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质到精神：后小康社会老年贫困的理论建构
杨菊华
摘 要： 依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健康-积极-成功老龄化的发展战略以及新时代老有所养的民生定位，可以将老年贫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置于经济、健康、社会和精神四个领域的理论框架之中去理解。经济、健康、社会和精神贫困虽有一定的层级关系和先后序次，但彼此嵌入，同向纠缠、互为因果、相互激化。四类贫困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与生理需求有关，物质贫困和健康贫困皆属于此；二者均为维系生存之所需，处于需求的较低层次，可通过外生物质环境的改善而得以缓解(除机体功能的退行外)。另一类与较高层次的社会需求有关，社会贫困和精神贫困皆归于此；这些需求的满足需要外部和内部要素的联手方能得到满足。物质需求总有限度，但精神需求却无止境。后小康社会的老年贫困研究，必须同时关照贫困的多维度性，在致力降低物质贫困的同时，全方位提升老年人的福祉，尤其是心理和精神福祉。
关键词： 贫困；老年贫困；贫困维度；贫困类型
贫困是所有年龄人群都可能遭遇的窘境，但因生理功能的退行和社会角色的转换，以及由此而来的“手段”“能力”“机会”的缺失或相对较弱的适应与调适能力，老年人是社会上最为弱势的一个群体，也是贫困的高发人群；他们不仅最难脱离贫困，而且更易因病或因故致贫、返贫。因此，贫困往往长着一张“老年人的脸”，尤其是一张“老年女性的脸”。这是一个普遍规律，特别是在快速的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这一特征将更为凸现。早在2002年，马德里第二届世界老龄问题大会通过的《2002年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就明确提出了“反老年贫困”；老年人也一直是国际组织及世界各国反贫困的重要关注对象。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治贫减贫工作取得了卓然成就，包括老年人群在内的90%以上的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然而，在经济、社会与文化和家庭结构等宏观和微观要素多重复合转型和家庭变迁，而且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贫困老年人口越来越成为社会上最“不可见”的人群，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关研究对老年贫困议题的忽视，二是对老年贫困的理论探求几乎缺失。就前者而言，无论是贫困研究，还是人口老龄化研究，对老年贫困这一议题，学界都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已有研究往往将群体的贫困问题作为背景变量，致使这一重要议题分别淹没在普通人群的贫困研究、老年人口某些方面的福祉研究之中，老年人口的独特性和贫困议题的特殊性均被一带而过。一方面，现存的贫困研究主要聚焦于普通人群，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细分研究很少。不同年龄群体在生理特征、资源禀赋、生存环境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笼而统之的贫困研究很难辨识出不同年龄群之间的异质性，老年人的特殊性被普通人群的一般性所掩盖。另一方面，尽管现存的人口老龄化研究数量庞大、主题丰富，但并非从贫困视角切入，因此，其研究结论的意义亦有所不同，不能映照出老年贫困的全景图像与深描特征。就后者来看，目前关于老年贫困的研究主要是经验性的，多利用调查数据，分析具体研究问题，但往往是仅基于数据结果的表面分析，缺乏科学的研究设计和理论引领与阐释。理论关照的不足，不仅使得不同研究之间的结论难以比较，而且也使得相关研究多将贫困的本源性要素、致贫因素、贫困的后果混为一谈，因果不辨。
在当今社会，信息化趋势逐渐蔓延到各个领域中，新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流现象，在教育领域中同样如此，尤其是在小学数学教学阶段，微课的应用促使教学环境更为优化，不仅学生学习积极性显著提升，学校及教师更是看到了教学技术更新的重要意义。因此，这就需要以小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为基准，通过微课促使教学资源不断延伸，提升数学课程的趣味性，从而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关注数学、积极主动地学习数学知识，为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本文即是从一般意义上的贫困概念出发，关注老年人群，尝试回答“何为老年贫困”这一基础性问题，弥补学理研究的不足，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引领，为描绘老年贫困的全景画像提供理论支撑，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相关研究提出初步思考与建议。名正才能言顺。对老年贫困的研究，首先必须对该议题予以充分的理论关切，大致(尽管难以彻底)厘清“元要素”、“源要素”和“衍要素”之间的勾连关系，回应贫困要素纠缠却有别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现贫困治理的着力点，实现精准扶贫，才能真正保障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支持依旧十分有限且照护资源更为稀缺的情景下，让更多的老年人过上质量更高的晚年生活，推动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扶。而且，老年贫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进程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人群，老年贫困的治理也是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帮助他们减贫脱贫也是实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
一、现有关于贫困、老年贫困的界定及其局限
贫困是个由来已久的社会议题。早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和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就有明确的对于贫困的论述。历史上的贫困主要是指物质生活匮乏，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住不遮风挡雨等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境况，而在当今社会，贫困则被赋予了更宽泛的意涵，包括健康和精神的贫困(1) 杨菊华：《人口转变与老年贫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但是，时至今日，对于究竟何为贫困，不同主体给予了相互关联但重点有别的界定(2) “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课题组：《贫困概念的界定及评估的思路》，《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难免有“盲人摸象”之感。
(一)贫困的界定
概而言之，贫困泛指个体和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和其他方面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因此，要认定贫困人口，首先必须明确哪些要素构成最“基本需求”。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所谓“基本需求”，仍然主要被限定于维持个体生理功能运行的基本物质资料；当拥有的生活资料难以维持自身生存之所需，即可被视为贫困(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4页。 。诚然，从古至今，贫困总有一个基本内核，即物质生活的匮乏、生活处于“赤贫”状态。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还是当代发展经济学者(如：阿玛蒂亚·森、彼德·汤森)，都认识到了贫困的这一基本特性。然而，在当下社会，“基本需求”的清单却大大拉长，从物质层面拓展到精神层面。
物质贫困或经济贫困是指老年人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存在绝对意义或相对意义的匮乏，是老有所养的初元领域。老年人口也需要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资料以维持生存，故生存需求也是老年人口的最基本需求，处于老年人口需求金字塔的底部，物质资料的拥有情况是维护稳定生活的基本前提。与一般贫困类似，物质贫困也是老年贫困核心中的核心，是其他贫困的最初元基础。
对于贫困的基本意涵，西方社会已形成了几种主要的理论体系，即物质匮乏说、可性能力剥夺说、社会排斥说、广义福利剥夺说等。不同视角下的贫困概念具有不同内涵，经济视角下的贫困具备以下特点：收入低且不稳定、无经济来源或来源单一；财产少、无地或少地；消费结构单一且层次较低。而另外几种视角下的贫困则涵盖更多要素：除物质匮乏外，还有身体虚弱、糟糕的社会关系(排斥、拒绝、孤立、孤独)、缺乏安全感(脆弱、焦虑、恐惧)和缺乏权力(无助、挫折、愤怒)。联合国机构和世界银行等组织提出，贫困不只是因缺乏收入和资源导致难以维持生计，还表现为饥饿、营养不良、无法获得充分的教育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这些“没有”或“不足”导致个人和家庭、甚至社区都缺乏安全感，多类主体的福祉遭受剥夺，缺乏话语权、被排斥在机会和资源享受的大门外，生活在边缘或脆弱的环境中。反过来，这又使得贫困的群体缺乏获得进一步的能力提升机会，从而难以摆脱贫困的处境，始终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二)国内的老年贫困研究
与对一般贫困概念的认识一样，国内学界和政府部门对老年贫困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渐进和逐步发展的过程，从仅仅关注经济贫困到关注多个领域的贫困。但是，当前的老年贫困研究仍主要沿袭西方和国际组织的界定；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关注了老年贫困的理论议题：或将老年贫困区分为经济贫困与社会贫困两大类别，或视老年贫困为突发性和延续性两种形态，或从贫困发生的勾连性和互嵌性出发，提出农村老年贫困应涵盖经济、健康、精神等多个维度(7) 参见刘二鹏、张奇林《农村老年贫困:一个分析框架及解释》，《当代经济管理》2018年第40期；徐静、徐永德《生命历程理论视域下的老年贫困》，《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王国珍《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老年贫困问题的成因及对策分析》，《劳动保障世界》 2017第17期。 。概而言之，现存老年贫困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几个议题：
一是老年贫困的影响因素。比如，代际经济支持力度、家庭收入状况、老年人的家庭经济地位、社会福利因素中的是否享有养老金、社区提供的老年服务的完备程度等，均会影响老年贫困的发生(8) 此议题典型研究可参见章晓英、李俊君《西部地区农村老年贫困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西部地区106个村落的调查数据》，《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邹华《中国老年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老龄科学研究》2016年第11期；刘二鹏《中国老年贫困及其致贫因素差异分析——基于多维贫困视角的实证与比较》，《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
1.2.1 干预方法 实验组由护士向患者讲解测量平衡指数的目的，征得患者同意，并填写防跌倒患者基本信息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疾病和1年内有无跌倒史。由护士开具平衡指数测定医嘱及申请单，通知康复医学科医师预约，测得数值及数据语言，开具平衡功能诊断报告单，1式2份，1份贴在病史检查报告中，另1份贴在防跌倒基本信息调查表中。由责任护士将平衡指数值测定结果反馈给患者，并落实防跌监控，30～50为中度风险，50～100为高度风险，用直观的数据引起患者及家属的重视。根据康复医学科医师的建议，指导患者掌握预防跌倒的相关知识。对照组为2012年的内科系统实施院内监控的防跌倒的患者，采用常规干预。
自从我国将发展目标转移到经济上来，农民的收入和购买能力得到大幅度的增长。农村消费升级需求的发展，改变了我国农民消费的观念和方式，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买便宜的”不如“买优质的”，“吃便宜的”不如“吃健康的”，“穿暖和的”不如“穿时尚的”，农村消费方法和能力正在向多方面、个性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消费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消费的品质和安全，实现了合理高质的消费。农村消费升级需求的增加，是影响我国农村消费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制定促进农村消费升级的金融对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采用预制装配式围墙彻底摒弃了黏土砖的使用，节约了土地资源，而且采用机械化操作加快了施工进度，显著地缩短了工期。工厂标准化生产的AS装配式墙板和清水混凝土构件尺寸准确、板面平整，有利于现场精确对位安装。这种装配式围墙造型简洁明快，外形美观大方，改变了人们对围墙单一乏味的印象，符合变电站清爽雅致的风格。
三是老年贫困的应对。研究发现，在现阶段，城乡养老金对减贫的贡献不大，但低保和高龄津贴对缓解老年贫困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10) 相关研究参见孙文中、刁鹏飞《生命历程与累积劣势:农村老年贫困人口的健康风险研究》，《学术探索》2018年第12期；王琳《中国未来老年贫困的风险研究》，《人口与经济》2006年第4期；潘思宇《中国养老制度改革:借鉴加拿大的制度经验》，《劳动保障世界》2017年第35期；肖先治：《防范城镇老年贫困的制度创新及对策》，《理论与当代》2007年第5期；朱火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减贫效应评估——基于多维贫困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杨立雄、文莲萍《福利制度对老年贫困的缓解作用研究——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残疾人发展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
(三)老年贫困研究的局限
慢性病是老年人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也是影响老年人生存质量的重要因素。相较于其他年龄人群，老年人患病的比例高、种类多、时间长。同理，随着寿命的不断延长，半失能、失能已成为老年人面临的重要健康和生活风险。实际上，随着年纪增大，老年人口所面临的健康威胁不仅仅局限于生理方面，还有来自认知功能方面的退化。认知功能退化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14) 罗彩凤、徐剑鸥、吕妃：《奥地利失智老人关怀照护对我国的启示》，《中国全科医学》2019年第9期。 ，也易造成跌倒、骨折等生理损伤(15) 马雅军、李晓东等：《老年人认知功能和跌倒的关系研究》，《中国全科医学》2019年第4期。 ，限制晚年的活动能力。换言之，慢性病、失能、失智等都是其晚年生活的重要隐忧，也是衡量老年人躯体和认知健康程度的标识。同时，患病种类越多，老年人陷入失能、失智困境中的可能性就越高(16) 白金文、马潇斌、陈长香：《社区老年人失能状况及慢性病对其影响研究》，《中国全科医学》2019年第1期。 。
一是忽视老年贫困的特殊性，即老年贫困本身的研究内容与其他贫困研究存在差异。当今语境下的贫困，就是指个体生存基本需求或发展所需的扩展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状态。但是，因所处的生命周期不同，老年人口与低龄群体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且差异性随年龄的增长而愈发突出。具体而言，老年人口也需要衣食住行等日常资源维持生存，故物质需求未获得满足的贫困会发生于处于生命各个周期的群体之中，即不同生命周期的共性贫困主要表现为物质资源的匮乏。当然，共性远不止于此，任何年龄之人都需要健康的体魄、良好的社会适应和精神的满足；但是，不同年龄段之人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因此，老年贫困议题的特殊性正是来自于他们所处的生命周期、以及因不同周期带来的差异性需求。比如，就业和职业发展、社会参与与政治参与的机会等，对低龄成年人口十分重要；但是，这些需求的满足对于大多数老年人而言，可能已不再重要(并非不再需要，而是在需求清单上的重要性随着年龄而降低)，也就是说，教育和就业等发展的需求逐渐退出他们首要的需求清单中；相反，随着身体各方面机能和功能的退行，健康、日常生活照料、社会联系和精神陪伴等，对老年人越发重要。这些方面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在本质上就是贫困的表现。故而，对老年贫困的研究要关注老年人这张面孔，重视其特殊性，同时也要兼顾其他一般性需求。
二是概念模糊不清，混淆老年贫困的“元要素”、“源要素”和“衍要素”，即老年贫困本身、致贫因素及其后果界限不清。也就是说，X1 *老年贫困(Y1)*Y2之间的关系没有搞清楚。贫困既是X1的Y，也是Y2的X(见图1)。
图1 贫困的“元要素”“源要素”“衍要素”关系示意图
如前所述，老年贫困的理论探究极其不足，故老年贫困的具体内涵这一问题尚未获得共识，不同学者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界定，因此，老年贫困的边界、内涵和外延认知十分模糊。老年贫困的研究面临与一般群体贫困研究相似的困境——关照的具体问题太多，对这一现象的认知便如盲人摸象，只知其一，无法掌握全貌，更难以掌握其所以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贫困的概念也在发生动态的变化；这种动态变化及意涵的拓展，逐渐使得老年贫困的边界愈发混淆和模糊。比如，将社会保障要素视为老年贫困的“元内核”(11) 参见仇凤仙、杨文健《建构与消解:农村老年贫困场域形塑机制分析——以皖北D村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4期；孙金明、张国禄《精准扶贫背景下中国失能老人多维贫困研究——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调研世界》2018年第12期。 ，也有人将未来信心视为贫困本身(12) 比如解垩《公共转移支付与老年人的多维贫困》，《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11期。 ，但对未来的预期实际上是当前贫困的一种后果(即上图中的Y2)，而不是贫困本身。
因老年贫困研究存在上述种种局限，故老年贫困发生的现状、特征与机制等许多重要议题依旧不清，相关政策的制定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制约了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对后小康社会老年贫困形式的预判。下面基于笔者对老年贫困理论叙事的认知，从老年“贫困”的概念解析入手，同时关注贫困与老年两个要素，从理论上厘清该人群贫困的内涵和外延，建构老年贫困的经济、健康、社会和精神四个维度的理论框架，探讨老年贫困的模式与机制，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深化对老年贫困这一现象及老年贫困人口这一群体的认知。
二、老年贫困的四个领域
老年贫困四个领域的理论支撑有三个来源：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健康-积极-成功老龄化的发展战略、新时代老有所养的民生定位。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约可分为五大类，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而陷入贫困就是自我需求未能得到满足的一种显性呈现。就老龄社会的发展目标而言，健康-积极-成功老龄化的本土化操作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分别对应着个体的物质、健康、社会与精神需求。换言之，笔者认为，老年贫困包括物质、健康、参与和精神四个领域(或维度)；它们都是老年贫困十分重要的领域和核心内涵，是赋权老年人或是剥夺老年权利和能力的重要衡量指标(见图2)。需要指出的是，鉴于贫困的绝对-相对、客观和主观等属性，在筛选贫困的度量指标时，会同时对这些特性加以考量。
图2 老年贫困的四个维度
(一)物质贫困(老有所养与生存需求)
这也就是说，人类的最基本需求或满足这种需求的最低消费水平总是因时空而变动，故用于度量贫困的基本需求清单亦非一成不变；相反，它也随着生产力发展、人类生活诉求的变动而动态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最低需求清单不断扩充：除以食物、水和住所等为代表的最低消费要素外(其实，此处的“最低”也非固定概念)，教育、卫生和医疗保健、机会与权力等更具象和抽象的元素也被添加到了基本需求清单之上。由此，贫困的覆盖范围逐步从物质领域拓展到非物质领域，超越了基本的“衣食住”的传统意涵，非物质要素也成为厘定贫困人口、度量贫困状况的重要领域。换言之，尽管学界始终将收入低下视作老年贫困的核心要素，但老年贫困是多重风险的集合体(4) Rowles, G. D. and Johansson, “H. K. Persistent Elderly Poverty in Rural Appalachia”,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3) ,1993,pp.349-367.的观念业已获得共识，老年人之所以会陷入贫困“与一系列劣势生活境况相关联”(5) Fitchen, J. M.,“Poverty as a Context for Old Age in Rural America”,Journal of Rural Community Psychology , 12(3) ,1990,pp.302-319.。健康退行、社会孤立(6) Nina,Glasgow,“Poverty Among Rural Elders: Trends, Context, and Directions for Policy”,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 (12), 1993, pp.302-319.等，也被视为老年贫困的主要度量指标。
要理解和把握“城乡文化一体化”的涵义，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否则极有可能含糊其辞，甚至以讹传讹。本文拟采取层级分离法，从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逐一进行剖析，即先后解析“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城乡文化一体化”，以此来理解和把握“城乡文化一体化”的涵义。
从物质角度界定贫困，主要是考察个体所拥有的物质资料是否可维持达到社会公认的“最低”或“最起码”的生活标准。其主要的衡量标准是个体的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是个体在市场交换中获得生存资源的重要凭借，收入高低与老年人的“吃、穿、用、住”等基本生存需求相连接。而且，在近百年的贫困问题研究中，贫困识别的标准始终依赖于以最低生存需要而确定的贫困线的划定。这样的界定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方面是因为收入和支出水平易于衡量，且具有客观性和可比性。另一方面，在经济社会欠发达时期，生存是第一要务和最基本的需求，只有这一需求得到满足，方可言其他；即便是在发达社会，生存标准提高了，经济基础的这一决定性性质依然未变。因此，老年人的收入情况，是衡量物质水平的主要指标，也是识别老年物质贫困的重要途径。
维持生存的另一个基本要素即是住房。中国人对房屋有着特殊的情结，尤其是老年人。通常而言，求得一个遮风挡雨的住所属于老年人晚年的基本需求，但不同收入状况家庭的住房境况却是千差万别，他们在住房方面也处于被剥夺状态(13) 张志刚、刘亚娟：《城市贫困家庭住房困境的表现、成因及对策》，《辽宁经济》2007年第4期；袁媛、吴缚龙、许学强：《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地理学报》2009年第6期。 。不过，在政府扶贫政策的大力推动下，今天，普通意义上的居住安全基本得到解决。尽管如此，对老年人而言，居所是否宜居，却是新时代的一个新问题；若居所不适老，老年人也很难获得安全感。换言之，一个没有舒适、整洁、尤其是适合老年人生理特征的住所，老年人何谈老有所养、幸福快乐呢？因此，住房(和周边环境)是否宜老也应是衡量老年人物质贫困不可或缺的指标。
从机械设计的现状来看，大多数机械企业在产品设计中仍停留在图纸上，对产品的功能和特点也通过图纸进行描述和表达。最后，在机械制造中，通过参考和分析图纸来生产产品，并对样品的生产进行了测试。只有大规模生产才能进行。机械制图的设计和测试过程相对复杂、繁琐、耗时。它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资源。更重要的是，它消耗了大量的资金，而且产品的质量和精度难以保证。该模型不能完全满足当前机械制造业对高效率、高利润的要求。这些实际需要和产品使用可以通过计算机实现。计算机可根据相应的软件绘制产品，模拟产品的形状和性能，实现高精度，从而实现机械设计和制造的虚拟化发展。
根据我国小语种导游缺失的现状，本文提出互助外语导游这一概念，以期充分地将现有资源进行整合，探讨如何以创新的方式有效缓解外语导游缺失严重的问题，利用互助导游的创新模式改善市场上外语导游供需不平衡的困境。
现行水价理论将水价成本构成分为资源成本、工程成本和环境成本三个组成部分。资源成本是指由于水资源的稀缺性，用水户需要支付原水价格，一般是指水资源费；工程成本是指将原水变成产品水，进入市场所发生的成本，主要是指工程成本、管理维护费等；环境成本是指水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造成生态环境功能降低的经济补偿，一般是指污水处理费。
实践民俗学开始关注个人叙事，就是要改变忽略生活实践者言说自身文化权力的倾向，将被访谈人视为有资格叙述历史的独立个体，每个人都有权讲出自己心中和身上的历史记忆。我们当然要关注民俗事象，但我们不能只关注民俗事象的外在表现，而是要通过对民俗事象的了解让被访谈人按照自己的表达习惯自由地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有时候，这些个人故事看起来与我们所关心的民俗事象关系不大，但是他们正是用这样的故事和习惯的表达方式阐释了他们对自身生活与文化的理解。
同时，随着卡夫卡思想上的成熟，他内心深处的犹太文化觉醒后，他内心中一直畏惧的父亲形象开始渗入上帝的影子，父亲的“惧怕”和作为犹太人对于上帝耶和华的“敬畏”是并生的，成为了卡夫卡精神上的绝对统治。卡夫卡甚至于这么说：“你对我吼叫的一切都不啻是天谕神示，我绝不会忘记它，它成了我判断世界的最重要的方法。”[4]461-501
(二)健康贫困(老有所医与安全需求)
健康贫困是指老年人个体不良的生理健康状况、认知障碍及相对应的照护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一种窘困状态，是老有所养和病有所医的基本诉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绝对经济贫困(即赤贫)的发生率大大降低，发达国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温饱问题已得到解决，贫困的内涵和外延得到极大拓展。当代社会强调整体性的健康观，健康对于老年人更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健康需求的满足在重要性方面仅次于物质资源的满足。“健康老龄化”“老有所医”不仅仅是一种目标、一种口号，其背后反映的是目前大多数老年人难以实现“有所医”的窘况，也意味着老年人健康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二是老年贫困的发生规律。宏观的社会背景作为逻辑起点，是形塑老年贫困场域的大环境，生产方式现代化、生活方式理性化的过程改变了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来源和社会参与的场域。正因如此，农村老年人口的贫困发生率远远高于全体人口，且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的差异而有差别，女性老年人、高龄老年人、受教育程度低等特质的老年人，遭受贫困的风险分别明显超过男性、低龄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9) 相关研究参见乔晓春、张恺悌、孙陆军、张玲《对中国老年贫困人口的估计》，《人口研究》2005年第2期；宋泽、詹佳佳《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来自CHARLS的经验证据》，《社会保障研究》2018年第5期；仇凤仙、杨文健《建构与消解:农村老年贫困场域形塑机制分析——以皖北D村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4期；乔晓春、张恺悌、孙陆军《中国老年贫困人口特征分析》，《人口学刊》2006年第4期。
良好的健康状况将极大增强老年人独立行为的信心，优化自我暗示，重拾生活的希望，而不是时刻处于“怕得病”、“怕摔倒”、“怕没人管”的恐慌之中。对老年人而言，生物医学上的健康意味着主要脏器无大的疾病以至于影响到基本功能的发挥；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角度看，对疾病依旧有较强的抵抗能力，能适应环境的变化等。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早期生命历程的累积劣势(如：收入水平低)、支付能力不足所导致的参与医疗保障、卫生保健和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不足等诸多原因，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日渐退行，合理欲求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或矛盾，就成为贫困的晴雨表。
从老年群体的角度，观察现有的贫困研究，可以发现两个比较突出的局限。
精神贫困主要是指老年人在心理难以得到慰藉，缺乏生活陪伴，自我效能感、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等都处于较低的状态。精神愉悦和心理慰藉均为无形资产，是人最高层次的需求。在物质生活得到空前改善后，老年人更会诉诸精神和心理的满足(无论健康状况如何，也无论是不是老有所为——在某种程度上，老有所为的目标之一，也是达成一种自我实现，激发内生的欢乐、获得他人的尊重)。对于低龄老年人口而言，他们也很难实现社会互动，心理上难以得到满足。因此，笔者认为，日常陪伴、情感慰藉、自我效能感、主观幸福等均是精神贫困的度量指标。
健康状况的退行、失能失智程度的加深，必然增加个体对他人的依赖，使得日常生活照护需求持续增长。但是，家庭变迁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都可能导致老年人的长期照护资源不足，使其陷入贫困境地。具体而言，少子老龄化和大规模的人口地域流动，导致了家庭规模缩小与居住安排的变化(子女大多与父母分开居住，奔波于社会现代化的浪潮之中)，子女即使有孝敬父母的意愿，常常也无法常伴父母身边为他们提供日常照护。总之，当今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生活照护的多寡紧密相连，故生活照护既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基本需求之一，也是其维持或恶化健康状况、提升或降低生活安全感的重要途径。
物质贫困具有更为突出的相对和绝对双重属性。从绝对的意义上，它是指由于持久收入的缺乏，一个人或社区缺乏最低的福利保障以至于基本生活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故是一种客观意义上的贫困。相对来看，经济贫困又可以理解为自己与他人相比之下的一种生活状况，带有浓厚的主观成分。因此，自评收入和自评生活，作为人们对自身生活做出的内在和主观评价，反映的是主体目前的物质生活现状以及与其他群体相比，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这种心理和情感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贫困的显著特征和重要方面。
(三)社会贫困(老有所为与社会需求)
社会贫困的一般性内涵是，个体的社会性本质陷入困境，老年人不仅与社会的联系淡薄或失去联系，且失去或缺乏社会参与的机会；在个体层面，老年人难以实现“老有所为”的意愿；在群体层面，社会难以达成“积极老龄化”的战略目标。对于生存与安全需求已然获得满足的老年人而言，他们的需求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社交、尊重与自我实现成为新的目标定位，而这也是实现当今社会强调的“老有所为”的重要意涵。若“老有所为”的意愿未能得到满足，则表明老年人陷入了社会贫困之中。
残月如钩，月色似雾，月色轻轻地盖住了破碎的山河。入夜后，四周的青蛙开始唱歌，这些不知人间疾苦的东西，整夜整夜唱着歌，蟋蟀也在田野的四处调情，几根手指粗的蚯蚓落在壕沟里，扭来扭去，漫无目的地爬行着。
人际网络是老年人参与社会的重要标识。除却与子女之间的代际关系以外，朋友、亲属、同事等都是老年人人际交往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18) 全超、王丽萍、徐巧鑫、巩临惠：《老年人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相关分析》，《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年第1期。 。老年人从劳动力市场退出之后，生活圈子缩小，社会活动参与、与亲朋好友之间的见面与交流机会也日渐减少，而且，过去的家族网络、邻里关系等也逐渐退化，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老年人与社会的联系，使该群体面临边缘化的危险。
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和公益事业，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价值，为家庭和社会做出更多贡献。但是，现代性的快速发展，使得老年人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的变迁。在某种意义上看，老年人的家庭参与(除了帮子女带孙辈这种纯粹性的付出外)和社会参与的途径变得更为狭窄，其进行社会参与的主要空间为社区。社区事务与老年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有关心社区和参与社区事务的权利和义务；“社区”是“家”的所在地，老年人对其有着更为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更乐于利用自身的特点为社区做出贡献。社区无疑是老年人实现积极的社会融入、得以“老有所为”的最优选择，不仅生活情境熟悉，融入困难较低，而且生活距离较短，日常出入方便。
老年人在现代社会中参与社会的困难不仅仅是制度性的，也是技术性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渐渐将一个规模愈发庞大的群体——老年人——甩在了发展链的尾端。他们与信息技术的疏离，逐渐构筑了一道数字鸿沟或数字排斥，不仅本身构成社会贫困的度量指标，而且也形成阻隔老年人参与社会、融入社会、共建社会的一道隐性屏障。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手指的灵活度下降，大脑的记忆力退化，理解与学会新鲜事物等各方面的能力都渐次衰退。而且，大多数老年人接受新兴事物的过程缓慢，甚至有一种抵触情绪，这个时候，数字技术不再是联系老年人与社会的桥梁，反而成为一种阻碍。在当今时代，从社会热点、新闻大事到日常出行、购物消费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互联网的渗透。老年人正在承受着因技术排斥、网络疏离而带来的信息缺失、信息失衡的落寞。
情境融入也是衡量老年人社会贫困的重要指标。如前所述，老年人有融入社会情境的需求，这个情境可以是实体的，如某家公司、某个单位，也可是抽象的，如交往情境、沟通情境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老年人的情境融入往往极不顺畅。比如，老年人和孙子女之间，往往难以很快融入到同一个沟通话题中去，久而久之不利于培养良好的代际关系。这种融入困难也可划分为客观与主观两大类。比如，现行的企业用人制度并未出台针对老年就业者的法律法规，这种客观的制度障碍使得那些有能力、有精力、愿意去发挥余热的老年人难以再度进入社会；老年人反应慢、接受力差、效率低、无创新等不良标签，在主观上也深化了他们的情境融入困难。
总之，社会贫困涵盖了资源和机会获得的缺乏，即老年人因人际网络缩小、数字技术挑战、社区参与匮乏、情境融入困难，使得他们与社会的联系渠道受限，逐渐被排斥在社会和大家庭之外，沦为信息时代的边缘群体。
(四)精神贫困(老有所乐与尊重需求)
自评健康可综合反映老年人健康状态的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因此，是老年健康研究的重要指征(17) 谷琳、乔晓春：《我国老年人健康自评影响因素分析》，《人口学刊》2006年第6期。 。作为自我健康状况的一种主观评价，基于客观生理状况的自评健康，也可折射出老年人的主观心理感受。比如，农村老人的自评健康情况往往高于城市老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躯体健康更好，而可能是由于农村老年人缺乏体检机会或平时参与较多的体力劳动，造成对自身身体状况有较高的估计。
如前所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老年人家庭的空巢现象越发凸显，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日常陪伴越发稀少。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晚年无法享受天伦之乐，反而需要独自承受着子女不在身边、甚至老伴已经离世的孤寂生活。日常陪伴已经成为老年人在精神层面的第一诉求。他们渴望有人常伴左右嘘寒问暖，可以分享喜怒哀乐。但当前，孤独已然成为中国老年人的常态，“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偌大世界里竟无人可以常伴左右。
衰老不等同于衰败和无用，多数老年人依旧具有一定的思考和行为能力；尤其低龄老年人更有参与和实现的需求；即便老年人(半)失能/失智，久卧床榻或时醉时醒，他们依旧渴望得到人格上的尊重，过有尊严的生活。实际上，到了晚年，虽然老年人在创新和接受新事物等方面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极大退化，但他们依旧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他们过往的经验、积累的技术和一些传承下来的美德都是不可或缺的社会财富。当老年人通过实现老年价值，获得较高的自我效能感时，反过来将会促使其更加积极融入社会、贡献社会，由此实现的是一个良性循环。
尽管不同的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或喜欢参加文娱活动，或愿意与人谈天说地，或愿意“宅”在家里，但一个共性的特征是，他们都希望有人倾听自己的声音、有人在周围陪伴、有人关心自己、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得到支持，希望过上自己感觉幸福的生活。自我感觉幸福，实际上也是精神需求获得满足的重要表现。
经过多年的对往复式压缩机、离心式压缩机、汽轮机等转动设备转子轴断裂前期振动状态监测、各类振动信号分析对比，发现采用不同的监测方式和不同的传感器信号对监测诊断转子轴的裂纹发展趋势的效果有很大区别，有的监测在转子轴断裂数天前也没有明显异常，而另外的监测结果是在转子轴断裂数天前振动信号就出现异常趋势，情况不一，很难准确判断。
(五)贫困四域之间的关系
如图2所示，四个领域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隔离，而是彼此关联的关系，具有如下主要特征：(1)在一般意义上，它们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逐级递升。这种递进关系是从人的需求视角和健康-积极-成功老龄化的战略目标角度，从老有所养、所医、所为、所乐的民生关怀视域来考量的。尽管不同的人有别，但总体特征是，物质贫困发生在先，健康贫困次之，再是参与贫困，精神贫困最后。(2)在现实生活中，四者之间并非完全单向的递进关系，而是递进与逆递进的关系，其中也存在变异与例外。也就是说，它们虽有一定的层级关系和先后序次，但这些领域之间彼此嵌入、同向纠缠、互为因果、相互激化。一个方面的贫困可以激化另一个方面的贫困。比如，经济贫困的缓解也许能减弱社会贫困；因收入水平偏低而造成的生活困难可能导致个体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即便通过自身的努力也难以改变困境，最后导致与整个社会的发展不协调。(3)不同类型的贫困可同时发生，而不是只有一个领域发生了贫困，其他领域才会发生贫困——比如，现实不会等到老年人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再将他们带入健康贫困，以此类推。换言之，在同一时点，多领域的贫困可以并存，不必一定有主有次。(4)高层次的老有所乐得到满足后，老年人还可能遭遇生活窘境——也就是说，即便精神贫困得到缓解，其他层次的贫困也可能会发生。各类贫困彼此交叠、相互牵扯，独立出现或彼此共存。
经济贫困在这四个维度中处于最基础、最核心的地位，尽管有钱不一定就意味着不贫困，但没钱或经济来源不足就意味着生活水平低下，无论如何都处于一种贫困状态。可见，就对个体的影响程度而言，经济贫困是其他类型贫困的根源，决定着健康、社会、精神贫困的发生与程度。但是，遭遇其他贫困的人群经济上未必一定是贫困的；换言之，即使是富有的人群也可能遭遇健康、参与、精神贫困中的一种或几种。
健康维度的贫困所引致的经济贫困并不少见。为重拾或维持健康，医疗消费成为老年人晚年的主要支出之一，仅次于食物消费、甚至会超过食品消费(19) 乐昕、彭希哲：《老年消费新认识及其公共政策思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6年第2期。 。“看病难、看病贵”，通常耗尽不少老年人家庭的毕生积蓄，使之陷入经济贫困的境地。同时，也会导致一些经济原本就较为困难的老年人受巨额医药费冲击，健康状况愈发恶化。“因病致贫”、“因贫致病”逐渐成为老年人健康贫困的真实写照以及物质贫困的直接成因。换言之，健康不足可能因经济贫困所致，反过来也会引致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贫困，而由于健康同时覆盖了躯体、心理、精神等诸多方面，故健康也会作用于和反作用于社会贫困和精神贫困。
随着生理、心理的发育及成熟，步入青春期的你们会对异性产生极大的关注，心中会朦朦胧胧地暗生出对异性的倾慕，正像德国大诗人歌德所说：
社会贫困与精神贫困也会引致其他类型的贫困。比如，在智能产品使用方面，经济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很难接触到此类新型工具。而在当下社会，不会用智能手机、不会上网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割断了与旁人和与社会的联系，陷入更加孤独和孤立的状态，而无法了解社会、融入社会。同时，掌握信息技术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也有要求，至少需要老年人有足够清醒的头脑、记忆力和理解力。另外，当老年人处于参与贫困的境地后，精神状况、心理健康、幸福感等都会受到影响。处于一座“孤岛”中的老年人，又怎能奢望他们享有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呢？
显然，这四类贫困可粗略分为两大类：一类与生理需求有关，物质贫困和健康贫困皆属于此，二者均为维系生存之所需，处于需求的较低层次，通过改善外生的物质环境或物质条件多可得以缓解(除机体功能的退行外)。另一类与较高层次的社会需求有关，社会贫困和精神贫困皆归于此，这些需求的满足仅靠外部物质环境的改善远远不够，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心与个体内心的调适，即需要外部和内部要素的联手方能得到满足。相较而言，物质需求总是有限度的，但精神需求总无止境。
无论是哪一类的老年贫困，都不仅是受制于家庭背景和个体生命历程阶段，也与他们所处的社区情境和更大的社会场景密切相关，与社区服务和公共政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尊老孝老和敬老的文化理念等直接相关。在一个欠发达的社会情境中，老年人同时遭遇这四类贫困的可能性都很大；而对于一个相对发达的国家，物质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老年人面临社会贫困和精神贫困的几率更大。
三、后小康社会老年贫困研究展望
人口老龄化是近二十年中国最重要的社会人口现象，而脱贫减贫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与社会最为关切的议题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取得的最突出成就之一。就个体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多数老年人终将失去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力市场，收入来源必将更为单一且有限；收入的减低与生理机能的退行、多种慢性病的罹患等不利状况相互交织，会大大增加医疗支出，从而使得他们的经济状况更为糟糕。同时，当下社会普遍盛行的“厚小薄老”、“重抚养弱赡养”的现象，使得家庭赡养责任难以落实到位，也使得老年人的生存境遇受到更大挑战，进而在经济、健康、社会和精神上陷入贫困，乃至更深程度的贫困。
农村老年人因为家庭变迁程度更甚、基础设施条件更弱、社会支持程度更低等缘故，更可能成为边缘贫困群体；即使有的老年人能享受低保、大病医保报销、临时救助等，但由于整体生活依然在低水平徘徊，一旦出现疾病、意外等情况，就可能再次返贫。因此，在中国脱贫攻坚深入推进的进程中，老年贫困人口、尤其是农村老年贫困人口的占比可能还会上升，贫困程度还会加深，他们的脱贫工作也将面临更大的难题。而因社保体系尚不完善，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的转移支付不及时、不到位，至少在当前中国农村老年贫困的问题上，人口老龄化可能加剧多个维度的老年贫困，即后小康社会的老年贫困将成为贫困问题应对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
为更全面认识、掌握后小康社会的老年贫困状况，首先必须对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本文即从贫困概念入手，建构了老年贫困的四个维度，为进一步完善老年贫困的理论框架提供一个可供批评和讨论的靶子。当然，该框架是否合适，既需要相关学者进一步的理论完善，也有待学界经验研究的检验。在后小康社会，老年贫困的研究，重点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其一，老年贫困的本源性要素为何？驱动因素为何？带来何种后果？老年贫困与普通人群的贫困相似，都是一个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现阶段，因学界和相关国际组织、政府部门对“贫困”概念的理解见仁见智，随意性较强，科学性和理论性不足，老年贫困也缺乏统一的界定，相关研究在社会调查实践中缺乏合适的理论指导和可资借鉴的、合理的、具有可比性的贫困度量，由此带来经验研究结论的不可比性。老年群体处于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其面临的生活境况、个体需求不同于其他群体，必须要有适合于该人群的贫困体系。否则，老年贫困的内涵与外延含糊不清，则可能制约社会各界对老年贫困现状、特点、原因、后果的认识，从而阻碍针对老年贫困的精准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和施策，进而不利于老年福祉的改善。因此，在后小康社会，老年贫困的研究首先必须区分贫困本身、贫困的前因后果，尽可能避免“胡子眉毛一把抓”的问题。
其二，如何基于老年贫困的理论框架，构建既具有普适性，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贫困测量指标体系？要回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检验本文理论模型的适应性。理论检验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现有文献进行全面检索、分类梳理，探讨现有研究是否支持、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该框架；二是分析相关数据，从而判断该理论框架在描述、解释老年贫困方面的适应性，这将有助于修正、完善、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符合实际的老年贫困指标体系，使理论框架具体化、可操作化、可供经验研究的检验。进而，利用该理论分析框架和贫困指标体系，指导未来相关研究中的问卷设计、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等，增强学术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突破见仁见智的分歧，使不同研究之间的结论具有更强的可比性，分析结果也更可信。
其三，如何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了解和全面把握老年贫困的现状、突出的特点和发生机制？理论建构的终极目的，既在于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也在于更好地把握当下的实情，从而为政府决策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提供科学的理论和实证依据，促进老年福祉的改善。当下，贫困治理的重点在于低龄人口——这从扶贫减贫的口号中可见一斑：扶贫先扶志、扶贫先扶智。无论是“志”、还是“智”，主要是针对低龄人口而言的。在中国进入小康社会后，低龄贫困人口必将大幅减少，甚至可能在现行标准下完全消失，扶贫政策的制定就要聚焦于老年人口，因为他们是最可能真正贫困之人。因此，未来的研究应以完善后的老年贫困理论框架为基础，研判老年贫困的规模，分析老年贫困的发生规律与发生机制，关照老年贫困的前因后果，从而为降低老年贫困的发生率提供科学、真实和有效的参考。
总之，老年人口的贫困议题，并非简单的私域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折射出的是他们的日常生存环境是否友好，昭示着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针对最弱势群体的“普惠+特惠”效应的叠加，体现出了“弱有所扶”、“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等治理理念的实效，也透视出一种利益关系和资源分配格局与秩序、宏观政策和治理理念，故而是“扶真贫、真扶贫”必须直面的问题。如果老年贫困发生率仍然高企甚至有增无减，必然会增加全部人口如期脱贫的难度，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带来严峻挑战。因此，在中国人口老龄化正呈现横向拓展和纵向深化态势的背景下，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不仅事关他们自身的福祉，而且也会影响中国整体扶贫工作战略目标的顺利推进。在后小康社会，老年贫困将会在一个新起点和多面向的视域中，呈现出既与当下有连续性、又具有新的时代特性的样貌。希望本文这个具有前瞻性的理论研究，既能引发社会和学界对全面小康社会后老年贫困的关切，也能对老年贫困理论的建立与完善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还能对此后的经验研究起到一定的理论引领。
From Subsistence to Spiritual Wellbeing :A Coneptual Framework of Poverty of the Elderly
Yang Juhua
Abstract : Starting from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poverty,”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poverty, and pro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overty covering the four dimensions of economic, health,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poverty of the elderly. These four domains of poverty among the elderly are intertwined, entangled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lthough economic poverty, and to some extent, poverty in health, are always the basic forms of poverty. The four domains of povert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is related to the needs of daily life, which can be alleviated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other is related to higher levels of social needs,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se needs requires the cooperation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forces. In the study of poverty among the elderly in a post-well-off society,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poverty should be taken take into accou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an all-round way.
Keywords : Poverty; Elderly Poverty; Multiple Poverty;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收稿日期： 2019-07-15
*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时空比较视角下北京市老年贫困研究”(项目编号：19JDSRA002)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9)12-0061-11
作者简介： 杨菊华，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薛立勇)
标签：贫困论文; 老年贫困论文; 贫困维度论文; 贫困类型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论文;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