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究竟怎样影响了郭沫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泰戈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泰戈尔曾经极大地影响了郭沫若及其新诗创作，这本是郭沫若研究界的一个常识性问题。但要再追问：泰戈尔究竟怎样影响了郭沫若？却没有多少人深入思考过。前人谈及这一问题的论据都来自郭沫若的自述，而郭沫若有关的自述是不一致的。然而，只要深入研究相关的史料和文献，就会发现以往的研究存在很多问题：或浅尝辄止，不予深究；或随郭沫若的自述“郭云亦云”；共同存在的问题是，对原始史料缺乏认真的考证，对相关文献缺乏系统的发掘和整理，因而限制了研究的深入。本文将通过对相关史料的重新梳理和考辨，尤其是借助于前人忽略的郭沫若有关佚作，对这一课题做出新的回答。
一 郭沫若究竟何时开始接触泰戈尔的诗歌？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对原始史料做认真的研究和甄别。例如，郭沫若谈论自己何时接触泰戈尔，在《郭沫若全集》中出现了五次，但每一次所说的时间都不一致。
一说是“民国二年”。见郭沫若《序我的诗》：“我在民国二年的正月到了日本东京，在那里不久我首先接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英文诗……”①。
二说是“民国三年九月”。见郭沫若《太戈儿来华的我见》：“我知道太戈尔的名字是在民国三年。那年正月我初到日本，太戈尔的文名在日本正是风行一时的时候。九月我进了一高的预科”，我和一位本科三年级的亲戚同住。有一天他从学校里拿了几张英文的油印录回来，他对我说是一位印度诗人的诗……”②
三说是“一高预科时”。见郭沫若《创造十年》：“我在一高预科时无心之间和印度诗人太戈尔的作品接近了。”③
四说是“民国四年”。见郭沫若《五十年简谱》：“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得读泰戈尔作品”④。
五说是“民国四年的上半年”。见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 “在预科的第二学期，民国四年的上半年，一位同住的本科生有一次从学校带了几页油印的英文诗回来……是从太戈尔的《新月集》上抄选的几首”⑤。
对以上五种说法，本人经过考证，得出如下看法。
1.“民国二年说”肯定是错误的。郭沫若所有的回忆都说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的泰戈尔。民国二年是1913年，而郭沫若是1914年年初抵达日本的。他在《我的作诗的经过》、《太戈儿来华的我见》、《五十年简谱》中都说，他到日本是1914年正月。《创造十年》中也说是“在朝鲜的釜山迎接了一九一四年的新年……之后便又渡过日本，直达东京。”⑥郭沫若在《自然的追怀》一文中写到“我最初到东京的时候是一九一四年的正月十三日。”⑦总之，民国二年郭沫若还没有到日本，所以“民国二年”郭沫若在日本接触泰戈尔是不可能的。
2.“民国三年九月说”，难以成立。1914年到日本后郭沫若先是补习日语，半年后才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以下简称“一高”）预科⑧。进入“一高”的具体时间，郭沫若的回忆有两个：六月和九月。前者肯定不对。郭沫若写于1914年6月6日和6月21日的两封家书都说是七月应考“一高”。⑨当时日本的学校也都是九月开学，所以郭沫若入“一高”的时间应该是九月。不过，这只是郭沫若的入学时间，而不是他接触泰戈尔的时间。前人把“民国三年九月”错当作郭沫若接触泰戈尔的时间，源于郭沫若在《太戈儿来华的我见》中讲述此事时按顺序出现了 “民国三年”、“九月”、“有一天”三个时间。“民国三年”是他初到日本的年份，“九月”是进一高预科的月份，“有一天”是他读到泰戈尔诗作的那天。持“民国三年九月说”的学者很可能是把这三个时间误读成“民国三年……九月……有一天”了。无论文中还是文外的史料，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段话中的“有一天”，就是“民国三年九月里的有一天”。那么，如何证明这个“有一天”不是“九月里的有一天”呢？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那位与郭沫若同住，并且从学校里拿了英文诗歌给郭沫若看的亲戚是谁？据郭沫若早期史料研究专家唐明中考证，这个人是吴鹿苹。⑩郭沫若与这位吴鹿苹何时同住在一起的呢？1914年10月22日郭沫若致五哥信中说“大冢离校太远，顷已同吴鹿苹及叶季孚两君组织贷家移来本乡矣。住所本乡区真砂町二五番地修园。”(11)他9月6日写给父母的家书提到“日内同吴鹿苹外同乡二人，组织贷家”(12)。9月底郭沫若分别写给父母和三哥的两封信，都介绍了自己在日本的情况，但都没有提到搬家或与亲戚吴鹿苹同住。(13)可见，郭沫若是在10月22日写家书的不久前开始与吴鹿苹同住，所以，他最早接触泰戈尔的确切时间，不可能在1914年9月，而是与吴鹿苹同住的1914年10月以后。
3.“一高预科时”和“民国四年”两种说法都太宽泛，具体时间究竟是“一高预科”的第一学期还是第二学期？是“民国四年”的上半年还是下半年？还是不清楚。
4.“民国四年的上半年说”比较可靠，但仍嫌笼统。此说之所以比较可靠，一是因为郭沫若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对自己最早接触泰戈尔的回忆最为详细；二是因为文中不仅记得是“民国四年的上半年”，而且特别注明是“在预科的第二学期”，这两个时间的一致性增加了回忆的可信性；三是此说有旁证：所谓“民国四年说”，实际上就是“民国四年的上半年说”。因为郭沫若多次提到最早接触泰戈尔是在读预科时期。而他读预科的时间是民国三年的下半年到民国四年的上半年。下半年郭沫若已升入本科。所以不可能是民国四年的下半年。
那么，郭沫若最早接触泰戈尔是“民国四年上半年”的什么时候呢？我认为，应该是“一九一五年的春间”。我的根据来自两篇郭沫若的佚文。第一篇是《凫进文艺的新潮》。郭沫若在这篇文章中说：“一九一五年的春间，我第一次读到泰戈尔的《新月集》（英文）……”(14)。这是有关郭沫若最早接触泰戈尔时间的最具体的回忆文字。与其说这篇文章大大增加了“民国四年上半年说”的可信度，不如说，“一九一五年的春间”是他对“民国四年上半年”回忆的清晰化和具体化。能为“一九一五年的春间”说作旁证的是郭沫若的另一篇佚文，那就是1936年4月4日蒲风在东京对郭沫若的访谈。蒲风问：“在写《女神》、《星空》时，你仍在日本留学，对于外国诗歌直接间接多了鉴赏的机会，当时你喜欢哪几位的？最受他们的影响的是不是歌德呢？”郭沫若回答，按“顺序说来，我那时最先看太戈尔，其次是海涅……最先对太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民国四年左右即以看过他的东西”。(15)可能是因为这两篇文章没有收入《郭沫若全集》，所以无人作为本论题的论据引用。总之，在没有新的史料发现之前， “一九一五年的春间”，应是郭沫若最早接触泰戈尔时间的唯一依据。这不只是郭沫若接近某一个人的普通时间，而是他的诗被唤醒的开始。
二 泰戈尔如何把郭沫若的诗唤醒？
1928年郭沫若拟作《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顾》，在他2月18日的日记里记录了如下写作提纲：
一 诗的修养时代
唐诗——王维、孟浩然、柳宗元、李白、杜甫……（引者略）
二 诗的觉醒期
太戈耳、海涅
三 诗的爆发
惠迭曼、雪莱
……（引者略）(16)
从中可以看出，郭沫若是把泰戈尔的影响视为他诗的觉醒的标志。类似的证据还有，郭沫若称自己新诗创作的“第一段是太戈尔式”(17)；在《创造十年》中回忆他最初读到泰戈尔诗歌时的感受：“我把来展读时，分外感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过的英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的也大有区别。从此我便成为了太戈尔的崇拜者。”(18)当然，郭沫若的这些话不无诗人的夸张。其实，他并非一下子就拜倒在泰戈尔的膝下。郭沫若对泰戈尔的认同是逐层次、逐阶段完成的。
第一个阶段是郭沫若开始接触泰戈尔的诗。郭沫若最初接触的泰戈尔作品有哪些？对此，郭沫若回忆文字有三种相近而不相同的说法：第一种是郭沫若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说，他从“《新月集》上抄选的几首，是《岸上》(On the Seashore)、《睡眠的偷儿》(Sleep-Stealer)和其它一两首”(19)；第二种是郭沫若在《太戈儿来华的我见》中所说，是“《Baby's Way》（《婴儿的路》）、《Sleep-Stealer》（《睡眠的偷儿》）、《Clouds and Waves》（《云与波》）”(20)；第三种是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所说，是从“《新月集》中选出来的几首诗，是《岸上》、《睡眠的偷儿》、《婴儿的世界》等篇”(21)。以上三种说法，虽有分歧，但是大致不差，只是个别作品的记忆稍有出入而已。这些作品都出自《新月集》的儿童诗。泰戈尔把儿童比作“新月”，说儿童像新月一样的纯和美。《新月集》中的作品以孩子的眼光、孩子的口吻、孩子的想象方式，抒发了对儿童世界的赞美。这些原本是郭沫若偶然看到的作品，为什么能吸引他呢？郭沫若的回答是：“第一是诗的容易懂；第二是诗的散文式；第三是诗的清新隽永。”(22)这时的郭沫若虽然已是接近23岁的大青年，但从接受外语诗歌的经历来看，他只能算是刚起步的孩子。因此，“诗的容易懂”是郭沫若能够接近异邦诗人泰戈尔的重要条件。假如泰戈尔的诗不容易懂，那郭沫若很可能回头继续陶醉于唐诗、宋词了。再说“诗的散文式”和“诗的清新隽永”。郭沫若所说的“诗的散文式”包括散文诗形态、口语形态和无韵形态。郭沫若所说的“诗的清新隽永”，主要是指诗的明朗。如果说“诗的容易懂”主要是打破了郭沫若与异域文学之间的阅读障碍，那么，“诗的散文式”和“诗的清新隽永”则使郭沫若对这种全新的诗歌充满兴趣，并且改变了自己诗的理念：原来诗也是可以不押韵的；原来诗也可以是明白如话的……泰戈尔这种“另类”诗歌的新鲜感，不仅满足了他的好奇心，更让他获得了一种对诗的全新的理解。
第二个阶段是郭沫若与泰戈尔诗歌的感情拥抱。对泰戈尔诗歌发生兴趣之后，郭沫若便广泛地阅读泰戈尔作品，“什么作品都看：Geskent Moon（《新月》），Gardener（《园丁集·恋歌》），Gitanjali（《颂歌》），The Gifts of Lover（《爱人的赠品》），One Hundred Poems of Kabir（《伽彼诗一百首》），The King of Black Chamber（《暗室王》——剧本）都已读过，但以后即隔绝了。海涅的，恋歌为多。”(23)如果说，郭沫若最初接触的泰戈尔作品都是儿童诗，那么第二阶段郭沫若更多地关注泰戈尔的爱情诗。如，泰戈尔的《园丁集》主要表达了对“为爱情、人生培育美丽的繁花的园丁”的赞美之情。其中既有纯粹的爱情诗歌，也有不涉及爱情的对人生理想的哲理性思考。但郭沫若最关注的是《园丁集》中的“恋歌”。值得注意的是，引文中最后的“海涅的，恋歌为多。”这句话可以说是做了一个重要的注脚。郭沫若在这一阶段特别关注泰戈尔的爱情诗。对这一问题，前人的研究普遍忽略了。我想，忽略的原因很可能也是因为忽略了这篇佚文《凫进文艺的新潮》。郭沫若在文中说：“我在接触泰戈尔之后不久，便又和海涅的诗接触了。海涅的一些恋爱诗，虽然和泰戈尔的味道完全不同，但是一样的清新，而更富有人间味”(24)。文中说的“接触泰戈尔之后不久”也就是郭沫若接受泰戈尔影响的第二个阶段。文中对海涅的恋爱诗与泰戈尔的恋爱诗的比较，说明此时的郭沫若已经大量阅读了泰戈尔的爱情诗歌。朱自清曾经总结道：“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25)青年郭沫若在需要爱情而得不到爱情的时候，读到了泰戈尔和海涅的爱情诗。郭沫若就像钟情于异性一样，钟情于他读到的爱情诗作。泰戈尔和海涅诗中讴歌的爱情，对于当时的郭沫若是怎样的诱惑啊！从此，郭沫若对待泰戈尔不再是一般的文学阅读，而是情感的拥抱，是以想象的方式获得替代性心理满足。这一阶段泰戈尔的诗歌唤醒了作为诗人的郭沫若，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
三 “太戈尔的影响是怎样地深刻”？
第三个阶段是郭沫若对泰戈尔的深度认知。这一阶段最能体现出泰戈尔对郭沫若的影响是怎样的深刻。郭沫若曾说：“那些诗是我最早期的诗，那儿和旧式的格调还没有十分脱离，但在过细研究过太戈尔的人，他可以知道那儿所表示着的太戈尔的影响是怎样地深刻。”(26)这种深刻性，以往的研究成果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此接受了泛神论思想，二是形成泰戈尔式的清新、平和的诗风。
先说泛神论的影响。学界对此非常重视，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完成了如下工作：1.介绍什么是泛神论和郭沫若怎样接受了泛神论；2.泛神论在“五四”中国的历史意义和局限；3.具体考察《女神》等作品所受泛神论的影响。这些成果大都紧紧把握泛神论的哲学内涵，站在反封建的启蒙立场看取泛神论的历史作用，研究的目光主要聚焦于泛神论在郭沫若那里是否落实。于是，这些研究者的主要任务便是在郭沫若的自述中和在郭沫若的诗作中，寻找体现泛神论思想的印证。似乎郭沫若主要是泛神论一些概念的被动的学习者，他的主动性就是把某种观念转化成了诗句。也许，泛神论之于郭沫若，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关联没有被我们认识。我以为，郭沫若之于泛神论，主要不是一种哲学认知，而更多一些宗教认知加诗学认知。这在郭沫若《太戈儿来华的我见》中写得很清楚：
宗教意识，我觉得是从人的孤寂和痛苦中生出来的。寄居异乡，同时又蕴含着失意的结婚悲苦的我，把少年人活泼的心机无形中倾向在玄而又玄的探讨上去了。民国五六年的时候正是我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每天只把庄子和王阳明和《新旧约全书》当做日课诵读，清早和晚上又要静坐。我时常问我自己：还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着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呢？我在读太戈儿的《曷檀迦里》、《园丁集》、《暗王室》、《伽毗百吟》等书的时候，也就在这个时候了。
我记得大约是民国五年的秋天，我在冈山图书馆中突然寻出了他这几本书时，我真好象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每天学校一下课后，便跑到一间很幽暗的阅书室去，坐在室隅，面壁捧书而默诵，时而流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槃的快乐。象这样的光景从午后二三时起一直要绵延到黄色的电灯光发光的时候，才慢慢走回我自己的岑寂的寓所去。(27)
可见，泛神论带给郭沫若的，主要不是一种哲学的追问，而更像宗教式的悟道的冲动，但又不是宗教徒式的修行，而是在宗教与诗之间的精神漫游。郭沫若还说：“在那个时期我在思想上是倾向着泛神论(Pantheism)的，在少年时所爱读的《庄子》里面发现了洞辟一切的光辉。”(28)这不就是悟道吗？只是郭沫若的悟道是和感受诗美联系在一起的。郭沫若在《自然的追怀》中回忆说：“实行静坐的时候，我往往会陶醉于泰戈尔的诗里(29)。”因此，只看到泰戈尔思想与郭沫若思想之间的关联是不够的，只看到泰戈尔诗歌与郭沫若诗歌之间的关联也是不够的。郭沫若从泰戈尔那里获得的是一种境界的升华，这是宗教境界与艺术境界相互造就的升华。道，使郭沫若进入诗的堂奥；诗，使郭沫若悟得道的真谛。因为，对于一个优秀的诗人而言，对道的言说就是诗，道就是诗的最高境界。真正被郭沫若吸收了的泛神论，与其说是哲学的，不如说是诗学的；与其说是他掌握神与自然关系的方式，不如说是他掌握艺术与世界关系的方式。他拿来的是哲学，收获的却是诗。接受泛神论以后，郭沫若非但没有成为无处不在的神的奴隶，反而好像获得天启神授般的自由。这是诗的自由。当诗人把“神”拉到与自己和万物平等的地位，“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当诗人把自我也奉为“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于是郭沫若的诗歌获得了广袤无垠的自我表现世界：“自我”可以气吞日月、志盖寰宇，社会万物可以“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这种泛神的宇宙观，也是一种诗性思维方式。既为郭沫若提供了个人心灵和情感驰骋的空间领地，又为他诗的运思铺展了自我和万物能够通古达今，能够不断超越、不断更生的时间隧道。这种诗性思维方式，也是郭沫若成为一个大诗人的重要基础。
再说郭沫若所接受的“泰戈尔诗风”。这个问题我以为值得重新思考。
首先，郭沫若所接受的“泰戈尔诗风”到底是什么？以前普遍认为主要表现为“清新”“平和”的诗风。我以为，“清新”“平和”只是郭沫若所概括的自己阅读泰戈尔诗歌的感受。的确，郭沫若谈泰戈尔诗的印象总也离不开“清新”二字，如“清新隽永”、“清新和平易”、“清新、醇粹、冲淡的作风”、“清新而恬淡的风味”(30)等。这真是泰戈尔的诗风吗？非也。泰戈尔的多数诗作非但不“清新”，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充满宗教神秘主义倾向。而且，郭沫若对泰戈尔诗歌的阅读感受，不能等同于他所接受的泰戈尔诗风。郭沫若之所以大谈泰戈尔诗的“清新”，是因为他当时阅读的主要是泰戈尔的“清新”作品，主要是指他所阅读的《新月集》里的作品，都是儿童题材的诗歌，塑造了一个纯洁的儿童世界，焉有不“清新”之理？
其次，如何看待郭沫若自述所受泰戈尔的影响？这实际上包含两个小问题：一是郭沫若把自己接受惠特曼之前的早期诗风视为泰戈尔影响下的冲淡、清新。第二个问题是，郭沫若说他很快又疏远了泰戈尔。先从第一个问题说起。郭沫若的确说过，他“先受了太戈尔诸人的影响力主冲淡，后来又受了惠特曼的影响才奔放起来的”(31)。尤其是郭沫若说他做诗的经过“第一段是太戈尔式，第一段时期在‘五四’以前，做的诗是崇尚清淡、简短，所留下的成绩极少。第二段是惠特曼式，这一段时期正在‘五四’的高潮中，做的诗是崇尚豪放、粗暴，要算是我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32)其实，泰戈尔对郭沫若的影响决不限于惠特曼影响之前。郭沫若接触惠特曼诗歌是在1919年秋。但从他1920年7月下旬做的诗《岸上》（三首）到1920年底做的“我的散文诗”（四首，未收入《女神》），依然可以看出泰戈尔的浓重影响。《女神》出版后，郭沫若又创作了大量接近早期诗风的诗歌，多数收入《星空》集，能说郭沫若已经与泰戈尔告别了吗？在郭沫若研究界，似乎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泰戈尔的诗风不足以表现五四的时代精神，所以郭沫若很快告别了泰戈尔。更有甚者，认为郭沫若与泰戈尔“决裂”了。这种认识是“郭云亦云”的结果，缺乏史料和文献依据，是靠不住的。
还有一个问题，前人很少涉及，却是极能体现“太戈尔的影响是怎样地深刻”的问题之一。那就是，泰戈尔成就了郭沫若对新诗“内在律”的发现。这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前人之所以忽略泰戈尔与郭沫若“内在律”的关联，很可能是因为眼睛只盯着《女神》的缘故。而《女神》中最有影响的诗篇多是 “惠特曼式”的。然而，《女神》时期郭沫若还发表了一些没有收入《女神》的佚诗，这些作品有很多是“泰戈尔式”的。前人由于忽略了这些佚诗，累及泰戈尔与郭沫若“内在律”的关联。
许多学者论及郭沫若的“内在律”时，常引用如下文字：“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并不是什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长短，宫商徵羽；也并不是什么双声叠韵，什么压在句中的韵文！这些都是外在的韵律或有形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然而，紧跟这段文字之后是郭沫若引用了作为例证的泰戈尔的诗。引完之后，他马上分析道：“这种韵律异常微妙，不曾达到诗的堂奥的人简直不会懂……诗应该是纯粹的内在律，表示它的工具用外在律也可，便不用外在律，也正是裸体的美人。散文诗便是这个。我们试读太戈尔的《新月》、《园丁》、《几丹伽里》诸集，和屠格涅夫与波多勒尔的散文诗。外在的韵律几乎没有。惠迭曼的《草叶集》也全不用外在律。”(33)
郭沫若写此文是在1921年秋，也就是所谓“惠特曼式”阶段。但他论述“内在律”的例证，首先推出的诗人也是泰戈尔，例举诗集数量最多的还是泰戈尔。郭沫若最先读到的无韵律且有诗美的英文诗就是泰戈尔的。从此，郭沫若开始对这种完全不同于中国旧体诗的“另类”诗歌发生了兴趣，在悟道的同时悟诗，从无韵诗和散文诗中，发现了“内在律”这种新诗的诗美规范。就建设新诗而言，郭沫若由此获得了大大高于早期白话诗人的起点。他从一开始关注的就不是白话能否入诗问题，而是为新诗寻找取代旧诗艺术规范的“诗之精神”。这恰恰是来自泰戈尔的重要启示。
注释：
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7页。
②(20)(22)(27)(33)同上书，第15卷，1990年版，第269、269、269、269～270、337～338页。
③⑥(17)(18)(21)(32)同上书，第12卷，1992年版，第65、14、76、65、65、76页。
④同上书，第14卷，1992年版，第545页。
⑤⑧(19)(26)(28)(31)同上书，第16卷，1989年版，第212、212、212、213、212～213、220页。
⑦(15)(23)(29)王锦厚等编：《郭沫若佚文集》上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6、252～253、252～253、229页。
⑨⑩(11)(12)(13)唐明中、黄高斌编注《樱花书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4,17,39,33,35,37页。
(14)(24)王锦厚等编：《郭沫若佚文集》下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16)《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300页。
(25)《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良友图书印刷股份有限公司1935年版。
(30)以上分别见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269页、第16卷第220页、第12卷第65页、《郭沫若全集》下册二第93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