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型贸易战略反论：以巴西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反论论文,巴西论文,为例论文,混合型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进口替代贸易战略的失败和少数国家或地区实行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成功，一些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既不能实行纯粹的进口替代战略，也不能实行单一的出口导向战略，而应该把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结合起来，即实行混合型贸易战略〔1〕。 本文则以巴西的实践为例对以上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
一、混合型贸易战略的实质
按照主张混合型贸易战略的学者的观点，混合型贸易战略的根本考虑是把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各自有效的部分组合起来，在继续大力发展进口替代的同时，积极利用出口导向战略的某些政策，兼容并蓄，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发展。正如吉利斯、帕金斯等所指出的：“首先，实用主义和灵活取舍主义应当胜于任何教条的、目标单一的贸易战略。虽然用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这些概念来思考是适宜的，但通过对这些战略的组成部分的确认和分析，会增加我们对这些战略的理解，将来，最好避免去贴任何标签，而是可以用各个战略中看来有实效的各个组成部分来重建各种新的战略。如果某一战略能使这个国家有效地走向它的发展目标，那么，这种混合物称作进口替代还是出口导向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差别呢？”〔2〕
既然混合型贸易战略是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的“有效组成部分”的混合物，那么，这些“有效组成部分”是什么呢？从主张混合型贸易战略的学者的论述来看，主要包括进口替代战略中的面向国内市场的独立自主的工业化，改进后的政府干预和保护以及出口导向战略中的出口鼓励政策等。科尔曼和尼克森的主张可以较为准确地概括混合型贸易战略的基本内容。他们认为，混合型贸易战略主要有四点内容：第一，在战略性的经济部门——中间产品和资本品部门继续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第二，积极鼓励出口，以提供工业化所必不可少的外汇；第三，重视外国资本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保持进口和本国开发在技术进步中的平衡；第四，继续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更多地注意计划的有效性，正确地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从政策内容来看，与旧的进口替代战略相比，混合型贸易战略的确有许多改进。例如，混合型贸易战略更为重视对外贸易在技术进步等方面的作用，鼓励出口及利用市场机制等。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些改进，但并不能据此认为混合型贸易战略与进口替代战略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从实质上讲，混合型贸易战略仍然属于进口替代战略，是改良的进口替代战略。因为混合型贸易战略保留了进口替代战略的核心内容——继续抑制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实行政府干预和保护下的全面进口替代，仍然通过过高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来限制进口。在混合型贸易战略中，尽管贸易的作用有所加强，但仍然受到抑制；尽管鼓励出口，但依赖政府补贴，而不能充分体现比较优势原则；尽管市场机制的作用得到了承认，但仍然处于从属地位，在政府的“主导”之下，难以有所作为。
之所以认为混合型贸易战略的实质是改良的进口替代战略，还在于其采纳的出口导向战略的某些内容，是形式上的，而非实质性的。混合型贸易战略实行的出口鼓励政策绝不等于出口导向战略。出口导向战略所实行出口鼓励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出口来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占领国际市场，最终带动本国经济结构的变革和经济的全面发展。混合型贸易战略所实行鼓励出口政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本国进口替代工业化所需的外汇，缓解国际收支赤字和债务危机。因此，出口是在被动地起作用。它对经济发展的各种“主动”作用，如提高国际竞争力等无法得到发挥。同时，在混合型贸易战略中，出口鼓励政策所依据的也不是比较优势原则，而是为了取得外汇而不计成本地出口。在这里，比较优势与高额政府补贴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混合型贸易战略尽管从形式上看采用了出口导向战略的出口鼓励政策，但两种战略下的出口鼓励政策实质上是不同的。
总之，混合型贸易战略仍然是排斥至少是抑制贸易利益的战略，这是它同出口导向战略的根本区别，也是其实质上属于进口替代战略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混合型贸易战略也并非新生事物。早在70年代，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为缓解本国外汇短缺的局面普遍采取了程度不同的鼓励出口政策，也就是说，已经实行了混合型贸易战略。在这些国家中，有的国家（如巴西）鼓励出口的程度要高一些，“混合”的色彩比较浓厚，但实质上仍然实行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另外一些国家（如印度）尽管也实行了一定的出口鼓励政策，但这些国家还是被国际公认为“坚定内向型”的国家。
二、混合型贸易战略的不可行性
实践已经证明，发展中国家应该摒弃传统进口替代的贸易战略。既然混合型贸易战略的实质是改良的进口替代战略，那么它同样也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固然，与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相比，混合型贸易战略结合了出口导向战略的某些内容（主要是出口鼓励政策），具有一定的优越之处。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正是这“结合”二字又导致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贸易战略，各自所奉行的贸易政策在作用的方向上是相反的。比如，进口替代战略实行汇率高估政策，而出口导向战略则实行汇率中性和低估政策；进口替代战略要求实行高关税政策，而出口导向战略则要求实行低关税政策。因此，如果把这两种贸易战略结合在一起，必然产生许多矛盾。例如，进口替代战略的汇率高估政策势必提高出口部门的出口价格而妨碍出口；进口替代战略所实行的贸易保护将增加出口部门投入品的进口价格和国内采购价格，也妨碍出口。
有的学者认为，如果把一国的经济分为出口部门、进口替代部门和非贸易部门，总存在一些贸易政策通过既提高出口部门与非贸易部门比价，又提高进口部门与非贸易部门比价的办法达到同时鼓励出口和进口替代的目的〔3〕。 笔者不否认通过牺牲非贸易部门利益的办法有时可以达到同时鼓励出口和进口替代的目的，但是就一般而言，这一政策效果很难实现。首先，“将一个经济划分为可进口商品部门、可出口部门及不可贸易部门有些武断”〔4〕， 在现代经济中不可贸易的部门极少。而且，整个经济也就仅有这三个部门，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现实的经济常常远超过三个部门，……为两类政策的结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5〕。其次，一种贸易政策往往是“双刃剑”， 不可能既利于出口又利于进口，要达到同时鼓励出口和进口替代的目的，必须实行不同贸易政策的组合。比如，同时实行保护性关税和出口补贴。这时，保护性关税对出口部门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世界银行的专家早就对“可以采用一些目的在于鼓励进口替代的措施，并相信这些措施不会影响出口部门”的观点提出过批评。他们列举了一些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的“转嫁系数”，这些“转嫁系数”最低的为43%，最高的为95%。它们表明，“一半以上的贸易保护负担都转嫁到出口部门”。这一研究得出的结论之一便是“对一个部门实行保护，通常会使其他部门的情况恶化”〔6〕。
同时实行进口替代和鼓励出口政策，将带来以下两种弊端。首先，由于所实行的贸易政策相互矛盾，进口替代部门和出口部门处于彼此隔离状态，无法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关系，妨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种种扭曲和低效率现象。其次，进口替代和鼓励出口政策的矛盾导致各自的政策效应相互抵消，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在实行限制进口的同时又实行对出口的奖励，这种奖励除了起抵消进口保护的抑制作用外，没有多少其他用处”〔7〕。
归根到底，混合型贸易战略同进口替代战略一样否定比较优势原则，抑制对外贸易的作用。在这一限制下，鼓励出口的生产往往不具有比较优势，单纯依赖政府的奖励很难获得成功，加上贸易保护所转嫁的负担，出口部门就更难以有所作为。显然，整个混合型贸易战略的效果不会比进口替代战略好多少，无法给发展中大国带来经济发展的成功。
三、理论验证：巴西实行混合型贸易战略的失败
混合型贸易战略的倡导者往往把巴西作为发展中大国成功实行该战略的典型。巴西的确是实行混合型贸易战略的典型，但遗憾的是，它并没有成功。
60年代中期以后，巴西摒弃了二战以后长期实行的高度封闭型的进口替代战略，改行混合型贸易战略。一方面，实行有限度的对外开放，大力引进外资，通过货币贬值和财政补贴等政策大力推动出口。1968年，巴西克鲁赛罗贬值41.1%之后， 巴西政府一直实行货币贬值政策。 1970年，克鲁赛罗和美元的比率为4.594∶11975和1980年这一比率分别下降到8.127∶1和52.714∶1。在出口奖励方面， 实行了一系列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包括减免税收、出口退税、提供补贴和优惠信贷等。另一方面，继续实行进口替代政策，依靠高度的贸易壁垒来推进以资本品为中心的工业化。例如，“1967年制造业部门名义保护率是48%，实际保护率是73%。即使从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观点看，这也是太过分了：如果是在竞争的条件下，巴西人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比进口制成品到岸价高出48—73%”〔8〕。在实行混合型贸易战略期间， 巴西的贸易保护程度不仅没有减弱，反而不断得到提高。例如，1967年巴西对全部制成品的名义保护率为48.0%，1971年提高到67.0%，1975、1980和1984年则分别高达86.4%、99.4%和90.0%〔9〕。
混合型贸易战略的实行，与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相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1968—1973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曾经高达11%。然而，好景不长，紧接着便是延续至今的经济停滞、严重债务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 根据统计， 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1980—1984年为-0.7%，1980—1993年则为2.1%。巴西的外债1970 年只有51.3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也只有21.82%；1985和1993年则分别高达1067亿美元、365.1%和1327.49亿美元、296%。 巴西的通货膨胀率1980—1985年和1986—1989年年均为343.0%和585.9%，1990—1993年则分别高达2937.8%、440.8%、1008.7%和2567.5%。〔10〕
许多学者尤其是国内学者在评价巴西的混合型贸易战略时，总是持肯定态度。他们或者仅以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为论据，对以后的长期经济停滞视而不见；或者涉及到了后者，但往往把它归咎于具体的政策失误，而与混合型贸易战略无关。笔者认为，在评价巴西混合型贸易战略的成败时，必须既要考察以前的“经济奇迹”，同时又不能回避后来的经济停滞。再具体一点说，混合型贸易战略外向性、开放性的一面带来了“经济奇迹”，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ch）所言：“……所谓‘巴西奇迹’的黄金时代， 它无可辩驳地显示了外向型增长政策的优点。”〔11〕同时，由于混合型贸易战略的实质是进口替代，这决定了它同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一样，即使可以带来暂时的“经济奇迹”，也不可能持久。这不仅可以从后来的长期经济停滞得到证明，而且可以从先前“经济奇迹”所掩盖的若干根本性的经济指标中找到证据。固然，在1968—1973年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10%以上，经济总量的扩张不可谓不迅速。但是，如果从决定经济持续发展的质的指标，如国内资源供应能力、生产率和竞争力等方面来看，巴西的所谓“经济奇迹”注定是短暂的。
在实行混合型贸易战略的过程中，巴西政府始终把追求高速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作为优先目标。从实践来看，巴西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几乎到了不计成本的程度。另外，巴西这个时期的进口替代处于第二阶段，即优先发展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阶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工业化尤其是发展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工业，所面临的最大制约是资本要素的短缺。进口替代战略所固有的偏好资本、排斥劳动的特点更加剧了资本的短缺。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一国资本的供给能力就成为进口替代工业化能否成功实现的关键所在。巴西政府提高资本供给能力的办法是大量引进外国资本尤其是举借外债。例如，1971年外国公司占巴西工业总资产的34.1%，占工业销售额的42.8%，在巴西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12〕巨额外资的引入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巴西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相比拥有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原因。但是，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外资尤其是外债的基础上，是非常危险的，外资尤其是短期资本的投机性使一国经济随时处于波动甚至动荡的危险之中。“1982年商业银行终止贷款的回流使该国陷入了困境。”〔13〕
混合型贸易战略对传统进口替代战略基本政策的坚持，还决定了它无法克服后者效率和竞争力低下的痼疾。在实行混合型贸易战略的前期，巴西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很高的，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生产率的增长却很缓慢，甚至大大低于过去的进口替代时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率的增长日益减缓，在有的时期甚至呈下降趋势。根据伊莱亚斯（Elias）1978年的研究， 巴西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进口替代时期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950—1955年：3.8%，1955—1960年：3.5%，1960—1965年：0.2%；在混合型贸易战略时期的1965—1970年仅为2.5%， 1970—1975年则进一步下降为2.1%。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例如，布拉加（Braga）和罗西（Rossi）1989年的研究结果是，1970—1983年巴西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负数（-0.59%）。 博内利（Bonelli）1991年的研究结果是， 巴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1975—1980年为0.4%，1980—1985年为1.1%。〔14〕
一般研究表明，巴西混合型贸易战略时期的竞争力状况也是令人失望的。例如，农内姆伯格（Nonnemberg）指出，在60—80年代，巴西竞争力的提高是及其缓慢的〔15〕。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所采取的政策背离了比较优势原则。固然，在混合型贸易战略的前期，巴西出口的增长速度很高，年均增长率达到9.3%， 但这并不能说明巴西竞争力的提高。因为这种增长是依靠巨额出口补贴来维持的。例如，韩国的出口补贴占出口额的比重每年都在30%以下；而巴西政府历年来提供的出口补贴一般都占出口额的50%以上，其中有三年时间超过了70%〔16〕。依赖财政补贴的出口增长是很难持久的，例如， 1980 —1993年巴西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仅为5.2%，长期下降的趋势明显。 由于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商品的出口，外债难以偿还。80年代以后，巴西外债与出口的比率一般都在300∶1以上，终于陷入债务危机。
80年代初，巴西和韩国的债务负担基本是相同的。例如，1981年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巴西为26.1%，韩国为27.6%〔17〕。但是，巴西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而韩国却没有受到债务的困扰。究其原因，就在于贸易战略的不同。萨克斯通过对包括韩国在内的亚洲“四小龙”与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外债状况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至此为止所讨论的导致拉美经济实绩较差的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看来似乎是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18〕林永吉更是明确指出，韩国和巴西的主要区别在于：韩国的贸易政策被用来促进工业的竞争力，而巴西则不太强调国际竞争力。从而，韩国的国际竞争力要高于巴西，导致韩国持续的出口收入和较高速度的增长。出口收入的增长使韩国得以完全偿还其债务并迅速发展，甚至在1980至1983年的世界经济衰退时期也是如此〔19〕。巴西奉行的是较为封闭性的混合型贸易战略，而韩国实行的是开放性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两国经济实绩的差别充分证明，“进口替代加出口导向”的混合型贸易战略与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存在着巨大差别，在坚持进口替代政策原则不变的条件下，采取任何形式的出口鼓励措施，也无法克服进口替代政策的弊端，更无法保证一国经济发展的成功。
四、简要结论与启示
混合型贸易战略是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结合而成的一种贸易战略形式。但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的结合仍然是形式上的，混合型贸易战略的实质是改良的进口替代战略。尽管同单一的进口替代战略相比，混合型贸易战略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它无法克服进口替代战略的内在缺陷，也无法给发展中大国带来经济发展的成功。
巴西在60年代中后期开始实行混合型贸易战略，但其实践是不成功的，在经历短暂的“经济奇迹”之后陷入了持续经济停滞、严重债务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的陷阱。巴西奉行混合型贸易战略的失败表明，发展中国家应该彻底摒弃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任何对之进行改良的企图都是不可行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寻求能成功实现经济发展的新的贸易战略。
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传统的进口替代型贸易战略，推行混合型贸易战略，并且与其他推行该贸易战略的国家相比，中国更具有开放型和自由性。混合型贸易战略的推行的确大大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同样由于混合型贸易战略的局限性，为维持快速增长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首先，比较优势原则得不到全面贯彻，经济效率低下。在实行混合型贸易战略时期，中国只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遵循了比较优势原则，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但同时却仍然在维持和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经济效率极低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且是把主要资源都投入其中。这一方面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另一方面又大大抑制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和能源使用效率不仅大大低于较先进国家和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
其次，贸易的动态利益基本上被排斥，经济结构演进缓慢。混合型贸易战略不是通过对外贸易把国内产业和国际经济融为一体，通过资源转换来实现产业的高级化，而是出于对国内保护的考虑，把绝大部分产业发展同国际经济割裂开来，使这些产业既得不到国际交换的好处，更受不到国际竞争的压力，从而效率和竞争力仍然低下，根本无法同先进国家的竞争对手相抗衡。
总之，中国应该尽快摒弃混合型贸易战略，彻底实行开放型贸易战略，以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迅速实现产业演进和经济的发展。
注释：
〔1〕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张士元：《试论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载吴际坤主编：《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陈宗胜：《新发展经济学：回顾与展望》，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
〔2〕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3—614页。
〔3〕熊贤良：《对外贸易、国内市场与大国的经济发展》，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151页。
〔4 〕世界银行《1987 年世界发展报告》，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5〕熊贤良：《对外贸易、国内市场与大国的经济发展》，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
〔6〕〔7〕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8〕基思·格里芬：《可供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
〔9〕M·摩赖拉（M.M.Moreira）：《工业化、 贸易和市场缺陷》，圣·马丁（St.Martin's）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26、198页。
〔10〕M·摩赖拉（M.M.Moreira）：《工业化、贸易和市场缺陷》，圣·马丁（St.Martin's）出版公司1995年版；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各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1〕鲁迪格·多恩布什等：《开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339页。
〔12〕斯·罗波克：《巴西经济发展研究》，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98—101页。
〔13〕鲁迪格·多恩布什等：《开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339页。
〔14〕〔15〕G.K.赫莱纳（G.K.Helleiner）：《骚动时代的贸易政策和工业化》，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公司1994版，第83、 77页。
〔16〕M·M·摩赖拉（M.M.Moreira）：《工业化、 贸易和市场缺陷》，圣·马丁（St.Martin's）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02页。
〔17〕〔18〕萨克斯：《拉美和东亚的外债与宏观经济实绩》，载黄苏编：《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82页。
林永吉：《巴西与韩国的比较》，载纳谷诚二等编：《发展的难题：亚洲与拉丁美洲的比较》，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99-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