 日本，为所觊觎，清政府亦一反封禁政策，移民实边，采取减税、补助、奖励措施，移民所垦土地，允其占有。至1911年东北三省之人口跃增至1841万人。六十年间，增加六倍以上，这当然不是自然增殖的结果，而是由于移民如潮水涌入，其中尤以山东、直隶人为多。
内蒙古的人口亦在迅速增加，早在十八世纪初，谕旨中已指出：“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7〕。起先， 他们“皆冬归春往”，并不“移家占籍”，后来才逐步定居下来。开垦最早的是承德周围，因是皇帝的行宫所在，“民物渐殷，商贾辐辏，酒旗茶旌，辉映相望，里板栉比”，“康熙时万家，今不啻数倍”〔8〕。 各地蒙古王公拥有的大批土地陆续招徕汉人前往租种，俗称“寄民”。19世纪初，，归化、赤峰、丰镇、科尔沁等地人口已有42万。1884年（清光绪10年）山西巡抚张之洞说：内蒙土地“自康熙年间以来，久已陆续租给民人，以田以宅，二百年于兹矣。该民人等久已长其子孙，成其村落，各厅民户，何止烟火万家。……近来‘寄民’之久居者益多”〔9〕。
至二十世纪初，清朝在内蒙实行全面放垦，放出土地757万亩，至1910 年，内蒙古总人口增至352万人，大多来自山西、陕西。
近代人口的第二种流向是从中原向新疆迁移。十八世纪中，清政府平定准噶尔与回部，天山南北俱隶中央的直接管理之下，秩序安定，屯政日兴。屯田有兵屯、遣屯、旗屯、回屯、民屯等名目，内地的军队、旗人、回民、汉民以及罪犯被安置在新疆各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1772年（清乾隆三十七年）陕甘总督文绶巡视新疆所见：哈密一带，“屯田甚广，颇为丰美，城关内外，烟户铺面，比栉而居，商贾毕集，晋民尤多”；乌鲁木齐则“天气和暖，地土肥美，营屯地亩，日以开辟，兵民众多，商贾辐辏”，“在彼乐业垦田及佣工艺业之人，连年生聚，日益众多”〔10〕。1884年，新疆建省，移民更多。十八世纪末巴里坤、乌鲁木齐二地人口只有12万人，1857年增至31万，二十世纪初新疆全部人口有201万人。
近代人口的第三种流向是从长江中下游迁入四川。十七世纪，由于长期战乱，四川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大量减员。据说，清初承粮民户，全省不到十万丁。该处人户稀少而土地广阔肥沃，是理想的移民目标。清政府又竭力奖励垦荒：凡外省客民在四川将荒地垦熟，许其占有，原主不准复问，故移民奔赴，如水就壑。1749年四川人口已达250万， 1795年增至1113万，1840年又增至3833万，跃居为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十九世纪末增至8474万人。移民大多来自湖北、湖南、江西、陕西，故有“湖广填四川”之谚，十九世纪中叶四川人口已达饱和状态，当时史籍称：“昔之蜀，土广为忧；今之蜀，人满为患”〔11〕。
中国近代人口的第四种流向是迁往西南云贵山区。这里原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多山而贫瘠，但土地广袤，大多地区为土司所管理。十八世纪初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设置和内地相同的府、州、县。自此汉民大量移入，流散各处。史载：贵州“地旷人稀，每有黔省下游及四川、湖广客民，携眷而来，租垦荒山，俱系极贫之户”〔12〕。云南的移民亦甚众多，“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旁山依寨，开挖荒土”〔13〕。云南贵州两省的人口，1749年为500 万人，1795年达1000万人，20世纪初增至1600万人。
近代人口的第五种流向是福建、广东人民流向台湾。台湾是中国的第一大岛，远古时代即有大陆上的古越族移居于此。至明代移民渐多，明末（十七世纪前期）全岛居民约有5万，郑成功收复台湾， 曾从福建携往大批官兵及眷属。1683年康熙收复台湾，全岛人口约12万人。此后，大批移民迁入台湾，1782年台湾人口91万，1811年增至194万， 1893年日本割占台湾省前夕，全岛人口为254万。自17世纪末到19 世纪末的二百年间，台湾人口增加20倍，这是由于大陆人民大批移入的原因，尤以闽南漳州、泉州人为多，其次则为广东潮汕人和客家人。故台湾的语言、民情、文化、风俗与闽南最为相似。
近代中国，以黄河、长江、珠江中下游为中心，人口已达饱和，向四面八方扩散，走向人口稀疏的边疆山区和海岛，这一自发的移民过程，持续两个世纪以上。它缓和了中心地区人口膨胀和耕地匮乏的矛盾，调整了中国人口分布不平衡的格局，使中原、东部、东南过分稠密的人口向着东北、西北、西南地区疏散。近代的移民对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发展，使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垦，边疆和海岛，兴屯筑城，建立行政、司法、文化机构，加强了边防海防，巩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五
近代中国人口迁移的又一个去向是离开中国，走向海外。
古代中国已有移往海外的侨民，但由于政治社会条件和生产交通条件，当时前往和留居国外的民人数量很少。明清以后，出国侨居者渐增。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称：东南沿海贫民“流寓夷土，筑庐舍，操佣贾杂作为生活，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清朝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禁止人民出国侨居，但是国内人口增长的压力和对外贸易的利益又使清政府不可能禁绝人民出海，经商佣工，以谋生计。故东南沿海的人口逐渐流走海外。十八世纪，东南亚各地，包括印尼、菲律宾、马来亚、越南、泰国、缅甸的城镇乡村中已有不少华侨，他们或从事耕垦种植，或开挖金锡矿山，或制造日常用品，或跋山涉水，贩卖货物，在这里定居生活。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门户被打开，大量人口移居海外，其规模和数量大大超过了从前。移居的原因：除了由于福建、广东人满为患，更重要的是由于外国入侵，广大人民破产失业，故而不得不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当时，西方国家已经占领并正在经营开发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的殖民地，急需廉价劳动力，因此，全世界贫苦人民普遍遭到贩卖奴役，被强迫从事繁重的劳动；非洲的黑奴，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异教徒和罪犯，还有中国的苦力。近代中国人口迁移是在这一世界背景下发生的，是资本主义兴起时特有的移民现象，是为加速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对劳动力的贩卖掠夺和强迫迁徙。
据估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华人出国人数在1500万以上。其中90%以上前往东南亚，其次是南北美洲，再次为欧洲、澳洲、非洲。早期出国的华人处境艰辛，不易立足，能够在海外存活生根，成家立业者是少数。
近代中国早期出国者大多是契约华工，或称“苦力”、“猪仔”。他们名义上是受雇到海外做工，与外国资本家或华人工头订立“契约”。实际上，大多数华工被用欺骗、诱拐、绑架的手段运往海外，从事最繁重的工作，并无人身自由。契约华工出国的高潮是从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之初，估计70年内就有700万华工被运往世界各地。据1906 年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说：“每年从香港、厦门、汕头、海口等地到达新加坡的华人约十余万人，其中百分之七十是‘猪仔’”〔14〕。新加坡是当年契约华工的集散地，经这里再被分散运往东南亚各地。
契约华工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他们离开祖国，受尽折磨。载运他们的船只被称为“浮动地狱”，住地狭窄，饮水缺乏，远赴美洲者在海上颠簸数十天。华工进入船舱，“一辫相连，接成一串，牵往囚室”〔15〕。船上的死亡率极高，一般为百分之二十，许多人尚未到达目的地，便葬身大洋之中。到达工作地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例如，在古巴甘蔗园中工作的华工，每天工作十四小时以上，工资只有当地人的十分之一；秘鲁的一个海岛有四千多华工在挖掘鸟粪，他们“有劳动过度而病毙者，有堕落鸟粪层中活埋者，有不堪苦役，自绝壁上投海者，仅存之人数不过百人而已”〔16〕。美国横贯全国的太平洋铁路也洒满了华工的血与汗，他们不论严寒酷暑，工作在高山峡谷、人迹罕至之地，很多人劳累身亡，“据老华侨说：华工前后参加筑路的有四、五万人，因筑路而牺牲的，不下万人”〔17〕。还有在加州采金矿的华工劳动也十分艰辛。当时美国人克拉克的调查报告中说：白种人不愿做的活就强迫华工去做，“中国人用铁锹和铲搬动砾石，开出坑道，身体经常浸在水中，寒冷刺骨。天气又炎热，上炙下蒸，工作极其艰苦”〔18〕。还有在东南亚劳动的华工，1901年清朝官员吕海寰考察印尼邦加的锡矿，该矿全用华工采掘，“矿厂大半在山涯，山水下流，厂主不设抽水机，华工日在水中，既患潮湿，又系枵腹。故染病最易。况天气炎热异常，时症不息，死者枕藉”〔19〕。又如苏门答腊有许多烟草种植园，华工数万人，劳动强度大，环境恶劣，丛山密林，蛇兽出没，瘴气弥漫，“初开辟时，华工触瘴而死者，十之八九”〔20〕。由此可见，中国近代早期的海外移民都是贫苦人民，既无权力后盾，又无武装自卫手段，受尽苦难，胼手胝足，于所在国辛勤工作，开发资源，属于和平的劳力型移民，与西方国家那些依靠武力征服、占有土地矿场，作威作福，奴役当地人民的殖民型移民是完全不同的。
出国华工是一支积极的建设力量，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努力工作，创造财富，与所在国的人民一起为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如印尼的锡矿、金矿开采，烟草种植，马来亚的橡胶、香料种植，越南、泰国、缅甸的大米耕作和贸易，古巴的甘蔗园开辟，秘鲁的棉花、甘蔗种植与鸟粪采挖，巴西的蔬菜园艺，墨西哥的棉花种植，巴拿马运河的开凿，美国和加拿大的铁路建筑，美国和澳洲的金矿开采。近代勃兴的这些产业、工程，无不浸透着千万华工的血汗。
1840至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出国华人有一千五百万，但到1949年为止，全世界华侨总数仅一千万人，可见当时出国华人死亡率之高和安家落户之难。本世纪下半期，海外华人华侨自然增殖与大陆的海外移民陆续增加，其处境有所改善，经济和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今天，海外的华人华侨总数在三千万人以上。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他们适应新环境，参与新行业，吸收新知识，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越来越成为当地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注释：
〔1〕《清顺治实录》，卷6。
〔2〕《清乾隆实录》，卷1212。
〔3〕《武昌县志》。
〔4〕《霍山县志》，卷3。
〔5〕《安德逊英使访华录》。
〔6〕此处数据系参考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 袁祖亮：《中国
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
〔7〕《清康熙实录》，卷250。
〔8〕（朝鲜）柳得恭：《滦阳录》，卷1。
〔9〕《张之洞奏稿》，卷6。
〔10〕《清经世文编》，卷91。
〔11〕《道光新都县志》，卷3。
〔12〕贺长龄：《耐庵奏议存稿·复奏汉苗土司各情形折》。
〔13〕《道光广南府志》，卷3。
〔14〕《外务部档·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二日孙士鼎呈文》。
〔15〕容闳：《西学东渐记》。
〔16〕李长傅：《中国殖民史》。
〔17〕吉丽奇：《中国移民史》，63页。
〔18〕转引西华德：《从社会和经济考察中国的移民》。
〔19〕《光绪朝东华录》四，193页。
〔20〕《苏门答腊日里华工惨状》，《中央侨务月刊》，1930年5、6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