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地域差异性与国家意志的总体化——中国现代性的两个方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差异性论文,两个方面论文,中国论文,地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06)05-0010-06
一、现代性：浪荡子与英雄
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写道：“现代性，是过渡的，短暂易逝的，偶然的，是艺术的一半，它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1]他把现代性分成了两半，前一半是零散、无序、边缘化、异质、另类，后一半是整体、统一、中心化、同质、合理性。这两半也可以用一对学理化的概念来阐释，即：差异与总体。
西方思想文化的现代性有两个源头，一是个人主义，二是启蒙。个人主义在实质上具有一种抵抗同质化的力量，它导致个别自我在差异状态中确立主体性，因而差异性成为价值和意义的生产机制；启蒙则先验地设置了主体的权力地位，它把主体的宏大叙事作为全部意义和价值的定义力量，因而宇宙和历史被整合到一种总体秩序之中。在个人主义和启蒙的作用下，现代性沿着两条路线进发，即卡林内斯库描述的那两种现代性：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科学技术之上的、以整体秩序为特征的社会现代化；在现代主义艺术中体现出来的、以叛逆和另类化为特征的审美现代性[2]。差异性拒绝被中心观念（如历史理性）控制的同质化，它把存在视为零散或碎片；个人作为碎片是在与其他碎片的差异中获得存在意义的。差异性肯定那些另类化的存在，它游走在总体世界的边缘处，以我行我素放浪形骸的方式来确证自我。最能体现差异性的，乃是本雅明评述波德莱尔时描绘的那种人——浪荡子。在本雅明的笔下，波德莱尔属于在巴黎这座五光十色大都市的昏暗小街上无目的漫步的流浪艺人，他像拾荒者一样品味着都市垃圾堆中染着罪恶之光色的器物。浪荡子远离主流社会的秩序，拒绝理性的教化，体验另类化的生命经验。波德莱尔之后，我们在尼采对理性的反抗中，在乔治·巴塔耶对暴力、性欲的热情中，在勒维纳斯以“他者的面孔”反抗总体化控制中，看到了浪荡子日益成为现代性塑造个别自我的主体性力量。
把差异作为一种定义原则最早出现在索绪尔那里，但索绪尔的差异还只是在结构中区分符号的意义，发展到德里达，差异便成了一种反抗逻各斯中心主义生产出来的整体秩序的力量。差异是开放的、无限延伸的，因此意义不可能超越差异走向总体化，它只能在差异中显现。德勒兹则用“块茎”理论来描述一种动态的、异质的、横向延伸的差异，这种差异有着反抗同一性的功能。德勒兹的“游牧思想”的根本，乃在于以差异来反抗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原则基础上的“城邦思想”。斯图尔特·霍尔解释了四种来自于差异的定义方式，即索绪尔式的差异、巴赫金式的差异、人类学的差异和精神分析的差异[3]。无论我们从这四种差异概念中的哪一个出发，都无法回避差异与总体化的对立。
和过着“游牧”生活的浪荡子不同，生活在“城邦”中心的英雄被现代性寄予了统领国家秩序、创立历史理性的伟大职责。在审美现代性着迷于通过差异生产出来的另类化、异质化和叛逆感时，启蒙现代性则高扬着理性、知识和乌托邦的大旗，要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从古典的魅影中拯救出来，创立一个由总体化或主体性形而上学控制着的合理的世界。英雄们住在现代大都市的中心，代表着普遍的宇宙原则和历史理性。他们要用这宇宙原则和历史理性拯救纷乱的世界，造就一个秩序化、同质化、整一性的社会。在启蒙英雄们的指引下，现代性展现出了它的另一半：社会生活的合理化与思想的总体化。
海德格尔和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的批判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便是他们都认为，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导致世界被工具理性“序化”的根源。在海德格尔那里，主体性形而上学导致了对“存在”的遗忘；而在韦伯那里，“合理化”则使得整个世界“脱魅”。是什么东西具有如此大的力量，能让世界按照它的意志改变面貌？这就是人的观念中的那种对世界进行总体秩序“构型”的力量。利奥·斯特劳斯说：“现代性的起点是对存在(the is)与应当(the ought)、实际与理想之间鸿沟的不满……”[4]以霍布斯为代表的现代性的第一次浪潮靠降低“应当”来弥合两者的裂隙，此后，“应当”作为一种预设观念日益显现出一种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力量。作为主体观念的“应当”恰恰成为启蒙的必然前提，而启蒙又将这前提演绎为伟大的乌托邦叙事：一切存在的意义都被归结到这“应当”的审视和评价之下。这个“应当”设想着一种终极性的境界来引导现代人作永恒的追求，同质化的总体性秩序便由此进入现代人的观念之中并指导着他们将总体化当成现代性的本质属性。在波德莱尔体验着碎片中的差异性现代感的时代，马克思则借助批判构想着一种乌托邦的总体化社会。此后，总体化的追求，或者说总体化叙事，不断出现在思想现代性之中。卢卡奇写道：“只有在这样的联系中，把社会生活孤立的事实看作历史过程的各个方面，并把这些方面结合到总体性中，关于事实的认识才能有希望变成现实的认识。”[5]卢卡奇认为总体性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取过来并进行了科学化改造的核心范畴，所以他以总体性为无产阶级之阶级意识的根本。科尔施之所以反对列宁的“反映论”，其原因也在于他坚持“总体革命论”。卢卡奇和科尔施的“总体性”是历史意义的表现机制；对于詹姆逊来说，总体化则是政治正当性的标志：“资本的概念是公认的总体化或系统的概念……但我的确想说，没有社会总体性这个概念（以及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可能性），就不可能有正当的社会主义政治。”[6](P304)
总体化以中心权力和同质化排斥一切差异，它要用整一性的秩序把社会和历史统合到一个逻辑构架之中，所以它虽然承认存在的多样性，但它力图给予另类、异质或边缘性存在以同一性的意义、价值，它与差异性之间有着根本的冲突。所以主张“局部决定论”的利奥塔声称“让我们向总体性开战……让我们激活差异，拯救它的声名”[7]!事实上，总体化与差异性的对立和并存，并非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区别。这一现象本身就是现代性的表现。差异性和总体化，缺了哪一半，现代性都会崩溃。
二、“文化与国家是对立的”
尼采的这句话不无过激之处。但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得国家框架内的地域文化被总体化纳入国家意志的规约之下，以至于总体化的国家意志与差异性的地域文化之间出现了对立，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黑格尔的国家学说的核心在于绝对心灵升入到总体化功能的完满实现的状态，因此总体化和国家意志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国家意志就是总体化的结果。现代性在总体化层面上展开的直接后果，便是民族国家体制的完成。而现代性中潜藏着的极权主义危害因素，也与总体化的国家意志的实现有关。一个合理的现代性民族国家，应该是在总体化的国家意志之下保持地域文化、阶级利益借公共领域展开的差异性。、
在宗教社会或军事社会中，文化的差异性和阶级利益的差异性被压抑在总体化之下，它们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实现或展开。只是在公民社会形成后，差异性才能够对社会生活发生真正的影响。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概念最早在霍布斯、洛克的政治哲学中被运用，但他们是在“政治社会”的意义上使用该概念的。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公民社会”开始出现了与“国家”相对应的生存空间的意义。到葛兰西，“公民社会”呈现出与经济、国家权力不同的意义，即日常生活，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实践的日常生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公民社会又一次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与传统的“国家－公民社会”二分法不同的“国家－经济－公民社会”的三分法[8]。这些有关公民社会的论述有两个共同点，即：公民社会是一个与国家权力相对疏离的公共领域；公民社会是一个多元组合的日常生活空间。在这方面，西班牙社会学家萨尔瓦多·金纳(Salvador Giner)所分析的公民社会的五个条件较准确地揭示了公民社会的差异性内质：(1)个人主义；(2)私人权；(3)市场；(4)多元主义；(5)阶级。尽管金纳否认公民社会的集体主义性质，但这里所述的阶级仍然属于集体。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人主义也好集体主义也罢，最重要的不是公民社会由何种元素组成，而是公民社会的差异性的构成。如果说国家是由同质化的中心意义即国家意志构成了一个总体的权力体系的话，那么公民社会则是由五光十色的阶级、团体、地域、个人等构成的一个以差异性为特征的多维空间。这里众声喧哗、人来人往，各种异质性的生活形式共存其间。与靠主流社会中的权力运作构成同质化结构的国家相比，公民社会是边缘性的。也正因为它的边缘性，社群差异在这里被允许存在。相对疏离于国家的公民社会使得社群差异不会被国家意志整合到同质化结构中去。
构成公民社会的差异性的那些异质性结构成分，最重要者莫过于阶级。在欧洲，民族大迁移、基本宗教精神的同构、罗马帝国的大一统，这些因素相对地抹平了地域文化的差异，而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又使得阶级差异性得到凸现。比如，19世纪相继爆发的英国宪章派工人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和法国的巴黎公社革命，虽然工人运动在政治策略上日渐成熟，但这三场发生在不同地域的社会运动几乎没有显示出地域文化方面的差异。作为同属于边缘化的社群，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差异得到了鲜明的表现。西方现代性中的差异性，其主要形式便是边缘化的阶级或社群对主流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叛逆。在公民社会中逃离了国家权力的总体化整合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群，他们像波德莱尔一样自得其乐地漫游在都市的偏街小巷里，品味着那些为主流社会所不齿的事件、器物。但他们为现代性贡献了治国安邦的大人物们永远无法提交的东西——差异性的意义。
在现代性的另一面即总体化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总体化的现代性方案必然地排斥充满私权和碎片感的公民社会，同时追逐着总体化的具体形式——国家意志。在黑格尔的眼中，公民社会是个人或社团追逐经济利益的场所，私人利益在其中起着主要的作用，所以公民社会与国家是不同的。他声称，“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9]。这就意味着，国家是普遍伦理即人类的自由的产物，国家意志代表着普遍的意志。黑格尔设想的这种总体化国家的概念，集中体现了现代性中那种建立在“人类解放论”之上的目的论的历史意识。现代性依据普遍人性论设计了历史运作的终极目标，即人的解放；人类解放论又形成一种乌托邦主义的宏大叙事。黑格尔则把这种人类解放论的宏大叙事具体化为总体化国家。于是我们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看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对应、总体化与差异性的对应。尼采说文化与国家是对立的，其意义在于他要从文化的差异性出发对抗国家意志的总体化控制。
但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集权化的结构，皇权作为中心权力控制着整个社会的运作。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有经济，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等级制，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这种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使得靠阶级差异而生成的公民社会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总体化国家体制很早在中国就已经成熟，而公民社会却只闪现过几次光斑，始终没有真正存在过。这也是中国一直没有完成宪政民主的根本原因。直到20世纪的30年代，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出现了公民社会的早期形态，同时也出现了超然于总体化国家意志之外的差异性文化景观，比如新感觉派的小说。
相比较而言，来自于启蒙的西方现代性的总体化，其出发点是普遍人性论（直到当代，普遍人性论仍然是某些强权国家控制国际社会秩序的依据）；而中国的现代性的总体化，则体现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民族寓言”，即国家意志的统一和张扬。来自于公民社会的西方现代性的差异性，其出发点是阶级意识；而中国的现代性的差异性，则源于人文地理的多元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
边缘化阶级意识的差异性的缺失并不等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展开历程中就没有差异性，只是这种差异性以另一种内质呈现了出来，这就是地域文化精神的差异性。进入20世纪后，“启蒙”和“救亡”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主题，继而发展成为这个民族国家的总体化意志。启蒙和救亡作为国家意志，以其总体化精神排斥着一切边缘性、异质化的因素。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各社群几乎都不可能以自己对差异性的渴望来拒绝启蒙和救亡。现代性的差异性意义便出现在一个既不违背总体化的国家意志且又能体现中国之地域发展不平衡特征的领域中，即地域文化精神的异质性呈现。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地域文化精神本身能够成为一种意义（而非意义的辅助性表现），这就是因为地域文化精神在总体化国家意志的边缘处发挥了边际效应，展示了现代性对差异的渴求。1949年以后沈从文完全失去了文学写作的激情和灵感，其根本原因在于，沈从文的写作是对地域山水风情的表述，而这地域性的山水风情在总体化国家意志面前是边缘化、异质化的意义；当1949年以后中国的总体化社会运动登峰造极以至于完全排斥了差异性的存在时，靠差异性意义经验写作的沈从文只能退出文学舞台。相比沈从文而言，那些能够把家乡的山水风情置于脑后义无反顾地投身启蒙、救亡的作家们，在1949年以后的时代里，却迎来了文学写作的好时光，因为他们的现代性追求跟沈从文不一样。
三、毛泽东：从井冈山到北京
在偏僻山乡长大的毛泽东以他的强大意志把中国改造成了一个完全总体化的民族国家。这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现代性史诗。毛泽东在把握现代性的两半（总体化和差异性）方面，比同时代的任何中国人都要聪明，这是他的成功之处。在他的晚年，成为国家意志之权力象征的毛泽东，完全沉迷于对总体化国家意志的追求之中，彻底放弃了现代性的差异性内质，这也是毛泽东的悲剧所在。
在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中，最早的成功之作要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0](P4-10)，这篇著作与大革命时代的那些慷慨激昂的宏大口号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对阶级差异性的细致分析。这种分析奠定了以后的“统一战线”思想。毛泽东以其现代性的眼光敏锐地观察着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那些掩盖在宏大主题背后的细微差异。他极善于利用这些差异，从而在差异中左右逢源，最后达成他的总体化革命目标。“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毛泽东的利用差异性的现代性方案的体现。统一战线策略的前提，是准确掌握对立阵营的总体面貌之下的差异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有过一件令毛泽东十分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成功地与调防福建的十九路军实现统一战线。当时毛泽东已深知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将使国内各利益集团间出现新的差异性。打起抗日救亡大旗，充分利用那些差异性，实行统一战线，是扩充自身力量的最好策略。但很可惜，执行王明路线的博古等人沉迷于总体化的革命理想之中，根本无法理解毛泽东的现代性眼光。毛泽东的差异性策略直到西安事变后才得以在张学良身上实现。张学良在国民政府中的边缘性存在，是毛泽东挽救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良好的资源。
毛泽东深知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并不十分成熟，阶级差异性在很多时候还不及地域差异性鲜明。他的建立根据地的思想的产生，源于他对中国的地域性差异的把握。这一思想曾被党内一些人指责为“流寇主义”，但是那些主张攻打中心城市迎接革命总爆发的人最后都让位于毛泽东了。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中国地域差异性的理解集中于所谓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之上。1928年，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说，最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10](P38)。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支持各自的代理人割据一方，这就形成了各个地域间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它表现为一种地域的差异性。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便可以在相互差异的地域的缝隙地带生存、发展。相反，如果举起总体革命的大旗直接在国家权力的中心地带发动起义，是注定要失败的。人类解放这一总体化现代性方案，在中国必须从穷乡僻壤做起。
1936年，毛泽东总结了中国社会的三个特征：1.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2.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3.中国是一个大国[10](P108)。这就意味着中国内部的各地域之间普遍地存在着差异性，包括政治经济实力的差异、帝国主义势力分布的差异、自然和人文地理条件的差异。总体化革命的目标要在一个充满差异性的国度里实现，就必须适应这种差异性。适应的策略，便是工农武装割据。在那些边缘、异质、夹缝地区建立根据地，最后扩张根据地使之连成大片地区，达到夺取国家权力的目的。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同代人中的过人之处，因为他不仅坚定地相信着现代性的总体化目标，同时也善于运用差异性思维来解决现实问题，并未因总体化目标而放弃现代性的差异性内容。
但是毛泽东的悲剧也正是来自他放弃了差异性。毛泽东的现代性方案与共产国际的现代性方案在是否认可并利用中国社会之差异性问题上是不同的，但两者的总体目标又是相同的。1949年以后，占据了国家权力中心并且逐渐成为国家意志之象征的毛泽东，日益沉迷于总体化的现代性，不知不觉间放弃了对差异的认可，终于走向“文革”这场“总体革命”。
1947年，毛泽东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10](P637)在北中国的黄土坡上与国民党军周旋的毛泽东，设想着他所建立的红色共和国的经济时，表现出对经济成分之差异性的认可。但是，到1953年12月，已经成为国家意志之总体化象征的毛泽东，在审阅《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批阅道：“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10](705)这样，1947年构想的允许差异性经济成分存在的经济体制，变成了一元化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一元化，为全社会的总体化运动提供了基础。
在文化问题上，1956年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和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表现出对差异性的宽容。到“文革”，就只剩下“文艺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政治上，50年代的毛泽东可以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到了“文革”，就只剩下“党的一元化领导”。进入“文革”后，这种总体化的现代性方案走向激进化，演化为一场集权主义的悲剧。晚年的毛泽东，着迷于“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的总体化意志，排斥一切异质性事物和思想。这种空泛的总体化远离了充满差异性的现实，只能借助道德的忠诚加以维持。正如詹姆逊所言：“没有资本的非超验性经济机制，一切对道德刺激的诉诸（如在格瓦拉制下）或对第一性的政治诉诸，都必然在极短时间内耗尽生命力，结果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回归资本主义，二是以这种或那种现代形式建构‘东方政治体制’。”[6](P304)
从井冈山八角楼里思考“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毛泽东，到北京中南海里对“阶级斗争为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毛泽东，20世纪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展开凝结着多少悲喜剧的意蕴。当我们以这部中国史诗为视点来扫描当今世界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运动时，就不难理解，为何有识之士对地域文明差异性的消失忧心忡忡了。
四、文学现代性：边城与红旗谱
《边城》、《红旗谱》这两部小说的名称实在有意思，它们似乎在隐喻着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两个侧面：地域文化精神和国家意志。
文化在本质上是地方性的，只是在全球化开始后，原产于地方的欧洲文化才借西方文明霸权化的历史获得超越其他地方文化的“总体化”地位。但全球化给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显现了出来。在沃勒斯坦(I.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中，资本主义历史的终结表现为三大危机：积累的危机、政治危机和地缘文化的危机。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在《地方性知识》中的“local knowledge”概念，也表明了作者对地缘文化危机的关注。沃勒斯坦和吉尔兹所关心的“地缘文化”，与后殖民批评所论及的非西方文明，都被放在了全球化、西方文化霸权化的语境中加以思考。而对于中国来说，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就显现出了强烈的地缘文化差异。公民社会的不成熟使中国文学无法在阶级意识或社群观念的多元空间中寻找差异性意义，于是中国文学便将寻找差异性的现代眼光投向了地域文化的另类性存在。20世纪中国文学在张扬“启蒙”、“救亡”、“革命”等总体化国家意志的现代性意义的同时，又在偏远乡村的边缘性文化精神中体验了现代性的另一面，即差异性。总体化的国家意志与差异性的地域文化，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大现代性主题。樊星写道：“以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是大一统，以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地域风情将不复存在。似乎有理，其实不然。只要这方土地上有山水、南北之异，只要我们能正视不平衡永远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一条根本定律，只要我们感受到各民族文化迎接挑战的浩然正气，地域文化就将是不容忽视的一股塑造着民性、塑造着文学的伟力。”[11](P276)我们之所以在乡土文学中体会到一种现代性的意义经验，就是因为乡土文学在总体化的现代性方案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追求时凸现了地域文化不平衡所带来的差异性。
最早倡导“乡土文学”的是鲁迅。20年代鲁迅周围聚集了一批专门描写乡土的作家，如王鲁彦、台静农、许钦文等，出现了严家炎先生所称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第一个流派——乡土文学流派”。但是乡土文学最成功者是沈从文。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中，沈从文和茅盾构成了两座对应的山峰。茅盾的笔下，是国家大事，是历史风云，是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问题和民族命运问题。茅盾的叙事是从总体化的历史理性中提取出来的宏大叙事。而沈从文的笔下，是远离国家中心权力角逐场的边城，是偏僻山乡里的儿女情长，是被历史遗忘的另类生存，是无关宏旨的小桥流水。沈从文的叙事执著于边缘地带，他让生活在中国历史重大转折时代的人们感受到一种有价值的差异性生存境界。
在1949年至改革开放的时代里，总体化社会运动使文学史写作只承认茅盾、曹禺、郭沫若、田汉等阐述现代性之总体化精神的作家，像沈从文这样表现边缘性意义的作家当然不受重视，诸如张爱玲、苏青、李金发、刘呐鸥等人，更是难入史家法眼。唯独鲁迅犹如政治领域里的毛泽东，能够兼及总体化和差异性。鲁迅是“启蒙”、“救亡”的大旗，因为他要批判国民劣根性，要疗救中国，要设计一个不吃人的世界；同时他又是孤独的，总是站在另类或边缘地带考量社会人心，他把对差异性的渴求转化成冷嘲热讽，希望在故乡风情中品味纯粹的自我。思考着民族命运一类宏大事情的鲁迅之所以要提倡乡土文学，原因就是没有忘却现代性的另一面——差异。1949年至“文革”，中国社会的总体化现代性淹没了一切差异性。国家权力的绝对化和政党意识形态的一元化使得文学领域里的差异性追求成了敌对现象。较早的时候，还有周立波、赵树理、孙梨等人的地域风格，到50年代后期，作为风格追求的地域文化精神也一步步消失，文学中只显现一种意义，那就是以领袖话语形式表现的国家意志。直到80年代“寻根文学”登上文坛，我们又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方案中看到了地域文化精神表述出来的差异性。
寻根文学中最具差异性色彩的是韩少功。韩少功把被总体化国家意志淹没已久的楚文化重新发掘出来，从中寻找一种反抗历史理性的意义，用意义的地域性来抵抗总体化社会运动的依据——历史理性。正如一位论者所述：“……一种正常的怪诞。了解了楚文化的这一特点，才能更好地理解韩少功。”[12]另一位用地域文化精神抵抗总体化的作家是贾平凹。虽然贾平凹长期生活在经济现代化这一国家意志的中心区域——都市——之中，但他在精神上一直未走出商州。他以《废都》这样的作品表达他作为另类化的商州人与西安这座大都市的抗争。贾平凹生活在经济现代化主题的边缘处，在商州月光与都市的时代浪潮间的差异地带，他找到了意义与价值。进入20世纪晚期之后，当初作为总体化元叙事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被另一种国家意志的总体性话语取代了，这就是经济现代化的话语，诸如改革、四化、开放等概念指导着另一种现代性文学，即表现国家意志的总体化意义的文学。这类文学从早期的改革文学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主旋律文学。
樊星描述道，“周立波的湖南山乡、赵树理的山西风味、贾平凹的商州、李准的黄泛区、周大新的豫西南小盆地、阎连科的东京风俗志、张炜的芦青河、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苗长水的沂蒙山、矫健的胶东、郑义的太行山远村、李锐的吕梁山厚土、张石山的仇犹遗风、吕新的雁北风雨、李杭育的葛川江人家……”[11](P276)，这里最重要的在于，游离于国家意志之外的地域文化精神，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学风格”的问题，它们构成的是一种意义，一种总体化国家意志与边缘化的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意义。
就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出现过一些来自公民社会的多元化阶级意识所体现的差异性现代文学一样，到90年代，由于经济结构趋向多元化，公民社会在中国又一次开始发育。随之也出现了一些社群观念多元化形成的差异性文学，如池莉的小说。
收稿日期：2006-07-27
标签：现代性论文; 国家意志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毛泽东论文; 沈从文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