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与“新人口理论”批判_马寅初论文

马寅初与“新人口理论”批判_马寅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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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高速增长引起马寅初的高度重视/他亲自到浙江等地搞调查/邵力子、李德全同意马寅初的观点/节制生育的主张受到多数人的反对/《新人口论》如投石激水,掀起轩然大波。

马寅初,我国著名经济学家,1882年出生于浙江,早年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1915年马寅初抱着使祖国富强的信念回到祖国,一直从事高等教育和经济学的研究。富有爱国精神和正义感的马寅初,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社会黑暗,仗义执言,抨击时弊,揭露四大家族,因此受到迫害。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之后出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他接任北京大学校长。

1953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表明,截至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已达6亿193万8035人,并且估计每年增加1200万~1300万人,增殖率为20‰。

这引起经济学家马寅初的高度重视。他认为,人口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如果任中国的人口无限制地发展下去,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就将受到极大的阻碍。于是,他开始对人口问题进行了连续三年的调查研究。

为了准确地掌握中国人口的增长情况,他回到家乡——浙江省嵊县浦口镇,在那里,他见到了他的侄子马本纳。当时,这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马寅初非常关心侄子的家庭生活情况,问他每月有多少工资。马本纳说:“47元。”马寅初有些吃惊:“47元工资,你一家5口,生活怎么过呢?”“小爹你放心,工资不多,只要自己节省些,小孩还是养得过去的。我自己每月只用十一二元,不吃零食,不看戏,也不看电影,只求有个温饱就心满意足了。由于我是贫困户,组织上很照顾我,每年都给我寒衣补助、年终补助。一件衣服,老大穿过老二穿,老二穿过给老三,一个一个往下传。现在是新社会,小孩养大总有工作做,人民政府不会看着让我们饿死……”马寅初有些不解地问:“生活这么困难,还要生这么多孩子,难道没有人劝你少生一两个么?”马本纳笑呵呵地说:“没有!大家还评我为‘光荣爸爸’呢!”这一切更增加了马寅初的忧虑,也更坚定了他搞好人口研究、向党中央提出节制人口政策的决心。

马寅初的人口研究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支持。首先是和平老人邵力子。1955年春天,马寅初从浙江回到北京以后,为了交流人口研究的情况,他特意请邵力子和另一位节制人口的积极支持者、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来家做客。在介绍了人口调查情况后,马寅初对他们二人说:“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准备把我调查来的材料写成一篇文章,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在中国必须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主张,不知你们二位意下如何?”“我们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希望你能早日拿出一个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人口问题的主张。”邵力子和李德全对马寅初的主张非常赞同。

邵力子还说在提倡节制生育的过程中,尽管有不少困难,但同时也应看到有利的一面,这就是中央领导曾明确表态予以支持。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召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联席座谈会,并在总结时说:“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1955年2月,卫生部根据刘少奇讲话的精神,写了一份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份报告时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期间,马寅初把自己的文章《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作为发言稿,交人大代表浙江组讨论,征求意见。他万万没有想到,多数人摇头或不表态,有些人还气势汹汹地向马寅初提出质疑,有的还打算对马寅初进行批判。后来周恩来进行了阻止,马寅初才没有被批判。

马寅初面对不解、反对和攻击,表示:“大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可以暂时自动收回我的发言稿。但我认为,我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并不因为大家反对,我就改变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我将对这一问题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对自己的发言再行补充完善,下次人代会上,我还将提出。”“我为什么这样讲呢?这完全是因为人口问题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确实太重要了。我既然发现和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祖国和人民应尽的责任!”

在这次会上,邵力子为配合马寅初的发言,正式提出了一份《请加强避孕常识的宣传和放宽节育技术的限制》的提案,遭到同样的厄运。

1956年9月,周恩来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适当地提倡计划生育。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于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并建议成立一个节制生育的专门机构。

党和国家如此重视人口问题,马寅初非常高兴。他感到,节制生育问题已经有希望了。1957年3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发表了关于“节制人口”问题的演讲,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认真倾听了他的主张。

“人口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我们只要研究一下中国人口的增长情况,就会感到人口问题十分严重。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才知道我国人口已经超过6亿,4年来至少又增加了5000万。我大概算了一下,如以净增加率2%计算,15年后将达8亿,50年后将达16亿;如以净增加率3%计算,15年后将达9亿3000万,50年后将达26亿。到那时候,中国的人口将超过今日世界人口的总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了。”毛泽东当即对马寅初的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这一条马寅初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乡人民均有此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对的。”

1957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马寅初再一次把他的关于节制生育的提案提交大会。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出来,题目就是:《新人口论》。

《新人口论》共分十个部分:一、我国人口增殖太快;二、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三、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四、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五、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六、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七、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八、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九、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十、几点建议。

这篇文章的发表,如投石击水,掀起轩然大波。

反右运动中,马寅初受到批判/陈伯达点了马寅初的名:“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康生也在会上质问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面对汹涌的批判大潮,马寅初沉着应战。

1957年夏秋之际,反右运动开始。反右运动严重扩大化,一些同意《新人口论》的专家、学者,如著名人口学家吴景超、陈达等人纷纷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195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社论。于是有人主张把马寅初定为“右派”。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为此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阻止了这件事,他说:“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周恩来的这番话,使马寅初暂时躲过了一劫,然而更大的劫难却在等着他。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5月4日,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60周年大会上,陈伯达忽然点名要马寅初作检讨。7月1日,康生在北大纪念建党37周年会上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自从陈伯达、康生插手《新人口论》问题之后,对马寅初的批判就不断升级和扩大,很快由北大校内发展到校外,由大字报批判专栏发展到报刊点名批判。

报刊上的批判文章,马寅初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并对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一一反驳,写出了5万余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发表于1959年第一期《新建设》杂志上。这篇文章的后面还附有两则声明,一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另一则声明是《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在《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中说,《光明日报》“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

在《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感谢》中,他说“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使于个人私利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他还在文章中专门写了这样一段话:“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从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好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马寅初在这里所说的好朋友,就是周恩来总理。马寅初把文章送到《新建设》杂志社,要求尽快发表。《新建设》杂志将文章送到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理论小组审阅。当时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是康生。康生看了马寅初的文章后,说:“原来我担心他会把辫子藏起来,改变观点。现在看全部未变,他的观点暴露出来了,有辫子。”

10月初,《新建设》全文刊登了马寅初的文章。同时发表了编者按,号召理论界和读者批判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在康生的指使下,对马寅初的批判再次升级,把学术问题上升到了政治斗争范围。康生还别有用心地说:“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份量要重。可以和他过去的理论联系起来批判。”

1959年12月,康生看了马寅初的《重申我的请求》后,气急败坏地把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找来,说:“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之名,搞右派进攻。一定要从政治上把马寅初批臭。”康生还给理论界的一些领导干部写信,命令他们在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时,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在康生的指挥下,这场批判马寅初的浪潮持续了很久。

中共中央接到一封群众来信,要求为马寅初平反/新华社记者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送到陈云案头/陈云、胡耀邦、宋任穷先后批示/马寅初的问题得到平反。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接到了一封要求为马寅初平反的群众来信。信访局对这封信非常重视,以来信摘要的形式,送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接到转来的此件,认为事关重大,立即派人调查了解情况。中央组织部专门向中共教育部党组并北大党委发文,请他们研究解决马寅初先生的问题。但是,此件发出几个月以后,马寅初的平反问题并没有结果。

马寅初平反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不提到新华社记者杨建业。他应马寅初家属的要求,写了一篇反映马寅初问题的调查报告,希望对马寅初的问题尽快复查,予以平反,公开恢复名誉。这篇调查报告以“绝密”级的内部材料,送到了党中央副主席陈云的案头。当天,陈云就作了如下批示:“耀邦同志,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平反,如何请酌。”当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在陈云批示之后写下了他的批示:“任穷同志,请即同统战部商量。我赞成恢复他的名誉。”次日,宋任穷批道:我赞成耀邦同志的意见。转请中央统战部考虑,从快着手解决。

此后,为马寅初平反的工作迅速开展。1979年7月26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了一条新华社消息:党组织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一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各大报和各地的报纸,以及香港乃至多家外国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发布的这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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