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工业化：中国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发展论文,中国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然而，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却一直未得到解决，而且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仍然持有不同看法。在这种状况下，探讨走向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而迫切。在我们看来，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进程，实行再工业化的战略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
一、再工业化战略提出的基本动因
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一词源于西方国家，是西方学者尤其是英美等国的学者基于工业在各产业中的地位不断降低，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对下降，大量工业性投资移师海外而国内投资相对不足的状态下由于各所在国经济地位趋于滑落忧心忡忡而发出的一种政策性建议。这种建议倡导工商界应加强对工业各行业的建设与投资，政府政策也应作相调整，以诱导、驱使工业投资在国内集中，避免出现产业结构空洞化的局面。
套用这一词汇以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政策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一方面，中国经济成长的历程中不可避免要重复世界经济演进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一段时期以来理论界有过过于强调和重视发展第三产业的倾向。提出通过再工业化来发展我国的经济正是充分考虑到各国产业成长的普遍规律与我国经济的现实特点的。
第一、工业化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从近现代世界各国经济纵向演变的过程来看，工业化通过大机器生产体系的广泛使用，因而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能够成为与低度劳动生产率相关联的不发达经济迈向具有高度劳动率特征的发达经济的桥梁。
国外曾有学者对81个国家1970～1977年的统计资料进行计量分析，证实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与制造业的平均增长率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所建立的回归方程表明，制造业增长率越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就越快。典型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发生在制造业范围之内的。这一期间，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增加到36%。钱纳里对典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证研制亦表明，在这些国家结构转变期间，制造业的份额平均每10年增长3.2个百分点，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对市场经济工业国工业化过程的历史数据分析也显示，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率（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动范围在每10年1至6个百分点之间。然而，研究亦表明，在结构转变完成之后，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会趋于下降。也就是说，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将是一条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而显现出倒转的U型曲线，这已为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所证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也表明，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升高是工业化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例如，韩国、新加坡、台湾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10年变动率在8%以上。韩国制造业在50年代初期所占的份额为7.6%，到70年代增长到24.5%。另有数据显示，在1965～1979年的10余年中，韩国的实际国民生产净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9%，其中制造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超为19%。台湾制造业的增加值在50年代所占的份额为14.4%，而到70年代增长到37.2%。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工业国，制造业仍然在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诚然实证研究表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整个经济的部门产出重心将由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然而，人们也越来越确切地认识到，制造业份额的差别也是显示经济实力与潜力差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已经有人指出，美国经济在70年代以来一直增长缓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下降。目前，美国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只有17%左右，而日本和德国的这一比重都在30%以上，这也是在美国提出再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1 我国与世界各类国家产业结构的相似系数
资料来源：1987～1992年世界银行报告和中国有关年份统计年鉴
第二、强调推进工业化是与中国所处的经济地位相符合的。由表1可见从1965～1990，中国与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相比，出现了一个产业结构相似性先降后升的过程。可以看出，除了我国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外，我国的产业结构也与低收入国家有着更大的相似性。另外，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相对应的是，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也明显偏低，1990年我国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26.4%，不仅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8%和高收入国家77%的比重，而且也还低于许多低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从产值和劳动力的产业分布来说，1990年，我国从事第一次产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60%，却只生产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8.4%，从事第二次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只有21.4%，却生产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4%。由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主导地位，若要强化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和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这两种相辅相成的过程，都要求增强城市的磁引力作用，其中主要是充分发挥城市工业的带动与牵引作用。
第三、我国工业的总体素质依然偏低，远远不适应于全球经济竞争的需要。尽管1992年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达48%，与许多中上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相近，但一方面，我国工业的产业组织水平还普遍偏低，企业规模偏小，且存在着大量“大而全、小而全”的全能企业，企业之间缺乏必要的协作联系，低水平过度竞争的现象仍在较大范围内发生。这样尽管我国国民经济的总量水平已然不低，但能进入世界级水平的企业却寥寥无几。另一方面，企业普遍存在着技术设备落后，更新改造缓慢，技术进步速度偏低等问题，据有关部门1986年进行的全国工业普查，在80年代中期全国安装的工业装备中，80年代出厂的设备仅占到38.94%，70年代的占42.98%，60年代及以前出厂的还占18%以上。其中国有工业企业中，属80年代的设备只占35.35%，另据有关部门1987年对500家大中型骨干企业的调查，在这些企业中，具有国际技术装备水平的仅占12.7%，具有国内先进装备水平的仅占19%，属于国内一般水平和落后水平的设备高达68.3%。与此同时，全国科研开发经营近年虽一再提高，但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不断下降。1985年的比例为1.2%，1992年为0.71%，1993年为0.62%，而发达国家的科研经费一般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5～3%。在这两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我国大部分工业产品的人均产出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值（参见表2）。可与之相比较的是，1992年全世界人均谷物产量达364公斤，中国的人均谷物产量达349公斤，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不多。与我国由精耕细作集约经营所建立起的农业相比较，工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滞后。
表2 中国与世界人均工业品产量的差异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年鉴》(1990)
第四、工业是中国经济实现赶超目标的突破口。曾经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第二产业的比重已高于发达国家，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又远低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上。既然发达国家的产业重点已转向第三产业，那么中国也应着重发展第三产业，以追赶世界性潮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差距。这种看法看似合理，而实际是不符合逻辑与事实的。首先，发达国家服务业的高比例是建立在工业高度发达，劳动生产率很高的基础之上的。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产协作的不断扩大，导致了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大量劳动力被分流到服务业范围内，工业所面临的主要是市场需求不足的矛盾，开发新型产品已成为制造业企业的首要选择。而我国制造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却很低，企业和居民对制造业产品的消费愿望远远未得到满足，不断发展制造业乃是当务之急。从第三产业看，由于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距，我国第三产业的一部分需求不是通过社会化服务而是通过居民的自我服务的形式得以满足（如家务劳动、烹饪等），也造成对第三产业产值的低估。换而言之，第三产业的比例差距要比现行的统计数字小一些。另一方面，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还普遍偏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还不可能造成对第三产业的大规模需求。其次，发达国家由于大量劳动力被分流到服务业，而服务业又要参与整个经济利润平均化的过程，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服务业价格上涨过快的现象，这是推动服务业产值比重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通产省官员山本幸助曾指出，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在1975～1988年期间，日本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25.9%提高到35.4%。而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1.7%下降到11.3%，①但从没有扣除通货膨胀的名义值来看，服务业所占的比重的确在提高，而制造业却基本在原地踏步。因而，通常所谓的服务业产值升高盖因没有考虑到服务业价格过快上涨的因素所致。再次，从中国的发展实际来看，工业有着比农业和服务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既然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追求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便是经济政策的应有之义，而加快工业的发展将有助于更迅速地提高全国的劳动生产率，堪作为经济政策最为合理的选择。又次，一般认为，工业是实现技术创新的“创造业”，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差距首先表现在技术的差距上，因而实现赶超目标的突破口也理应放在工业上。
二、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与发展阶段
按照一般经济学的规律，在一个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起步发展经济，首先应致力于轻工业与农业的发展，以保障国民基本生活消费品的供应，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重工业。对1956年中国产业之间的关联分析也显示了突出发展农业与轻纺工业的重要性。②毛泽东也曾认识到，把资金更多地投向农业与轻工业，有利于更好地实现中国的工业化。
然而，现实的经济政策与体制变动并未给予上述设想提供持续而可靠的支持。实际上，从建国伊始，国家一直采取了倾斜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战略，从“一五”到“五五”期间，在全国国有企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中，重工业所占的比重一直在85%以上。特别是在“二五”前期与“三五”期间，重工业的投资比例都高达90%以上。由于集中计划体制缺乏对生产者个人与企业应有的激励机制，而资源配置的重心又强烈地偏向重工业，从而导致了农轻重三大产业的不对称地发展。有必要指出的是，重工业在中国的发展是有其特殊性的，而且事实上对推动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一方面，重工业的发展对于加强国防力量，维护国家安全起到了支柱性的作用；另一方面，重工业的发展也大大地促进了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和农业等产业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应指出，集中资源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思路的确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明显的内在性矛盾与问题：第一、使轻工业与农业的发展因资源投入有限而受到了极大抑制，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严重缺乏，城乡居民生活消费被压到相当低的水平。第二、由于资源集中投向的重工业是资本相对密集型的工业，资源限制投向的轻工业是劳动力相对密集型的工业，对于一个劳动力十分富集的国家来说，这种政策并不鼓励大量地使用劳动力资源。这就导致了在资源配置中资源开发利用不足（尤其是在轻工业领域）与资源浪费（劳动力）同时并存的现象。与此同时，国家为了限制劳动力流向城市以免增加新的就业负担，在城乡之间人为地设置了严格的政策壁垒，而这个壁垒长期阻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使得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转换与协调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成为90年代乃至今后发展中一个必须面对与解决的新的难题。第三、在重工业内部也存在着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50年代末的大炼钢铁，60～70年代的“三线建设”和为改变北煤南运而在南方各省纷纷设置煤矿，也都导致了大量无效率的资本投资。而这种资本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来说是尤为稀缺的。第四、重工业的技术水平相对偏低。由于中国的重工业是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与国际市场缺乏紧密的联系，原有的技术水平就不高，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显示与发达国家技术设备与产品方面的差别。加上重工业规模相当庞大，也使得结构调整与技术改造的难度加大。
提前发展重工业并非意味着中国会自动跳过轻工业与农业着力发展的阶段。从1956年到1981年，历史迈过了1/4世纪，然而，对中国在这两个年份产业关联表的分析发现，感应度系数与影响力系数最大的几个部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③。感应度系数最大的几个部门依然是农业、纺织工业、金属（钢铁）工业，影响力系数最大的几个产业部门依然是纺织业、服装业和金属工业等产业。可以看出，在此期间，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部门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从1981～1987年，在短短的6年中，中国经济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与演进，在国民经济总量不断扩张的同时，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极富深刻意义的变化，通过产业关联表可以发现，中国各种产业间作用与影响的排序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与1956年、1981年相比，1987年中国产业结构中感应度系数最大的4个产业分别为化学工业、金属冶炼与压延工业、农业、纺织业，影响力系数最大的4个产业部门依次为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与器材制造业、纺织业。农业与轻纺工业原来所具有的突出地位已被化学工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等部门所代替。换言之，国民经济发展对主要产业的依赖程度由原来的农业与轻纺工业占据最突出地位转向化学工业与电子工业。目前中国又处于哪一个发展阶段呢？我们认为，从1987年前后开始，中国经济已进入了重化学工业发展阶段，目前仍处于这一阶段的平稳发展时期。这是因为：
第一、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重工业在国民经济尤其是在工业行业中所占比重依然偏低。
从1988年世界各种类型国家工业结构的比较分析可见，中国的重工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不仅远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而且也远低于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原苏联东欧各国与中国的轻重工业结构十分相似。问题在于，既然中国与原苏联东欧国家一样都推行了几十年重工业优先的战略，为什么中国重工业发展比重依然不高呢？问题恐怕只能作这样的解释：西方国家很早就跨越了以基本生活消费品为中心的阶段，市场消费的重心多年来一直倾斜于耐用消费品，从而刺激了包括汽车和电子电器工业在内的机械工业的极大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成本和其他生产费用的不断上升，劳动力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发展因而受到约束，一些轻纺工业的技术与设备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形成国际间产业分工与分化的格局。在这一过程中，重工业的发展便愈益突出出来。而中国尽管长期曾凭借计划手段推进重工业发展，但因长期停留在基本生活消费品得不到满足的基础之上，加之工业的发展建立在相对封闭分工不足的体制与政策环境中，轻纺工业不得不在一定规模上维持发展的需要。而80年代以来的政策措施又强化了轻工业的发展基础。通过分部门的进一步比较可以发现，中国与发达国家在重工业的差异主要出现在机械工业领域，因而只有中国强化包括机械、汽车、电子、电器机械等工业的具有宽泛概念的机械工业的发展，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差距。
第二，中国自身的发展历程显示出中国已步入重化学工业这一阶段。尽管我国在80年代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来发展轻纺工业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产业结构承袭了70年代重工业占优势的特性，使得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没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的明确的轻纺工业发展阶段，或者说，80年代的轻纺工业发展是与长期来一直执行的重工业发展阶段相重合的。从1987年产业关联分析表中可以发现，化学工业、金属冶炼与压延、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等工业都具有较强的前后相联系。1990年的产业关联分析表显示这种状况并无大的改变。而这些产业又大都是重化学工业发展阶段中应予以大力发展的产业。
第三，重化学工业是大国工业化进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纵观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各工业部门的变动，可以发现，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是产业中扩张最快的部门，1952年，我国机械工业与化学工业两类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只有16%左右，而到1989年提高到42%。事实上，重化学工业部门的这种扩张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由于此类部门都是需求收入弹性较大、附加价值比较高、市场容量较大且投入产出比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因而成为二战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产业发展的重点。从各有关国家与地区商品出口结构即能看出这一规律。以能反映重化学工业扩张程度的机械和运输设备出口占各国和地区商品总出口的数额来衡量，1965年日本的这一指标为31%，1989年提高到65%，在同一时间段中，台湾由15%提高到36%，韩国由3%提高到38%，新加坡由10%提高到47%，香港由7%提高到23%，泰国由0提高到15%，全世界在这一期间由25%提高到35%，机械与运输设备的出口是各类产业产品中扩张最快的。这说明，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都伴随着机械和运输设备的向外扩张。换言之，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长与对外扩张都不能与重化学工业的发展相脱节。相形之下，发展缓慢的国家与地区的典型标志之一是重化学工业的产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同样以机械与运输设备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衡量，1965年低收入国家的这一指标为1%，1989年只提高到6%。直到1989年，我国的这一指标也只有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生产结构来看，1988年，我国机械与运输设备的生产占制造业附加值的比重为25%，远低于美国(35%)、日本(38%)、韩国(32%)、新加坡(52%)、法国(30%)、德国(41%)等许多国家。进一步加快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提高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都需要大力发展重化学工业。
第四，中国产业的高加工度化阶段并未到来。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带有典型的多维次二元结构的特征。城乡之间、不同产业间、不同区域间的发展水平与技术水平及劳动力素质存在着很大差别，把握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不能脱离这一现实背景。不言而喻，提高加工度的工作应被视作我国市场化改革与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们认为，在中国，重化学工业发展阶段将在目前的基础上持续10年甚或更长一点的时间，这是由中国目前的产业与企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如果市场化改革推进顺利，国内外各种环境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内政治与经济形势稳定，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增强，中央各项政策配合良好的话，这一进程会相对缩短。
三、中国再工业化过程中的部门重点
根据我们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并考虑到各国产业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我们认为，按照再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产业发展应把以下产业作为重点：机电工业（即广义的机械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与压延业。这些产业中，主要是技术密集、产业关联度高、需求收入弹性大的支柱产业。我国国民经济要实现稳定协调地发展，产业结构要迈上一个新的高度，就必须有所侧重地发展重点产业，以发挥其带动其他产业的作用。
1.机电工业：机电工业是国民经济中的装备工业，也是各国经济与产业间最能反映出差距与水平的工业，是制造业的核心与灵魂。各国经济的迅速成长都与机电工业的蓬勃发展不无关系。日本的机械工业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1955年为14.8%，1971年提高到32.5%，到1989年，日本制造业结构中，一般机械、电气机械和运输设备三项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1.92%，占制造业增加值的38.78%。美国的机电工业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1939年为20.8%，1972年提高到33.6%。1990年美国的制造业结构中，一般机械、电气机械、运输机械三项占制造业总产值的30.39%，占制造业增加值的31.12%。在1990年原西德的制造业结构中，这三项指标占工业总产值的39.33%，占工业增加值的41.37%。英、法、意等国的状况也大致如此。可见，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机电工业在制造业产值和增加值中一般都占三成以上的比例。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也显示，机电工业是制造业从而是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部门。以韩国来说，以机械和运输设备占制造业的比重来衡量，1970年为11%，而到1989年达30%。正因机电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美国一所大学曾发表研究报告指出：“美国的主要工业在国际上保持竞争力取决于最早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最新一代的机器设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研究了61个国家的数据后证明：“机械的积累是国家生产力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可见，把机电工业作为经济振兴的重点是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
反观我国的机电工业，与国际发达国家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据统计，1992年我国机械电子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26%，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强调发展机电工业既符合世界经济的一般规律，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在我国机电工业中，耐用消费品工业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不少产品性能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能够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在今后的发展中只要不断跟踪国际市场上的技术变化即可。机电工业总的发展重点应放在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和汽车工业方面。
机械工业是有着较强前向后向联系的产业，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都大于1，与国民经济各产业都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据有关方面测算，每增100亿元的机械产品，就会对各部门产生200亿元的直接和间接波及需求。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1951～1980年的考察也发现，机械工业超前于一般工业与整个国民经济而发展是一个普遍规律。我国机械工业存在着生产设备老化，技术装备与技术性能较低，企业规模偏小等问题，1987～1992年，尤其是在母机工业中，普通车床所占比例偏高，刨床、磨床、自动化机床、数控机床比例偏低，另一方面，锻压设备与机床相比数量偏少，并引发加工精度不高而能耗偏高等问题。应注意的是，1987～1992年，机械工业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10.83%降至9.63%，可见，有步骤有重点地加快机械工业尤其是那些生产基础零部件、基础机械和带有基础工艺的工业部门的发展意义重大，同时也应突出发展生产成套设备的工业。
电子工业是我国影响力系数最大、又是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工业部门。近几十年来，全世界电子工业发展速度很快，1970年电子工业在全世界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1980年增至3.5%，1987年又增加到5%，有人预计到2000年将达8%。在发达国家，电子工业所占比重相对偏高。1988年，我国电子工业产值占当年工业产值的比重仅为3.27%，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2%，另一方面，从结构上看，消费类电子工业发展过快，电子元器件、电子设备的生产与开发严重不足。尤其是在各发达国家出现电子工业与机械工业整合趋势之时，大力发展中国的电子工业已势在必行。
汽车工业是具有高投入、高附加价值，能够带动众多产业的工业部门。据日本有关资料，汽车工业对其他产业带动的相关度为1:2.4～2.7，日本、韩国经济起飞都与汽车工业密切相关，而且日韩两国汽车工业的崛起都与政府的宏观调控不无关系。相比之下，我国汽车工业起步并不晚，但由于体制原因，限制了汽车工业的全面发展，形成了批量小品种少的局面。市场化改革以来，汽车工业虽然发展势头十分迅猛，但因部门和地方利益的扩张以及由于行政审批制和投资软约束的双重作用，大大地降低了汽车工业的进入门槛，致使汽车工业向分散布局远离规模经济的方向发展，而且各汽车厂都热衷于引进国外生产线，追求自成体系的生产格局，从而使整车组装的能力加强，而零部件的专业化生产能力较差，企业的分工协作与自主开发能力都比较弱。上述种种因素，限制了我国汽车工业的有效发展。所幸的是，国家已正式出台了汽车工业产业政策，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办法，只要我们严格执行这一政策，不断地深化汽车工业企业的改革和增加对汽车工业的投入，我国汽车工业将会有一个十分美好的未来。
2.化学工业：化学工业与国民经济的众多产业如农业、纺织、轻工、机电等产业都有着广泛的产业联系，我国化学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虽与世界平均水平接近，但因工业化总体水平比较落后，化学工业发展水平也相应不高。从结构上看，最大的支农类化学工业占化学工业总产值的1/4。但投入资金多，产出少，效益差，化肥进口在化工产品进口中始终占有较大比重。除此而外，精细化工、高新技术化工发展相对缓慢，精细化工占化工工业产值的27～28%，这一比例在8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大的变化。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不到1%。除此而外，重复建设现象也十分突出。国际上公认的乙烯工程的经济规模为30万吨／年以上，而我国个别省份兴建乙烯工程的规模只有11.5万吨。汽车、纺织、电子等工业及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所需的专用化工产品都供给不足，不得不依赖进口。在化学工业今后的发展上，应按照化工部的规划与设想，在推进企业改革的同时抓紧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是提高加工深度，大力发展精细化学工业与高级低能耗类化学工业。二是抓紧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在上批量上规模的同时立足于老企业的更新改造，减少铺新摊子。三是搞好产品结构的调整，压缩长线产品与扩大短线产品的生产同时并举。四是不断淘汰落后设备与工艺，提高技术进步在企业产值形成中的比重。
3.金属冶炼与压延业：这里主要是指钢铁工业，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有着重要地位。建国后，尽管国家一直致力于发展钢铁工业，而且钢铁产量居世界前列，但钢铁工业发展与世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具体体现在：第一，目前我国钢铁工业的总体水平还十分落后，据有关部门调查，我国钢铁企业主体设备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水平，属于国内国际先进水平的只占30%左右。另有统计指出，我国炼钢技术装备达到国际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水平的仅占23.8%，轧钢达到这一时期水平的仅16.5%。第二，钢铁工业的工艺水平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差距，目前世界主要产钢国的工艺技术已从第二代高炉／转炉型向新兴的紧凑型短流程式发展，而我国除少数企业达到第二代工艺技术水平外，多数还处在第一代的落后水平。以第二代工艺技术中的连铸比来衡量，西方各主要钢铁大国这一比重均达90%以上，而我国这一比重只有30%左右。第三，钢铁企业大多带有明显的规模不经济特征，企业普遍偏小。目前我国有高炉1100多座，大于2000立方米的仅有5座，小于50立方米的却占70%多，而日本72座高炉中，大于4000立方米的就有11座。1990年全国电炉炼钢中，小于3吨的座数占38.7%，大于40吨的仅有6座，而国外发达国家大多采用50吨以上的规模。除此而外，品种不全，特种钢、异型钢的生产还不能满足需求，物耗率高而劳动生产率低的弊端也十分突出。
鉴于我国铁矿资源供给能力有限，且随着钢铁生产规模的扩大供需矛盾会进一步紧张，而技术、装备层次低，企业规模小的状态几乎又是物耗能耗高产出低的代名词，因而钢铁工业结构优化就显得十分紧迫了。其优化重点应放在以下方面，一是大力支持企业发展全连铸——连轧短流程为代表的新工艺新技术；二是限期淘汰过时的旧工艺，如平炉炼钢、模铸成型等；三是促进企业在生产上尽快形成一定规模，限制小高炉、小转炉、小电炉、小轧机的生产；四是增加高附加价值的短缺产品的生产，实现进口替代；五是扩大科技的投入比重，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在我国再工业化的过程中，强调发展重点产业是十分必要的。只有重点产业的充分发展，才能发挥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支撑与带动作用。与此同时，也要注意相关基础产业与一般产业的发展，以维持国民经济各种产业间的协调关系。
四、再工业化战略实现的措施保证。
在迈向世纪之交的历史关头，中国经济发展与政策取向十分引人关切。一方面，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已日趋激烈，各个国家都面临着实现进一步发展的任务，也十分希望把自己的产品特别是具有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推向他国市场，以增加整体经济的实力。另一方面，中国的生产力又期待着进一步的发展，尽管我国在80年代以来有着十分不错的发展实绩，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还不高，人民生活水平还较低，科技、文化、卫生、环保、教育等事业都需要不断地扩大投入。发展的主题既强烈又明显。在这种背景下，推行再工业化战略的重要性相信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然而，要达到使中国的工业化不断推进，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和实现中国实力巨大发展的目标，还需要制订和明确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保证再工业化战略的顺利实施。
第一，不断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的改革，通过分离国家职能与企业职能，理顺和重组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企业内部的责权利关系，促进生产要素在企业内外的合理流动来达到搞活国有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政策能够起到协调与配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作用。在目前国有企业数目众多，资产庞大，各种内外关系错综复杂，改革不可能一下子全面推开的状况下，应该强调改革的重点向主要产业、主要部门、主要区域和大型特大型企业倾斜的原则。换而言之，应该通过改革方向的合理选择，使国家改革目标与发展目标较好地统一与协调起来，以主导产业、主要企业的改革来带动区域和全国经济的发展。新组建的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在更新改造中出现的增量部分，可以在建立之初就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另一方面，在我国目前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发育不同步、市场结构不均衡的状况下，国有企业改造应尽量客观地考察各种产业与企业的发展基础，应改变那种通过行政命令平均分配企业改革名额的做法，使有条件有潜力的产业与区域优先改革、优先发展。
第二，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应在80年代对外开放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但应注意对开放方向与空间的选择。一方面对外开放应与主导产业尤其是主导产业中的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更新与改造相结合，使这些企业通过技术引进与改造，更快形成规模生产能力并以拥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来参与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应尽力避免一般成套设备项目和交钥匙工程的机械照搬，而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许多教训的。从80年代初的钢铁工业项目到后来的彩电冰箱生产线直至近年来的程控交换机项目，都存在着盲目的技术照搬问题。这是在今后对外开放中应予规避的。为此，有必要借鉴日本与韩国在技术引进方面的经验[4]，使引进技术战略转向软技术、技术成果、技术专利及合作研究合作开发，从而增强国内企业自主开发新技术的能力。另外，鉴于目前跨国技术转移的复杂性，国家对各发达国家立足于开拓我国市场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国家应明确给予支持，并按照国际惯例赋予其国民待遇，以促进各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进入我国，与此同时应抓紧引进技术的消化与吸收工作。
第三，加强宏观调控工作，并把握好调控的方向与力度。比如，近年来，由于各地区发展经济的欲越不断扩张，加上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规范的宏观调控机制没有相应建立，以及信息传播不畅等缘故，在全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广泛的低水平远离经济规模的重复建设现象。由于人们对重复建设认识与其概念界定不一，也影响了在实际调控中政策手段的运用。我们认为，对于那种产品在性能上无明显改进、技术上无突破性创新、市场上已供过于求的建设项目，应视作重复建设现象并在新上项目上从严控制，但对那种在技术与性能上有明显创新并且能够在市场上产生新的需求的建设项目，应该在政策上与一般的重复建设项目有所区别，并且给予鼓励与支持。另外，宏观调控也应与产业政策尽量相衔接与协调。比如在经济紧缩时不是各个产业、各个区域全面紧缩，在紧缩中应保持对重点产业、重点区域的支持。也只有这样，宏观调控才有利于全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宏观调控政策才更符合科学化的要求。
第四，促进科技进步，推进产学研一体化进程。技术竞争力的强弱使一些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削弱，同时又使另一些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增强。70年代，西方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受到石油危机不同程度的冲击，这一期间，美国的小汽车因耗油量高等因素而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日本的小汽车因注重了先进技术的使用，降低了耗油率，从而能大举进入美国和西欧的市场。目前在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技术进步的作用与意义。我国8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也是与技术开发与引进有着相当大的关系。目前，我国科技体制与企业管理体制除了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外，还远不适应科技进步的要求。目前在全国的大中型企业中，尚有近一半企业没有自己的技术开发机构，企业中技术开发人员的比例过低，技术开发的投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处在不断下降状态。另外，许多企业的技术人员被划作二、三线人员，在分配与待遇上都明显低于一线工人。另一方面，国家扶植与培养的科研院所在科研结构与项目设置上，理论色彩偏重，应用与辐射能力不足，从而也使科研与经济相脱节。进入90年代，在中央提出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思想后，科技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步理顺。今后政策的着眼点应放在：一是积极培育企业的技术开发力量，使企业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二是积极调整科研方向，使科学研究项目尽可能植入经济增长的胚胎中，从而使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大幅度增加；三是不断培育技术开发型后备人才，高等教育的体制与结构应据此不断地加以调整；四是鼓励技术与人才更多地进入市场，并健全相应的法规与政策。
第五，多方增加对重点产业发展的投入。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建立与之相关的基金制，引进国外资金等形式多元筹措资金，以扩大对重点产业的投入，并且发挥重点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先导作用。
注释：
①参见山本幸助《制造业仍然是牵引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转引自《世界经济译丛》（1990年第11期）
②参见周民良《中国主导产业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趋势》，《经济学家》1994年第3期
③参见周民良《中国主导产业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趋势》，《经济学家》1994年第3期
④参见周民良《日韩技术引进政策的比较》，见《中外科技政策与管理》199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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