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科学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试论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习惯于用自然科学的眼光来审视社会科学，认为作为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应该象自然科学一样，做到精确有效地预测，提供一般的认识社会变化发展的模式，否则，社会科学则不能称为科学。若依照这种观点，则达尔文的进化论就不是科学，因为进化论并未很精确地叙述进化的进程，也没有从理论中引申出有效的预测。然而世界上没有一个科学家否认进化论在科学界中的地位，更不用提它对现代遗传学的贡献。
那么，什么是科学呢？乔治·荷斯曼认为科学构成的因素是目标而不是结果。它的目标是揭示自然界、社会事物之间的关系，并试图依靠数据来测定这些关系的真实性，尽管人类无法掌握影响这些关系所有的因素，但这并不是取消科学的理由，相反，它倒是现行科学的探索主题。同样社会科学也是在这种前提之下建立起来的。（注：[美]乔治·荷曼斯：社会科学的本质，台湾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2页，第7—14页。）尽管科学的建立具有相同的前提， 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又是有明显差异的，这种差异正是人类区分两大知识门类的理由。
社会科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研究对象远比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复杂。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涉及到社会、社会的发展及其规律，社会结构、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及两者间的关系，人及人的发展，人类的各种集团（阶级、民族等）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及相互作用，等等方面，而这种种问题，又表现出了自身的特征。首先，社会现象是不可重复的。社会事件尽管在形式上会出现重复，但在内容上则早已发生了变异。其次，社会事件本质上是个性事件，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同类事件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再次，社会事件难以模拟，自然科学通过模拟，使研究对象可以反复出现。另外，社会事件充满着偶然、随机因素的作用，虽然社会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但它何时何地、以什么形式发生，其具体过程如何，具有那些个性特征则是偶然的，随机的。由于活动着的人是有自己的欲望和目的，而社会发展的规律又是不以人的主观欲望和目的为转移的，因而社会事件中出现了主客因素相互交错、相互渗透的复杂情况。（注：林德宏：社会科学：复杂性的科学，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这种复杂的对象，导致了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人既是认识的客体，又是认识的主体，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既是世界历史正剧的演员，又是剧作者，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社会科学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的理论形态。一般地讲，自然科学理论的各个部分、层次之间逻辑联系比较密切，逻辑关系比较清晰，可以由一个结论推出另一个结论。所以不少自然科学体系可以建立一个公理化体系。社会科学理论则相反，理论数量众多，往往无法验证，且大多互不兼容，有时甚至还相互矛盾，对它们既不能彻底地抛弃，也不可能完全视而不见。每一代社会科学家必须向复杂的理论作斗争。迄今为止，也还没有被一致接受的、用以指导20世纪社会科学发展的范型，故人们常说，社会科学仍处在“前范型”（库恩语）阶段。（注：[美]J·迈克尔·布里顿：九十年代社会科学的文化制约性：文献、 情报和知识创造的新政策，国外社会科学政策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页，第298页。）而社会科学中使用得最多的还是辩证逻辑。
社会科学理论难以符号化，它不象自然科学一样，由数学方法表示各种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有一定的普遍性、概念也相对稳定；而社会科学的命题则相反，社会科学中单靠一两个变数是难以确立其研究主题的真相的，它的命题所具有内容比自然科学的命题丰富得多，事实上，在一些社会科学著作中，它的内容有时甚至大到无所不包的地步，这是社会科学命题中对名词所采取的“非操作性定义”和“引导式的叙述”（注：[美]乔治·荷曼斯：社会科学的本质，台湾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2页，第7—14页。）方式所决定的。在帕森斯的社会互动论中，任何两个人的社会互动，其行为都被对方的行为所制约，它却不能指明一个行为的变动如何影响其他行为，只是暗示着有些影响，即使这样，它也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空话，至少给我们指明了接近研究对象的途径。
社会科学理论的真理具有较强的历史性。社会变化的速度大大地超过了自然变化的速度，社会事件比自然事件具有更强的历史性。这一方面是由于被认识的社会对象本身的成熟性对认识结果的影响所致，因为只有发达形式的，即“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的对象，（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上，第92页，第8页。）才能成为真正科学认识的前提，离开发达的现实形式， 而试图建立社会理论，只可能产生各种无生命力的理论以及乌托邦思想。因而某一时代对社会的认识都只能是相对性真理，只是迈向客观真理的一环，正是在此意义上，恩格斯把一切社会科学都称之为历史科学。（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另一方面，社会生产中，丰富多彩的、复杂多变的社会力量此消彼长，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对比，也决定了社会科学理论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发生全面危机，生产衰退，市场萧条之时，新古典经济学不能提出有效的对策，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理论应运而生，使美国、德国、瑞典等国家顺利地度过了三十年代的危机，并在五、六十年代，使西方经济处于持续增长的趋势，凯恩斯学派因而被奉为经济学的新正统。但进入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出现了高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的“滞胀”困境，于是，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主张重视货币作用的货币学派迅速动摇了凯恩斯经济学的正统地位。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不同的社会思潮，在不同历史阶段此消彼长的势态。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化热中，保守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的消涨，在一定程度上，正可视作二、三十年代论战中各种思潮的再现。
社会科学理论还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注：[美]J ·迈克尔·布里顿：九十年代社会科学的文化制约性：文献、情报和知识创造的新政策，国外社会科学政策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 页，第298页。）自然科学，作为以地球为中心的科学， 其真理在地球上是有较强普遍性的。也许别的天体上的物理、化学变化规律与地球不同，但在地球的几大洲上，则基本上是一样的。而社会科学的真理则有很强的地域性。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对学术规范与本土化的呼唤，正是对社会科学本质认识的升华，即在社会科学中，普遍真理和原则是极少存在的，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境界也是难以企及的，所以，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进程，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内有规律。（注：林毅夫：中国60年代的农业危机（序言），中国书评，1995年，总第6期。）我们知道，社会科学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含义， 是由不同社会及其文化教育以及政治传统的差别所决定的。因为各个社会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所需解决的现实问题都是大为不同的。因此要发展社会科学理论，首先要把解释的对象吃透，弄清楚那些是产生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的主要经济、政治、社会变量，然后才能建构一套理论体系来说明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各国社会科学家对吃透自己生活之中的社会现象，则具有先天的优势。从中国来说，我们目前遭遇的主要问题是技术落后的国家如何快速发展和过渡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我们的社会科学家从本土现象中提炼出新的理论，才能有效地解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一般来说，愈是对国际思潮产生巨大影响的理论，也愈是某一特定社会“本土化”的理论。事实上，在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中，都天然地表现出了本土化的特征。诸如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联产计酬，双层经营、农业产业化等，社会学中出现的农民工、小城镇化、计划生育等以及最著名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等，都是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典范。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估计到，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它靠的是各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致力于本国、本地区和本民族传统和特点的探索，否则，发达国家社会科学的范式就有可能在社会科学国际化的进程中，被第三世界国家错误地当作“世界性”、“全球性”文化的典范而加以接收，成为不能解决本国问题的仅从发达国家舶来的“罐装”社会科学。西方社会科学的问题和方法对第三世界无疑具有借鉴作用，但它的内容在不同程度上与第三世界是不相干的，甚至带有某种压迫性。时下学术界对“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喧噪，就是不顾具体背景而生吞活剥外来理论而导致理论与中国现实背景错位的典型。（注：雷颐：背景与错位，读书，1995年第4期。）
社会科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摆不脱意识形态的纠缠。时下有一种时髦的提法，就是要社会科学走出意识形态的笼罩，实现“社会科学非意识形态化”。他们认为把社会科学归类于意识形态或置于意识形态统摄下，就意味着搬用意识形态的模式、规律、标准和原则来塑造社会科学，其结果将使社会科学研究丧失应有的科学精神和客观标准，使社会科学有“科学”之名而无科学之实。（注：赖金良：什么是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哲学研究，1996年第6期。）事实上， 他们在强调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的时候，则有意或无意地抹去社会科学所涵蕴的社会性内容。我们知道，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其认识过程不可能摆脱价值和评价，也不可能完全摆况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是社会的，这就意味着他属于历史，属于阶级、属于民族，属于一个或几个传统，而主体本身就是在这个结构中受陶治、教化而成。意识必须通过意识形态符号来展现自己。另一方面，作为具体的世界观和价值系统，意识形态又总是体现那个时代的历史传统、理性的可接受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构成了人们认识的“前理解条件”。（注：齐修远：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的两个假设，哲学研究，1996年第7期。）不言而喻，社会科学的学说是具有阶级性，也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每种社会科学都带有意识形态的烙印，这是许多西方学者也不讳言的事实。D ·麦克雷指出：“社会科学中广为人知的这类词语包括‘稳定的民主’、‘发展’、‘人均福利费用’、‘实际国民收入’、‘社会流动’……这些词各有其社会价值评判的涵义。不过，我们可以小心地讲出它们来，就象他们没有那种涵义似的。”（注：[美]D ·麦克雷：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国外社会科学政策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页。）没有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是不存在的。 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表现出具有功利性、效用性，以满足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为准则，因而其本质是虚假的，非真实的，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它必然要妨碍人们达到对社会现象的科学认识。相反，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因而具有最大的普遍性。这样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思想内容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既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同时又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因而它开辟了认识社会科学真理的道路。可见，任何以实证主义哲学来建构科学的社会科学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社会科学本身就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统一，只是社会科学与不同的意识形态结合，其真理成分则是不同的。
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天然构成部分，与社会科学的概念、命题、范式一样，具有自己的特殊形态。如果说概念、命题、范式等是社会科学的血肉，那么，方法则是社会科学的骨架。方法的创新是理论创新的一个途径或重要部分，没有对方法的把握，也就难以真正地理解一个理论的实质。《资本论》出版后，人们对其中所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法国人责备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形而上学，英国人则以为马克思的方法是分析的，而俄国则以为是演绎的，德国的评论家则大叫是什么黑格尔的诡辩。（注：参见马克思：《资本论》（据法文版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843页。） 这就表明了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是难以把握《资本论》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理论实质。从理论发生的意义上看，方法既是以往研究的理论结果，又是以后研究的出发点和条件。一种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往往伴随着研究方法上的革新。
社会科学在构成理论支柱的方法上，与自然科学相较，它具有更多的优势。
首先，社会科学可以借鉴、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成果。尽管自然科学方法的产生与运用是与其研究的具体过程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人们可以结合社会科学的具体情况，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再创造，赋予它适合于社会科学性质与特点的新含义，在社会科学草创时期，实证社会学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运用自然实证科学的方法，将社会科学划为两大分支：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以求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寻求社会存在、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在西方学术史上，可以归属于自然实证科学方法学派的，还有运用生物进化论观点解释社会的赫伯特·斯凯伦；以及运用热力学观点解释历史的维尼亚尔斯基等。（注：程伟礼：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逻辑发展，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新工具，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90页。）进入20世纪以来，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吸收，促使了爱德华·奥·威尔逊的巨著《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的问世，这种利用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学所带来的方法，所导致的社会生物学的诞生，被丹尼尔·贝尔列为70年代社会科学领域中四大进展之首。（注：[美]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社科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65页。）同样，在经济学、文学、历史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门类中，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创造性利用，也是随处可见的。
其次，社会科学还可以借鉴与其血肉相连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诸如体现了“意向构成性”思想的现象学方法，用于揭示心理内在冲突及其转移的精神分析方法，体现系统模式转换的结构主义方法，还有揭示意识继承方式的解释学方法，以及体现有意识反馈与再发生思想的接受学的方法等等。
再次，社会科学可以吸收横断学科的方法。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作为“老三论”与协同学、耗散结构、突变论作为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与其他基础学科不同，它们的研究对象既不是客观世界中哪一种物质结构，也不是物质运动的某种形态，而是许多物质运动形态和过程中某一共同的侧面。因此，人们常把这类学科称为横断学科。它们所具有的普遍性，有可能成为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接口，以形成新的学科的生长点。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包括史学、哲学，经济学、心理学、文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几乎都出现过借鉴“三论”的研究方法，以期重新考察社会和历史现象的尝试。
结构主义方法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是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方法之一。早在结构主义思潮产生以前，结构方法便早已开始了应用，最先作为一种严格方法来使用的是十九世纪关于物质构成的化学理论。其后，格式塔的（完形）心理学推动了心理结构的研究。二十世纪以来，以索绪尔的语言学为先驱，在人类学、心理学、文学、哲学等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中，结构方法得到普遍应用。结构方法被不同的哲学流派作出各种解释，于六十年代形成了影响广泛的结构主义思潮。这之中有皮亚杰的心理学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结构主义，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J·拉康把精神分析法与结构主义方法结合起来，强调结构的无意识性；M ·富科把结构主义方法运用于文化史研究中，揭示不同文化中的深层结构；罗兰·巴尔特则在文艺理论中强调作品的抽象结构而否认作品的主题意义；而J ·德里达进一步认为作品的意义是以读者的意识为中心的。结构主义方法所具有的这种极强的渗透性，一方面是结构方法所具有优势所致，另一方面，则与人文社会科学从经验描写水平过渡到抽象理论水平有关，反映着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家的思想正经历着根本性的转变，要求掌握和运用严谨的形式数学方法，将对象分解、结构化、理想化，重建研究对象本身。因而，结构分析方法经常与模拟方法、假设——演绎法等结合在一起使用。
社会科学方法所具有的这种广泛的背景，决定了它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方法论体系。从研究对象的质——量的规定性上看，有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根据适用性来看，有一般方法、特殊方法、个别方法。从方法的普遍性程度来说，可分为三个层次：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和专门研究方法。根据因果形式的不同，有决定论方法和概率论方法之分。
从科学认识的层次来说，有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上使用的方法。在科学认识的经验层次上广泛地使用的方法有：观察、实验、测量、比较、类比、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等方法；用于理论层次上认识的手段则有：抽象、概念、推测、假设、模拟、理想化、形式化等等方法。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相比，又有其自身的特点。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 卷上，第92页，第8页。）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难以可控性， 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中更多的采用的是实地观察、社会调查、历史比较、社会统计等方法。
无论社会科学方法是多么繁杂多样，但它的发展和应用始终贯彻着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从现代西方任何单个的思想流派所提供的方法论思想来看，都有其部分的合理性，必然性，同时，也有一定适用范围的层面制约。社会科学方法作为一个体系，其中的每种方法，只有在理论之林中，才会显示出应有的价值。从总体上看，方法的发展遵循这样的逻辑，即从自然客体、社会客体到主体意识，由外到内、由静到动，由对立到统一，基本上与科学发展的大趋势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规律相适应。
收稿日期：1997.12.10