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与《新人口论》被批判的前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论文,马寅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人口高速增长引起马寅初的高度重视／他亲自到浙江等地搞调查／邵力子、李德全同意马寅初的观点／节制生育的主张受到多数人的反对／《新人口论》如投石激水，掀起轩然大波。
马寅初，我国著名经济学家，1882年出生于浙江，早年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1915年马寅初抱着使祖国富强的信念回到祖国，一直从事高等教育和经济学的研究。富有爱国精神和正义感的马寅初，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社会黑暗，仗义执言，抨击时弊，揭露四大家族，因此受到迫害。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之后出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他接任北京大学校长。
1953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表明，截至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已达6亿193万8035人，并且估计每年增加1200万～1300万人，增殖率为20‰。
这引起经济学家马寅初的高度重视。他认为，人口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如果任中国的人口无限制地发展下去，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就将受到极大的阻碍。于是，他开始对人口问题进行了连续三年的调查研究。
为了准确地掌握中国人口的增长情况，他回到家乡——浙江省嵊县浦口镇，在那里，他见到了他的侄子马本纳。当时，这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马寅初非常关心侄子的家庭生活情况，问他每月有多少工资。马本纳说：“47元。”马寅初有些吃惊：“47元工资，你一家5口，生活怎么过呢？”“小爹你放心，工资不多，只要自己节省些，小孩还是养得过去的。我自己每月只用十一二元，不吃零食，不看戏，也不看电影，只求有个温饱就心满意足了。由于我是贫困户，组织上很照顾我，每年都给我寒衣补助、年终补助。一件衣服，老大穿过老二穿，老二穿过给老三，一个一个往下传。现在是新社会，小孩养大总有工作做，人民政府不会看着让我们饿死……”马寅初有些不解地问：“生活这么困难，还要生这么多孩子，难道没有人劝你少生一两个么？”马本纳笑呵呵地说：“没有！大家还评我为‘光荣爸爸’呢！”这一切更增加了马寅初的忧虑，也更坚定了他搞好人口研究、向党中央提出节制人口政策的决心。
马寅初的人口研究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支持。首先是和平老人邵力子。1955年春天，马寅初从浙江回到北京以后，为了交流人口研究的情况，他特意请邵力子和另一位节制人口的积极支持者、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来家做客。在介绍了人口调查情况后，马寅初对他们二人说：“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准备把我调查来的材料写成一篇文章，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在中国必须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主张，不知你们二位意下如何？”“我们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希望你能早日拿出一个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人口问题的主张。”邵力子和李德全对马寅初的主张非常赞同。
邵力子还说在提倡节制生育的过程中，尽管有不少困难，但同时也应看到有利的一面，这就是中央领导曾明确表态予以支持。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召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联席座谈会，并在总结时说：“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1955年2月，卫生部根据刘少奇讲话的精神，写了一份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份报告时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期间，马寅初把自己的文章《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作为发言稿，交人大代表浙江组讨论，征求意见。他万万没有想到，多数人摇头或不表态，有些人还气势汹汹地向马寅初提出质疑，有的还打算对马寅初进行批判。后来周恩来进行了阻止，马寅初才没有被批判。
马寅初面对不解、反对和攻击，表示：“大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可以暂时自动收回我的发言稿。但我认为，我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并不因为大家反对，我就改变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我将对这一问题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对自己的发言再行补充完善，下次人代会上，我还将提出。”“我为什么这样讲呢？这完全是因为人口问题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确实太重要了。我既然发现和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祖国和人民应尽的责任！”
在这次会上，邵力子为配合马寅初的发言，正式提出了一份《请加强避孕常识的宣传和放宽节育技术的限制》的提案，遭到同样的厄运。
1956年9月，周恩来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适当地提倡计划生育。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于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并建议成立一个节制生育的专门机构。
党和国家如此重视人口问题，马寅初非常高兴。他感到，节制生育问题已经有希望了。1957年3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发表了关于“节制人口”问题的演讲，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认真倾听了他的主张。
“人口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我们只要研究一下中国人口的增长情况，就会感到人口问题十分严重。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才知道我国人口已经超过6亿，4年来至少又增加了5000万。我大概算了一下，如以净增加率2%计算，15年后将达8亿，50年后将达16亿；如以净增加率3%计算，15年后将达9亿3000万，50年后将达26亿。到那时候，中国的人口将超过今日世界人口的总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了。”毛泽东当即对马寅初的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这一条马寅初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乡人民均有此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对的。”
1957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马寅初再一次把他的关于节制生育的提案提交大会。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出来，题目就是：《新人口论》。
《新人口论》共分十个部分：一、我国人口增殖太快；二、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三、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四、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五、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六、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七、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八、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九、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十、几点建议。
这篇文章的发表，如投石击水，掀起轩然大波。
反右运动中，马寅初受到批判／陈伯达点了马寅初的名：“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康生也在会上质问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面对汹涌的批判大潮，马寅初沉着应战。
1957年夏秋之际，反右运动开始。反右运动严重扩大化，一些同意《新人口论》的专家、学者，如著名人口学家吴景超、陈达等人纷纷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195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社论。于是有人主张把马寅初定为“右派”。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为此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阻止了这件事，他说：“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周恩来的这番话，使马寅初暂时躲过了一劫，然而更大的劫难却在等着他。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5月4日，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60周年大会上，陈伯达忽然点名要马寅初作检讨。7月1日，康生在北大纪念建党37周年会上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自从陈伯达、康生插手《新人口论》问题之后，对马寅初的批判就不断升级和扩大，很快由北大校内发展到校外，由大字报批判专栏发展到报刊点名批判。
报刊上的批判文章，马寅初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并对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一一反驳，写出了5万余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发表于1959年第一期《新建设》杂志上。这篇文章的后面还附有两则声明，一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另一则声明是《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在《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中说，《光明日报》“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
在《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感谢》中，他说“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使于个人私利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他还在文章中专门写了这样一段话：“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从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好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马寅初在这里所说的好朋友，就是周恩来总理。马寅初把文章送到《新建设》杂志社，要求尽快发表。《新建设》杂志将文章送到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理论小组审阅。当时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是康生。康生看了马寅初的文章后，说：“原来我担心他会把辫子藏起来，改变观点。现在看全部未变，他的观点暴露出来了，有辫子。”
10月初，《新建设》全文刊登了马寅初的文章。同时发表了编者按，号召理论界和读者批判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在康生的指使下，对马寅初的批判再次升级，把学术问题上升到了政治斗争范围。康生还别有用心地说：“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份量要重。可以和他过去的理论联系起来批判。”
1959年12月，康生看了马寅初的《重申我的请求》后，气急败坏地把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找来，说：“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之名，搞右派进攻。一定要从政治上把马寅初批臭。”康生还给理论界的一些领导干部写信，命令他们在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时，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在康生的指挥下，这场批判马寅初的浪潮持续了很久。
中共中央接到一封群众来信，要求为马寅初平反／新华社记者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送到陈云案头／陈云、胡耀邦、宋任穷先后批示／马寅初的问题得到平反。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接到了一封要求为马寅初平反的群众来信。信访局对这封信非常重视，以来信摘要的形式，送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接到转来的此件，认为事关重大，立即派人调查了解情况。中央组织部专门向中共教育部党组并北大党委发文，请他们研究解决马寅初先生的问题。但是，此件发出几个月以后，马寅初的平反问题并没有结果。
马寅初平反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不提到新华社记者杨建业。他应马寅初家属的要求，写了一篇反映马寅初问题的调查报告，希望对马寅初的问题尽快复查，予以平反，公开恢复名誉。这篇调查报告以“绝密”级的内部材料，送到了党中央副主席陈云的案头。当天，陈云就作了如下批示：“耀邦同志，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平反，如何请酌。”当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在陈云批示之后写下了他的批示：“任穷同志，请即同统战部商量。我赞成恢复他的名誉。”次日，宋任穷批道：我赞成耀邦同志的意见。转请中央统战部考虑，从快着手解决。
此后，为马寅初平反的工作迅速开展。1979年7月26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了一条新华社消息：党组织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一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各大报和各地的报纸，以及香港乃至多家外国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发布的这条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