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大学生的数字化生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数字论文,大学生论文,化生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互联网的兴起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把当今的中国社会带入一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门槛的降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虚拟世界正在和真实生活不断融合，互联网不仅作为人类交流的媒介而兴起，而且正逐步成为人们真实的生活空间(陈刚，2011：37-38)。以“90后”为主的大学生正是成长于这样一种网络快速普及的环境中，是不折不扣的“网络原住民”一代，他们沉浸在互联网带来的全球文化和消费潮流之中，是网络参与的最活跃人群。无刻不在的数字生活似乎成为当今大学生日常生活的群像，信息时代似乎向每个人敞开了平等的大门。这种典型生活真是在校大学生，或者当今青年的普遍状态吗？ 本调查发现，在以“90后”为主体的大学生中确实存在数字化生存的自觉，手机和电脑普及率很高，互联网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过，就个体的数字化生存能力来说，还可以有更多细分，受到社会结构更全面和深刻的影响。 一、“互联”和“移动”中的“90后” 作为网络生活的基本配置，电脑和手机已经成为大学生的必需品。调查显示，87.2%的大学生拥有个人电脑，且其中以更为轻便的笔记本电脑为主，占79.9%。只有0.6%的人声称自己从不上网，大学生平均每天的上网时间达到5.3小时，比全国网民日均上网时间高出2个小时。值得注意的是，受到校园生活特定环境的影响，高校学生更多地用手机上网，大学生中手机网民的比例非常高，达97.2%，也就是说仅有2.8%的人不用手机上网，远高于全国78.5%的手机网民比例，“90后”成为不折不扣的“移动”一代。 由于大学校园都有比较完善和均质的网络接入条件，在校大学生每月用于上网、通讯等数字生活的费用不算太高，平均花费为76元，且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间都比较接近。大多数人的手机包月流量在20M到150M之间，能满足一般的上网需要。受到电信运营商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战略的影响，非北上广地区的学生手机包月流量比北上广地区更多。 调查还发现，大学生们会习惯性地以不同终端来实现不同的网络应用。比如说，他们更倾向于用手机上微信，用电脑查阅学习资料、看视频、进行网购，而在上微博、看新闻、使用QQ和社交网站上，手机和电脑平分秋色。对手机和电脑的这种选择性使用极大地增强了互联网对日常生活的渗透能力，整合了碎片化的时间与不连续的空间，使他们线上的数字生活与线下的真实生活愈加融合。 在网络应用的具体内容上，大学生们对互联网的各项传统应用都有比较全面和熟练的使用。比如说利用互联网获取社会资讯、专业资料，使用互联网和朋友联络、发表对时事及社会事件的评论，应用互联网进行休闲娱乐、写个人心情日记，以及使用互联网购物、求职、炒股等功能。对于近年来伴随web2.0兴起的新兴应用，大学生们更是引领时代潮流。调查显示，64%的大学生使用社交网络，83%的大学生使用微博，均比全国网民高出近20%。 可见，从网络普及率和应用覆盖面上，以“90后”为主的在校大学生体现出电脑上网必备、手机上网普遍、日均上网时间长、上网形式多样、网络生活全面、虚拟现实交融等特点，网络更像是日常生活的数字化，他们时刻处于“移动”和“互联”之中，体现出一种数字生活的自觉。不过，尽管作为“网络原住民”的这一代体现出对高科技的普遍亲和力，但细究下来，他们在数字化生存资源、方式和能力上，仍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 二、数字化生存的资源限制 在数字化生存的资源上，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电脑已成为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必需品，但调查显示，仍有12.8%的人既没有笔记本又没有台式电脑。没有电脑的学生更有可能来自农村、家境较为不好、身处非北上广城市和较差的学校。由于硬件的缺失，同时又存在投身数字生活的需求，这部分人只能转移到学校的公共机房，或者外面的网吧中上网，这也使得他们的网络应用只能停留在更为初级的、间断的、消遣的层面，比如多为聊天、看视频、打游戏等，阻碍了他们自身数字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值得我们格外关注。 对每月用于上网、通信等数字生活的花费以及手机的包月流量的分析也发现了相同的趋势，来自城市的及家境优越的孩子在数字生活上的花费更多，手机的包月流量也更大。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家境非常好、比较好、一般和不太好之间呈现出清晰的四档，每档之间的差额从几百元到几十元逐次减少，而家境不太好和家境很不好的孩子用于数字生活的花费几乎相同，稳定在最低的一档。手机包月流量的变化趋势也同样如此。可见，数字生活是大学生的一个生活必要组成部分，即使生活最困难的孩子，在这方面也必须有一定的支出，不过，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只能局限于最基本和最经济的上网需求；对于家境较好的孩子，选择的余地则大得多，可以随心选择终端的类型和上网的时长，这些又会对他们在数字时代的生活方式和能力造成进一步的影响。 三、数字化生存的方式与能力 摄影、摄像作为一种富于创造力的、彰显“品味”的爱好，已成为时下白领中比较流行的生活方式，但在大学生中还属于一种高端消费。15.3%的人拥有卡片相机，6.8%的人拥有单反相机，3.4%的人拥有摄像机，占有率并不是很高。家境较好的、来自城市的、重点大学的和北上广的大学生更可能拥有卡片相机和单反相机。摄像机相对小众，同样与家境相关，不过，在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之间不存在差异，但北上广会对此有影响，体现出大城市的文化氛围的特定作用。 社交网络是日常生活数字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大学生中，社交网络的使用较为普及，比全国网民高出近20个百分点，但在使用上同样体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差异。以人人网、开心网为代表的社交网络的使用者更可能是来自城市的、家境较好的、学校较好的以及现在身处北上广的学生，体现出一种生活方式的区分。此外，大学生的网购比例很高，有92.3%的人有过网络购物的经历。不过，二元回归分析显示，除去城乡户籍不再有影响以外，上述的其余结构性因素发挥着同样的作用。 自2009年后异军突起的微博，以其极为简便的操作和与移动终端的强大结合能力，成为最没有技术门槛的个人媒体和公共平台，全国微博网民已达3.8亿。我们发现，在大学生中，城乡因素、家庭背景、是否身处北上广，以及不同的学校层级，对是否使用微博几乎没有特别大的差异，使微博体现出一种“全民化”的态势。但如果我们以是否经常使用微博作为考察对象，则仍可以发现很明显的结构性区别，经常使用微博的群体更可能来自城市、家境较好、身处北上广以及重点大学的学生，这同样暗示着一种生活方式的区分。也就是说，对于这些经常使用微博的学生来说，微博是一种综合日常交流、获取资讯、理解社会等各种功能为一体的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面向信息时代的、更具实践意义的数字化生存能力。而对于另一些学生，微博虽然也向他们开放，不存在技术门槛，但他们只是以一种尝鲜的态度对待它，并没有借助这一数字化工具扩充自己的生活。这一趋势也从网络求职、炒股等深度的实用功能的使用上得到印证。 数字自主能力是数字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Bimber，2000：868-876)，也是大学生数字化生存能力的另一重要体现。本调查测量了利用网络原创方式自主表达的能力。在利用网络原创方式自主表达的能力上，阶层与外部环境的影响却比较小，仅父亲的文化程度显示出微弱的影响。方差分析显示，网络原创体现出鲜明的个体差异，男性原创的比例更高；高职学生最具原创热情，而硕士生和博士生则更喜欢“只是看看”。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数字自主性的这两个层面体现出一种分化的状态。在阶层和外部环境上占据优势的群体在信息获取上有明显优势，但是，信息获取的优势并不必然指向信息输出的强势，尤其是对于深度的内容表达。网络上似乎存在这样一群人，他们是沉默的“信息强者”，他们会主动地获取信息，乐意分享信息，却较少地在网络上原创、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对于当前的网络不平等研究具有有益启示，当前关于使用鸿沟的研究，大多只考虑到接受的层面，注意到优势群体使用互联网时越倾向于信息的获取(DiMaggio & Hargitai，2002：5-7)，但对信息生产的关注比较少。本数据分析表明，至少在普遍具有较高电脑操作能力的大学生群体中，这两者未必是一致的，由此可能导致在引领互联网舆论和塑造本土文化上的能力差异，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数字不平等的多级阶梯 大学生数字化生存的自觉、生存资源的限制以及生存能力的区分告诉我们，即使在这个具备较高技术素养、引领信息时代潮流的群体中，仍存在着数字不平等的多级阶梯。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全球化进程，数字不平等状况在大学生中体现出从夷平到转移的趋势，数字不平等的多级阶梯体现在从“接入鸿沟”到“使用鸿沟”和“知识鸿沟”的过渡，为我们揭示了技术普及的动态过程，及此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社会边界。 大学生的触网历程体现了“接入鸿沟”的结构性烙印，来自城市的学生比来自农村的学生触网要早，家境越好的学生触网也越早。但是由于大学校园提供的相对同质和优越的网络接入条件，大学生们较好的文化基础和对数字产品的天然亲和力，常规的网络使用在当前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普及，他们身上体现出一种数字化生活的自觉。不过，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新的数字不平等正在产生，体现在数字化生存的资源、方式和能力上。 在阶层及外部资源上占有优势的群体也同样是数字生存的强势群体。首先，他们能更多地占据多样化的数字资源，回归分析显示，在信息花费、是否拥有电脑、是否拥有智能手机和数码产品占有的数量这四个方面，数字不平等的程度依次加深，体现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数码产品的丰富，数字资源的接入差异已逐渐被硬件占有的新潮和多样性取代；其次，优势群体能更深入地融入数字生活，这种在使用过程中的不平等，更多地表现在个体将这种数字化生存方式内化于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不平等，而不仅仅是单纯技术、接入层面的可及性；再次，优势群体还有更大的技术能力和主观意愿去自由地获取信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深度的原创能力上，优势群体反而更沉默。简而言之，现实中的不平等正在数字空间中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 这提示我们，互联网的政策需要更加细化和深入。“使用鸿沟”和“知识鸿沟”的存在使网民分裂成信息生产群体和信息消费群体这两大不均衡的群体。前者多由具有较好经济条件、受过较好教育以及身处丰富多彩的大城市中的人群构成，虽在数量上属于少数，但主导了大部分网络内容的生产。因此，制定政策时要警惕由此产生的信息化生存中“贫者更贫、富者更富”的现象，提高边缘群体的网络参与能力和数字化生存能力。同时，本研究的一些发现显示，边缘群体反而可能具有更强的原创潜力，值得进一步关注。 总而言之，这种数字化生存能力，指利用电脑和互联网等设备，参与到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的能力，比如说参与到在线教育、培训、购物、娱乐和交往等。它不仅是衡量青年对当下信息化和全球化适应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全社会范围内数字不平等的直观反映，也是测量信息消费的一个重要指标。信息消费作为当前引领消费、扩大内需、提振经济的新动力，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主要还是从信息基础建设、信息产品供给能力强化、信息消费需求培养、公共信息化水平提升、信息消费环境建设等大环境加以引导。我们的调查显示，信息消费能力不仅受到具体的硬件设施和信息产品供应的影响，还受制于个体所能接触到的数字化生存资源和生活方式，因此，要加强信息产品内部的精细区分和量身定制。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是更强势的信息产品输出方，我国处于信息不平等的弱势地位，还要加强自主品牌的扶植和本土文化的建设，强化我国在全球信息市场上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